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智元導讀】從MIT輟學後，華裔少年Alexandr Wang開始建立自己的初創公司，從此開始走向人生巔峰。押對數據標注方向後，他在27歲時就成為了億萬富翁。The Information剛剛發了長文，爆料了Wang的公司崛起的內幕。
2021年1月，Scale AI的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Alexandr Wang，正準備用一場盛大的派對來慶祝他的24歲生日。
他的朋友和同事們，紛紛來來到這棟位於舊金山南市場區，有著2000平方英尺的私人露台，並可以俯瞰整個舊金山天際線的豪華公寓裏。
而在這些矽穀精英們之中，OpenAI的首席執行官兼聯合創始人Sam Altman也赫然在列——在疫情期間與Wang在這間公寓同住過幾個月。
在這個過程中，他證明了自己是一個敏銳的機會主義者，當舊的收入來源枯竭時，他會將Scale轉向新的收入池。
名人、社交與成功
OpenAI是Scale的重要客戶，Scale為AI公司提供合同工來微調他們的數據。
去年秋天，Altman曾經討論過OpenAI收購Scale的可能性，不過Wang更想保持公司的獨立，並也在幾個月內籌集了10億美元，使估值達到138億美元。
在與OpenAI合作的加持下，Scale的收入激增，預計今年的銷售額將超過10億美元，使其成為銷售額最高的生成式AI公司之一。
其中，大部分銷售額來自於AI的基礎工作：Scale雇傭了大量但相對低薪的勞動力來標注和訓練由Scale的客戶開發的AI係統所依賴的數據，包括OpenAI、Meta和穀歌。
這些合同工會親自寫下那些提交給聊天機器人的問題的回答來指導AI，從而推動AI產品朝著更人性化的回應方向發展。
從Wang和Altman、Scale和OpenAI互相交織的關係種不難看出，這並不是一場簡單地「派對」。
對外，Wang展示了一個精心策劃的生活形象，表現出他對名人和社交圈的熱愛。
在他公開的Instagram上，他擁有近百萬的粉絲。
在過去的一年裏，Wang向他的觀眾展示了他在Met Gala的自拍，與演員Kiernan Shipka等名人的合影，以及與科技界年輕、富有和著名人物的隨意照片，包括Altman、Brex聯合創始人Henrique Dubugras和Figma創始人Dylan Field。
今年早些時候，當Wang在X上評論他過去幾年「瘋狂旅行」時，Altman公開調侃了他。
「真沒有人比你去過更多的派對了，」Altman寫道，「這看起來才像是你的全職工作。」
在Scale內部，員工們喜歡討論Wang與哪些創業投資界的名人會麵，這些人包括Orlando Bloom和Jared Leto。
隨著2022年《福布斯》的一則頭條新聞——世界上最年輕的白手起家的億萬富翁，他的知名度更是大幅上升。
Wang一直在不停地奔波。
最近幾個月，他在華盛頓與美國陸軍將軍同台演講（Scale每年從政府合同中獲得超過1億美元的收入），並在卡塔爾與政府官員閉門會談，推銷Scale的服務。
今年三月，Wang在蒙大拿州Yellowstone Club滑雪度假村的私人會議上，與Altman、Google億萬富翁Eric Schmidt和明星經紀人Ari Emmanuel交流。
雖然他常常是這些場合中最年輕的人之一，但Wang有時喜歡與更有經驗的科技人物爭論。
在Yellowstone Club，Wang在一個AI小組討論中站起來反駁另一位演講者——Databricks的CEO Ali Ghodsi。
Ghodsi表示，AI模型要存儲無限量的知識還需要很多年。對此Wang直接反駁道：「不，這一天很快就會到來。」
控製欲強，還很記仇
這種獨特的處事方式，也讓Wang在矽穀成為了一個極富爭議的人物。
對投資人和客戶而言，他有時會過度承諾Scale的潛力；對公司員工而言，他則是一個控製欲很強的老板。
舉個例子，雖然如今的共同基金普遍會重點投資科技初創公司，但Wang絕不允許其中的任何一支參與到Scale的融資當中。
因為這些基金最終會公開披露初創公司的私人估值，而如果這些數字開始下降，就會讓他感到非常難堪。
在內部，即使公司已經超過800名全職員工，但每一次的招聘依然需要通過他的審批。
更有意思的是，他還非常記仇。
由於整個行業都在激烈地爭搶AI人才，員工的流動率居高不下。對此感到非常不滿的Wang，會直接去阻止前員工在二級市場出售股票。
此外，Wang還曾私下抱怨，Scale不斷上升的估值讓已經被他開除的聯合創始人Lucy Guo變得更加富有，因為她仍然持有數億美元的Scale股票。（一位Scale發言人否認Wang說過這話。）
現在，27歲的Wang可能還有很長的職業生涯。
相比之下，那些在矽穀叱吒風雲的科技巨頭們，在這個年紀時才剛剛起步。
Elon Musk那時還沒有在PayPal工作，Marc Andreessen還沒有把Netscape賣給AOL，Vinod Khosla還沒有創辦Sun Microsystems，Altman也還不是Y Combinator的總裁。
Wang當然不羞於表達他的野心。
在一個包含員工檔案和供同事之間提問的破冰問題的內部Scale數據庫中，Wang寫道：「問我如何將Scale變成一家市值1000億美元的公司。」
從天才高中生到MIT輟學
對於那些最早認識Wang的人來說，他從還是個孩子時起，就沒怎麽變過。
當他還在上九年級時，就喜歡在Google Doc上記下創業的點子，並且渴望表達自己的想法。
「即使在我們還是孩子的時候，如果Alex有不同意見或自己的看法，他從不羞於表達，」他的朋友Scott Wu說道，自六年級以來他們就是朋友。
現在，Wu經營著自己的億萬美元AI初創公司Cognition Labs。少年時期，Wu和Wang因為對數學競賽的共同熱愛而成為好友。
「競爭是我們最好的交流方式，」Wu說道。
Wang對各種學術活動充滿熱情，包括拉小提琴和參加辯論比賽。
他的父母在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工作（原子彈的誕生地），他們用Wang和他兩個哥哥在數學、編程和物理競賽中贏得的獎杯裝飾了家裏。
在高中時，Wang的數學成績遠遠超過了同學，並被新罕布什爾州的精英寄宿學校Phillips Exeter Academy錄取。
然而，他的父母卻希望他留在新墨西哥州，這讓Wang感到非常沮喪。
一位親密的高中朋友回憶道：「他覺得自己的潛力完全沒有得到發揮」。
確實，Wang似乎與他的高中同學有些疏遠。在高年級年鑒中，他引用了歌手Fiona Apple的話：「我堅持我說過的每一句話，包括道歉。」
當他申請大學時，他收到了哈佛大學的拒絕信，但被麻省理工學院錄取。
然而，17歲的Wang並沒有立即前往東部，而是去了矽穀，在投資軟件初創公司Addepar和問答網站Quora從事編程工作。
盡管起步很快，但Wang卻在一篇Quora帖子中表示自己似乎患上了冒名頂替綜合症：他既無法真正融入年長的同事圈子，也無法與他試圖結交的當地大學生打成一片。
為了緩解這種情況，Wang開始盡可能多地研究矽穀初創公司的生活模式，並經常與自己童年好友Wu進行討論。當時，Wu正在Addepar實習，並與Wang同住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山景城。
「我們總是談論不同的領導者以及不同決策的製定：這是對的，這是錯的，這可以做得更好，」Wu說道。
第一位創業夥伴
在Quora，Wang結識了另一位年輕人Lucy Guo，她是前Thiel Fellow，並在Quora擔任產品設計師。
2016年，Wang在MIT讀了幾個學期後便決定輟學，準備和Guo一起嚐試建立自己的初創公司。
不過，他們首先進入了由Altman當時管理的Y Combinator，並開始了另一個項目，一個名為Ava的虛擬助手。
Wang和Guo給其他YC參與者的印象是安靜而聰明，但總體上並不太引人注目。
第三次，他們開始了一個名為Scale API的項目——為軟件開發人員提供「按需人力」服務，用於外包圖像標注和音頻轉錄等微任務。
28歲的Accel投資者Dan Levine對Wang的經曆很感興趣，尤其是他17歲時就在以技術實力著稱的Quora，擔任工程團隊經理了。
雖然確實有些奇怪，但這無疑是Wang的一個優勢：Levine在YC Demo Day之前就為Scale投資，這讓其他創始人感到驚訝。
之後，Wang和Guo在Levine位於Mission District的公寓裏工作。
作為Scale的CEO，Wang領導著一個小型工程團隊並與客戶合作，而Guo則負責運營和設計。
一個早期的明智決定是：Scale希望客戶將其視為重要的軟件基礎設施提供商，而不僅僅是另一家外包公司。它會嚐試像Stripe和Twilio那樣更多地向軟件開發人員銷售其服務，而不是向技術水平較低的高管銷售。
Scale早期的大部分業務來自當時席卷矽穀的自動駕駛汽車技術熱潮。
像Waymo和Cruise這樣的公司需要訓練AI算法，使汽車能夠自主運行，而Scale正處於幫助他們的有利位置——沒有其他外包公司擁有為自動駕駛汽車的雷達和傳感器生成的三維圖像進行數據標注的能力。
Scale的工程師最初在幾個月內為自動配送初創公司Nuro構建了3D標注產品。Cruise、Waymo甚至Apple也成為了Scale的關鍵客戶。
到2017年底，Scale雇傭了超過1000名標注員。這些人主要在菲律賓，因為這裏有著廉價的勞動力和非常普及的電子遊戲文化。這意味著，公司可以輕鬆找到足夠多的擁有高端電腦的人，來從事這項工作。
Scale告訴投資者，這些外包平均每小時賺取約1.50美元，每周工作10小時。
但實際上，Scale是根據外包的工作質量來支付報酬，而不是按小時。這意味著，外包需要出色非常表現才能到可觀的薪水，而Scale則可以借此降低成本。
不僅如此，Scale的支付係統還不大穩定，導致工人的薪水無故延期或根本沒有發放。
萬事開頭難，中間也難
在舊金山，Wang的初創公司在南市場區的一個小辦公室裏。不僅條件簡陋，而且廁所有時還會壞掉。
當時，由於合同工不足，軟件工程師們經常不得不自己標注任務。
隨著公司不斷壯大，Wang需要更多的員工。
他非常熱衷於招聘，經常通過撲克遊戲來結識那些熱愛數學和喜歡競爭的工程師。
借著這個契機，他會向那些剛從MIT畢業的學生「安利」——投身去解決數據標注這個問題吧。雖然這個提議看起來沒什麽吸引力，但卻經常奏效。
不久，Wang遇到了更嚴重的問題：與聯合創始人Guo的爭執，這場爭執蔓延到了其他員工的視野中。
Wang對Guo管理運營團隊的方式越來越不滿，而運營團隊是Scale在遠方國家設立計算機設施的關鍵部分。
與此同時，Guo認為Wang沒有做足夠的工作來解決合同工付款問題。她告訴其他人，她希望Wang離開，並希望改變初創公司的文化。
但在這場鬥爭中，Wang占了上風，因為他是CEO，而且另一位董事會成員Levine也站在他這邊。
終於，Wang在2018年解雇了Guo。
（「我們有意見分歧，但我為Scale AI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Guo在一份聲明中說道。）
內部動蕩消除後，Wang將大量精力放在客戶關係上。
一些早期的Scale客戶，如nuTonomy的機器學習負責人Oscar Beijbom，記得Wang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人：說話快，思維快。
但Beijbom表示，他發現公司在數據標注工作中犯了太多錯誤。例如，在一些圖像中，Scale將建築物的窗戶標注為行人。
「他們並不像他們所宣傳的那樣好，」Beijbom說道。
預估收入樂觀，但實際隻有一半
隨著時間的推移，Wang形成了一種主持Scale全員會議的慣例：他希望每次會議結束時，員工都能向他提出棘手的問題。
2019年，一名名員工向Wang提出了一個假設：如果與一家智能馬桶公司合作，意味著要發送糞便的圖片給合同工進行標注，Scale會接受嗎？
這很快就便引發了一場關於Scale接下來會進入哪些業務的討論。
對此，Wang設定了一些界限，避免將Scale推向內容審核的深淵。
在籌集資金方麵，他在2019年中通過Peter Thiel的Founders Fund領導的新一輪融資為Scale獲得了十億美元的估值。
但這遠遠不夠，他還需要一個新的收入來源。因為自動駕駛汽車的熱潮開始消退，像自動化班車服務Drive.ai這樣的初創公司已經快速出售。
當時，Wang對他的預測過於樂觀。根據投資者演示材料，公司在2019年表示將在2020年實現1.21億美元的收入，但實際隻達到了約7000萬美元。
為了彌合預期與現實之間的差距，Wang前往國會山尋求新的收入來源，這意味著他不得不放棄曾經立下的不與國防客戶合作的誓言。
2020年，Scale贏得了一份價值9000萬美元的五年合同，幫助國防部「實驗、開發和迭代高質量的人工智能標注數據集，」該機構表示。次年，這家初創公司便在華盛頓雇傭了一個小團隊。
然而，Scale的員工並沒有慶祝這一勝利，並在全員會議上提交了關於合同的問題。
不過，Wang對他們的擔憂不以為然：「毫無疑問，Scale會繼續與國防工業合作。」
ChatGPT閃亮登場
最終，矽穀迅速出現了一個更大的收入來源：生成式AI公司的迅速崛起。
到2019年，OpenAI已經成為Scale的客戶，Scale的工程師與OpenAI合作，將人類反饋納入其AI模型的訓練中。
當ChatGPT在2022年11月閃亮登場，引發了科技界對AI的投資熱潮時，Wang大幅改變了Scale的業務——放棄了一些廉價的海外勞工據點，開始雇傭擁有博士學位、律師和醫生的人，他們可以幫助大語言模型（LLM）生成更接近人類的回應。
隨著從為自動駕駛汽車標注圖像轉向訓練AI模型，Scale需要重做許多軟件工具。它還需要改進其支付軟件，因為許多合同工現在來自更富裕的國家。
除了與OpenAI合作外，Wang還與Meta和穀歌簽訂了合同。
而這也讓Scale的收入激增，從2022年的2.27億美元年收入躍升至次年的6.8億美元，但代價卻是毛利率從59%下降到49%。（部分原因在於那些高薪聘請的合同工）
為了保持增長勢頭，Wang在今年初開始以140億美元的估值籌集更多資金，幾乎達到了之前估值的兩倍。
Wang展示了驚人的數字和大膽的預測：2024年收入增長206%並實現利潤，至少在調整後是這樣。
不僅如此，他還將Scale與英偉達相提並論，稱他的初創公司可以匹敵這家老牌巨頭的收入增長和毛利率。
當然，Wang的說辭仍不足以打動一些謹慎的投資者，這也導致他花了幾個月才完成這一輪融資。
期間，不少潛在的投資者都對Scale是否值得這樣的估值表示懷疑：收入高度集中，隻有少數幾個大客戶。而且，如果AI被證明是曇花一現的狂熱，這些合同將迅速消失，就像之前自動駕駛汽車客戶的合同一樣。
而最終領導這一輪融資的投資者，依然是Wang最早的信徒和支持者之一：Accel。
下一步是什麽？
盡管有了新資金，Scale仍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不僅現有投資者也認為它離上市還很遠，而且潛在投資者也表示，Scale需要建立一個更大、更有經驗的銷售團隊，將AI應用賣給銀行和保險公司。
此外，要想實現IPO，可能還需要增加更多董事以加強公司治理。
目前，Scale的董事會隻有四個人：Wang；他的密友，Plaid聯合創始人Will Hockey；以及兩位長期的Scale投資者，Accel的Levine和Index Ventures的Mike Volpi。
雖然AI熱潮帶來了銷售的增長，但也讓Wang開始擔心在爭奪頂尖員工的過程中會落後於同行。
例如，Scale在Glassdoor上的評價比許多其他初創公司更負麵——評分隻有3.5，顯著低於OpenAI（4.3）和Figma（4.4）等初創公司。
為了將Scale與OpenAI和Anthropic等競爭對手區分開來，Wang最近采取了一種十分「激進」的態度。
本月早些時候，他在X上公開承諾，自己將基於「能力、卓越和智慧」來雇傭未來的員工，如軟件工程師和運營領導者。
而這相當於是點名批評了那些自由派的矽穀人所支持的「多樣、公平和包容」的招聘方向。（比如OpenAI和Anthropic）
不過，這一承諾倒是贏得了不少億萬富翁們的支持，包括Elon Musk、Palmer Luckey和華爾街人士Bill Ackman的支持。
在最近一次與投資者Harry Stebbings的采訪中，他們討論了創始人如何與他們的初創公司密不可分。
「如果你看Sam Altman的熱搜次數與OpenAI的熱搜次數相比，Sam Altman的熱搜次數明顯更高，」Stebbings說。「現在的人實際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喜歡個人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