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刑案家屬的共同選擇：當刑辯律師

2023年9月16日，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客觀題考試舉行，圖為安徽淮南一考點。（人民視覺供圖）

2018年1月2日起，安徽臨泉縣迎來了一次強降雪過程。天氣預報顯示，為期5天的降雪後，積雪深度將超過10厘米。

雪下起來時，鍾磊走出了當地檢察院。他剛從檢察官處得到一個讓自己心涼的消息：因涉嫌詐騙，父親將被移送法院起訴。

踩著一片雪白，這位時年36歲、非科班出身的中年人暗下決心：要去參加司法考試。

司法考試即“法考”，2018年考試製度改革後正式更名為“法律職業資格考試”。每年通過率約10%。但作為改革後的第一屆考生，鍾磊隻準備了4個月，就一次通過。

鍾磊希望法考能給他一個答案：“是不是我父親真存在有罪的可能性？”

陰差陽錯地，鍾磊收獲了另一種人生：刑事案件家屬，成了刑辯律師。

這不是一個人的故事，而是一群人的共同命運。

每年6月中旬，由司法部組織的法考總會如期開始報名。次年4月，成績公布後，鍾磊總會在朋友圈看到不少朋友發出“通過”的消息，其中不乏像他一樣的刑事案件家屬或當事人。他們大多沒有專業背景，當家人涉嫌刑事犯罪時，僅憑人之常情，便為爭取一個無罪或輕罪的結果而奔走，直到法考的念頭萌生，人生的分叉路口出現。

2024年6月14日，一年一度的法考客觀題考試報名通道開啟，鍾磊的朋友中，又出現了幾個報名者。

“久病成醫”

起初看起來，鍾磊遇到的隻是一樁小麻煩。2015年1月初，臨泉縣供電公司接到了一樁投訴，舉報者稱，供電公司有職員虛開發票，多收了窯廠二十多萬元電費。被舉報的正是鍾磊的父親，他和舉報者均為窯廠的合夥人。

鍾父拒絕接受這一指控，他的工作職責是管理農村個人用戶用電。

雙方僵持不下，幾天後，鍾父同事將電話打給了鍾磊。當時他正與弟弟一起創業，在天津港共同管理著一個集裝箱車隊。電話中，父親同事建議他趕緊回家，先從舉報者那裏拿到電費發票，上交內部調查，解決公司最關心的投訴問題。

2015年1月28日，在父親同事和村幹部的調解下，鍾磊與舉報人達成一致：鍾父拿出7萬元，舉報人提供窯廠報賬的電費發票，多收電費一事就此打住，不再追究任何責任；同時，鍾父再以90萬元的低價，將其原投資160萬元獲得的窯廠股份轉讓給舉報人。

鍾磊回憶，7萬元換來的發票中，僅兩張有鍾父簽名，其他發票上甚至沒有任何簽名，而按照窯廠的慣例，誰報銷，誰就要簽字。

疑點重重的發票提交給了供電公司，事情卻朝向不可預料的方向發展。公司要求，鍾磊的父親必須辭職，否則公司將以涉嫌犯罪，報公安機關處理。

鍾父沒有辭職。2015年2月初，臨泉縣公安局經偵大隊接到舉報人的報案，並以“詐騙罪”受理。一個多月後，案件正式立案，鍾父成為網上追逃的犯罪嫌疑人。

案件在初查階段時，鍾磊找過律師，對方是家裏一個親戚介紹的，“他出的主意就是你要去取得被害人的原諒，但沒有跟我們講這個案件到底是有罪還是無罪”。

鍾磊拿不準。2001年高考失利後，他複讀一年，考上了一個專科學校的經濟管理專業，後來又參加自學考試，拿到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工商企業管理專業的本科畢業證書。法律對他來說，是遙遠又陌生的存在。

從對法律一無所知，到有能力通過法考，鍾磊形容這一過程是“久病成醫”。

父親被追逃後，鍾磊又找到縣城另一位專做刑事案件的律師。見麵第一天，對方告訴他，“感覺這不是犯罪，是經濟糾紛”。鍾磊選擇讓他成為父親的代理律師，將“經濟糾紛”作為辯護的核心。

幾乎賭上一切：天津港的車隊大都交給弟弟和幾位朋友管理，兩歲多的大女兒、不到一歲的小女兒則留給妻子照顧……鍾磊做出了一個大膽的舉動——2015年3月開始，他跑遍了縣經信委、國土局、環保局、安監局、工商局等單位，舉報窯廠違法生產經營。此時，他與舉報人的調解協議作廢，鍾父還是窯廠合夥人。鍾磊最終坐到了常務副縣長的對麵。

2015年10月，鍾磊再次與舉報人達成一致：鍾磊不再投訴窯廠，舉報人申請撤銷案件，兩方占窯廠的股份不變。2016年3月，鍾父在供電公司的工作恢複。3個月後，公安機關撤銷了網上追逃，並為其辦理了為期一年的取保候審。

但一年後，2017年6月，取保候審到期時，公安局又通知他們，案子將被移送到檢察院審查起訴。

2018年初，當起訴成為定局，鍾磊回想起為父親案件奔走的那幾年，代理律師說過，在他身上看到了當律師的潛質。

“我要考過法考，證明我有這個水平研究父親的案件，就站在公正客觀的角度上，告訴大家這個案子應不應該定罪。”近似於一種“求生的欲望”，決心參加法考後，鍾磊報名了中國政法大學的一個網絡培訓班，那是2018年5月。備考的4個月裏，每天下午兩三點，他都會出現在合肥分校的學習場地，看視頻、寫試卷，直到淩晨兩三點鍾，“停不下來”。

法考通過不久，鍾父的案件迎來二審開庭。2020年11月12日，曆時6年、經過兩級法院七次開庭審理，鍾父被以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收押服刑，直到2023年4月28日刑滿釋放。

鍾磊成為一名律師後，在看守所正準備會見當事人。（受訪者供圖）

律師建議：去做律師

父親獲釋那天，鍾磊特意穿了一身西裝等在監獄門口。彼時，他不僅是一個兒子，還是當事人聘請的律師，在北京盈科（合肥）律師事務所執業。官網介紹中，這是亞太地區最大的律師事務所。

從刑案家屬，到專業律師，就像成功學書裏所寫的那些，倒推過來人的經驗，人們總能發現亦真亦假的共性。而在這個故事裏，繞不開的，往往是那些已經成為刑辯律師的人。

在報名參加法考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鍾磊其實並不確定是不是真的要當律師。

2019年法考通過後，父親的案子第一次被發回重審，鍾磊也將自己的考試經曆發到網上，收獲了很多留言鼓勵。其間，父親案件的代理律師建議他，去做律師吧。

和鍾磊一樣，黃燕成為一名實習律師，也是因為母親的辯護律師朱孝頂的鼓勵。

第一次見麵，朱孝頂眼中的黃燕“特別瘦”，看起來身體不好，但有著出乎意料的冷靜，“說話邏輯清晰”。

那是2020年8月31日，在南昌機場。幾天前，江西省銅鼓縣檢察院向縣法院提起訴訟，認為黃燕母親羅細妹犯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開設賭場罪、騙取貸款罪、容留他人吸毒罪、容留賣淫罪等5項罪名，黃燕一家決定聘請北京市才良律師事務所律師朱孝頂為辯護律師。

那天，他們從機場開車去法院閱卷。案件當時的進展是，黃燕母親的銀行卡被一位辦案民警盜刷，但沒有收到任何官方解釋。

見到朱孝頂前，黃燕已經遞交了辭職信。她想找個人，和她一起去舉報、控告，“我當時就是戰士要上戰場的狀態，沒有想過誰能幫我幹什麽，就是覺得需要一個跟我一起戰鬥的人”。她預想中的朱孝頂也是這樣的人，當時朱孝頂代理的另一樁“李思俠案”，案件剛以檢方撤訴告一段落。

也是第一眼，黃燕看到的朱孝頂背著包，“特別溫文爾雅”“不是很凶”。她有點失望。

朱孝頂卻在黃燕身上，看到了另一個自己。得知警察盜竊的事後，媒體記者都找了過去，朱孝頂希望黃燕一家考慮用不用實名接受采訪，“當然實名大家會覺得更真實，但畢竟案子涉黑，匿名也沒關係”。黃燕主動提出，她要實名。

案子還沒結束，朱孝頂就將本科學民商法的黃燕收做徒弟，在北京的律所為她買了社保。

2021年9月，盜刷存款的民警被判了刑，次年1月，羅細妹案終結，獲刑三年六個月。2022年2月，黃燕正式備考。朱孝頂給她定了目標，“必須一次通過”。

2023年4月，法考主觀題考試成績公布，朱孝頂錄下了黃燕查分的全程，當時她已經順利通過客觀題考試。116分，成績比黃燕預估的要低，但過線了。朱孝頂很開心，黃燕真的成了實習律師，開始跟著他做案子。

不隻是朱孝頂，一起代理“李思俠案”時，北京澤博律師事務所合夥人王飛也給李思俠女兒提出了建議，既然大學學法學，就一定要考法考，“說不準哪天就轉型做律師了”。

李思俠的女兒最終沒有轉行。但在2022年，王飛所在的律所裏來了一位律師助理，名叫夏穎。

2019年6月，安徽省紀委通報，巢湖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夏群山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次年5月，檢方撤回起訴。王飛聽說，案件結束後，夏群山的女兒夏穎去考了法考，給她建議、推薦她到律所實習的，正是夏群山案的代理律師、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何兵。

黃燕在查詢法考成績。（受訪者供圖）

隻代理刑事案件

最近幾年，王飛發現，從刑案家屬轉行當律師的人確實比較多，“可能因為很多刑案家屬受教育程度高，再加上作為家屬，在‘救自己家人’時，會認為法律是一種很好的工具”。而此前，很多案件家屬或當事人都是初高中畢業，想要考法考、當律師還需提升學曆。

但比起科班出身的法學生，他們就一定更適合當律師嗎？

王飛的答案是否定的。“有些家屬對自己家的案子積極，轉行當律師後，也未必一定在別人的案子裏責任心強。趨利避害的心態可能任何人都有。”

鍾磊也被質疑過。

2019年通過法考後，北京盈科（合肥）律師事務所組織了一場刑辯主題座談會，鍾磊也去參加了。發言環節，他說起自己對律師這個職業的認識：除了養家糊口掙錢，更能幫助人，特別是刑事辯護，牽扯到別人的自由、生命，成就感不是金錢所能衡量的。

鍾磊想當律師。

會後，律所的刑事部主任主動找來，問了他的情況，又問，“你是為了你父親的案件考的法考，要做律師是不是真心的？你父親的案件要是處理好了，是不是就不想當律師了？”

“我說我真不是一時頭腦衝動，他又問我，做律師，你有什麽長處？”鍾磊覺得自己沒什麽長處，隻能“瞎講”，先說自己在企業裏工作過，能社交，會喝酒，又說自己駕齡長，可以當駕駛員用。但律所不需要一個會喝酒的助理，也不需要司機。場麵一度陷入尷尬。

靠著律師朋友作保，鍾磊最後進入了這個“離家最近”的律所實習、工作。家裏的案子看起來已成過去。過去這幾年，他再沒上網發過文章講父親的案子，申冤的事大都交給父親去做。相似地，黃燕也盡量不在公共場合說母親的事。

但他們都做出了同一個選擇：隻代理刑事案件。

羅燦也是如此。與鍾磊他們略有不同的是，成為刑案家屬前，他已經通過法考，在湖南省隆回縣人民醫院做法務工作。

那一天是2019年8月21日，羅燦接到了隆回縣紀委的電話，通知他妻子被留置。“歲月靜好的日子”被一舉擊碎。出事前，羅燦的妻子是縣公安局內勤民警。

羅燦慶幸自己是律師，作為妻子的辯護人，案件移送檢察院起訴後，他才從卷宗上得知，檢方為妻子定了兩個罪名：挪用公款罪和私分罰沒財物罪。前者指向的是妻子為了幫熟人完成存款任務，將她保管的約300萬元公款，從存折轉入了銀行的保本理財賬戶；後者則是因為她應領導要求，分發了一筆50萬元的罰沒收入。出於保密要求，此前，夫妻二人從未聊過這些。

“她被留置了三個月，我看了很多書和刑辯律師的微博，中途安徽的呂先三案開庭，我還跑到合肥去旁聽。”線上會議一個不落，與刑事辯護有關的筆記寫了厚厚一本，羅燦越發覺得，妻子並不夠罪，“但我知道做一個無罪的案件是很難的，那就退而求其次，爭取緩刑”。

盡快恢複自由，這是他給妻子的承諾。2019年年底，羅燦辭去公職，進入縣城的一家律所做了刑辯律師。一年後，2020年11月16日，妻子被判緩刑，離開了看守所。

害怕勾起傷心事，羅燦將曾用來講述妻子案情的公眾號注銷，放棄了自己的“老本行”，幾乎再沒碰過醫療類案件，隻做刑事案件。

曾經的經曆，影響了刑案家屬們當律師後的業務方向。

當律師這5年，鍾磊認識了不少刑事案件家屬轉型當律師的，其中就包括安徽老鄉李維，曾經的理工男，如今也隻代理刑事案件。

沒有想象中的“抱團”

與大多數有“刑案家屬”標簽的律師不同，李維父親的案子收獲了無罪的結果。

“涉及刑事案件，絕大多數當事人是第一次遇到這種事情，當事人和家屬都不知道該怎麽去處理，比較恐慌、無助。”從刑案家屬轉型刑案律師，李維很能夠理解這種處境。在父親被控告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前，他也隻是一個剛工作3年的技術人員。

案件同樣源於一封舉報信。2019年4月，女兒出生不久，李維接到了父親李德敏的電話，催促他無論如何，晚上一定要回趟家。在安徽蕭縣，李德敏長期從事房地產買賣以及民間借貸居間中介服務。

淩晨一點，李維從父親手裏接過一遝複印紙，“上麵是我們當地幾個‘老賴’的簽名，他們聯絡了一些債務人去寫反映材料，想‘把老李搞倒’，但有人不想做這個事，就把材料給了我父親”。

兩年後，多家媒體報道了李德敏案，此時，經過兩年零16天的羈押，這位民營企業家已被宣告無罪，並獲得了國家賠償。

但在無罪的結果最終出現前，恐慌始終在暗處遊走。

2019年5月17日，李德敏被當地警方刑事拘留。當時，李維的孩子隻有4個月大，“再沒有抱過，更別說哄她睡覺了”。2020年，李維從央企離職，在合肥租了房子，輪番去安徽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廳、省檢察院、省法院，以及省紀委監委反映問題。

像所有申冤的家屬一樣，從去政府信訪到聯係媒體，李維都做了。那幾年，他給各家報社發去了上千封郵件，甚至到報社門口等記者，“像大海撈針一樣，幾乎沒有回應”。

也是在辭職申冤的2020年，李維開始去看法學的書。“（申冤）也不能天天去，我就在想得做點什麽”。

2021年6月3日，李德敏被司法機關無罪釋放。7月，李維開始為法考做準備。次年，李維一次通過考試，進入一家北京的律師事務所實習、工作。

成為職業律師後，李維認識了幾個與自己有同樣經曆的人，“我們之間確實有心心相印的感覺”。

和李維一樣，參加法考的刑案家屬中，不少人都認識鍾磊，劉姝嘉就是一個。

2018年4月，劉姝嘉的父親劉立軍因涉黑被抓。該案曾被列為吉林省十大涉黑案件之首。案件發生時，劉姝嘉的弟弟劉騏羽正在中國刑事警察學院讀大三，劉姝嘉也是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婦。

案件改變了姐弟倆的一生。

2020年，劉立軍被判有期徒刑25年。但多年來，劉姝嘉和弟弟始終認為，父親涉案另有原因。劉騏羽想到了法考。2021年，本科畢業兩年後，劉騏羽正式進入律所實習。

也是在為父親案件奔走的過程中，劉姝嘉加入了一個有五十多人的群，成員都是刑案當事人的家屬，夏穎、黃燕都在其中。每年，群裏總會有“女兒”選擇去法考。成功的經曆鼓勵了劉姝嘉。2024年6月14日，法考報名通道開啟的當天下午，她也報了名。

但讓劉姝嘉覺得略顯可惜的是，最近兩年，隨著案件一件件了結，曾經熱鬧的群已不怎麽有人發言。

轉行做律師後，李維也發現，曾經的刑案家屬間也沒有深入地溝通交流，“可能那些法律科班出身，後來當律師的人，圈子比我們大得多”。

群體沒有想象中的那樣“抱團”，甚至還有點鬆散。沒有人知道，最早轉行做刑辯律師的刑案家屬是誰。但他們普遍相信，發生在每個人身上的變化，源自一種“機緣”。

李維當律師後，在下班的路上。（受訪者供圖）

背負不起的期待

再過兩個月，黃燕就可以正式執業了。按照律協要求，正式執業前，每位律師都需要經過兩輪考核，除了法考，他們還要先在律師事務所實習一年，通過地方律協的麵試。

該如何去理解刑案家屬轉行做刑辯律師的意義？

在羅燦的視角裏，這是嚐過“痛”的過來人，能給其他人帶來的一點幫助。妻子出事後，一度，他給兩個還未上初中的孩子寫了信，當作遺書。如今再去代理案件時，羅燦總是格外注重案件冤與不冤，“我經常跟我妻子說，如果我要早十年做刑辯律師該多好，但那時候痛沒到自己身上，絕對沒有這個體會”。

或許也是因為經曆的不同，當律師後，鍾磊總會做出一些不被同行理解的行為。

2024年春節前夕，他和同事一起辦了個法律援助案件，當事人因被定為尋釁滋事，取保後又被收監。除夕前一天，會見過所有付費委托的當事人後，鍾磊去看守所見了這個人，並將這段經曆發在了視頻號裏。後台私信中，有律師問他，“這種會見有什麽意義？”

“我想我畢竟是他的辯護律師，他在看守所裏不能見家人，馬上過年了，至少讓他和家屬心裏有個安慰。”他說，“確實我身邊有很多同行，他們沒有我這種經曆，也會站在當事人角度上考慮很多問題，但我個人畢竟經曆過，可能做得更多一點。”

不隻有理解與幫助，身份轉換後，站在司法機關和當事人中間，鍾磊還常感覺，刑辯律師這個職業背負了背負不起的期待。

無罪判決總是少之又少。2023年3月，回答記者提問時，最高人民檢察院案件管理辦公室負責人介紹，2022年，全國刑事案件捕後不訴和無罪判決率為1.1%，案件起訴後，有罪判決率則為99.98%。但就像醫生救治患者，家屬們總在追求一線生機。

最極端的一個情況，執業第二年，鍾磊接手了一個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案件，正常的業務溝通結束後，當事人家屬將他拉到律所的一個樓梯拐角，請求他幫忙找人，花錢換一個不起訴的結果。事實上，那個案子本就有無罪的把握。

“那一瞬間，我覺得又好笑，又悲哀。如果我們不相信法律，去相信另一套規則，我們的法治建設有什麽意義？”鍾磊將自己的故事講給那些執著的家屬，“我隻能跟他們保證，會把每一個案件當成我父親的案件去辦，全力以赴。”

執業在即，黃燕和鍾磊的想法一樣，“不是說我們代理的案子一定要無罪，就是希望有個公正的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