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育媧人口 任澤平 梁建章黃文政呂俊何亞福
導讀
1月17日，國家統計局公布2023年人口數據：2023年末全國人口140967萬人，比上年末減少208萬人。全年出生人口902萬人，比上年減少54萬人，出生率為6.39‰；死亡人口1110萬人，死亡率為7.87‰；人口自然增長率為-1.48‰。
2023年中國人口已經連續兩年負增長，總和生育率1.0左右，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位居倒數第二，應加大力度放開並鼓勵生育。中國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後的1.5左右，2022年1.05，2023年在1.0左右，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倒數第二（僅比韓國略高）。全麵二孩政策不及預期、三孩政策效果並未顯現，未能扭轉中國出生人口下降趨勢，生育堆積效應已基本結束，出生人口自2017年以來連續七年下降，2023年出生人口902萬人，比2022年減少54萬人，繼續創新低。2023年總人口比上年減少208萬，連續兩年負增長且減量擴大。老齡化、少子化、不婚化三大趨勢加速到來。人口因素影響重大深遠，生育政策調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一。
短期看，2024年出生人口和生育率可能會有小幅反彈，主要原因是：1）部分家庭在疫情期間積壓的生育計劃逐漸釋放；2）2023年結婚對數有所增長，根據民政部數據，2023年三季度結婚登記569萬對，同比增加24.5萬對；3）龍有吉祥寓意，龍年存在生育小高峰。但長期看，由於生育堆積效應逐漸消失、生育率低迷、育齡婦女規模持續下滑、生育成本高等，如果沒有實質有效的鼓勵生育政策出台，出生人口下降趨勢較難扭轉。人口因素變化緩慢但勢大力沉，影響重大深遠，需引起高度重視。
我們長期呼籲“全麵放開並鼓勵生育，應對老齡化少子化挑戰”，逐漸看到曙光，生育政策正在積極改變。全社會已經開始高度關注中國的人口問題，政策也逐漸向鼓勵生育轉變。從“放開三孩”到“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係、減輕家庭負擔”。
自放開三孩政策以來，各地積極健全生育配套服務，從生育和育兒補貼、生育保險、個稅減免、延長育兒假、提供托育服務、住房優先保障等方麵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但支持力度有待提升、落實情況有待改善。自2023年下半年以來，各地政府出台相關生育、育兒補貼的頻率下降，部分補貼政策落實情況待改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財力不足和動力不夠。
啟示：1）全麵放開生育，讓生育權重新回到家庭。全麵放開生育是把生育權從國家計劃回歸家庭自主，是把生育數量多少的選擇權交回給家庭決定，充分尊重每個人的生育意願。全麵放開，原本不想生的人還是不會生，但一些想多生的人能生，不用擔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區會大幅多生導致出生人口激增。2）加快構建生育支持體係。一是實行差異化的個稅抵扣及現金補貼、購房補貼等政策，覆蓋從懷孕保健到18歲或學曆教育結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務供給，大力提升0-3歲入托率從目前的4%提升至40%，並對隔代照料發放補貼。三是進一步完善女性就業權益保障，並對企業實行生育稅收優惠，加快構建生育成本在國家、企業、家庭之間合理有效的分擔機製。四是加大教育醫療投入，給予有孩家庭購房補貼，降低撫養直接成本。五是加強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權利。六是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好的社會支持係統，比如男女平等的育產假等。七是完善輔助生殖頂層設計，給有需求家庭定向發放輔助生育補貼券。3）大力發放生育補貼，切實減輕家庭養育孩子負擔。建議國家層麵出台生育補貼政策，按照孩子數量針對家庭發放，給有孩家庭每月1000-6000元。比如一孩補貼1000元，二孩家庭補貼3000元，三孩家庭補貼6000元。短期有助於擴大內需、穩增長、穩就業，長期有助於提振生育水平、增強經濟社會活力，一舉多得。
期待更多行之有效的鼓勵生育政策出台，未來的生育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鼓勵生育的力度。相信經過一係列長短結合的措施，未來中國人口有望長期健康均衡發展。
目錄
1 總人口14.1億，連續兩年負增長，老齡化、少子化、不婚化加速到來
2 老齡化加劇，正從人口紅利期轉入人口負擔期，銀發經濟迎來大發展
3 勞動年齡人口下降，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推動“人口紅利”轉向“人才紅利”
4 少子化加劇，出生人口連續七年下降
5 生育率全球倒數第二，“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問題突出
6 不婚化成趨勢，帶動家庭規模日趨小型化
7 性別比持續改善，男性比女性多3097萬，農村“剩男”和城市“大齡剩女”問題仍突出
8 城鎮化率穩步提升，人戶分離人口規模擴大，戶籍製度亟待改革
9 人口、人才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東北、西北人口持續流出
10 受教育程度提高，但社會階層固化現象需重視
11 全麵放開並鼓勵生育，加快構建生育支持體係，切實減輕養育孩子負擔
正文
1 總人口14.1億，連續兩年負增長，老齡化、少子化、不婚化加速到來
2023年中國總人口14.1億，已經連續兩年負增長，符合我們對人口總量趨勢的預測。2020年中國總人口為141178萬人、淨增204萬，2021年總人口141260萬人、淨增48萬，2022年總人口141175萬人、同比減少85萬人，人口總量開始見頂回落，2023年總人口140967萬人，同比減少208萬人，減量擴大。中國人口從8億到10億，花了12年；從10億到12億，花了14年；從12億到14億，花了24年。
聯合國高估中國生育率進而高估總人口數量。聯合國最新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調低了對中國未來人口的預測參數，但仍認為，從2023年起，中國總和生育率的大趨勢是緩慢上升。“中方案”生育率參數為：2022年為1.18，2030年上升到1.27，2040年上升到1.34，2050年為1.39，到2100年上升到1.48左右。根據官方抽樣數據計算，2022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僅1.05，可見聯合國高估了中國人口生育率，並樂觀估計了未來生育率的上升趨勢。
由於生育成本過高、人平均生育意願較低，如果不加大鼓勵生育力度，未來生育率可能難以回升。育媧人口的《中國人口預測報告2023》對人口預測的“中方案”參數為：從2023年起生育率逐漸遞增，2028年回升到1.1，從2028年起固定為1.1。相比之下，聯合國對中國總和生育率高估了15%-30%。需要注意的是，生育率高估30%意味著對下一代的出生人口數要高估30%，對兩代人後的出生人數高估69%，對三代人後的出生數要高估一倍以上，進而高估總人口。
根據育媧人口《中國人口預測報告2023》，如果沒有實質有效的鼓勵生育政策出台，生育率下降趨勢難以扭轉，2050年中國總人口將下降至11.72億，2100年中國人口將降到4.79億，占世界人口比例將從現在的17%降至4.8%。如果總和生育率一直較低，那麽總人口將陷入持續負增長。人口見頂之後前25-30年內萎縮速度較慢，但隨著1962-1975年高生育率時期出生人口進入生命終點，2050年左右開始，萎縮速度將明顯變快。
人口數量和質量共同影響國力，隨著人口總量萎縮，將影響大市場優勢，也將影響經濟增長和經濟規模。好在全社會已經開始高度關注中國的人口問題，政策也逐漸向鼓勵生育轉變。從“放開三孩”到“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係、減輕家庭負擔”。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2021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內容包括：取消社會撫養費等製約措施、清理和廢止相關處罰規定，配套實施積極生育支持措施。
2022年8月16日，國家衛生健康委、國家發改委等17部門又發布《關於進一步完善和落實積極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導意見》，強化深入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同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函，同意建立由26個部門和單位組成的國務院優化生育政策工作部際聯席會議製度，統籌協調全國優化生育政策工作。
2022年10月二十大報告提出，“優化人口發展戰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體係，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
2022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係，適時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政策，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少子化。”
2023年第一期《人口與健康》刊發了衛健委人口監測與家庭發展司司長楊文莊的文章，提出要鼓勵地方在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方麵積極探索、大膽創新，在“十四五”期末，使家庭負擔有效降低。
2023年5月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強調“人口發展是關係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大事，必須著力提高人口整體素質，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
自放開三孩政策以來，各地積極健全生育配套服務，從生育和育兒補貼、生育保險、個稅減免、延長育兒假、提供托育服務、住房優先保障等方麵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但力度有待提升、落實情況有待改善。越來越多的地方拿出真金白銀來鼓勵生育，根據統計，全國已經有三十多個城市出台或擬出台生育或育兒補貼的相關政策，但目前看補貼力度仍低於大部分歐洲國家。並且，自2023年下半年以來，各地政府出台相關生育、育兒補貼的頻率明顯下降，部分補貼政策落實情況有待改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財力不足和動力不夠。
期待更多行之有效的鼓勵生育政策出台，未來的生育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鼓勵生育的力度。相信經過一係列長短結合的措施，未來中國人口有望長期健康均衡發展。
（請參考深度報告《中國人口預測報告》《中國生育報告》等）
2 老齡化加劇，正從人口紅利期轉入人口負擔期，銀發經濟迎來大發展
中國的老齡化速度和規模前所未有，2021年中國開始進入深度老齡化，2023年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升至15.4%，預計在2030年左右進入占比超20%的超級老齡化社會，2084年之後中國老年人口約占總人口的一半。2021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14.2%，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2022年上升至14.9%，2023年為15.4%。根據育媧人口《中國人口預測報告2023》“中方案”，預計中國在2030年左右進入占比超20%的超級老齡化社會，之後持續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約36.2%，企穩一段後將再度上升至2084年及之後的約46%。
從老齡化速度看，日本從老齡化到深度老齡化用了24年、德國用了40年、法國用了126年，中國隻用了21年；從深度老齡化到超級老齡化日本用了約13年、德國用了36年、法國用了28年，預計中國用20年左右。
由於人口基數大，中國老年人口規模也是前所未有。2023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規模2.2億，約占全球老年人口的26.8%，大致每4個老年人口中就有1個是中國人。中國高齡化問題也將日益突出。2022年中國80歲及以上高齡老人近4000萬人，約占人口的約2.7%。根據育媧人口《中國人口預測報告2023》“中方案”，預計2030、2050、2070、2100年8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將分別為3.7%、11.0%、18.6%、30.4%。
老齡化地域差異大，東北、川渝地區老齡化明顯。分省看，2022年僅西藏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低於7%，人口年齡結構較為年輕；新疆、廣東、青海等11個省級以上地區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介於7%-14%，初步進入老齡化；山西、河南、陝西、內蒙古4個省級以上地區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大於14%，但低於全國平均水平；浙江、北京、河北等15個省級以上地區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大於14%、進入深度老齡化階段，其中，遼寧、上海、重慶、四川、江蘇、黑龍江、吉林分別高達20.0%、18.7%、18.3%、18.1%、17.9%、17.8%、17.8%。
1962-1976年的嬰兒潮人口加速步入老齡化，退出勞動力市場。我們前麵享受了多大的人口紅利，後麵就要背負多大的老齡化負擔，我們正從過去幾十年的人口紅利期轉入人口負擔期。未來養老負擔、社保支出和政府債務壓力增大。未來醫藥、養老、醫療等行業都是大賽道。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韓國等亞洲發達國家的老齡化比美歐更嚴重，日本是世界上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韓國2023年的總和生育率已經降至0.72（聯合國的代際平衡黃金總和生育率是2.1），這可能跟美歐移民政策比亞洲更開放有關，但是大規模移民湧入帶來了社會治安變差、種族衝突、社會撕裂、白人比重大幅下降等新的問題。
（請參考深度報告《美國人口報告》《日本人口報告》《韓國人口報告》）
3 勞動年齡人口下降，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推動“人口紅利”轉向“人才紅利”
勞動規模持續萎縮、勞動人口占比大幅下降，2010-2022年15-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從10億降至9.6億，占比從74.5%降至68.1%，預計到2050年降至58%左右。2023年16-59歲人口86481萬人、較2022年減少1075萬人，占全國人口的比重61.3%、較2022年下降0.7個百分點。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及規模分別在2010、2013年見頂，隨後進入快速下滑階段，根據育媧人口《中國人口預測報告2023》“中方案”，2050年勞動年齡人口占比下降到57.5%，2100年勞動年齡人口占比下降到40.5%。人口數量紅利消失，勞動力成本大幅上升，挑戰中國世界工廠地位，社會創新創業活力下降，經濟潛在增速下行。
我們正從人口紅利期轉入人口負擔期，麵臨“未富先老”挑戰。人口數量紅利是過去中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1978年改革開放後，中國依靠龐大且年輕的勞動力以及與之相關的巨大統一市場，快速成長為世界第二經濟體。1962-1975年第二輪嬰兒潮人口是改革開放40年的建設主力，生產和儲蓄多，消費少，導致儲蓄率和投資率上升，儲蓄超過投資部分產生貿易順差，同時過剩的流動性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推動消費升級，經濟潛在增速較高。在長期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及規模分別在2010年、2013年見頂，而日本、美國、英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分別在1991、2009、2013年見頂，當時的人均收入遠高於中國。
如果不作出改變，老齡化人口結構將影響長期經濟增長。人口總量的增加、質量和結構的改善推動美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經濟騰飛，並在二戰後成為世界霸主。人口老齡化使得中國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顯，養老金缺口將日益增加；隨著勞動力供給總量持續下降，勞動力成本將日益上升，部分製造業已經開始並將繼續向東南亞、印度等地遷移。從邊際上看，中國人口紅利即將結束，麵臨“未富先老”局麵，未來儲蓄率和投資率將逐漸下降，消費率將逐漸上升，經濟潛在增速下滑。從絕對水平看，當前中國人口總撫養比約40%，未來一段時間仍處於人口負擔相對較輕的“人口機會窗口期”（小於50%）。據育媧人口《中國人口預測報告2023》“中方案”，中國的人口撫養比將在2036年超過50%、且逐漸超過100%，人口負擔不斷加重。
中國仍然擁有全球少有的龐大勞動年齡人口，麵臨人口負擔加重問題，需要推動“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變。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0-2022年中國16-59歲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從9.67提升至10.9年。擁有大學文化程度人口占總人口的約15.5%，相較美國的42%、加拿大的51%還有提升空間。健康水平的提高、文化素質等方麵的提高，對於改善勞動力的供應質量有重要的作用，有助於推動“人才紅利”加速釋放。
4 少子化加劇，出生人口連續七年下降
全麵二孩政策不及預期、三孩政策效果並未顯現，未能扭轉中國出生人口下降趨勢，生育堆積效應已基本結束，出生人口自2017年以來連續七年下降，2023年出生人口902萬人，比2022年減少54萬人，繼續創新低。新中國成立以來，出現三輪嬰兒潮，分別為1950-1958年的年均2100萬，1962-1975年的年均2628萬，1981-1994年的2246萬，之後逐漸下滑至2003-2012年的約1600萬，其中2012年為1635萬。第四輪嬰兒潮原本應在2010年後出現，但因長期嚴格執行的計劃生育而消失。2013-2015年出生人口分別為1640、1687、1655萬。2015年末中央決定全麵放開二孩，出生人口在2016年達1786萬、創2000年以來峰值；但2017年開始，出生人口連續七年下滑，2023降至902萬人，繼續創曆史新低。
分省看，廣東出生人口數量遙遙領先，河南、山東、河北等人口大省出生人口同比降幅介於5%-10%。從出生人口看，2022年出生人口前三的省份分別為廣東、河南、山東，分別為105.2萬、73.3萬、68.2萬人，合計占全國的27.4%，僅廣東省出生人口超百萬。從出生人口變動看，2022年安徽、河北兩省出生人口同比降幅超過15%，福建、遼寧、江西、雲南等13個省級以上區域出生人口降幅介於10%-15%，貴州、山東、吉林等14個省級以上區域出生人口降幅介於0%-10%，僅西藏、新疆兩地出生人口同比小幅正增。
2023年中國出生人口902萬，符合我們的“低方案”預測。短期看，2024年出生人口可能會有小幅反彈，主要原因是：1）部分家庭在疫情期間積壓的生育計劃逐漸釋放；2）2023年結婚對數有所增長，根據民政部數據，2023年三季度結婚登記569萬對，同比增加24.5萬對；3）龍有吉祥寓意，龍年存在生育小高峰。
長期看，由於生育堆積效應逐漸消失、生育率低、育齡婦女規模持續下滑、生育成本高等，如果沒有實質有效的鼓勵生育政策出台，中國出生人口的下降趨勢較難扭轉。根據育媧人口《中國人口預測報告2023》，如果沒有實質有效的鼓勵生育政策出台，中國出生人口將在4年左右跌破700萬，預計到2050年跌破500萬、2100年僅不到100萬。中國現在的出生人口隻有印度的一半不到，按此趨勢，到本世紀中葉隻有印度的三分之一，到2100年可能不到印度的四分之一。
5 生育率全球倒數第二，“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問題突出
中國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後的1.5左右，2022年1.05，2023年僅1.0左右，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倒數第二（僅比韓國略高）。根據我們計算，2016年總和生育率衝高至1.7、較2015年明顯上升，2017年略降，2018年明顯下降至1.5左右，2019年基本持平，2020年僅1.3，2021年已降至1.15，2022年1.05，2023年1.0左右（按照出生人口902萬估算）。從國際比較看，2022年法國、美國、巴西、英國、德國、日本、韓國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8、1.7、1.6、1.6、1.5、1.3、0.7，中國總和生育率全球倒數第二。
為什麽不生？現階段低生育率原因已經從死亡率驅動轉向功利性生育消退和成本約束驅動轉變，生育基礎削弱、生育觀念改變、生育的機會成本和直接成本高是影響生育率的主要原因。由此帶來的是，實際生育水平低於意願生育水平，它們之間的差距決定於成本的高低。
1）生育觀念改變，“養兒防老”觀念淡化。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年輕一代的生育觀念已經發生改變。與父母輩相比，現在的年輕人並不把生育作為必然選擇。70、80後生育觀念保守，認為生育是必然選擇，但現在90後、00後更加追求自我滿足，不願意過早被生育束縛，傾向於晚生、少生、甚至不生。隨著女性意識的覺醒和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很多女性不願因生育被困在家中，從而降低生育意願。並且，由於社保體係的完善，社會養老功能逐漸強化，“養兒防老”觀念逐漸被淡化。
2）晚婚晚育、不婚不育、單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礎。第一，中國結婚率2013年見頂後持續回落，晚婚晚育現象日益突出，中國的結婚率從2013年的9.9‰開始逐年下降，2022年結婚率下降到4.8‰，已經連續9年下降。第二，結婚後選擇丁克的家庭在增多，尤其是在較為發達的一二線城市。2022年40歲以上的城市大齡男性和女性未婚占比分別為2.5%、1.3%。第三，生育年齡推遲、環境汙染、不良生活方式、生殖衛生保護缺失等導致不孕不育率上升，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中國不孕不育率為12%-18%。
3）住房、教育、醫療等直接成本高是抑製生育行為的三大因素，“四二一”結構的家庭養老負擔重、擠壓生育，女性勞動參與率較高但就業權益保障不夠，導致機會成本高。根據育媧人口發布的《中國生育成本報告》，在統計的14個國家中，全國家庭0-17歲孩子的養育成本平均為48.5萬元；0歲至大學本科畢業的養育成本平均為62.7萬元。如果把一個孩子撫養到剛年滿18歲所花的成本相對於人均GDP的倍數進行國際對比，澳大利亞是2.08倍，法國是2.24倍，瑞典是2.91倍，德國是3.64倍，美國是4.11倍，日本是4.26倍，中國是6.9倍，幾乎是全球最高的。
許多發達國家的政府一般會拿出GDP的1%-3%來提供現金、稅收優惠等家庭福利，補貼力度大的國家、生育率一般也更高。比如根據OECD數據，北歐國家家庭福利支出占比2%以上，普遍高於南歐和東亞國家，生育率也相對較高，2021年北歐、南歐、東亞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58、1.33、1.17。家庭政策發源於歐洲，一開始是為了支持在工業化和現代化過程中困難家庭的政策，後來隨著少子化問題的出現，逐漸成為鼓勵生育政策的一個重要部分。現在中國生育率已經是世界範圍內最低之一，遠低於發達國家平均水平1.5左右，如果不解決生育成本和生育福利問題，生育率下降趨勢很難扭轉。
（請參考深度報告《中國生育報告》《中國生育成本報告》《國際生育補貼報告》）
6 不婚化成趨勢，帶動家庭規模日趨小型化
年輕人不婚不育觀念日趨普遍，不僅不生了、連婚都不想結了。60年代是傳統的一代，70、80年代是轉型的一代，90、00後不向往結婚生育，向往獨立、自由、享受，抵製“996”，發達國家也走過類似的道路。年輕人對組建家庭、養兒育女的意願逐漸下降，對婚姻的依賴不如以往強烈，單身經濟盛行。此外，高彩禮、高房價等傳統婚姻成本較高也會抑製部分年輕人結婚意願。2013年開始，中國結婚率已連續9年下降，離婚率逐漸達峰並趨於平穩。2013-2022年中國結婚登記對數從1347萬對的曆史高點持續下滑至683萬對。中國離婚對數於2019年達峰，由於離婚冷靜期製度，2020、2021年離婚對數連續下降、2022年保持平穩。不婚導致大量單身人口的出現，根據《中國人口與就業統計年鑒2023》，2022年中國20歲及以上單身人口約1.5億，如果處於離婚狀態的人也算作單身，這個數據會更多，其中男女比例63:37。
受中國人口流動日趨頻繁、戶籍製度改革不到位、年輕人不婚不育觀念等因素影響，家庭戶規模繼續小型化，根據普查數據，2010-2020年平均每個家庭戶規模由3.10人降至2.62人。人口流動日趨頻繁，職業流動性增加，家庭成員間空間距離變大，年輕人更可能離開父母獨立居住，一人戶、“空巢”家庭和“純老戶”數量、比例均會增加。當前戶籍製度改革進程明顯滯後於人口流動趨勢。流動人口無法享受與戶籍人口均等的教育、醫療資源與公共服務，降低生育意願。2020年平均每個家庭戶人口為2.62人，比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3.10人減少0.48人。根據抽樣數據，2021年，中國家庭戶規模約2.77，2022年降至2.76，總體呈小型化趨勢。
從國際看，因生育率下滑、晚婚、不婚率和離婚率提高、人口流動等因素，家庭規模小型化是世界各國人口發展的普遍趨勢。當前，日本、美國、韓國家庭戶均規模分別約2.27、2.53、2.4人，中國家庭戶均規模從1982年的4.41降至2022年的2.76。此外，中國家庭戶規模仍有小型化趨勢，可能導致更多的住房和更大的人均住房麵積需求。
（請參考“澤平宏觀”深度報告《中國住房存量報告》）
7 性別比持續改善，男性比女性多3097萬，農村“剩男”和城市“大齡剩女”問題仍突出
性別比逐漸改善，2023年總人口性別比為104.49，較2022年略有降低，處於曆史低位水平。2023年男性、女性人口分別為72032、68935萬人，占比分別為51.1%、48.9%，男性比女性多3097萬，總人口性別比（以女性為100，男性對女性的比例）為104.49，較2022年略有降低，目前處於曆史低位水平，性別比明顯改善。
分省看，2022年，遼寧、河北、吉林、黑龍江4個省級以上地區人口性別比在100以下，河南、青海、四川、重慶等15個省級以上地區介於100-105，天津、雲南、湖北等10個省級以上地區介於105-110，海南、廣東在110以上。整體看，東北呈現“女多男少”的特點，遼寧、吉林、黑龍江分別為97.3、99.8、99.96，均不超過100，人口大省廣東性別比高達111.6。
需要注意的是，男女比例失衡、女性意識覺醒等原因造成婚姻市場匹配困難，農村“剩男”和城市“大齡剩女”問題突出。第一，男女比例失衡。比如00後男女性別比約115，男性比女性多超1100萬，90後男女性別比約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萬。第二，女性多偏好不低於自身條件的男性，男性多偏好不高於自身條件的女性。婚姻成本越來越高，男性在婚姻市場的主動性受家庭資源、財富水平的影響。經濟發展和受教育水平提高給女性提供了更多就業機會，社會地位上升。女性不再隻作為“家庭主婦”，而是進入職場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高學曆女性往往偏好不低於自身條件的男性，在事業發展期麵對巨大的戀愛、結婚、養育等成本時，如果沒有遇到物質與理想同時匹配的擇偶對象，更傾向選擇不婚甚至不戀，加大婚姻市場匹配難度。2022年，中國30歲及以上未婚男性有超過60%分布在村鎮、一般為較低學曆；未婚女性有超過60%分布在城市、一般學曆較高。
8 城鎮化率穩步提升，人戶分離人口規模擴大，戶籍製度亟待改革
從城鄉構成看，2023年城鎮常住人口93267萬人，比上年末增加1196萬人；鄉村常住人口47700萬人，減少1404萬人；城鎮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重為66.16%，比2022年末提高0.94個百分點。國際經驗表明，城市化發展近似一條稍被拉平的“S型”曲線，大致分三個階段：緩慢發展期（30%以前）、快速發展期（30%-70%）、穩定發展期（70%之後），中國目前處於快速發展期的減速發展階段末期。在第二階段快速發展期，大致以50%為臨界點可分為兩個階段，50%之前為加速發展階段、50%為減速發展階段。目前中國城鎮化率稍高於世界平均水平56.2%，但低於高收入經濟體和中高收入經濟體的81.9%、68.2%。根據聯合國預測，2040年中國城鎮化率將達到約76.4%，對應城鎮人口為10.3億，根據我們預測，到2040年中國城鎮化率將達到約78.6%，對應城鎮人口10.5億人，比2020年增加約1.5億人。
分區域看，東部發達地區城鎮化率高於中西部地區。2022年上海、北京、天津等9個省級以上地區城鎮化率大於70%，處於城鎮化的穩定發展期；內蒙古、寧夏、黑龍江等14個省級以上地區城鎮化率介於60%-70%，城鎮化進程處於減速發展的末期；四川、新疆等7個省級以上地區城鎮化率介於50%-60%，城鎮化進程處於減速發展的初期，還有較大提升空間；西藏自治區城鎮化率隻有37.4%，主要與地理環境、資源分布等因素有關。
人口流動規模持續擴大，流動趨勢明顯，2020年人戶分離人口、市轄區內人戶分離人口、流動人口分別比2010年增長88.5%、192.7%、69.7%；2021年人戶分離人口、市轄區內人戶分離人口、流動人口繼續同比增長2.2%、1.7%、2.4%。人戶分離是指居住地與戶口登記地所在的鄉鎮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現象，與戶籍製度、經濟發展聯係密切。2021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64.7%，但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46.7%，低於常住18個百分點。根據抽樣調查數據，2021年人戶分離人口為5.04億人，其中，市轄區內人戶分離人口為1.19億人，流動人口為3.85億人。與2020年相比，人戶分離人口增長2.2%，市轄區內人戶分離人口增長1.7%，流動人口增長2.4%。
以上數據說明中國新型城鎮化戰略持續推進，但另一方麵也反映了戶籍製度改革滯後於人口流動趨勢，人地掛鉤機製不完善，流動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務不公平化，同一城市內教育、醫療等資源分配不均等。應當盡快建立人地掛鉤機製，推動基本公共服務按照常住人口配置。
（請參考深度報告《中國人口流動趨勢報告》等）
9人口、人才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東北、西北人口持續流出
人口進一步向經濟發達區域、大都市圈城市群集聚但分化加大，6個人口萎縮省份全部位於北方，人隨產業走，人往高處走。2010-2020年東部人口占比上升2.15個百分點，中部下降0.79個百分點，西部上升0.22個百分點，東北下降1.20個百分點。2020年東部、中部、西部、東北地區人口占比分別為39.93%、25.83%、27.12%、6.98%。分省看，2020年廣東、山東2省人口超1億，分別為1.26、1.02億，合計占全國的16.1%。河南、江蘇、四川等9省人口在5000萬-1億，雲南、江西、遼寧、福建、陝西等17省人口在1000萬-5000萬，寧夏、青海、西藏不足1000萬。10年間甘肅、內蒙古、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等6省人口萎縮，分別減少55.5萬、65.7萬、79.6萬、115.5萬、337.9萬、646.4萬人，全部位於北方，人們用腳投票，奔向南方。
研究發現，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口遷移經曆了從“孔雀東南飛”到2010年後的回流中西部，再到近年的粵浙人口再集聚和回流中西部並存。城市層麵，人口持續向少數核心城市集聚。一、二線人口持續流入但增速放緩；三、四線城市人口持續淨流出。都市圈層麵，人口向大都市圈集聚，但分化加大。城市群層麵，人口進一步向核心城市群集聚。從國際看，美國人口遷移呈現兩個特點：一是在地區層麵，從向傳統工業主導的鐵鏽8州集聚，到向能源、現代製造和現代服務業主導的西海岸、南海岸集聚。二是在城鄉層麵，人口在城市化中後期明顯向大都會區集聚。日本人口隨產業持續向大都市圈集聚，但在1973年左右從向東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三極”集聚轉為向東京圈“一極”集聚。
人口是一切經濟社會活動的基礎、人才更是第一資源。根據我們與智聯招聘聯合推出的《中國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3》，近年人才仍不斷向東部城市集聚，長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人才集聚能力逐漸增加。分區域看，2018-2022年東部地區人才淨流入占比從5.7%增至14.1%，得益於雄厚的經濟基礎和較高的戰略定位，人才持續向東部集聚；中部、西部地區人才持續淨流出，且淨流出占比加大。分城市群看，超6成人才流向五大城市群，長三角、珠三角人才持續集聚，2018-2022年人才淨流入占比分別從4.6%、2.2%增至7.9%、3.9%；京津冀人才淨流出趨勢繼續放緩，成渝、長江中遊城市群人才淨流出。隨著人口紅利消逝、人才價值日益凸顯，如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並培養人才成為各城市提升綜合實力的手段。
人口和人才集聚分化促使房地產市場不斷分化，需求向大都市圈大城市群集中，在少子老齡化背景下，未來房地產市場將更加分化，但人地分離、供需錯配，一二線城市高房價、三四線高庫存。中國城鎮化戰略長期存在“控製大城市規模、積極發展中小城市”的傾向，與人口遷移趨勢背離。分地區看，2010-2020年東部城市建設用地增速低於城鎮人口增速3.3個百分點；而中部、東北、西部分別高20.3、17.4、24.3個百分點。分規模城市看，2010-2020年1000萬人以上城市城區人口增長25.4%，但土地供給僅增長2.6%；20萬人以下城市人口增長22.8%，土地供給增長47.8%。人地分離、供需錯配，導致一二線城市高房價、三四線高庫存。而且貨幣超發使得廣義貨幣增速多高於名義GDP增長，尤其刺激供給短缺、優質公共資源富集的一二線城市房地產價格快速上漲。盡管近年中國城市發展戰略逐漸調整為“以中心城市為引領，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以都市圈建設為突破口，對中小城市分類施策”，但任重道遠，共識還未形成。
為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建議以人地掛鉤和金融穩定為核心加快構建房地產長效機製，建立居住導向的新住房製度，更多發揮房地產實體經濟功能，回歸居住屬性和製造業屬性。
10 受教育程度提高，但社會階層固化現象需重視
2010-2020年具有大專及以上學曆人口增長73.2%，15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9.1%，文盲率由4.08%降至2.67%。2020-2022年全國具有大專及以上學曆人口占比從7.2%提升至19.5%，受教育程度繼續提高，人口紅利逐漸轉向人才紅利。
從受教育程度看，根據抽樣調查數據，2022年全國具有大專及以上、高中、初中、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分別為19.5%、16.4%、34.3%、29.8%，較2020年分別變動2.3、-0.4、-4.1、2.2個百分點。根據普查數據，2020年具有大專及以上、高中、初中、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分別為17.2%、16.8%、38.4%、27.6%。2010年具有大專及以上、高中、初中、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分別為10.1%、15.9%、43.8%、30.2%。分區域看，2022年北京具有大專及以上學曆人口占比50.3%、為最高，上海、天津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介於30%-50%，學曆水平較高；江蘇、陝西、遼寧等8個省級以上地區介於20%-30%，寧夏、吉林、青海等20個省級以上地區小於20%。
但近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會階層流動放緩，名校錄取中來自農村和寒門的比例下降。中國收入基尼係數由2015年的0.462升至2022年0.467。1978-1998年北大清華等名校農村學生超三成，90年代中期開始下降。2022年清華在內地招生約3400名，農村及專項計劃實施區域學生不足20%，若沒有針對貧困地區的專項計劃，清華農村生源比例不到一成。加大教育投入、調節收入分配、促進教育公平、加快推動人地掛鉤和金融穩定的住房製度改革等日益重要。
11 全麵放開並鼓勵生育，加快構建生育支持體係，切實減輕養育孩子負擔
中國老齡化、少子化、不婚化在“十四五”時期撲麵而來，將影響中國經濟社會長遠發展。人口既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要素。生育政策調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一，放開並鼓勵生育大勢所趨。
我們正處於人口大周期的關鍵時期，應該高度重視老齡化、少子化、不婚化的新形勢新趨勢。好在社會已經基本形成共識，開始關注生育問題，積極出台完善生育支持體係的政策、積極應對老齡少子化。
盡快全麵放開生育，讓生育權重新回歸家庭。全麵放開生育，將是否生育、生育幾個孩子、什麽時候生育的權利還給家庭，由每個家庭自主決定生育的孩子數量。全麵放開生育是把生育權從國家計劃回歸家庭自主，是把生育數量多少的選擇權交回給家庭決定，充分尊重每個人的生育意願。全麵放開生育，原本不想生的人還是不會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擔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區會大幅多生導致出生人口激增。
加快構建生育支持體係，大力鼓勵生育。一是實行差異化的個稅抵扣及現金補貼、購房補貼等政策，覆蓋從懷孕保健到18歲或學曆教育結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務供給，大力提升0-3歲入托率從目前的4%提升至40%，並對隔代照料發放補貼。三是進一步完善女性就業權益保障，並對企業實行生育稅收優惠，加快構建生育成本在國家、企業、家庭之間合理有效的分擔機製。四是加大教育醫療投入，給予有孩家庭購房補貼，降低撫養直接成本。五是加強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權利。六是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好的社會支持係統，比如男女平等的育產假等。七是完善輔助生殖頂層設計，給有需求家庭定向發放輔助生育補貼券，促進合理需求充分釋放。
大力發放生育補貼，切實減輕家庭養育孩子負擔。建議國家層麵以發放生育補貼的方式開啟內需複蘇計劃，發放群體可以向有撫養老人、孩子的家庭傾斜，由於這部分家庭存在較大的育兒、養老支出需求，可以補貼的儲蓄漏出率，同時，可以切實降低這部分家庭生育養育成本。長期看，新增人口會增加對汽車、房屋、電器、旅遊等產品和服務的需求，支持相關產業的發展、增加就業機會。對於生育補貼的具體方案，我們建議按照孩子數量針對家庭發放，給有孩家庭每月1000-6000元。比如可以一孩補貼1000元，二孩家庭補貼3000元，三孩家庭補貼6000元。按上述補貼計算，即一孩家庭補貼1000元，二孩家庭平均每孩補貼1500元，三孩家庭平均每孩補貼2000元。按此計算，大約需要提供1-3萬億左右的補貼。短期有助於擴內需、穩增長、穩就業，長期有助於提振生育水平、提升人力資本、增強經濟社會活力，一舉多得。
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打造高質量為老產品和服務體係，建設老年友好型社會。一是加快推動社保全國統籌，發揮養老保障體係中第二、三支柱的重要作用。二是構建老有所學的終身學習體係，鼓勵企業留用和雇傭年長勞動力，推進漸進式延遲退休政策。三是加大養老產業金融支持探索，優化養老服務供給，打造高質量的為老服務和產品供給體係。四是建設老年友好型社會，大力發展“互聯網+養老”的智慧養老服務體係，推進適老化改造，保障老年人高質量、有尊嚴的退休生活。
相信經過一係列長短結合的措施，生育率一定能觸底回升，人口結構有望逐步改善，從而實現人口長期健康均衡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