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照：北京一家商場樹立的宣傳牌上寫著“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口號。（2015年2月6日）
中共7月召開二十屆三中全會，可能調整中央與地方政府(央地)的收支劃分，讓地方保留較多稅收。對此財稅改革方向，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合理，但未切中要害。他們說，中國景氣低迷之際，唯有減稅才能讓企業和個人有錢投資和消費，刺激經濟。
— 美國之音中文網 (@VOAChinese) June 30,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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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定於7月15-18日召開二十屆三中全會，可能調整中央與地方政府(央地)的收支劃分，讓地方保留較多稅收。對此財稅改革方向，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合理，但未切中要害。他們說，中國景氣低迷之際，唯有減稅才能讓企業和個人有錢投資和消費，刺激經濟；另外還要緊縮財政支出，也應大砍“吃皇糧”的公務員隊伍。但在中國稅收連年銳減、央地都缺錢的形勢下，北京當局恐“逆改革”，變相加稅。
財稅改革將是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的議題之一，因此，繼2013年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確立“深化財稅體製改革減稅降費”後，7月15-18日登場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據傳將推出新一輪財稅改革。
路透社6月21日引述不具名的中國政策顧問透露，三中全會將解決中央和地方在財政事權上的失衡，且中央可望讓債台高築、且難再靠土地供養的地方政府保留較多稅收。
央地財政事權嚴重失衡
報道稱，中央可望將消費稅全數劃分給地方，而地方可保留的增值稅比例也將由現行的50%上修，另外，中央將承擔較高的養老和醫療責任。
據中國財政部國庫司發布的2023年財政收支統計，地方當年僅保留全國稅收的54%，但支出卻占全國的86%，嚴重失衡。另外，全國消費稅收入當年總計1.6萬億人民幣，占全國稅收的8.9%，而增值稅收入則為6.9萬億人民幣，占全國稅收的38.3%。
換言之，若三中全會通過此方案，地方稅收一年或可增加約2-5萬億人民幣，對每年20多萬億人民幣的支出不無小補。
對此，中國金融學者賀江兵表示，最新央地收支劃分提案雖“靠譜”，但這點小錢解決不了深陷債務危機的地方財政。
賀江兵告訴美國之音:“這是杯水車薪，這對於地方債務來說，它可能利息都還不上。它被曝露出來的(債務)，高盛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個(估)數是94-96萬億(人民幣)，實際上它的隱形債務更多，就是(通過)地方融資平台(的借貸)、還有地方國企的債務更多，這是個天文數字。”
稅基流失 各級政府漸入不敷出
賀江兵說，因地緣政治風險，外企漸將中國產線外移至東南亞國家，再加上國進民退的政策大方向下，中國民企也飽受監管打擊，如部分民企近期還被要求補繳20-30年前的欠稅。
他說，這種“殺雞取卵”的手段迫使不少民企走上裁員、倒閉或破產的末途，也導致中國稅基稅收逐年縮小，各級政府越來越入不敷出。
據中國財政部6月24日發布的統計，中國1-5月的公共預算收入(含稅收和規費等非稅收入)為9.7萬億人民幣，同比下降2.8%，但同期的支出卻達10.8萬億人民幣，同比增加3.4%，略高於收入。
在央地都缺錢的前提下，學界屢見加稅倡議，包括擴大征收消費稅或開征房產稅，如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賈康去年底就斷言，中國開征房產稅勢在必行，待房市回穩後，或可找出合理機製，並確認房產稅改革試點擴圍的具體地方。
但賀江兵說，此時加稅隻會扼殺中國經濟，時機不對，也不可能。
相反地，他說，減稅降率才能立馬刺激經濟，最終增加稅收，雖然長則需時3-6年才能看出成效。
除減稅外，賀江兵說，節流也是解決中國財稅失衡的處方之一。
他說，中國應向阿根廷取經，其新任總統哈維爾‧米萊(Javier
Milei)一上台後就把行政部門砍掉一半，並回歸市場經濟、進行供給側改革，都是有效提振經濟的成功範例。
他建議，北京當局裁撤搞計劃經濟的部門、事業單位等，並將國企民營化，也不與民企爭利，落實真正市場化改革，而非口號治國，才能挽回民企的信心，活絡經濟。
三中全會應討論減稅和節流方案
在北京的致遠國際經濟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欣也同意，本屆三中全會應討論減稅和縮減政府規模，以“減少吃財政的人數”。
王欣以書麵方式告訴美國之音:“如果要有財稅改革，對企業降稅、減稅和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額應該是大方向，對中國未來經濟發展才會起到真正促進作用。”
他呼籲，中國應改革稅種，讓平均稅率下調。另外，個稅若提高起征額，可減少中下階層的稅賦負擔，提升消費。
王欣也反對加稅，他說：“可以微調，但現在不適合。”
雖然減稅才是良方，但兩位分析人士認為，事與願為，三中全會後，中共恐“逆改革”，巧立名目變相加稅。
謝田:中共可能靠印鈔和加稅來解決財政困境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說，三中全會晚了近一年才召開，代表中共遲遲找不出有效的經濟對策。隨著經濟下行，中國財政惡化不令人意外，也因此，他認為，中共最終將靠印鈔和加稅來解決財政危機的概率很高。
不過，他說，俗稱印鈔的寬鬆貨幣政策恐引發通脹，中共應會謹慎為之。至於加稅，地方政府近期鎖定部分民企查稅、補稅的極端搶錢行為就是一種變相的加稅，未來持續巧立名目“橫征暴斂”也不足為奇。
謝田說，除了經濟，中國財政惡化的真正原因在於貪官太多、“吃皇糧的公務員隊伍”太龐大。
謝田告訴美國之音:“很多人在問，中國印了這麽多錢，超發了幾百萬億的貨幣都去哪裏了？好像大家都沒錢，政府也沒錢，企業也沒錢，還發長期國債、50年的長期國債，那這些錢去哪裏去了？我的解釋就是，進入貪官的小金庫去了......中國真要做(財稅改革)的話，第一，財富須要重新分配。當然我們不是要去搞無產階級革命那種財富重新分配，而是把貪官這些錢拿出來。”
謝田說，中國官、紅二代等既得利益者掌握太多財富，“殺貪濟國”才是真改革；而中國“吃皇糧”的官僚體係太大，也應縮減一半規模，減少對財政的負擔。
對於中共領導班子仍號稱堅持改革開放、吸引外資，謝田認為，不過是口號，因為習近平集權、政治緊縮、還壯大國企，都是走計劃經濟的回頭路，而且現在外資快速撤離，就算中國打開大門，外資也卻步。
北京金融學者:中共逆改革開放
一位因議題敏感、不願透露姓名的北京金融學者也認為，中共於三中全會後加稅的可能性很高，或擴大征稅範圍、或調整結構性稅率來提高平均稅率，但手法“應該很含蓄的，讓老百姓感覺不出來”，以免帶來政治壓力。
這位學者說，中國這10年的財稅改革越改越嚴重，絕非開個會就能解決，因此，他對7月的三中全會期待不高。
他還說，中國“所有的經濟問題，根子都在政治問題”。
他也同意，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改革開放，口號喊得震天響，但卻一直往反方向在走。
這位學者說:“真改革開放，你(習近平)應該修複中美關係，讓中國融入西方的主流世界，更加民主化、自由化、更加進步。你現在反方向走，你還仍然叫改革開放，但是你實際上是在逆改革開放。”
對於中國經濟的前景，這位學者還說，中國人處於極權體製內，“躲也躲不了，悲觀的話不能說，但樂觀又沒有理由，所以，大家也就懶得理這些(公共)議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