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北京中產家庭，決定退出國際學校

社交媒體上流傳這樣一個說法：房貸近千萬、配偶不上班、二娃上國際，這個時代的中產“作死三件套”。

將孩子送去國際學校讀書，一度是許多中產家庭的教育選擇。但近幾年伴隨著家庭財產狀況的變動，國內國際學校質量參差不齊、出國留學熱潮不再等原因，一些中產家庭選擇重新規劃教育資源：

“沒有1000萬固定經費，別來”

國際學校高昂的學費，往往是篩選學生的第一道門檻。

生活在成都的阿飛一家通過創業，在十年前就累積可觀資產。麵臨女兒的教育問題時，她和丈夫達成了“不要求任何成果，隻希望她快樂健康”的共識，“因為我們自己是苦過來的，現在有這個條件，就不希望孩子去經曆”。於是，他們把女兒送進了當地一所國際學校，每年的學費為六萬元。

在阿飛的計劃中，孩子會在國際學校念完自己的小學、初中，從高二或高三開始出國繼續本科和碩士的學習，總花費大約在1000萬人民幣左右。

與阿飛不同的是，國際學校是小靜一家當時唯一的選擇。疫情期間，匆匆從美國回到國內工作，由於孩子是外籍身份，沒有北京戶口、社保和房產的小靜並沒有渠道將孩子送去公立學校讀書。

國內的國際學校一般分為公立學校的國際部、民辦雙語學校和純外籍人員子女學校。考慮到孩子的身份以及語言環境，小靜為孩子選擇的是北京一所第一梯隊的純外籍子女國際學校，涵蓋學前至高中全階段的教育。

“我心中並不認為那些民辦雙語學校屬於國際學校，我們選擇的這所對於孩子家長的身份是有所要求的，不會給錢就收，我認為這點比較重要。”小靜計算過，學校每年的學費為28.8萬元，再加上餐費、校服費、課外補習班等花銷，一年在教育上用掉的錢大約為40萬元，占家庭總收入的二十分之一。

當經濟預期良好時，在教育上投資百萬、千萬都讓中產甘之如飴，但當財富急劇縮水時，被迫轉學幾乎是唯一的選擇。阿飛家的變故發生在孩子上小學四年級時，生意突然破產，資產化為泡沫，連每年六萬元的學費都拿不出來。考慮到轉學也需要大筆費用，阿飛選擇借錢讓孩子讀完了小學，接著通過小升初轉到了公立中學，繼續九年製義務教育。

哪怕還沒有遭遇破產，對於未來的預期不夠好時，許多中產家庭也開始考慮砍掉國際學校的教育支出。Abby從幼兒園開始就被爸媽送到國際學校就讀，但在初中畢業前，媽媽告訴她家裏的經濟狀況可能很難支撐她去國外讀本科。

“其實硬要拿也拿得出來，但我覺得沒必要為了我上學掏空家底，再加上我覺得自己的能力在公立學校也適應得了，就選擇了中考。”

國際學校熱度的退潮

在過去十多年留學熱潮的影響下，國際學校在國內的熱度也不斷上升。根據國際學校服務機構新學說的數據顯示，2010年至2015年期間，新增公立高中國際部數量達到129所。在國家禁止新辦和擴招公立中學國際部後，民辦類國際學校和純外籍國際學校的勢頭逐漸發展起來。截止到去年9月，國內國際學校總數高達1359所，其中獲得各類國際課程認證的學校有861所。

對留學的狂熱、應試教育的抵觸，公立學校擇校難等原因使得越來越多的家長將孩子送入國際學校。國際學校同樣是許多明星在考慮子女教育時的第一選擇，如王祖藍女兒就讀於上海耀中外籍人員子女學校，陸毅女兒就讀於上海宋慶齡學校。

但懷著滿心期待將孩子送入國際學校後，家長的滿意度卻沒那麽高。小靜提到，國際學校的孩子往往有著更複雜的家庭狀況，很大一部分都來自重組家庭。

“這些重組家庭的媽媽肯定和高知家庭很不一樣的，她們可能有自己的過人之處，但就學習東西的能力來說確實差一點。更直白地說，她們的孩子也不是很聰明，學習成績一般。當然學習成績是會動態變化的，但我現在看到的現狀就是這樣。”

另一方麵，小靜認為就讀國際學校的孩子難免會出現攀比的問題。她記得女兒有一天回家之後問她，“為什麽別人家都住三層樓，我們家隻住一層？”

“我隻能告訴她，大平層的300平和三層別墅的300平是一樣的，但這種攀比心理不是一個好的征兆。”

事實上，在中產財富縮水的大背景下，他們不再能毫無負擔地付出高額的國際學校和留學費用。一部分家長思路轉向，“既然留學回來不一定能賺回這筆錢，不如留著為孩子投資不動產、保障生活質量”。

另一方麵，留學生的學位不再稀缺，與優越的工作崗位也不再綁定。當留學不是一筆有穩定預期收益的教育投資時，國際學校在國內的熱度也逐步下滑。據新學說統計，近三年裏，我國新增國際學校的數量呈現逐步放緩的趨勢，從2021年的43所降至2022年的37所，再到2023年的13所。加之國內政策對於國際學校的限製越來越嚴格，包括但不限於義務教育階段禁用境外教材、限製國際學校名稱等，大大削弱了國際學校的優勢。

這裏的學生，要比的可能更多

完全不同於應試教育的快樂教育，是許多人對國際學校的另一印象標簽。

在小靜和阿飛的觀察中，與公立學校的孩子相比，國際學校的孩子會更加單純快樂一些，基本沒有青少年抑鬱症的現象，這與學校重視鼓勵式教育、關注學生個體需求有分不開的關係。伴隨快樂教育的是不盡如人意的應試能力，阿飛的孩子在國際學校裏成績始終名列前茅，但初中轉到公立學校後，一開始隻能考年級500多名，一門滿分100分的課程隻能考到40多分。

小靜則提到，與美國的國際學校相比，孩子在北京就讀的這所國際學校在教育質量上有著很大差距。“我家孩子在西雅圖讀幼兒園小班和中班時就已經開始學習自然拚讀法了，但回到國內以後大班結束都沒有學完，最後我自己找人補習了這一塊。”

之前一次英語測試，因為有國外生活的基礎，女兒在聽說讀三項中都拿了滿分，唯獨寫這一項扣了一分。她在詢問老師應該如何提高孩子的英語寫作能力時，得到的回答是“你的女兒已經是班裏前三名了，不需要再給她壓力”。這也讓小靜感到不滿。

盡管學校提供的課程比較簡單，但小靜提到所有家長都在私下裏偷偷“卷”。英語、畫畫、遊泳、奧數，小靜給孩子報了四門課外補習班，這在班上已經算是比較少的。

根據Abby的親身經曆，國際學校開始卷的時間甚至是遠遠早於公立學校的，卷的範圍也更廣。她從小學就開始學習數學競賽，進入公立高中時並不比身邊任何一位同學差。她和班裏的許多同學都學習了樂器，水平基本到了可以走藝考路的程度。

小靜已經下定決心讓女兒轉到公立學校：“北京最好的國際學校也就這樣，不想再繼續在這個池子裏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