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2日，求職者參加江蘇省淮安市的招聘會。 法新社圖片
後疫情時代，中國經濟持續下行，失業率高企。在倒閉潮、裁員潮及失業潮的重壓下，無論是一線城市的中產還是三、四線小城市的打工仔，都在苦苦掙紮。他們如何看待失業問題？如何麵對失業帶來的種種生活困境和心理壓力？又對未來有怎樣的打算呢？
根據中國商務部日前公布的官方數據，中國5月份的外商直接投資（FDI）金額呈現連續第12個月下滑。今年前5個月，中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同比下降28.2%。而據美國彭博社今年2月披露，外國企業在2023年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創下了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以來的最低增幅。
這些數據突顯出外商對中國經濟前景的深切憂慮，以及加快速度撤離中國的趨勢。而在外資撤出的同時，大量的高端就業機會也隨之而去。
尷尬夾縫中的前外企高管
來自一線城市、從事IT（信息技術）行業的陳先生已在外企工作了20多年，算是充分享受到中國改革開放紅利的中產階層。但在過去的四、五年間，他也親眼目睹了外企紛紛逃離中國的撤資潮。被問到目前工作狀況時，他猶豫地回答說：“啊，freelance吧！”
陳先生稱自己是“自由職業者”，因為他還不時地接些小活，做點企業谘詢。他說，伴隨外企在中國的整體萎縮，像他一樣失業的人還很多：“上周我和過去一些同事聚在一起聊的時候，聽到很多人也都沒有工作了。”
失業的同時，陳先生也感到，他們跟世界、跟科技的前沿發展隔得越來越遠了：“很多東西不采用特殊的方法（突破網絡封鎖），你不一定看得到、聽得到了。”
長期以來，高科技行業一直是外企在華密集投資的領域。而目前，它已變成美中競爭的前沿。過去幾年，美國政府持續加強對華高科技出口的管製，尤其是涉及半導體、人工智能等技術領域。一周多前，美國財政部又發布了一項通知，計劃限製和監督對中國人工智能、計算機芯片和量子計算領域的美國投資。
美國彭博社今年2月披露，外國企業在2023年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創下了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以來的最低增幅。圖為上海陸家嘴。（美聯社資料圖片）
就在美國築起“小院高牆”的同時，中國官方也在推動所謂科技“自立自強”、“自主可控”、“能替盡替”等政策。陳先生把這些概括為：“中國想買的東西，美國不賣給它；美國可以賣的東西，中國不想要、想替換。這就很尷尬了。其實，這已經不是一個自由競爭的市場了。外資在這邊設辦公室確實沒有必要了。”
幾年前，陳先生所在的美企在華撤資後，他又進入了一家歐洲的初創公司，負責亞太業務。原本他們與中國一家“遙遙領先”的企業就一些項目在中東地區展開合作，一開始進展十分順利。
“一天，我記得當時是淩晨幾點鍾，我接到一個電話，‘遙遙領先’廠商的測試部門領導給我打來電話說，由於政治環境這方麵因素的影響，現在（項目）暫停了，以後是否有機會合作，那再看了。”
陳先生說，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就是這家廠商使用的是從美國購買的技術，而中國對美國技術的百分比限製越來越嚴。最終，這家歐洲廠商完全撤出了中國，其亞太業務也大受影響。
地緣政治衝擊造成國際市場環境的劇烈變化，並直接影響到外企的在華業務和員工發展，這是陳先生在二、三十年前做夢也想不到的。不過，“存在即合理”，身處這種尷尬夾縫中的陳先生和他的外企同行們隻好紛紛自謀出路：
“我原來的朋友、同事，很多要麽就是轉到這種國營或民營的企業裏去做，要麽就是進入合資企業。因為很多外資撤走的時候，可能也不想完全放棄這個市場，它會跟國內公司組成一些合資公司，繼續做些業務，‘曲線救國’嘛。”
但是，對於投身外企二、三十年的這代人來說，要想適應當前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的環境談何容易。陳先生說，他也有朋友原來在美企工作，後來轉到國有大廠：“進大廠其實應該是很讓人羨慕的，但是幹個一年或更短時間就撤出來了。（他）跟我抱怨過說，還是不適應，文化方麵的差異還是太大。”
由於不能或不願委身民企及國企，一些人像陳先生這樣資深的前外企雇員就隻好選擇另外一條路，做第三方顧問或成為“自由職業者”。他說：“對我們這一代來講，這是滿尷尬的。”
除了再就業上的尷尬，財富急劇縮水也是陳先生這些中產階層麵臨的又一困境。過去二、三十年，他們的收入持續積累，有房有車之後，很多人自然會把餘錢拿去投資。“但是投資的領域，在國內也是很窄的，沒有太多的投資渠道。而且這裏魚龍混雜，有很多說白了就像騙局一樣的。”
從2018年“P2P爆雷”，到近兩年股市暴跌、財富公司紛紛倒閉，陳先生說，他身邊就有很多投資失敗、失誤的例子，即便有公安經偵部門立案，也很難追討或挽回損失，而這些受害的中產也不太願意走上街頭。
對於麵臨的困境與壓力，陳先生感歎說：“既沒有很多就業機會或財富增長的機會，又出現了很多收割財富的機會、陷阱，那不是就往死裏整嗎？其實什麽事都不做反而最好。痛苦，確實很痛苦！”
2024年5月31日，上海招聘人員與應聘者交談。（法新社）
無法躺平的失業私企白領
年近40、來自上海的劉先生目前處於領取“失業保險金”的狀態。疫情之前，劉先生在一家國內大型財富管理公司任高級助理（該公司近期已宣布破產），後來轉到一家食品公司任職。
他說：“其實現在想想也挺後悔，我離開食品公司的時候正好是2022年上海封城的時候。我沒有想到形勢會惡化得這麽快。所以在2022年底，我才去一家上市公司工作。”
但不久，劉先生又被這家上市公司辭退了。因為該公司主要是為歐美汽車製造廠提供零部件，但是疫情後，應這些客戶的要求，訂單都被轉移到了海外。
他說：“通用、福特這些廠商就要求，未來3年之內一定要把Made In
China（中國製造）的比例降低到45%。所以，我們2023年就火急火燎地去投資了泰國的一個工廠。產能轉移到海外勢必意味著國內開工不足，就這麽簡單，所以我就回家了。”
劉先生表示，很多海外買家現在都有類似要求，即不能把供應鏈全都放在中國。這一方麵是吸取了疫情封城導致供應鏈中斷的教訓，也包括對未來西方與中國進一步“脫鉤斷鏈”的憂慮。
至於自己為何一直沒能找到合適工作，劉先生認為有兩個原因：“我看得上的這種公司或能付得起我的薪水的公司，經濟情況都很差。再有，不知從什麽時候掛起一股風，好像35歲以上就沒有人要。還真的是！”
在當今青年失業率高企、“博士碩士滿街走”的時代，劉先生感覺找工作的壓力實在很大。一方麵，上海的外企基本都在撤離，進入國企、央企基本要靠“世襲”，而民企也處境艱難。他說：“民企一是沒有那麽多崗位出來；第二，主要還是年齡；第三，就是不把人當人看。我現在才知道，除了上海以外，外地民營企業哪有實行五天工作製的？都是六天。”
劉先生說，身邊類似他這樣失業的中產還不少，尤其是那些沒有剛需的崗位。一些人即使還在職場中“死撐”著，過得也不開心，甚至有的人去上班還要“賠錢”，因為各種日常開銷更大。
作為一名單身父親，劉先生目前背負著60多萬元的房貸，雖然積蓄還足以維持生活，但“上有老、下有小”的壓力讓他實在無法躺平。“我就強迫自己，每天要出去，不叫西裝革履吧，但也都是職場的裝扮，去約見不同的人，試著看有什麽能突破的地方。我覺得要待在家裏，我就要發黴了。”
“生存優先”就是劉先生的座右銘，無法就業就自己創造就業。“現在能有Cash（現金）進來，隻要不違法，我都願意去嚐試。”現在，他正千方百計尋找各種生意機會，無論是光伏逆變器等新能源設備，還是化妝品的外銷機會，他都在調研、嚐試。但他也坦承：“現在都知道，沒有哪一樣是好做的！”
爛尾樓下的底層辛酸：“好艱難！”
最近，有網友在社媒上貼出一個“2024年悲慘排行榜”，將悲慘度分為9等：失業找不到工作排名僅為1，也就是相對還算最好，更悲慘的還要加上房貸、養娃、炒股、生病、爛尾等等。這固然是一種嘲諷，但現實生活中，遭遇到其中三、四、五種情況的不在少數。
2024年5月31日，北京的一個露天市場的商販正在休息，等待顧客。（美聯社）
曾在河南某小城市從事教培行業、去年底“潤”美的趙女士告訴本台，在國內時，她身邊就有很多人失業並有房貸等壓力，其中一名同事的“悲慘指數”就相當高。
“當時，她生了二寶，是一對雙胞胎。家裏本來隻有兩室的房子和老人一起住，老人幫她帶孩子，所以住不下，就考慮到要換個房子。”
疫情前，這位同事陪同趙女士看了當地“鉑悅山”的樓盤，趙女士沒買，這位同事卻買下一套。沒想到，房子卻爛尾了。這件事一直讓趙女士感到很不安。
她說：“買完（房）之後，我覺得她的整個生活就陷入了一種絕境。她買房的首付是掏空了三代人的口袋。”
趙女士告訴本台，為繳清首付，同事小兩口加上雙方父母掏出了所有積蓄，還借了一大筆債，每月都需要還房貸。更糟的是，購房後，同事的公公很快被發現得了肺癌，並確診為晚期。婆婆需要照顧公公，無法再幫她帶孩子。這位同事自己又在疫情期間失業了。
“她公公說，哪怕我不去化療、不治這個病，我也要幫我的孩子把這個房貸還上。”
趙女士透露說，同事全家一度就靠她丈夫的一點微薄收入生活，還要還房貸、還借款、支付老人生病的費用、孩子的養育費用等等。“好艱難、好艱難啊！所以在她的孩子稍微適應了一段時間幼兒園之後，她就趕緊開始上班，貼補一點點家用。”
趙女士說，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這位同事依然沒想過斷供，因為在她看來，一旦斷供了，她以前的一切努力就等於全部
“歸零”。但如果繼續繳房貸，她還有一線希望可以拿到房子。
“她就相信政府告訴她的話，‘一定會交房的’。但一直到現在，這麽多年一直沒有交房。”
趙女士說，朋友們也曾建議這位同事去上訪，但她害怕一旦這樣做，當局更有理由不給她房子。
趙女士所在的河南省是全國爛尾樓問題的重災區之一，省會鄭州更號稱“爛尾樓之都”，爛尾麵積率高達9%。2023年11月，知名短視頻博主“亮亮麗君夫婦”購買房子“爛尾”的經曆就發生在鄭州融創城。而其他中小城市，類似的情況也很糟糕。
趙女士說，她先生也有同事幾年前買了當地恒大樓盤，因爛尾而被套牢：“他家裏是農村的，他買這個房子就更難。”
據她介紹，這對夫妻一個做抖音推銷員，一個在超市工作，收入不高且不穩定，家裏父母又都是農民工。老人把多年辛苦積攢的所有養老錢都拿出來，幫兒子在城裏買了這套房，就是為了讓孫子長大能在城裏上學。房屋銷售人員當時承諾他們在孩子上小學前一定能交房，但現在孩子已經小學3年級了，一家人還在苦苦等待。
趙女士說：“他們那棟樓蓋都沒蓋，怎麽可能交房？但是他們依然相信政府的這句話，‘一定不可能騙他們’。”
看不到未來的長沙打工仔
據官方統計，目前中國“靈活就業”的人員已達2億，占全國就業人口的27%。而出生在湖南株洲、現住長沙的孫先生或許應算為其中之一，因為他在接受本台記者采訪時，特別強調自己應算是“待業”，而非“失業”：“因為，說失業不符合那個意識形態。我待業已經兩年多了。”
孫先生原本在建築業工作，雖然比較累，但待遇還好，每月收入有6000到8000元。但疫情開始後，孫先生所在的建築行業就很不景氣，有的公司即使有業務也收不回款，稅務部門又查得緊，他的老板最後幹脆把所有名下企業都關閉了。2022年，孫先生和他的同事們就都開始在家“待業”
，沒事做。2023年，中國房地產業全麵爆雷。
2024年1月17日，工人在北京一家購物中心外休息。（美聯社）
“我們行業有些同事出去跑滴滴、送外賣，但是那個壓力也挺大，因為人也越來越多嘛，大家都是失業的。”
孫先生提到，長沙最近發生一起外賣員在暴雨中誤入積水路段、差點喪命，後被警察拉人鏈救起的事件。“用自己的生命為代價，去賺那5、6塊錢一單，我覺得完全沒必要。”
20多歲的孫先生到長沙打工已有近6年，有了家庭和孩子，也買了房子和車子，準備紮根。但現在，他失去工作，還要繳房貸和車貸，壓力很大。他透露，自己總共背負近70萬元的貸款，而妻子做護士的收入隻夠維持日常開銷，所以他隻好“啃老”，讓身在株州的父母一起幫忙還貸。
不過，孫先生覺得自己還算“很幸運”，“悲慘指數”隻算中等。因為他買房較早，沒有趕上爛尾樓，貸款也已償還掉一部分。據統計，長沙是全國爛尾樓最多的城市之一，爛尾房套數居全國第一。孫先生說：
“像長沙這邊，失業的很多，爛尾樓也很多。綠地在長沙這邊的業務，有7、8個項目全部爛尾。”
展望未來，孫先生很悲觀，認為經濟很難好轉：“我感覺以前發展得太快了，把未來20年、甚至是以後的經濟都全部透支了。至於未來前景，我肯定是比較擔憂的，就感覺看不到未來。”
孫先生告訴本台，最近，長沙當地的一些失業年輕人打算辦個“聚會”，就是大家在微信中拉起群來，互相安慰，抱團取暖，共渡時艱。
處於安全考慮，本文中受訪者皆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