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癌上班」的年輕人,和他們不能失去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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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抗癌,一邊上班

從2023年4月起,每個月的月中,孫婉婉都要在清晨六點匆匆出門,坐4個小時的動車到華西醫院進行檢查和治療。因為她的乳腺癌複發了,晚期並伴隨骨轉移。

7年前,孫婉婉27歲時第一次被診斷出乳腺癌,當時她還在四川的一個地方媒體做記者。為治療,孫婉婉請了一年病假,做完了化療、保乳手術,和30多次放療後,才重返了工作崗位。沒想到時隔5年,癌症複發。

這次,她不想自己的病情被太多人知道——第一次病發時,領導和同事們知道了孫婉婉的情況,還專門給她送了慰問紅包,孫婉婉很不好意思,因為她不知道什麽時候能還上這些人情。

所以每次隻敢請一天假,盡量去把當月的檢查和治療全部做完,然後在第二天趕回去工作。

孫婉婉第一次確診乳腺癌時,痛苦根本沒辦法支撐她完成工作。化療讓她的白細胞下降得厲害,每次化療結束,她都要從腫瘤治療科去急診大樓去打升白針。十分鍾的路程,孫婉婉每走兩步就要停下來休息。最嚴重的一次,她走了半個多小時。“那種難受有點像暈車暈倒特別厲害的時候,還有人在把車和船使勁兒搖,整個人天暈地眩,站都站不穩。”

這一次,盡管骨轉移曾讓她的腿和腰痛得想吐,甚至“整晚都想著怎麽寫遺書,在陽台上的窗台前徘徊”,但在打上護骨針後,疼痛緩解了,除了需要定期服藥、打針外,孫婉婉覺得自己看起來和正常人已經沒什麽區別。於是她決定“帶癌上班”。

現在她已經不做記者了,在得知病情複發後她申請調崗去做了策劃,這是一份無需頻繁外出和熬夜的工作,方便她能每天上午十點準時在餐後服用靶向藥,並保證規律的作息。

同樣“帶癌上班”的還有35歲,來自河南的王楠。

2020年8月,剛生完孩子一年半的她右側腋窩出現了一個雞蛋大小的疙瘩,做了穿刺後,病理檢查單上顯示她患上了非特殊性浸潤性癌。這算是乳腺癌中治療難度較大的癌症類型,且已經到了中晚期,醫生給她的治療方案是先進行8次化療,再進行全切手術和25次放療。

化療的周期是21天一次,每次要輸液2-3天。所以每隔21天,王楠都會和公司請一周的病假,和十幾個癌症患者一起住在日間病房裏。

每次化療耗時近4個小時。病房裏人多,一些患者為了得到好的休息,會自備眼罩和耳機。但王楠卻帶著一台筆記本電腦,因為不知道什麽時候,就會有活兒找到她。

王楠曾是一位互聯網大廠的美工,負責公司內部的海報設計。盡管公司的領導和同事們都知道她的情況,但偶爾還是會找她對接,“可能是你以前接手的活,他要再找你,不幹也不合適。”每次化療,她隻能一邊在病房裏輸液,一邊對著電腦做設計。

但化療的威力遠超王楠的想象。除了基本的惡心、想吐,每到第二天,都會吃不下飯、幹嘔、嘴巴苦、吐酸水。好在等一周後去公司的時候,這些症狀都會減弱,同事們也看不出來王楠有什麽異樣。

化療後的王楠

直到第5次化療,出於耐藥性的考慮,醫生給王楠換了一種副作用更大的藥物,這讓她化療結束後,變得手腳發麻,骨盆疼痛,晚上睡不著,情緒也開始暴躁。

更直觀的是,她的頭發在兩天之內全都掉沒了。

那次化療結束的第二周,王楠回到公司,同事看到她,“楠,你的頭發沒了”。還好那時是冬天,王楠每天都會帶著假發和帽子掩蓋一下。她也不敢梳頭,因為她的頭皮和後腦勺都很痛,“想跳樓的動機都有。”

像孫婉婉和王楠這樣,一邊抗癌一邊上班的並不是少數。

近幾年,宮頸癌、乳腺癌、甲狀腺癌等一部分癌症的發病逐漸年輕化。一篇名為《宮頸癌發病年輕化的趨勢分析與相應對策》的論文就指出,從1996年-2015年,年輕宮頸癌的構成比由8.70%升至為28.29%。國家癌症中心黨委書記也曾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女性乳腺癌從30歲開始發病率就逐漸上升。”

癌症發病年齡的降低,讓一部分處在職場上升期的年輕人被腫瘤找上門。但她們卻不敢停下來,隻能“帶癌上班”。

不能失去的工作

化療期間,王楠的公司裏一直流傳著要裁員的風聲。她的領導也換了一個又一個,部門裏也開始實行末位淘汰製。因為經常請假,王楠每個月的績效都是倒數第一。這讓她有些恐慌。

對於她來說,患病後公司對她最大的幫助,就是公司給配的商業保險,這也是她在生病後沒有考慮離職休養的主要原因,“起碼還能有個保障。”

王楠算過一筆賬,從確診乳腺癌到現在,自己8次化療花費8萬塊,右乳全切手術和一期重建花費7萬,25次放療花費2萬,再加上十幾萬的靶向藥、內分泌治療,醫療開銷至少已經花了30萬。這還是在醫保報銷後的花費。而日常康複需要的各種中藥與營養補充劑,也花了不下5萬。

但公司保障的兩年大病醫療期還沒到,她就失業了。疫情期間,在家線上辦公的王楠收到HR的通知,“你合同到期了,不續了”,並承諾給她N+1的賠償。

王楠不願意,為了繼續使用商業保險,她打算請長期病假。但轉念一想,病假期間自己每個月的薪資隻能拿到1000多塊,不劃算。2022年8月,和公司經曆了一輪對峙,王楠拿到了N+6,決定暫時回家休息。

她給自己的休息期限是6個月。但作為“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王楠身上背著房貸車貸,還有個正在上幼兒園的5歲女兒要養。長期的病假已經讓王楠的薪資大打折扣了,再加上日常治病的開銷,王楠工作十年攢下的存款,花的就剩5萬了。

“中年人生病真的太狼狽了,對於本就背負著房貸車貸的小家庭來說,每一個重病的難關都可能是萬劫不複的深淵。”王楠說。

但王楠真正找到工作已經是近一年後。因為年齡和身體原因,她已經無法再回互聯網大廠,為賺錢,她擺攤賣過壽司,去服裝店賣過衣服,卻都因為體力不支放棄了。

2023年7月,她終於找到了一份單休且薪資縮水30%的工作,但隻工作了3天也因為體力跟不上而被勸退了。

同樣不能失去工作的,還有29歲的周周。

2023年3月,她的乙狀結腸上長了一顆菜花狀的腫瘤,被確診了乙狀結腸中分化腺癌,中早期。因為發現得早,周周的身體並沒有太明顯的症狀,做了全切術後的第16天,她就重返了工作崗位。一方麵是她想讓自己有點事兒做,可以不再因為癌症胡思亂想,更重要的是,她需要賺錢。手術花了十二萬,加上她剛在2022年買了套房子,既要還房貸又要裝修,每個月都要有固定的支出。

術後周周的檢查結果

她和自己的主治醫生表達了想去上班的想法,對方告訴她沒什麽不舒服就可以正常工作,不舒服就休息。

周周是深圳一家乙方公司的項目執行,生病前一直呆在一個項目裏。為了手術,她請了一個月病假,跟領導和客戶說自己“身體出了問題,要去做個手術。”

公司裏唯二知道她患癌的,是HR和與自己交接工作的同事,前者是因為請長假需要提交材料審批,後者是因為周周知道自己以後不能也不會再做這樣高強度的工作了,“他肯定得知道為什麽要他做而我不做”。

但在重返崗位的第二周,周周就從同事的手裏慢慢接回了項目。盡管那一周,她要同時開始進行4次化療,但她隻會在化療那周請3天病假,其餘時間正常上班。

她已經不敢請長假了。

因為她能感覺到,盡管領導沒直說,但總是問她“狀態怎麽樣?”“今年的項目怎麽打算?”,這讓她擔心自己可能會被辭退。

周周更怕自己再也找不到與現在同等薪資待遇的工作了。作為一名癌症患者,如果再求職,入職體檢是一道隨時可能炸開的雷。她知道,有些單位甚至會對癌症患者帶有偏見。而在社交媒體上,也能看到有人曾因為癌症病史沒有被新單位錄用。

整個化療期,她都在一邊治療,一邊給甲方想產品方案。化療讓她沒有辦法集中注意力,稍微進行一些深度思考就會疲憊,連說話都沒有力氣。但她也沒有辦法,隻能靠晚上吃安眠藥,試圖通過深度睡眠恢複體力。那段時間,她平均每天瘦一斤。

“帶癌上班不一定會死,但不上班肯定餓死。”

2023年末,隨著醫保的斷繳與失業金的到期,王楠決定重新工作。

但35歲的年紀和病後體力大幅下降使她難以找到一個合適的工作。失業近一年後,王楠才最終在朋友的內推下,進入了一家電商公司做美工,月薪4000塊。

剛入職的時候,趕上雙十一,白天工作強度本來就大,又因為自己不熟悉工作,常因出現差錯導致晚上加班。那段時間,王楠每天晚上回家都沒有力氣說話,卻還失眠,晚上12點都要盯著電腦屏幕的UI界麵,看自己做的圖有沒有出錯。

強度和之前相當,偶爾還會加班。入職幾周後,王楠感覺自己快堅持不下去了。但離了職自己又能去哪呢?這已經是為數不多她能找到的工作了,最起碼還能交個社保,“現在真的沒有選擇。”

為了多賺點錢,除了本職工作,現在的孫婉婉還會在空閑時間接撰稿、做博主,再加上原本的工資,算下來一個月收入能有6000塊,加上老公的月薪4000塊,能保證家裏每個月近10000塊的收入。

但治療花銷更大。

癌症複發初期,她吃的靶向藥剛在中國上市,還沒納入醫保,每兩個月孫婉婉都要去藥房自費13360元買兩盒。除了藥物治療,她還要打護骨針,醫保報銷後1060元。再加上每三個月一次的全麵複查,也要自費2000多塊。

她本打算在今年換一款價格更低的“降級版”藥物,但好在原本那款一盒近7000塊的靶向藥在今年1月進了醫保,報銷後隻需要1340塊。

但在每次複查結果出來之前,孫婉婉依舊會害怕。“我真被一趟趟折騰怕了,不想治了。”

孫婉婉的公司裏,還有3位像自己一樣還在“帶癌上班”的同事。每當孫婉婉出現消極的念頭,領導甚至會和她說,“你看XXX,人家生病了還是好好的呢,你要為家人堅持住。”

她想到自己的兒子,也有了許多鬥誌,“至少要活到我兒子人生觀、價值觀建立得差不多的時候。”

周周的化療也在起效。化療結束,醫生建議她“正常生活就好”,隻要不吃辛辣的,不熬夜,不要讓自己有一些重體力的勞動就行了。

但周周的心裏一直有著一塊不知道會不會砸下來的大石頭。盡管她看起來也已經是一個正常的狀態了,“但它是癌症,就會有複發的風險,而且比正常人的患病概率要高。”

為了降低這種概率,周周決定不再像以前一樣再高強度地工作了。以前她萬事追求完美,但她現在隻奉行“盡力而為”,甚至直接和領導說自己“不能加班,最遲也就到8點”。

對於她來說,身體才是第一位的,今天完不成那就明天再做。至於領導會不會因為這件事兒裁掉自己,她也不在乎了,“解決得了就解決,解決不了就不管了。”

她不再內耗,並決定好好生活。以前的她總想著多搞些錢,現在的話,“我能正常還下個月的房貸,能正常吃好每一餐飯,能睡好每一個覺就可以了。”

周周最新的複查結果,一切順利

而王楠,在熬過了去年冬天後,也已經適應了一邊抗癌一邊上班的生活。

她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把自己患癌後的職業軌跡詳細地進行了介紹與分享,吐槽自己患癌後被裁員的經曆,感歎重新找工作的不易,又再重新上班後用vlog記錄自己的上班日常。她把自己作為例子,記錄著帶癌上班這一路上遇到的問題,希望給其他病友們病人群體提供一個可以參照、能產生共鳴、具體詳實的指南。

“帶癌上班不一定會死,但不上班肯定餓死。”王楠在一篇筆記中說,在她看來,帶癌上班也是有好處的,除了能讓自己有一定的物質保障,還能督促自己,“不會因為無所事事而陷入思想焦慮,能讓我更好地融入社會,更有成就感。”

現在的王楠,圖源小紅書@小小楠

對於每一位癌症患者來說,抗癌都像是在冰冷的河裏遊泳,恐懼,疲憊,卻不知道什麽時候能上岸。而上班,卻給這些遊泳的人帶來了幾片浮萍。

好在那些最難熬的日子已經過去。“回頭看,輕舟已過萬重山。”王楠說。

意大利通心粉 發表評論於
國外的日間化療全是帶著筆記本工作的老外,藥物科技的發展使得很多癌症已經變成慢性病,當然國內還沒有全額醫保和新一代的藥物
華府采菊人 發表評論於
Amita 發表評論於 2024-07-04 05:26:45
打工人的無奈。還是以前勞保醫療好。

沒有勞保醫療的呢? 比如城裏集體單位的人
nowomannocry 發表評論於
最近十年是中國命運的關鍵轉折點。現在無論在領導崗位的還是大量消耗公共資源而產生低價值的就是城市50後60後文革長大的那一批。那些人受教育差,素質低下,文革時打砸搶,卻在80年代工業複興,90年代改開都吃了甜頭。這些人50多歲就退休,依照工齡長拿著高額退休金,在文革下長大而家庭觀念和社會責任感極差。天天在公交地鐵搶座,跳廣場舞擾民的都是這些。所以國內有“處處見生龍活虎的老年人和垂頭喪氣的年輕人”之說。這些人能否在國運走到盡頭之前死光是至關重要的,否則整個國家都會被這些人拖下水
Amita 發表評論於
打工人的無奈。還是以前勞保醫療好。
柳小波 發表評論於
這就是中國版的暖心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