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六月，對中國人民來說，可謂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經受著氣候變化、破產失業、和強製暴力的苦難，不能呼吸。一股強烈的悲觀氣氛彌漫在中華大地上，幾乎前所未有。
這就是中共的“二十大三中全會”召開前夕的社會氣氛，幾乎各個階層、各個群體的人民都對姍姍來遲的大會不再抱有期望。而北京當局似乎也覺察到了這一點，隻是沒有跡象顯示他們願意拿出“牛肉”進行安撫，反而加緊為全會後可能爆發的民意海嘯作準備。
悲觀氣氛從何而來
從五月初以來，南方連續降雨，多地迎來又一次百年不遇的洪水，而華北則在六月進入高溫和大旱。這種來自氣候變化的自然災難，將中共製度的僵化顯露無遺，統治集團對民眾苦難的麻木和吝嗇也再次暴露。中國領導人要麽避暑西北，要麽忙於出國，對南澇北旱的災情不聞不問。地方官員則紛紛“躺平”，他們的救濟遲緩和表演性救災再度成為社交媒體的重點。
中國的有產階級則經受著股市不振和稅務清查的雙重打擊。自證監會換帥以來數月，大盤股指仍然徘徊在3000點，最近一周更屢次被擊穿，股市信心和公眾的消費信心都跌到了三十年以來的最低點。而各地方在房地產稅源枯竭、地方財政普遍困難的背景下采取了強力“清稅”行動，不顧稅法要求和以往的稅收優惠，以“稅警合作”的模式嚴查、重罰私營企業的曆史性稅務問題，頗有1950年代初針對“資本家”的“三反五反”運動的態勢。在上半年中央層麵多次放風安撫民企之際，地方政府大肆“要稅收不要企業”的野蠻征收，令中國的民營企業再度陷入恐慌。
不過，相比災民和企業主的束手，中國的勞工和市民階級正在以新一波的抗議方式表達他們的不滿。從6月20到24日，有機構記錄21起抗議，其中工人抗議7起、農民抗議5起、業主維權抗議7起。在經濟下行、企業大規模破產和轉移、房地產崩潰的情形下，即使被嚴厲打壓，來自大眾的集體抗議激增。
然而，最危險的信號，是中年失業者開始針對外國人進行報複。在6月10日和24日，在中國鏽帶的吉林和經濟發達的蘇州，先後發生兩起分別針對美國人和日本人的襲擊事件。對比之前屢屢發生的社會報複案件，例如本月在上海一地鐵站發生的無差別襲擊，這一最新事態表明，中國民眾的絕望開始發展到轉向政治暴力：他們不是簡單的重複義和拳運動的仇外，更像是陷入絕望的人民有意識地以針對外國人的社會報複來謀求更大的政治效應，頗有給當局顏色看的意思——中國特色的自發恐怖主義。
這當然是中國當局過去十幾年民族主義煽動在經濟不景氣和社會絕望下製造的怪物。陷入困頓的人民正在以互相傷害和刺殺外國人的方式進行抗議，抗議當局對人民的冷漠，暴露了中共民族主義宣傳的空虛。如果對比一年前中國政府對耶倫等美國高官到訪的破冰努力，那時正是北京政權在疫情後最為孤立的時刻，當人民陷入徹底絕望，剛剛緩過來的北京統治集團一方麵以各種小恩小惠例如單向放開簽證和若幹進口討好各國，另一方麵對內則顯得完全不為所動，在疫後的一年多裏，幾乎沒有出台任何博得民眾叫好的重大改革。
而人民每天在痛苦和絕望中所麵對的，是中共官員這種集體冷漠和僵硬的政治站位。這是中共“二十大三中全會”遲遲難以召開的原因，也是中國當下社會普遍悲觀的直接根源。
統治階層的拒絕妥協
在如此氣氛中，很難想象即將召開的“二十大三中全會”上可能出現任何重大的實質性改革，無論是改善民生還是改善經濟，為人民注入信心。在“三中全會”愈臨近的時刻，人民因此愈加失望和悲觀，社會也愈益充滿了暴躁氣氛。
在現實中，中共的冷漠和僵硬既是集體性的，也是製度性的；而理論上，統治群體對人民的這種仇視，自然和政權的威權主義有關，但更多地表現為習慣性的拒絕妥協。在缺乏責任政治、也缺乏官僚中立性的背景下，他們害怕妥協，不會妥協，無論這種妥協是麵向外部還是內部。尤其是，在過去十幾年，這種拒絕妥協的僵化已經上升到“四個自信”的意識形態高度，作為黨內的政治正確，妨礙著其中任何一位幹部在任何一個層麵進行妥協。
在新冠疫情期間，這種集體僵硬更因“動態清零”政策下的“守土有責”原則而被全麵強化，“入腦入魂”以後幾乎成為中國當下體製的本能反應模式，也是極權主義的“清零”陰魂滲透到所有領域、難以走出疫情的根本原因，即使是改革雷聲頗大的“二十大三中全會”，也絕無可能像四十多年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清算“兩個凡是”、然後以改革開放的名義進行對內、對外的雙邊妥協。妥協才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性質。
然而，毛的“兩個凡是”，作為50年前“文化大革命”的遺產，在今天中國以“兩個確立”和“兩個維護”的變形被繼承和堅持，從意識形態核心的高度規定了中共麵對國際孤立、經濟下行和人民困苦，絕不動搖、絕不讓步、絕不妥協的原則和立場，自然不可能在七月的“三中全會”上進行任何有意義的改革。那些人民期望改革的製度桎梏，都難以破除所謂“不能改的堅決不改”的詛咒。
當然，這種如同新原教旨主義一般的頑固，並不妨礙北京當局說一些安撫的話，做一些技術性的調整。例如，為了召開“三中全會”，為了在“堅決不改”的底線和人民群眾從各種自由到修憲的各種呼籲之間巨大的鴻溝裏找到一點兒“重疊共識”，中共的領導群體難得地放下身段召集企業家、經濟學家們座談，也在內部召開各種諮商會議；對外則用單向放開簽證等小恩小惠做一些姿態。這幾乎是中國內政外交能夠做出的最大限度讓步了。
普遍悲觀也意味著人民的覺醒
不過，所有這些以寸計的讓步，也不免陷入到“承諾疲勞”中，人民和資本信心全無，國際社會則將信將疑。譬如，在南中國海和台灣海峽問題上，一方麵中國以對第三方間接承認暫時凍結攻台計劃而爭取緩和，形同在美國強大壓力下被迫委婉認錯；但另一方麵，在2024年六月，中國選擇性地對待弱小政權采取了更加強硬的態度，先後宣布了南中國海和對待“台獨”的強硬法案，試圖將國際島礁糾紛和台灣人民的自決權納入國內法範疇，自我賦予對菲律賓人的執法權、直接宣判台灣人民的自決是有罪的。
這些絕不妥協的姿態，自然引發國際社會的反感和不信任，也窺見到中國政治與民主世界的巨大和根本差異難以彌合。因為，妥協作為一種政治哲學和政治技巧正是自由政體的標誌，如主持紐倫堡審判的首席法官比德爾(Francis
Biddle)在1957年曾經寫過的，“我們的整個國民生活建立在妥協的基礎上，偉大的製度即美國憲法本身，就是一係列大大小小的妥協”。這是美國和全球自由世界的自由主義基礎和力量所在，如果遇到一個拒絕向內向外妥協的頑固政權，如何可能避免相互間的不信任、脫鉤和對抗？
這就是中共“二十大三中全會”召開前夕的國際和國內環境。沒有妥協，也就意味著中共並沒有改善內外任何一方關係的意願，無論減少對外貿易戰風險還是提升內需都成泡影，全會能展開的經濟和改革議題自然非常有限，人民對大會以及未來的悲觀便可以理解了。
這種普遍悲觀的政治失望何嚐不意味著人民的覺醒？他們終將明白，在黨內“沒有一人是男兒”、更無“七千人大會”的劉少奇的背景下，作為無力的被統治者，期盼單向的政治妥協並不現實。那或許就是改變悲觀、重燃希望的政治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