最近最受關注的新聞無疑是新京報的罐車運輸亂象調查報道,此次事件非常特殊的一點是:有相當多的人擔心記者和報社會因此被整肅。
社交平台有各種傳說,有說記者被刪微博的,有說報社被整頓的,這些說法基本上都不靠譜,但確實反映了一種廣泛的擔憂——以前也有,但都沒有這次的反應如此強烈。
這種現象非常值得分析,何以至此?
簡單的說,是因為新聞傳播的後續路徑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可以用“兩種閉環”來總結。
十年前,或更早一些,新聞傳播的路徑一般是這樣的:1、媒體報道揭露問題;2、互聯網傳播放大影響力;3、其它媒體跟進報道形成合力;4、民間輿論達成共識;5、社會各界介入行動;6、責任方被處理,製度改良。
大致是這麽一個閉環流程,當然,中間的順序可能不那麽準確,有些環節是同時進行、互相促進的。大家可以把罐車運輸報道帶入這個流程:其它媒體肯定是要跟進報道的,各個新聞門戶肯定是要做專題的,代表委員律師肯定是要有所行動的,當事方肯定是要被處理的,食用油的運輸規範肯定是要重新修訂的……
這是大家期待,在過去也比較熟悉的一種傳播閉環: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
但很多人不知道,或者說沒有感知到的是,近幾年形成了一種新的傳播閉環:1、媒體報道揭露問題;2、輿論發酵對媒體進行口誅筆伐;3、權力介入對媒體進行處罰。總之,萬方有罪,罪在媒體。這也是一種閉環,對比上一種方式,流程比較短,簡單快捷,有相當的優勢。
展開說,有幾個新現象:
1、在大眾傳播環節,有“人均新聞倫理專家”的傾向,媒體報道遭到了非常廣泛且嚴厲的批評。這個變化有好有壞,好的一麵是媒體不能以精英的姿態主導議題,壞的一麵是很多批評是外行指揮內行。雖然有時候會扮演“幫凶”的角色,但我仍傾向於認為是正常現象——在正常社會,這是一個可以通過溝通解決的問題。
2、對媒體的攻擊形成了一股固定力量,幾乎每一次都會抱團出現。大致呈現了兩種傾向:一是公司化的傾向,很多人被簽約進了同一家公司,互相呼應;二是部門化的傾向,很多智能部門在這幾年成為了傳播主體,在編身份的個人成為網絡紅人,包括有組織的網絡引導人員。這是一個非常不正常的現象,也是一個目前無法解決的問題。
3、支持性力量的全麵退場:媒體同行消失了,不跟進不炒作;敢發聲的專家律師越來越少,代表委員不再接受采訪,明星更是早就退場了,公知已經成了貶義詞。由於這股力量的消失,事件的進展發生轉向:失去解決問題的動能,轉向了對媒體的大批判。
4、最後,在內部輿情報告和外部舉報的影響下,也許還有被報道的當事方的公關,權力最終完成了對媒體的最後一擊。這樣的事情不用多,有那麽兩三次、三五次,媒體就會長教訓,至少領導就會長教訓——所以有時候最重要的還不是記者敢不敢報道,而是領導有沒有擔當。
當然,具體到這次個案,記者和報社不至於被整肅,因為就話題而言,民生話題敏感度較低,是難得還可以監督的一個領域,另外,事實很紮實,可供吹毛求疵之處很少。唯一的意外是影響太大了,這在過去,令人歡欣鼓舞,必須大幹一場,榨幹最後一點剩餘價值,現在則是令人悚然心驚,挨罵固然要小心應付,被誇一樣忐忑不安。
新聞傳播的閉環之所以會從改變社會走向“改變媒體”,表麵看,是輿論方向的變化,被批判的對象從報道對象變成了報道者本身,內在來看,是權力之手使然,它並不隻是出現在最後一個環節,而是出現在每一個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