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南鐮倉綜合醫院是一家民營醫院，隸屬於日本最大的醫療集團德洲會集團。作者拍攝
作者 |王偉凱
出品|棱鏡·騰訊小滿工作室
半年前，吳彤（化名）的人生到了低穀，她不能確定自己的生命還有多長。
現年30多歲的吳彤，是一位來自山西小縣城的北京上班族。2023年9月，噩耗降臨到了她的頭上，她被確診為肝內膽管細胞癌，體內的腫瘤對肝髒的三根靜脈有不同程度的浸潤或包繞，這種情況很難手術治療，隻能采用較為保守的化療方式。
但是，化療的效果並不理想。無奈之下，她決定赴日求醫。
2023年12月，吳彤選擇了順天堂大學附屬醫院接受治療。在經過影像學診斷後，主治醫生給她帶來了好消息——可以進行手術。2024年1月29日，她在這家醫院進行了左肝切除手術，並重建了右肝靜脈，如今已經基本恢複到術前水平。
“國內醫生給我的感覺，總是有一些顧慮，但日本醫生顯得很有信心，感覺他們有很大把握能把我治好。”吳彤向作者回憶。
3月22日，她離開日本，如今正在國內的醫院接受康複治療。
疫情之後，越來越多的中國患者開始前往海外就醫，日本正成為重要的目的地。
盛諾一家是一家海外就醫中介機構，其副總經理趙建勇告訴《棱鏡》作者，目前，中國患者去的最多還是美國，但是日本，由於距離近、價格低、文化接近、醫療水平高，接納的中國患者僅次於美國。
對於日本的醫院來說，中國患者也是他們最重要的國際患者。
日本國際醫療服務推進組織MEJ（（Medical Excellence JAPAN））統計數據顯示，2022年4月—2023年3月，40家經MEJ認證日本國際醫院（JIH），專門赴日就診的國際患者達到749例，其中，414例來自中國。
2019年，《棱鏡》作者曾先後前往美國、英國，對在當地就醫的中國患者進行采訪。近日，《棱鏡》作者前往日本，訪談了數十位醫院院長、科室負責人，從技術、費用、政策、中介機構等角度，對“赴日就醫”的話題進行深度分析。
日本，真能成為普通中產首選的海外就醫目的地嗎？
費用是日本國民的2倍左右
在東京市中心，與皇居、國會議事堂、首相官邸相毗鄰，有一座久負盛名的醫院，叫做虎之門醫院。
這座醫院最初是公務員及家屬的保健福利機構，現已是一所大型綜合醫院，前日本首富孫正義以及眾多日本政要曾在這裏治療。
住院部的19樓是VIP病房，那裏共有36張床位，每個病房均為單人間，配有沙發、電視、廚衛以及特製的膳食。這一層病房共有24名護士，其中一位能夠使用流暢的中文交流。
麵積不同，價格不同。虎之門醫院的VIP病房分為三類，價格分別為770000日元/天、165000日元/天和22000日元/天。
虎之門醫院的VIP病房，作者拍攝
來自全球各地的國際患者，就在這裏接受治療。根據醫護人員介紹，由於國際患者需要翻譯，為了不影響其他患者，醫院便將他們統一安排到了這裏。作者在日本走訪的多家醫院，均有類似要求。
“這裏的患者平均住院時間是9天，現在的入住率是40%-60%，除了國際患者之外，當地一些患者也會住在這裏。”醫護人員向《棱鏡》作者介紹。
不過，對於國際患者來說，病房隻是開銷的一小部分，治療、藥物等才是費用的大頭。
“醫院明確告訴我們，治療費用是日本國民的三倍。不過，費用不是我們考慮的因素，我們主要擔心的是手術成功率和複發率。”吳彤的父親向作者表示。
根據作者走訪，不同的醫院，針對國際患者的收費不同，比如，順天堂大學附屬醫院、癌研有明醫院、虎之門醫院的收費是日本國民收費的3倍，東京醫科齒科大學附屬醫院的收費是日本國民收費的1.8倍，湘南鐮倉綜合醫院的收費則是2倍。
以結腸癌、直腸癌為例，日本虎之門醫院副院長黑柳洋彌向作者介紹，中國患者的平均費用分別是550萬日元和680萬日元，這兩種癌症，日本患者的平均費用則在250萬日元左右，由於有醫保，他們實際支付的費用會更少。
吳彤沒有詳細計算她在日本花費了多少錢，綜合國內和日本的治療費用，她總共花費了100萬人民幣左右。慶幸的是，吳彤此前購買了重疾險，如果順利，可以報銷60%。
趙建勇向作者介紹，赴美治療的很多人都是大富豪，不少人甚至會選擇包機前往，費用動輒數百萬元，赴日治療的費用要低很多，一些普通的城市中產也能負擔得起。如果購買了相關商業保險，費用就會更低。
“日本實行全民醫保，國民看病治療可以報銷7成。針對國際患者，收費標準醫院可以根據情況自己來定。”湘南鐮倉綜合醫院副院長下山來告訴作者，“在日本，不管公立醫院還是民營醫院，治療費用是統一的。”
湘南鐮倉醫院是一家民營醫院，隸屬於日本最大的醫療集團德洲會集團。
根據多位日本醫護人員的介紹，詳細的治療指南，是日本醫療的一大特征。在這些指南的指導下，無論醫生是否資深，針對同一病症，其治療方案大都一樣，治療費用不會相差太大，國際患者接受的治療與日本國民的治療也無太大區別。
導致國際患者治療費用上漲的因素，主要是服務成本，比如溝通、單人病房、遠程診斷、舊病曆的翻譯等。
赴日就醫，隻能通過中介
與美國不同的是，日本醫院不接受國際患者個人的就醫申請。
“如果有國際患者來找我們就醫，我們會讓他們聯係中介機構。”癌研有明醫院肝膽和胰腺外科高級負責人、國際關係辦公室主任伊藤寬倫向作者表示，“這些中介機構可以整理出來比較全麵的醫療資料，有利於我們對病情的判斷。”
癌研有明醫院位於東京，是日本癌症研究會的附屬機構，擁有70多年的曆史，其癌症治療常年排名日本第一。
東京醫科齒科大學附屬醫院國際醫療部部長岡田卓也也向作者表示，他們要求患者通過中介機構與他們溝通。
“為什麽要通過中介呢？因為醫院需要詳細、準確了解患者在本國治療的方法和服用的藥物，如果是患者個人，由於語言上的差異，可能會在溝通上出現誤差。”岡田卓也說。
當然，並非所有的中介機構都能與醫院合作，日本醫院在選擇合作的中介機構時非常謹慎。
虎之門醫院國際部主任石井健向作者介紹，目前，日本約有250家中介機構，但是隻有幾家經過了AMTAC的認證，與他們合作的三家中介都是通過認證的，如盛諾一家、JTB株式會社、日本緊急救助株式會社。
AMTAC的全稱是Accredited Medical Traval Assistance Company，負責該體係認證工作的是MEJ。2015年，MEJ啟動了AMTAC的認證工作，其中有3家中介機構獲得了全麵認證，3家中介機構獲得了準認證。
MEJ對AMTAC的認證，有嚴格要求，比如每年接受150名以上赴日患者；必須在日本有身元擔保資格；獲得至少3家JIH認證醫院推薦；獲得日本有關隱私保護的認證等。
“很多人對中介機構會有誤解，以為我們隻是幫患者掛個號、翻譯個病曆，但其實我們的服務內容很多，可以大大縮短患者的就醫時間，還能為患者在全球範圍內尋找最佳的治療方案。”盛諾一家副總經理趙建勇向作者表示。
此外，日本的各大醫院均設立了專門服務國際患者的國際部，國際部規模不大，大多在5人左右，但是會包含1-2位中國人或者能夠流暢使用中文交流的日本員工。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據MEJ的工作人員介紹，在疫情之前，他們認證的JIH醫院接收國際患者中，80%來自中國，疫情之後，越南患者人數迅速增多，2022年30%的患者來自越南，中國患者的占比則降至50%。
“我們是國立大學的醫院，不追求商業利益，我們希望我們的醫療技術可以讓更多的人受益。在選擇合作的中介機構時，也會選擇與我們理念一致的。”岡田卓也向《棱鏡》表示，“我們傾向於選擇翻譯和口譯水平都非常高的機構合作。”
虎之門醫院的院長門脅孝也向作者表示，在接受國際患者的事情上，他們並沒有考慮醫院的收益，而是基於醫院精神宗旨，為在虎之門治療的所有患者做出貢獻，不僅是日本患者。
“我們和中國的關係很密切，希望中國患者能在虎之門醫院得到好的治療。”門脅孝說。
事實上，目前，赴日就醫的國際患者並不算多，即便醫院對國際患者的收費標準是本國患者的數倍，但對於那些大型醫院來說，這些收益並不算多。比如，《棱鏡》作者走訪得知，2023年，在癌研有明醫院住院的國際患者隻占所有患者的不到0.1%。
大多已是癌症晚期
日本醫生詳細、耐心的溝通，給吳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國內治療的時候，醫生更習慣跟家屬溝通，比如把家屬叫到辦公室去聊。但是日本醫生傾向於跟患者溝通，作為患者，我也希望知道我會麵臨什麽。”吳彤向作者介紹。
為吳彤提供治療的是順天堂醫院的齋浦明夫醫生，他是日本肝膽胰外科的名醫，擁有6000多例手術經驗。在與吳彤第一次診斷時，齋浦明夫醫生用了一個小時的時間詳細詢問了吳彤的病情，並向她講述了治療方案，這是吳彤下定決心在日本治療的重要原因。
“術前溝通、互相信賴，都非常重要。”癌研有明醫院國際關係辦公室主任伊藤寬倫向作者表示，“我們會告訴患者手術可能出現的情況以及我們的B計劃。”
據伊藤寬倫介紹，日本很多醫院要求醫生對初診患者要提供30分鍾以上的診斷，對於複診患者可以15分鍾以下，具體診斷時間會根據病情來確定。“並不是說醫生的名氣大了，給患者的時間就會少。”
虎之門醫院消化器官外科（下消化管）特任部長上野雅資是接診中國患者最多的日本醫生之一，目前已接診一百多位中國患者。
他向作者介紹，中國患者最期待的是，日本醫生能給一個他們認可的治療方案和說明。為了滿足患者的需求，他們會做大量的準備工作，與其他科室進行會診，製定出方案後，還要用簡單易懂的方式講給患者。
“有的時候，我們還需要畫一些圖畫來解釋我們的方案。”上野雅資說。
讓上野雅資印象深刻的是，赴日治療的中國患者，絕大多數都處於癌症晚期，在其他醫院無法治療。
在《棱鏡》作者走訪期間，多位醫護人員都向作者表達了上述觀點。湘南鐮倉綜合醫院胰腺癌中心主任山上裕機曾經治療過5位中國患者，1位是大腸癌患者，4位是胰腺癌患者。這5位患者都是癌症晚期，來日本之前，已經在中國接受過了高質量的治療。
伊藤寬倫則向作者表示，雖然國際患者大多是晚期、進展期的癌症，但病種、病情有很多不同之處。比如，大腸癌肝轉的患者，即便是四期也能通過積極治療創造手術機會，爭取治愈的可能。在他們醫院，四期大腸癌肝轉患者的10年生存率已經達到了40%。在胰腺癌、肝癌、膽管癌方麵，部分患者也能爭取到手術、然後長期生存的機會。
多位醫護人員還強調了體檢的重要性，他們認為，體檢可以幫助患者早日發現病症，如果是癌症，早期幹預，治療難度就會小很多，治愈率也更高。
以胃癌為例，日本的胃癌5年生存率接近80%，這在國際上處於領先地位。癌研有明醫院胃外科部長布部創也就向作者分析，最主要的原因便是日本的體檢普及率很高，60%-70%的胃癌患者可以在早期發現。
“體檢就是治‘未病’，我們所謂的‘健康’，既包括身體健康，也包括心理健康。體檢就是為了讓大家身心健康地生活。”東京醫科齒科大學醫院體檢中心主任宮崎泰成向作者表示。
據他介紹，在日本，定期接受體檢的人群，最多的是體力勞動者，他們每一年都會進行一次體檢。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體檢以精細著稱，不少大型醫院的體檢中心，每天最多隻能接待十幾位體檢者，體檢者的體檢時間往往需要一整天。
“如果隻服務日本人，那就是資源浪費”
國際部是日本醫院對接國際患者的重要部門，《棱鏡》作者在走訪期間發現，不少日本醫院在2016年前後成立了國際部。
慶應義塾大學醫院國際診療科科長鈴木醫生向作者介紹，這是因為2016年MEJ開始了JIH的認證。JIH的全稱為Japan International Hospitals，很多醫院以此為契機，成立了國際部門。
MEJ成立於2011年，當時，日本政府推出了醫療服務全球化的戰略，MEJ的成立，正是為了推動這一戰略。
值得注意的是，支持MEJ成立的不是日本主管醫療、衛生的厚生勞動省，而是主管經濟的經濟產業省。
“我們在有了國際部之後，才開始接收國際患者。剛開始時，很多醫生不願意接，因為非常麻煩，國內外治療方法不同，需要查閱大量資料。”湘南鐮倉綜合醫院副院長下山來向作者表示。
2016年之後，日本醫療的國際化開始快速發展。以虎之門醫院為例，2016年，他們接收的初診國際患者（包含在日居住者）為562人，之後逐年遞增，到了2019年達到1042人。
疫情影響了虎之門醫院接收國際患者的節奏，在疫情爆發的2020年，國際患者人數驟跌至622人。但之後又逐年遞增，2023年已經創紀錄地達到了1116人。
雖然日本各大醫院接收國際患者的人數正在增加，但是，日本醫療的國際化水平並不算高。
MEJ理事長澀穀健司向《棱鏡》作者表示，根據他們的推測，日本每年能接收兩到三萬的國際患者，這個數字遠遠低於亞洲那些醫療國際化發展好的國家，比如，新加坡、韓國每年能接收50萬名國際患者，馬來西亞則能接收120萬名國際患者。
值得注意的是，馬來西亞曾經連續多年被美國雜誌《國際生活》評選為“全球醫療旅遊首選目的地”。
在澀穀健司看來，日本醫療國際化相對落後，主要有三方麵的原因：日本醫院在接收國際患者時感到負擔大；國際患者大多屬於癌症晚期，希望有更多早期患者來治療；接收國際患者的依然以醫療機構為主，溫泉、健康飲食等療養機構也可以做得更多。
澀穀健司認為，日本醫療最大的特點是安全，醫療技術處於領先地位，費用也比較低，他認為日本醫療的國際化水平可以走得更遠。
小林修三是日本醫療界一位德高望重的醫生，目前擔任湘南鐮倉綜合醫院院長。他向作者表示，在推進醫療國際化上，日本政府一直很謹慎，之前也很少有人將醫療和經濟效益結合起來進行思考，如果積極一些，日本的醫療國際化與其他國家的差距會縮小。
目前，湘南鐮倉綜合醫院共有ABCD四棟大樓，他們將會新建一座E樓，專門服務國際患者。
“我們現在每個月可以接收60-70位國際患者，希望以後可以提高10倍以上。”小林修三向《棱鏡》作者表示，“我們醫院有很多優秀的設備和醫生，如果隻服務日本人，那就是資源浪費，我們希望可以服務更多的亞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