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華社報道確認，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7日召開會議，決定二十屆三中全會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開。會議主題是“研究進一步全麵深入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問題”。
這次被視為脫離常規的全會已引起廣泛關注和討論。
一方麵，按照近四十多年來的慣例，本屆三中全會原本預期在黨代會次年召開，即2023年秋季。此次三中全會日期比慣例晚了將近一年，國際媒體猜測中共是否內部意見不一，抑或是疫情後經濟不振使改革進程不得不延後。此外，前外長秦剛和前防長李尚福落馬後一直未有官方定性，本屆全會是否將撤銷其中央委員身份並公布更多細節，也一直是外界關注的焦點。
另一方麵，中國麵臨複雜而危險的外部環境，中美競爭加劇且美國大選在即，貿易摩擦、科技封堵、台海緊張，這些議題不僅限於經濟，但都為中國發展前景劃下問號，也使中國內外都矚目此次三中全會能為上述挑戰提供何種答案。
“三中全會”在中共曆史上具有特殊意義，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中國的教科書中被描述為“開啟了改革開放”，此後曆屆三中全會大都聚焦經濟改革，往往對中國的發展起到決定性作用。
在習近平時代，各種慣例不斷被打破，經濟政策搖擺不定，而離上一次聚焦經濟改革的三中全會已過去十年，那麽7月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會像1978年的那次三中全會一樣突破桎梏嗎？從人口、科技到財政，它會聚焦哪些改革議題？在美國大選之年，這屆三中全會如何平衡中美競爭與經濟發展的潛在矛盾？更重要的是，這場會議，對未來五至十年的中國提供什麽的願景？BBC中文采訪不同背景的專家，進行梳理和分析。
三中全會：五年一次的“非常之會”
在當代中國人的記憶中，三中全會有著特殊的重要意義，因為在中共語境中，“改革開放”即肇始於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在這場會議前後一係列紛繁而劇烈的變化快速展開——
會前五天，鄧小平發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提出“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這是一個大政策。”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召開，會議先全麵否定時任中共中央主席兼國務院總理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方針，停止“以階級鬥爭為綱”口號。“兩個凡是”指的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緊接著，大船掉頭，做出決定，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此後，“改革開放”成為幾十年快速發展的時代稱謂。
十一屆三中全會還在政治上有所突破，批評了文化大革命時期開始的對領袖個人崇拜的問題，平反了文革導致的大批冤假錯案，重新評價了毛澤東的功過。
這場會議次年，鬆下電器、可口可樂、IBM等企業進駐中國。
自此之後，每五年一次的三中全會大部分都承載著製訂出台重大經濟改革政策的預期，同時也讓“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當代中國成為主旋律。
1977年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及毛主席紀念堂落成典禮大會上，從左到右依次就坐的中共領導人：汪東興、鄧小平、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一年之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華國鋒失去權力，中國進入鄧小平時代。
當前的中國麵臨內外壓力，二十屆三中全會是否會像46年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一樣，迎來一場突破性的改革之會？
“我們在各地調研時不止一次聽到這樣的聲音：中國現在需要一次類似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會議，要有振聾發聵的重大改革來打破僵局，給全社會帶來信心。”位於北京的安邦智庫在發給BBC中文的分析報告中表示，疫情帶來的財政和經濟創傷2022年顯現，2023年企業信心、老百姓信心都嚴重不足，中國經濟恢複遠不如預期，這種背景下，社會各界對於中國下一步如何改革的預期在上升。
ING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師宋林向BBC中文表示，三中全會的召開正值關鍵時刻，公共部門（政府投資、國企等）的行動有助於穩定增長；但私企和家庭的情緒依然低迷，現在看到情緒有觸底跡象，還有全球保護主義情緒高漲，因此明確而有力地傳達支持性政策方向有助於鞏固近期的積極勢頭，幫助經濟走上更可持續的複蘇之路。
宋林所指的“情緒低迷”反映在中國的經濟數據上，持續數月的物價走低、消費降級，以及股市和樓市的不斷探底；“積極勢頭”則是，2023年疫後首年，中國經曆經濟反彈乏力，但2024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長5.3%超過預期，此前多個機構對一季度增長的預測都在5%或以下。
但有專家認為7月的會議更可能出台的是漸進式改革。
“在當下這個時間點，我們應該避免預期過高（over-expactation）。”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黃益平在近期香港舉辦的一場活動上表示，目前的整體環境是“政策擺錘”（policy pendulum），政策總會從左邊擺到右邊，跟意識形態無關，因為麵臨的關鍵性挑戰總是在不斷改變，在現在這個時間點，中國麵臨的問題主要是收入分配問題，不平等問題等等；外部則有緊張的地緣政治環境。
“所以這些都可能意味著國家安全變得比以往更加重要。在此環境下，我們不應該期待一個非常大膽的、市場為導向的自由化改革。”黃益平稱。
徐天辰也認為突破性的改革可能性不大。他表示，“我們並不指望（今年的）三中全會會像 1978 年的那樣具有開創性。因為領導人采取的是漸進而非激進的改革方式。不過，這次會議將為領導人提供一個平台，向市場傳達他們對中國未來5—10年的願景。”
習時代的“三中全會”：打破慣例
“二十屆三中全會”的全稱是，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
梳理1970年代末中共十一屆全國黨代會以來的曆次會議，不難發現，“七次全會”的主題逐漸形成慣例：
一中全會，一般在中共全國黨代會閉幕後立即召開，主要進行人事安排，比如確認政治局常委人選，以及中央書記處成員和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
二中全會，在全國黨代會後第二年春季“全國兩會”前召開，通常為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和國家機構推薦領導人選。
三中全會，一般在在第二年秋季，通常就經濟改革發展作出重大決策。一些具有重大轉折性的決策，多出自三中全會，比如開啟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四中全會，一般在第三年秋季，通常會進行國家重大決策部署，往屆還有中央軍委人事變動，如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麵推進依法治國；十九屆四中全會上，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
五中全會，一般在第四年秋季，逐漸固定為對下個五年規劃（比如，十四五）提出建議。
六中全會，一般在第五年秋季，主要聚焦黨建，比如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並正式提出“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
七中全會，一般在第六年秋季，為下一屆黨代會做程序上的準備。
習近平執政的第一個任期內（2012“十八大”後），大致遵循上述慣例，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全麵深化改革，以及“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在其第二個任期（2017“十九大”後），開始打破慣例，“三中全會”在時間上大大提前，首次於春季召開（2018年2月），與二中全會僅相隔一個月；內容上也打破慣例，主要聚焦機構改革，從黨到國家機構都有所涉及，力度極大，也在這次三中全會前幾天，中共中央提出修憲建議，包括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製。
到了第三個任期（2022年“二十大”之後），二十屆三中全會從目前公布的議程框架看似乎並未打破慣例，會前已明確要“重點研究進一步全麵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問題”。而且有鑒於十九屆三中全會與經濟改革無關，使得今年7月的會議可能成為十年來第一個重點探討經濟改革的全會；但在時間上，這次會議又一次打破慣例，大大推遲，在黨代會之後的第三年7月召開。
文革結束至今中共最晚召開的三中全會是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在黨代會後第三年10月召開，會期僅一天。這次會議前，中共內部對經濟路線的分歧極大，經濟增長目標上，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認為目標要高一些，以實現2000年翻兩番，陳雲為首的保守派認為目標過高，會導致混亂，分歧之大，以至於1981年全國人大既沒有通過年度預算，也沒有明確“六五”計劃的增長目標。政治上也是動蕩不安，1981年6月華國鋒正式下台，隨後選舉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直到1983年6月召開的全國人大上，選舉鄧小平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才從程序上完成對鄧小平職務的確認。
完成上述程序後，在中央政治局討論十二屆三中全會內容時，鄧小平當時表示，最理想的是要搞一個改革的文件，十一屆三中全會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都起了很好的作用，這次三中全會能不能搞一個改革文件，這個文件將對全黨起到巨大的鼓舞作用。根據鄧小平的意見，中共中央成立由胡耀邦、趙紫陽、胡啟立、胡喬木、姚依林、田紀雲組成的文件起草領導小組，從1984年5月開始組織文件起草，最終正式會議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
中共二十大後產生的新一屆政治局七位常委。
推遲原因：黨內之爭還是經濟動蕩
二十屆三中全會，比慣例晚了將近一年，在確認召開日期前，國際輿論的揣測和分析紛紛揚揚。
“我認為市場不應過度解讀延遲。”經濟學人智庫（EIU）中國經濟高級分析師徐天辰向BBC中文表示，首先，時間上仍然符合《黨章》規定的在一年內至少召開一次全會的要求（二中全會在去年2月召開），所以並沒有問題。其次，在這樣一個動蕩的時期，領導人自然會慎重考慮召開一次重點討論未來5-10年改革方向的會議。
位於歐洲的墨卡托中國研究所（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分析師亞曆山大·戴維（Alexander Davey）認為，對於習近平而言，今年比去年時機更好。他表示，去年習近平開始第三任期時，中國經濟仍未走出疫情的陰影，而後習近平的權力得到鞏固，這使他能夠等待時機，隻在經濟環境好轉時才選擇召開會議，這或許能為決策者贏得時間，為中國經濟製定新的指導原則。
“很長時間以來，問題在於是否有必要，領導層的一些人可能認為，我們過得不錯，沒必要進行改革，隻需要一些修補。”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郝福滿（Bert Hofman）推測，直到最近，決策者們可能覺得需要開個三中全會了，因為已經過去10年了（上屆三中全會無關經濟）。
“然後就是需要改什麽的問題看，需求的問題、結構的問題，還是其他什麽。這個過程應該發生了一些爭論，然後當宣布全會的時間前，應該是形成了某種共識。”郝福滿稱。
宋林也持相似意見。他表示，鑒於去年在選怎樣的發展道路最佳的問題上有各種不同的聲音和意見，推遲召開有可能是因為決策者需要更多時間就未來的經濟政策方向達成共識。而自去年以來，穩定增長和經濟向新的生產要素轉型似乎更受重視。
核心議題
本次三中全會會提出什麽核心議題？受訪學者提及最多的詞是“新質生產力”。
“由‘新生產力’驅動的中國式現代化願景必將占據重要位置。”亞曆山大·戴維（Alexander Davey）表示，這也與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相呼應，當時鄧小平提出了“解放生產力”，來促進經濟增長，並在社會主義製度下構築了允許資本主義活動的框架。
這個詞匯在去年9月首次出現在中國的官方語境中，今年3月“兩會”期間開始熱炒，政府工作報告中，“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成為今年十大任務之首。
重慶一所學校組織師生收看二十大直播。
新概念提出後，對它的解釋則廣泛而模糊——
新華社發文闡釋稱，新質生產力是科技創新在其中發揮主導作用的生產力，高效能、高質量，區別於依靠大量資源投入、高度消耗資源能源的生產力發展方式，是擺脫了傳統增長路徑、符合高質量發展要求的生產力。
《人民日報》發文稱，新質生產力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誌，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加強科技創新特別是原創性、顛覆性科技創新，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但在三中全會前夕，學者更多把“新質生產力”放到國際競爭的框架中觀察。
徐天辰表示，（三中全會的）改革將圍繞中美之間的“大國競爭”展開，由此中國將加大力度發展“新優質生產力”，並將其作為首要議程。這將有助於中國鞏固供應鏈，抵禦外部衝擊，並減輕西方收緊出口管製的影響。
在香港一場公開活動上，香港國際金融學會主席肖耿稱，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意涵應該是，把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和科技發展的不確定性納入考量後，能夠提高中國國家競爭力的改革。
此外，在中長期來看，中國也需要關鍵性的經濟結構轉型。
亞曆山大·戴維向BBC中文分析，中國經濟正處於向以創新為核心的新發展模式轉型的過程中。他估計，此次三中全會的意義在於習近平是否發出了繼續堅持以創新為核心的發展模式的信號。如果成功，不僅能將中國轉變為高收入經濟體和全球科技領導者，還能提供資金解決目前導致中國經濟停滯的許多問題（如地方政府債務、醫療保健和養老金製度改革）。
養老金製度也是中國麵臨挑戰的議題之一。
可能觸及的領域
經濟學人智庫（EIU）在發給BBC中文的報告中，列舉了八個可能在三中全會出現的具體議題：延遲退休、財政改革、保障民營經濟、放鬆土地製度、新稅製（房產稅、財產稅等）、取消戶口限製、進一步開放經濟（取消外資所有權限製等）、激進的促進生育政策。
該機構按照這八個議題出現的可能性和影響力進行打分和排名。
按可能性，財政改革、保障民營經濟兩項並列最高；延遲退休、放鬆土地製度、取消戶口限製、進一步開放經濟四項並列其次；新稅製再次；激進的促進生育政策則排最後。
按影響力，延遲退休排第一；財政改革、新稅製、激進的促進政策並列其次；保障民營經濟、放鬆土地製度，排名再次；取消戶口限製、進一步開放經濟排名最後。
從該機構的分析來看，綜合而言延遲退休和財政改革是兩項關鍵，無論可能性和影響力都極高。
EIU稱，中國麵臨的人口挑戰主要表現為新生兒數量持續下降、勞動適齡人口減少以及快速老齡化。但由於財政拮據，不可能大幅增加對新生兒父母撫養子女的直接財政支持。
這種情況下，勞動力短缺將主要通過延遲退休來解決。EIU的基準假設是在10-15年內分階段嚐試將法定退休年齡延長至65歲（男性目前60歲退休，女性目前55歲）。
財政改革也可能是一個重要議題，目的是加強地方公共財政的可持續性。然而，由於政府在開征房產稅等新稅時小心謹慎，整體財政狀況仍將吃緊。
EIU認為，如果不增加稅收或國債，不足以解決公共財政普遍緊張的問題。因此，此次三中全會上政府將有動力促進多年來一直落後於名義GDP增長的財政收入增長，但同時也會謹慎行事，以免進一步削弱本已脆弱的家庭和企業信心。
中美競爭重於一切？
這些議題也顯示出，中國現在麵臨的挑戰與1978年的三中全會時完全不同：
在外部，當時中美基本完成建交談判，很快進入第一個十年蜜月期；當前中美關係日益緊張，中國在貿易、科技等領域時常麵臨新的製約。
在內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40多年後，麵臨問題的複雜度和民眾期待都已不同，BBC中文此前的報道中曾引用香港經濟學家劉遵義的分析——當中國人把1978年的經濟當做基準線，那麽幾乎所有人的生活都變好了，沒有人想回去。但過了幾年，大家的基準線可能是2000年，或者2010年。那肯定會有人感覺被拋下，會不滿。在美國選上特朗普的人，就是被拋下的，他們的收入在過去十幾年幾乎沒有增長。在英國投票脫歐的人，也是經濟全球化過程被拋下的。
在這樣的背景下，亞曆山大·戴維指出其中的矛盾之處——一方麵，習近平和中國共產黨希望“增加公眾從改革中的收益”；另一方麵，中國舉全國之力進行創新，以克服特定技術瓶頸，這是中國在中美競爭中不敗的關鍵。這意味著社會發展改革（如戶口改革、土地改革和房產稅）的優先級被中美競爭所取代。
宋林則持不同意見，“在我看來，將中國的發展視為與美國的競爭並不正確。”
他認為，中國的發展和經濟轉型是為了自身的利益，雖然可能會有一些摩擦，但不一定是競爭的輸贏，也有合作的空間。中國正處於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過去的許多增長動力正在減弱，必須看到支持提升附加值、推動突破性創新、釋放消費潛力的政策。這些將是未來 5-10 年最重要的方向。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郝福滿（Bert Hofman）指出，結構性改革是非常困難的，那麽實現結構性改革的唯一途徑是，打包一大堆各種改革一起推出，三中全會就是這樣一個好平台，那麽你在這些地方得一些，在那些地方失一些，讓它在政治上有吸引力，換言之，要“讓每個人不開心的程度保持在合理範圍（make everybody reasonably unhap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