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曆生死後，這些中年人走進臨終病房

遺憾

人到七十多歲，許滿秀的晚年生活發生了一個“戲劇性”的變化。

老伴突然間生病，隻能在輪椅上生活。大概是接受不了現實，他好像變了一個人，一會兒說要離婚，還說過要“殺了她”，最後被診斷出抑鬱。夫妻倆從學生時代相識到進入婚姻，她覺得大半輩子都是非常幸福的，而現在，突然陷入了強烈的危機。

到底為什麽會這樣呢？她想找到一個答案。她是那種認真生活的人，退休之前做了一輩子軍醫，到了頭發漸白的年紀，穿衣打扮也是考究的。她想過找心理谘詢，但費用太貴了。一個社工機構來軍休所做分享，她因此得知了廣州有一個陪伴臨終病人的誌願者組織。或許在這些同樣麵臨衰老和死亡的人身上，可能會看到什麽？

每周的服務日，許滿秀往返於家和臨終病房之間。她不在的時候，丈夫交給保姆照看。丈夫一開始會情緒波動，想要依賴她；兩個孩子不住在一起，也表達過不理解，家裏已經有一個老人需要陪伴了，幹嘛還要去外麵陪伴別人？

匡勝利第一次見到許滿秀，是在2015年的一場新義工培訓上，他是這個組織的負責人，對這位阿姨印象深刻。沒見過這麽高齡的誌願者，她聽力有點不太好，對培訓內容有很多自己的想法，“為什麽陪伴（臨終病人）要不分析、不評判、不下定義呢”。她成長的年代和環境，習慣了分析、批評和自我批評。

這麽大年齡的老人家，真的能理解嗎？會不會反而需要別人來照顧她？起初匡勝利心裏犯過嘀咕。沒想到她比一些年輕人還積極，很快通過了考核。

對許滿秀來說，這是一個不曾了解的新世界，她在這裏結識了不同背景、形形色色的誌願者。某種意義上，他們像一個小小的同盟，有人和她一樣，內心懷揣著對死亡的困惑和遺憾，或正在經曆陣痛。

四十多歲的江文勇常常遲到。重度阿爾茲海默症的媽媽每天早上總有狀況，她的認知在肉眼可見地發生退化——認不出鏡子裏的自己了，廣州天氣炎熱，她也會穿幾層衣服。江文勇逐漸接受了，可能那樣讓她覺得舒服，不要去要求她。

江文勇把她送到日托中心之後，再去臨終病房做誌願者。在這之前，他經曆了人生的至暗時刻，離婚，妻子帶著孩子走了，父親因為心髒問題進了ICU，沒有救回來。

他平時開網約車，還在跑保險生意，父親就一直交給哥哥照顧。父親離世的過程很快，都來不及做好心理準備，他積攢了很多遺憾。其實父親早就不舒服了，老人習慣了硬扛，他應該早一點發現的。父親去世兩個月後，母親又被確診了阿爾茲海默症，他決定把媽媽帶在身邊，也想消解那些遺憾，2019年，他來到臨終病房。

●江文勇（中間男性）與母親。

同樣經曆過父親離世的還有誌願者曾萍。同樣是人到中年，養父因為大腸癌入院，一個曾經儒雅體麵的知識分子，穿西裝打領帶，八十歲了還會自己騎自行車。在生命末期卻變成了另一個樣子——擦身體、吃飯都無法自己動手。“人最痛苦的就是神誌清醒，生活不能自理”，糊塗的時候，幻想護工要害他，打110報警；清醒過來，他一度對曾萍說，“你幫幫我，我不想留在這裏了”。

曾萍很震驚，她壓根沒想過，這樣的話會從理智又開朗的養父口中說出來。死亡究竟是什麽，為什麽讓人產生這樣的感受？

那一兩年的哀傷期，曾萍聽不了爸爸這樣的詞，身體大概有什麽地方在積攢著悲傷，開車的時候，夜深人靜的時候，盛滿的眼淚就會不由自主地流出來。這也是她成為臨終關懷誌願者的起源。

這裏有些特殊，和通常年輕人作為主力軍的誌願者組織不太一樣，留下的不少是經曆過生活變故、乃至至親離世的中年人。

匡勝利覺得，這是一個自然產生的結果。他們接納各個年齡段的人，也專門給廣州的大學生安排過培訓和服務。不過一個學期之後，他發現能持續來的很少，慢慢的，留在這裏的主要變成了30-50歲的中年人。

病人末期的生理需要依賴醫護，而社會、精神甚至家庭方麵的需要則主要交給了誌願者。2017年，衛計委開展全國安寧療護試點以來，國內為臨終關懷提供誌願服務的機構開始增多。2016-2019年，他們所在的廣州“十方緣”參與誌願者人數達到上萬人。

懷揣著傷痛的中年人來到臨終病房，這裏生活著的通常是生命僅剩不到半年的人，還有陪伴的家屬。病床連著病床，氣味的衝擊，視覺的衝擊，病人們身上插著各種管子，和高密度的死亡、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對他們許多人來說也是第一次。

●紀錄片《最後的，最初的》劇照

什麽是好的陪伴

許滿秀遇見的第一個臨終者，是和她完全不一樣的人。那個人一輩子“遊手好閑”，靠補貼和救濟維持生活。她規規矩矩活了一輩子，難免有困惑，要怎樣才能不戴有色眼鏡陪伴他呢？

臨終病房承接了形形色色的人。無業遊民、重病老人、能自理的、已經變成植物人的。曾萍遇見過一個十幾歲的高中女孩，爸爸打零工，哥哥有精神疾病，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還沒高考就被查出來骨癌。每次見麵，她的身子都會扭向一邊，抗拒溝通，偶爾有一次，她忍不住反問曾萍，“你見過比我更慘的嗎？”

做誌願者時間久了，多少需要麵對一些殘酷時刻。遭遇車禍、意外的人，送到病房時，一眼看去都是很衝擊人的畫麵；有的老人手腳被固定住，哀求著誌願者把他“放了”，為了他的安全，是不被允許的；也有老人在誌願者陪伴的過程中，突然停止呼吸離世。

還有關懷室，那是一個離死亡更近的地方。被送到這裏的，是生命還剩最後兩三天的人，一張單獨的床，被鮮花包圍著，迎接最後一刻到來。江文勇在這裏握住過一些冰涼的手，見過不停顫抖的身體。

從2019年開始跟拍這群誌願者的紀錄片導演羅率，記錄過這樣的故事——在病房裏住了幾年的陳伯，無意間向誌願者提起，能不能給他一把指甲鉗或者小刀，沒有被同意。鏡頭拍下了故事的後續。一個深夜，陳伯嚐試自殺。第二天羅率和誌願者到醫院的時候，他脖子上的傷口已經縫合好了。

陳伯和誌願者語氣平靜地交談著，縫針的時候沒有打止痛，因為打針比縫針還要痛；在臨終醫院住了三年多，對家裏來說也是經濟負擔，他做了很久的心理鬥爭，主要還是痛得撐不住啦。他們聊得過於雲淡風輕，有一瞬間羅率甚至產生了這樣的感覺，這是不是陳伯開的一個玩笑？

“不分析，不評判，不下定義”，匡勝利說，是臨終陪伴的原則之一。作為誌願者，需要學會放下那些標簽，不要想著他過去做過什麽，而是關注一個生命的當下。

當下是最重要的，這是江文勇成為臨終關懷誌願者之後的感受。他在臨終病房見過一個93歲的老人，對著牆麵自言自語，“全部都死了”，到這個年紀，這大概是他的生活寫照。江文勇引導他回憶起一些人生美好的片段，從不安的情緒中拔出來。臨走的時候，他們互相揮手拜拜。

擺擺手說再見，在臨終病房是一件重要的事。在這裏，每一次的告別都可能是最後一次。

誌願者用各自的方式，安撫每一個具體的人。曾萍和那個高中女孩講起自己以往認識的智障孤兒，他們沒法適應正常的社會環境，但有著頑強的生命力，從他們創作的畫、日常的笑臉中就能感受到，她安慰女孩，生命不是比慘，來到這世界一趟，總會留下些什麽；有時候是和老人聊聊家常，聽他的家事，或者講講年輕人的生活，還有最近開演唱會的明星。拉拉他們的手，放一些舒緩的音樂。

抗拒也常常發生。曾萍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一個和她同齡的男性，癌症晚期住進臨終病房。他就那樣一個人待著，拒絕人陪，不止是義工，家人也沒有來。

偶然一次機會，曾萍和他說上兩句話。她問，為什麽不讓家人來看你呢？他說，沒必要，我這個樣子，（家人）守著難受，也幫不上什麽忙。過了一會兒，他說，不好意思，我要看奧運，就不跟你聊了。

再去的時候，病床就空了。護工說起，他真的好了不起，從來不麻煩任何一個人，能走路的時候，打水也是自己去的，一直到最後一天，才找人幫他洗個澡。

到底什麽是生命的圓滿呢？曾萍見證了那麽多麵對死亡的狀態，第一次見到像他這樣，最後時刻，還是一個人。她想，不一定有人陪著走才是最圓滿的。

●曾萍 （後排右三）與誌願者們 講述者供圖

心願

在臨終病房，許滿秀是一個受歡迎的人。她開放、心態積極，傾聽青春期小女孩的心事，對方沒過多久，就卸下心防流下眼淚。臨終病房裏許多是她的同齡人，不需要過多的寒暄，就能理解彼此，一個老人已經躺在床上不能動了，她就拉著陪床妻子的手，回憶起彼此青春時代、青澀的戀愛故事。

過去這幾年，回到家，她總會和老伴說起自己在臨終病房的見聞，和這麽多臨終者打交道，她也能接納老伴因為生病產生的壞情緒，與之和解了。羅率開始記錄的時候，她的家庭已經重歸平靜。

●許滿秀（右）在病房裏陪伴臨終者

真實的生活、傷痛的回憶，和誌願者的日常交織、碰撞在一起，治愈著他們。

曾萍還記得自己陪伴過的第一個老人，他就那樣躺在床上，插著喉管和鼻飼管，維持植物人的狀態兩年多了。她一下就想到了自己幾年前去世的生父。就是這樣在醫院把自己熬幹的，一米八的個子，九個月萎縮到幾十斤，離開了。

陪伴植物人能做什麽呢？她試著放一點音樂，舒緩的旋律從手機流淌出來。叔叔麵容有點輕微放鬆了，呼吸也變得平緩。她意識到，原來植物人也是有情緒、需要被安慰的。

父親最後的日子又在眼前重現。那時她隻顧得上醫院的事務，每天被推著走——今天檢查做什麽？他有沒有吃飯？昨天怎麽又發脾氣了？能關注到情感的部分真的很少。那時候曾萍工作還很忙，父親在病房裏待著，她就在外麵抱著電腦工作。現在回想這些，她覺得，在生命麵前該放下的。

對江文勇來說，光是陪伴臨終者這件事，就足夠治愈了。它像做瑜伽、聽死亡相關的課程一樣，填滿了自己難熬的時間。又和那些不一樣，陪伴一個個老人，好像在一一遍遍重演當初沒能實現的、陪伴爸爸的最後時光，遺憾也被衝淡了。

他的生活重心幾乎全部轉移到母親身上。她還能行動，但意識已經不清了，她會有什麽未完成的心願嗎？她無法說出來。江文勇帶她回過一次宗祠。那裏很小，破落了，也沒有太多修繕。

●江文勇與母親。

在車上，不知道為什麽，母親突然哭了起來。他猜測，大概是她的潛意識和小時候的記憶產生了連接。那是戰爭年代，她很小的時候就和小一歲的弟弟失聯了。可能是那些傷心事，讓情緒湧了上來。

許滿秀也帶丈夫回過一次老家，那時他又檢查出癌症末期。在臨終病房見證了許多的遺憾和心結之後，她帶他去見了初戀情人。

“可能以前沒有意識到，做誌願者之後她知道其實初戀也是她老伴的一段美好回憶，能回去見一見也是好的。告別的核心就是化解過往的遺憾和心結，她就主動創造了這樣一個機會”，匡勝利聽她提起過這個故事。

最後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家裏度過的，老伴不願去醫院，她也尊重了他的選擇。許滿秀在日記裏這樣寫：“我們想，與其恐懼，在家等待那天來臨，不如珍惜現在活著的時光，做我們該做的事，想幹啥就幹啥。我倆之間好像比以前任何時間都親密了，相互之間更加能滿足對方的要求。分離那天不再有遺憾。”

羅率見證了最後的時刻，他們感情很好，手牽手彼此看著對方。許阿姨給來訪的年輕人講起先生以前的事跡，展示他的證書，老先生就開心起來，羅率想，他大概覺得生命的價值被人看到了。

老先生離世之後，羅率和幾個誌願者組成了一個關愛小組，時不時去探望獨居的許滿秀。有一天吃完飯，大家都走了，她留了下來，老人拿出一本日記開始讀。

那本日記記錄了許多她和丈夫當年的愛情故事。那時候的年輕人彼此送毛主席語錄，也會送時鍾作為信物。讀著這些甜蜜的回憶，她的眼淚就流了下來，在滿布皺紋的臉上縱橫。

再次告別

其實有這樣的念頭挺久了，許滿秀想給自己辦一場生前告別會。原本頗有儀式感地定在八十歲生日那年，那年剛好老伴去世，就順延到了第二年。羅率聽她說，原本想要現場擺一個棺材，棺材裏堆滿鮮花，她躺在鮮花之間，因為難度過大而作罷。

告別會現場掛上了一麵大屏，許滿秀過去的舊照片被剪成了一個視頻，一生的回憶在所有人麵前閃現。她沒有邀請親人，也沒有叫街坊鄰居，來的都是這個誌願組織裏的誌願者們，還有在拍紀錄片的羅率。

每個人在紙條上寫著想對她說的話，貼在一塊小黑板上。許滿秀寫了一封長信，向同伴，尤其是負責人匡勝利表示感謝。“她說最後也沒有太多的遺憾，沒有太多需要牽掛的事了。”匡勝利記得她在現場這樣說。最後，每個人都上去擁抱了她。

●許滿秀的人生告別會。

疫情之後，誌願服務停了一段時間。許滿秀問過江文勇，要不要把他的母親送來自己家，她可以幫忙照看。日托中心關門了，母親在家裏，江文勇放了監控，回家後還是因為一片亂糟糟的場景而自責。他謝絕了許滿秀的好意，放棄了網約車的工作，開始全職照顧母親。

母親的狀況愈發糟糕，就在今年年初，去醫院檢查之後，他知道，是時候在心裏為再一次的告別做準備了。

母親每天除了三四個小時的進食，其他時間都在昏睡。江文勇幾乎全天都在陪著她，推著她下樓去商場、公園轉一轉，春天的廣州花開得茂盛，不過媽媽現在看到花也沒什麽反應了。隻有在小朋友嬉笑著經過的時候，她會露出開心的神情。

羅率的紀錄片《最後的，最初的》前不久公開上映了，江文勇推著媽媽去了放映現場，在影廳的最高處，輪椅平放，她躺著休息。電影裏，五年前的媽媽在公園的河邊，哼起一段粵曲。認知已經模糊的她，突然從像是從半夢中驚醒一般想坐起來。

許滿秀沒能等到電影的上映，就在去年，那場生前告別儀式一年多後，她離開了人世。沒人知道太多的細節，匡勝利聽她的家人說，她是在睡夢中突發心梗離開的，“從某種角度來說也沒有承受太多痛苦，還是一件有點欣慰的事。”

她在廣州的二兒子來看了電影，才知道媽媽辦過那一場生前告別會。她最後的時光是自己度過的，曾萍聽她說過，每天都會給兒子發一條微信，告訴兒子，不需要你回複，如果哪一天不發了，你要來看一下我了。

影片裏五年前那些熟悉的麵孔，現在都已經不在了，這讓曾萍特別感慨。2022年，在爸爸去世快十年後，她的媽媽也離開了人世。

最後的那幾年，她有意識帶媽媽做過許多小事，母親節的微信轉賬變成了一束花，和她回去看了看老房子，在那兒上了香，媽媽在偷偷擦眼睛。媽媽說，我們一起出去吃點沒吃過的吧，於是她們去吃了麥當勞、螺螄粉，像是變回了小孩子的樣子。現在回想起來都是幸福的畫麵，她沒有遺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