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暑下的勞工生死局:爸爸倒在高溫下之後

六天和六年

在劉瀟記憶中，六年前7月19日前後，老家綿陽特別熱。就在幾天前，她接到爸爸劉平的電話說，回來了。家附近的工地有項目，在外打工的爸爸就回了老家。2008年汶川大地震，她們家也經曆了災後重建，因此背上一些小的外債，那之後爸爸就一直在外麵打工。

這是個好消息，一家人離得更近了，她從小就和爸爸很親近，像是無話不談的朋友。父女倆規劃著，她正好在工地附近租了個房子，爸爸一起住更方便。還沒來得及搬過來，19號那天，她就在辦公室接到了爸爸工友的電話，“你爸進醫院了，挺嚴重的，不知道怎麽回事。”

劉平被就近送到了離工地約兩公裏外的一家縣醫院。女兒劉瀟趕到的時候，他在ICU裏陷入深度昏迷，身上插著管子，身體太熱，買來二十多瓶冰凍的礦泉水，給他物理降溫。診斷結果上寫著熱射病，對當時的劉瀟和媽媽來說，都是沒聽說過的陌生名詞，她查了下，五十歲以上患者的死亡率可達到80%以上，爸爸那時剛好五十歲上下，她的心一下就揪起來。

出事那天發生了什麽，劉瀟是後來在工友的講述、律師的走訪之後才得知。

那個工作的空間在太陽直射的水泥地麵之下，沒有正常的通風渠道，四周封閉，一整天的工作從早上7點到晚上7點，中午最熱的幾個小時能休息一下，餘下的時間都在和鋼筋水泥打交道。臨下班收拾工具的時候，劉平突然就頭朝地，倒下了。

體內的高溫沒有透過皮膚顯現，卻加速了器官的衰竭，還出現了腦水腫。為了幫助散熱，醫生取下一小塊劉平的頭骨，當地醫院保存不了，劉瀟專門找了家更大的醫院把那小塊頭骨保存起來，等待爸爸醒來的那天。

●高溫下的勞動者。圖源東方IC

那一小塊頭骨最終沒有安回去，六天後，劉平沒有搶救過來。後來在律師的建議下，劉瀟為爸爸的遺體做了司法鑒定，《司法鑒定意見書》裏這樣描述，“符合熱射病並腦挫裂傷出血梗死，（繼發大葉性肺炎）致急性呼吸循環功能障礙死亡”。

劉瀟的第一反應，在工作時間、工作地點出事，就是工傷。就在爸爸劉平出事前一天，工作單位為他購買了建築工地工傷保險。但真正向綿陽人社局提出工傷認定申請之後，她發現事情沒有這麽簡單。

六天的搶救時間，成為了第一個阻礙。根據《工傷保險條例》規定，職工在工作時間和崗位上，突發疾病或48小時內搶救無效死亡，視同工傷。

綿陽人社局通知他們，補充職業病診斷證明書。這是工傷認定的另一個可能的方向——《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規定，患職業病，也可以認定為工傷。這似乎是一個更順理成章的選擇。在《職業病分類和目錄》中，作為嚴重中暑的類型，熱射病屬於職業病的範疇。

職業病診斷證明書遲遲開不下來，一個重要原因是，缺少用人單位提供的材料。劉瀟回憶，父親的遺體還在殯儀館的那幾天，公司來和家屬協商，同意支付父親搶救的醫藥費，並付三十多萬作為“人道主義”賠償，後續也願意配合做工傷認定。

但在劉平下葬之後，卻“找不著人了”，公司不再配合工傷認定。代理律師程蟒嚐試和對方溝通，得到的回應通常是“去給老板做下工作”，就沒了下文。他推測背後的原因，“一旦認定（劉平）為工傷死亡，公司可能會麵臨安全監督部門的處罰”。沒能及時提交這份職業病診斷證明，幾個月後，劉平的工傷認定申請被駁回。

那時的劉瀟大概不會想到，這份工傷認定書，直到六年後才姍姍來遲。

死胡同

代理律師程蟒起初見到劉瀟一家時，對她的母親印象深刻。這位五十多歲，在家務農的女性一臉憔悴，看上去比她的實際年齡蒼老不少。母女倆攙扶在一起，他說，心裏挺被觸動的。

這位資深的中年律師有豐富的執業經驗，在當地也頗有人脈，不過，接觸熱射病的工傷認定還是第一次。他原本以為按流程走就可以，真正為了一紙職業病診斷證明書奔波，意想不到的困難出現了。

首先，有資質鑒定熱射病作為職業病的機構就很少，他帶著幾位律師跑了綿陽市幾家比較大的醫院，發現即便有治療熱射病的條件，也沒有申請過鑒定資質。

唯一一家有資質的醫院，隻能做矽肺病的鑒定——這是一種更廣為人知、患病比例更高的職業病，在衛健委2020年報告的職業病新病例中，塵肺病占84%。（注：矽肺病是塵肺病的一種，占比達到90%以上）

當時整個四川省，隻有華西第四醫院和省疾病預防控製中心（以下簡稱“華西”和“省疾控”）可以做熱射病的職業病鑒定。程蟒派律所裏年輕的律師去掛專家號，拿著診斷病例和司法鑒定報告，卻行不通——劉平不在那兒就診，另外，職業病診斷還需要用人單位提供一些證明材料。

綿陽市人社局駁回劉平的工傷認定申請之後，案子過山車一般，又經曆了幾輪折返。

先是劉瀟和媽媽不服人社局的結論，在2019年5月向涪城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法院重新考量了司法鑒定結果，判決綿陽市人社局撤銷原來的決定，重新做認定。

接著人社局向綿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二審法院判定的結論是，搶救時間超過48小時，現有的材料也不能證明劉平的死因和職業病的直接關係，撤銷一審判決，再度回到原點。劉瀟和媽媽向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請過再審，2020年，申請被駁回。

●由於缺乏補充材料，2019年綿陽市人社局最終決定不予工傷認定。講述者供圖

在律師程蟒的經驗裏，人情在麵對法律、推動案件的進展時，可能是有效的。這兩年，他和他的律師團隊想過許多辦法，比如去醫院溝通，派年輕律師掛專家門診行不通，那就換更懂溝通技巧的資深律師；用人單位不提供事發當天工作環境的情況，他們就自己找當地氣象局。二審期間，他特地去了趟成都，早上7點就在省疾控的門外等著。

這一次，人情方麵的努力也似乎失效了。資深的律師和醫院的專家溝通，同樣铩羽而歸；從氣象局拿到的資料用處不大，事發當天最高溫度沒有超過35度，詢問過後才知道，氣象局測溫點在四麵通風良好、離地麵一米多的地方，和劉平當時的工作環境相差很大。

至於在省疾控，主任接待了程蟒，三位專家一起會診，其中有程蟒的同鄉。“我們都是很窮的地方出來的。當時他們已經決定受理了，讓我們找用人單位出一個鑒定申請。”他記得，動用了很多關係，用人單位的工作始終做不通，材料沒有補到，省疾控還是開不了職業病診斷證明。

兩年多的時間，又走入了死胡同。不停地上訴、失敗，這個家庭一直陷在事件的餘波中。似乎哪一條路都走不通，劉瀟很崩潰，作為獨生女，爸爸出事之後，她感覺家庭的擔子都落在了自己肩上。媽媽的身體開始變差，高血壓、眩暈等各種病都出來了。她那時在成都忙工作，沒什麽空回家，隻能讓媽媽和認知有些障礙的外婆互相陪伴。

“我媽當時覺得要不算了，我們和人社局（機關單位）打官司，感覺（贏的）可能性不大，跟我說了好多次。”但劉瀟從沒想過放棄，她想給媽媽後半生爭取些保障，也為爸爸討個說法，“為什麽要算了，那我爸怎麽辦呀？現在人沒了，能做的就是給他討一個公道。”

“至少要給他們一個診療的機會”

律師程蟒也沒想過放棄。省高院不受理，案子回到綿陽市，2021年，家屬向當地檢察院申請監督。實際上，程蟒那時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檢察監督成功的很少，當時在做準備，往最高人民法院第五巡回法庭（設在重慶）申訴；我是人大代表，也想過在人代會上對《職業病防治管理辦法》（提出相關建議）。”

轉機這時出現了。程蟒印象中，承辦的檢察官吳陽有些“不一樣”。見麵的時候，他陳述了案子的情況，也講述了這家人的處境。“這位老檢察官五十多歲，可能過幾年就退休了，他人很善良，也覺得這家人不容易。”

後來在媒體采訪中，吳陽回憶，看完案卷失眠了好幾天。這個案子雖然在法律程序上合規，但“這樣的結果對於老百姓來說，不是能被感知的正義。”他也發現了那個卡住所有齒輪的機括，用人單位。他和其他同事以檢察院的名義嚐試溝通了幾次，要麽吃閉門羹，要麽是接待了，對方不配合提供材料。

在程蟒印象中，吳陽還為此找了許多外地醫院，包括上海、重慶、山西、貴州的，得到的答案都是沒法受理。兜兜轉轉又回到了華西，他和會診專家溝通了很久，“可能是那樣一句話打動了他們，檢察院說，至少要給他們一個診療的機會。”最終專家同意開具職業病診斷證明，前提是，需要帶公章的劉平的工作證明。

對醫生和醫院來說，也是無奈之舉。一位參與過會診的醫生後來對媒體回憶，因為職業病診斷涉及多項法規和程序，沒有用人單位的資料，作出診斷有風險。最終檢察院承擔了部分的風險，“市檢察院出具了一個情況說明，蓋了他們的公章，來確保（劉平）工作情況的真實性”，程蟒介紹。

直到2022年4月，距離劉平的意外發生將近四年後，這份寶貴的《職業病診斷證明書》才經三位專家之手問世。

這項新證據的舉證時間超出了期限，審判委員會沒有通過，市檢察院向中院提出的審查建議沒有獲得同意。

2023年，檢察官和劉瀟都不願放棄，向四川省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2024年3月，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同省檢察院最終提出司法建議，對劉平的工傷以及享受保險待遇進行認定。2024年4月2日最後一次開庭，不久後，劉瀟一家順利拿到賠償。

●華西第四醫院三位專家最終出具的職業病診斷證明書。講述者供圖

“幸運”之外的大多數

回顧起來，程蟒覺得還是幸運的，遇到了一位負責的檢察官，檢察院的介入幫助開啟了一條“綠色通道”，給案子帶來轉機。過去六年，程蟒常常關注類似案例，幾乎很少看到進展。

2019年，一位62歲的清潔工工作中確診熱射病，落下三級傷殘，因為超齡沒有簽署勞動合同、購買工傷保險，經曆了兩年多的反複上訴，才獲得一定的補償。

近幾年，熱射病在夏天愈發受到公眾關注，但根據公開數據，一些地區每年報告的高溫中暑病例達幾百人，僅有個位數申請職業病診斷。有律師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隻有出現重症，無法工作、需要入院治療，甚至死亡時，工人才會想到工傷認定。

對他們來說，維權難度尤其大。程蟒說，“如果沒有（購買）工傷保險，劉平這個案子也不會有後續。很多建築工地沒有（為工人）購買工傷保險。一旦出事，基本都是家屬和開發商或者建築商私了，不會進入工傷認定的程序。”

2022年曾引起廣泛關注的建築工人王建祿就是如此。為了給即將上大學的兒子攢點現錢，他到西安打工，在城中村住著月租260元的房子。熱射病離世之後，因為沒有簽訂勞動合同，無法認定為工傷，家屬甚至一度聯係不上工地負責人。媒體報道後，家屬接到工地項目經理電話，最終達成協議，工地承擔他的喪葬費並提供賠償。

●高樓上的建築工人。圖源東方IC

實際上，即使有正規的合同和保險，許多農民工保護自身權利的意識也不強。整理父親遺物時，劉瀟發現，工作相關的證明他都沒有保留。“在工地上大家都是簽完合同，公司拿走，保險統一買，不像我們會自己保留一份。”

即便順利進入工傷認定，和其他職業病相比，熱射病也有其特殊性。它的發病地點可能不在工作崗位上。但工傷的認定對工作地點、工作時間、因工受傷、搶救時間都有一定的限製，有法律人士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這類情況可能存在舉證上的困難。

如果難以直接進行工傷認定，通過職業病鑒定等同工傷，是一個可行的路徑。但能開具診斷證明的醫院不多，態度也謹慎。華西第四醫院職業病醫學中心的相關醫生曾對媒體回憶，勞動關係、疾病和職業危害因素的關聯，需要用人單位同時配合提供資料，確定其中的因果關係進行判定。

在律師程蟒看來，這六年期間，執法理念和環境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劉平的案子也帶來了積極的影響——綿陽市一家三甲醫院已經申請獲得了一百多種職業病的診斷資質。這也拓寬了程蟒的認知，原來近視眼、肩周炎、腰椎間盤突出等常見疾病都屬於職業病的範疇。

今年4月，最後那次庭審，劉瀟一家特地換上了正式的襯衣。現場尤其隆重，除了檢察官、律師，邀請來的各界專家代表，還有媒體的長槍短炮。當庭從媽媽的口中說出撤訴的決定，引起了現場一陣不小的騷動。

開庭前，檢察院打來電話詢問，重新做工傷認定不成問題，是選擇重判還是撤訴？劉瀟決定撤訴。“因為（人社局）願意重新認定，我們就沒必要繼續下去了。說實話經曆了這麽多年，我擔心它會不會還出現什麽小狀況，又不給認定。”（編者注：撤訴並不影響賠償結果。）

庭審結束後，劉瀟帶著煙和酒獨自去爸爸墓前待了一會兒。那片留在醫院的頭骨，爸爸離世之後，醫院自行處理掉了。爸爸留下的遺物，衣服，手串，都燒掉了，隻有證件保留著。她常常去看他，就像爸爸生前那樣，朋友似的，生活有什麽開心不開心的都和他講。那次她忍不住感歎了幾句，“哎呀，這個事情都這麽多年了”。

直到不久後拿到人社局的工傷認定書，劉瀟才有了終於結束的實感。她回辦公室找了一個地方，小小地哭了一場。

為爸爸奔波的日子裏，有人為媽媽介紹對象，她很難接受，總覺得對不起爸爸。現在終於可以展開新生活了。從人社局離開那天，她對媽媽說，以後安安心心過日子，你該找也找一個吧。而三十多歲的她也剛結婚不久，開始打算備孕，語氣也輕鬆起來：“終於感覺有點自己的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