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金員工離世，再談金融業高薪

近日中金一位年輕的女性金融工作者疑似輕生，為經濟動蕩中勞動者的飄搖生活再添一個注腳。這次事件能在網上取得大麵積的同情和理解並不容易，因為事主並非普通勞動者，而是金融業的金領，在上海購置千萬宅邸。

這位女士的遭遇，隻是從2023年下半年開始金融業限薪令的一個縮影，一方麵是首次公開募股（IPO）速度與規模下降，另一方麵是商業銀行淨息差下降。再疊加行政權力的強勢介入，多家券商、投行、銀行都開啟降薪。

以涉事的中金為例，最近就爆出人均月薪下降39%（東方財富Choice數據），到2024年一季度人均月薪降至3.5萬元。但這個數額，在微博熱搜依然引發很多不滿，覺得3.5萬元還是太高。

對金融業高薪的批評其來有自，2011年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就可以看作對金融家和“食利階級”本身的反對，抗議他們領著高薪，卻用自己的貪婪帶來金融係統的危機，甚至在2008金融危機後全身而退。以個位數的百分比人口占有接近全部的社會財富，是社會不公的表現。

而在我國，則一直存在實體經濟與金融的某種矛盾，實體經濟被認為創造真正的價值，而金融業不過是把錢到處搬運，好像沒有任何“創造”，不像科學家進行技術創新，也不像實業家提供真實的商品。在輿論中總有一種很“虛”的感覺。

所以這個事件，我們也可以一起來探索這個問題：金融業為何高薪，以及我們該如何看待這種“不公平”的情況。

01.

金融業有什麽用？

在某種視角上，認為金融業不創造什麽價值，用“虛”這個修辭，與長期浸淫在“勞動價值論”的某種教條有關。即隻有真正創造了“物品”或“商品”，或者更原教旨主義地說，真正“改變了自然”的，才叫做勞動，才具有真正的價值。

這個想法起源於基督教。基督教禁止基督徒從事放貸工作，而猶太人長期無法融入歐洲主流社會，不得不從事放貸與金融活動，久而久之財富積累，獲得了對社會極大的影響力，引發基督徒的不滿。

基督徒神學家阿奎那提出了“公平價格”理論，反對商品擁有過高利潤。他認為在交換中，商品價格應該反映真實的“價值”，道德的價值隻能來源於勞動。而金融業是勞動的附庸，並不直接參與勞動，如果還能從中獲得利潤，這種利潤是“非道德的”。

《華爾街之狼》

這種勞動價值理論發展至今，成為今天批判金融業的主要視角。但其實這禁不起推敲，如果我工作效率高完成一個工作用了10小時，另一個人效率低用了20小時，他的工資就該是我的兩倍。所以很明顯存在另一個視角，不是勞動創造價值，而是商品和服務的效用就是價值。

這就是為什麽一個科學家有了提高勞動效率的發明，後半輩子就可以不用再勞動，坐吃專利費過活。他提高了效率，進而可以創造更多效用。

金融業也是如此，總有觀點認為金融業是“錢生錢”的生意。但隻有當錢進入“資本回報率”高的地方，才會產生更多金錢，進入“資本回報率”低或者為負（例如壞賬和破產）的地方，就會產生損失。

要理解金融業到底在創造什麽價值，可以想象金融業也像一個買賣行業一樣，一方麵買入金錢，另一方麵用金錢換成金融資產（債權、股權、衍生品），最後從這些金融資產與金錢的利差上獲益。

這裏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價格，一個是錢的價格，即“利率”，第二個是金融資產的價格，有一部分也體現為“利率”，例如貸款利率，有一部分體現為股權，例如企業股份的價格。

在一個社會裏，“價格”是最關鍵的“知識”。豬肉價格上漲，說明豬肉需求大於供應，可能就要增產，如果這個價格不準確，增產後可能血本無歸，對社會也是資源的浪費。金融業也一樣，利率無法市場化，如房貸領域，價格並不能反應市場的供需，不僅可能導致壞賬增加。這些錢本應該去更高回報的地方，結果全部卡在一處。

錢，或者說資本，對我們今天的社會非常重要，幾乎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根據IMF的數據，從1995年開始，資本要素在經濟增長中常年都是第一大要素，從2008年，各國進入量化寬鬆周期後更是如此。

在這個背景下，一國金融體係的運作效率對整體社會至關重要，不僅僅與經濟發展有關，對社會穩定也舉足輕重。舉一個例子，作為社會福利的基礎，社保與養老基金的保值對全世界主要國家都是非常嚴峻的問題。如果社保與養老保險缺乏可行的增值手段，麵對老齡化社會將更加困難。

《涉外大飯店》

據Thinking Ahead Institute和美國投資專刊《養老金與投資》調查，全球前300大養老基金的資產總額為23.6萬億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投資於股市。

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報告顯示，北美地區的養老基金在股市中的投資比例最高，占其總資產的45.6%。歐洲和亞太地區的養老基金在股市中的投資比例也很高，分別占25.9%和25.5%。

正是金融業在完成各種“價格”的生成，錢的價格、企業的價格、衍生品的價格。如果這些價格合理，則社會“資本回報率”就合理，這一切是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中樞。

02.

金融業從業者為何高薪？

導致金融業工資高的一大原因是這個行業離“大錢”很近。這與房屋中介類似，雖然我國房仲傭金2%已經是全球最低了，但賣出一棟600萬的樓，也能收獲12萬。從2016年到2021年地產狂飆突進的年份，不少房仲都因此獲益匪淺。

金融業更是如此，如果600萬都算“大錢”，金融業操作的金額則要大出一個數量級。以2023年上半年為例，A股合計173隻新股上市，募集資金金額合計2097億元（Wind數據）。平均每隻募資12億元。

如此大的金額，從投行保薦人，到審計公司，到律所，每個環節費率（以主板為例）分別為7.88%、0.98%、0.49%（尚普谘詢數據），這都是很大的一筆錢。

這錢基本鐵板釘釘，因為上市保薦承銷決定了企業IPO的規模，隻有保薦承銷公司賣力地幫助企業路演，安排機構投資人，企業IPO才能充分得到認購，並獲得好的價格。如果企業不充分激勵投行，就會影響上市績效。

審計公司和律所，則有時受雇於投行，不僅短時間完成大量工作，還要承擔上市後相關會計和法律風險，因此也要從中得到不菲的報酬。這幾個領域不是人力密集型，而是知識密集型，往往是不大的團隊完成這樣一份工作，自然每個人的報酬都令人咋舌。

《億萬》

金融業是一個為了效果需要激勵的行業，這與房仲還有不同。房仲如果賣不出房，起碼不會導致虧損，一個房地產中介公司養著房仲，虧掉的就是他的基本薪水。

而金融業不同，不管是基金經理還是券商人員，如果激勵不充分，例如是他基本工資的30%，對他而言不管投資賺或賠旱澇保收，很大概率不會真正費心投資。如果這樣，不僅要虧掉基本工資，可能還要虧掉客戶的資金。

因此基金券商經紀人、VCPE投資經理等等，一般而言獎金能達到工資的數倍之多。這種充分的激勵，讓他們以獎金作為追求，投入足夠的精力確保投資收益。如果每提升1倍的獎金，能夠讓投資收益有個位數的提升，對企業而言就是劃算的買賣。

一方麵離“大錢”很近，一方麵極端追求投資效益，導致金融行業對從業者必須充分激勵（如同所有銷售領域一樣），且隻要有激勵措施，即便隻是2%，這個激勵的資金就相當可觀，讓金融業成為造富的行業。

03.

如何理解這種貧富差距

金融業從業者的薪資顯著高於其他領域。以美國為例，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金融業的中位數薪資為 76850美元，這比全美所有職業的中位數薪資46310美元高出約66%（美國勞工統計局數據），有非常顯著的優勢。

這未必公平。誠然，金融業吸收的是全世界最頂尖院校的金融專業、應用數學等熱門專業的畢業生。他們在激烈的競爭中進入這些光鮮的金融公司，確實是擇優中的擇優。但這些頂尖院校的其他理工或人文專業，同樣是非常優秀的人，對社會的影響和貢獻不小，在薪資上卻有相當大的差距，任誰都會感到心裏不是那麽舒服。

金融業雖然確實是知識密集型，但知識門檻也沒有高到不可企及的水平，比起很多科研領域，所涉及的知識範圍還是更接近普通人。

所以金融業一直處於社會貧富矛盾的前沿，再加上股市、基金等領域不斷下跌，一方麵市民在金融投資折戟，一方麵金融從業者還領著高薪，更讓市民心生怨氣。不過實事求是地講，金融領域的效益優劣與從業者的素質無關，整體市場機製不健全可能才是最關鍵的原因，這方麵他們也說了不算。

《大空頭》

在我看來，市民的怨氣與其說與金融業薪資高有關，不如說與對處境的不滿有關。如果大多數人對自己的生活相對舒適滿意，恐怕也不介意這個社會上有部分更幸運的人，畢竟社會上還有很多彩票中獎的人。我們不該追求一個平均主義的社會，更不必對好運者抱有恨意，畢竟我們生活有什麽問題，並不是好運氣的人導致的。

從社會分配正義的視角，如果行政強力幹預一次分配，恐怕會扭曲市場運轉和正常的激勵措施。在市場下行周期，疊加全行業的肅殺與激勵不足，會進一步拖累資本回報率的水平，讓錢的價格和企業價格都更難形成合理區間，對經濟複蘇隻會有更壞的影響。

鑒於我國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8%，超過美國的7.3%（大公網數據），對於非常依靠投資拉動經濟的模式，金融業降薪可能並不是穩健的方案。

如果真的要優化社會分配，何不加強二次分配，例如提高高收入者的個人所得稅、豪宅的房地產稅稅率、奢侈品消費稅等，並將此資金用於社保醫保等領域，都可以一定程度上減小高收入者與中低收入者之間的差異。

社會自主進行一次分配，政府負責進行二次分配，是不是才是更合理的方式呢？畢竟一次蛋糕分配的刀子，今天可以切在此處，明天就可以切在彼處，我們沒有人是真正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