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薩羅佩克是個一直穿越邊境線的人。6歲那年，他就跟隨父親從美國搬到墨西哥，此後他一直生活在邊境：地理上的，和心理上的。他曾經是個記者，兩次獲得普利策新聞獎，但後來，這些變得都不再重要，2013年開始，他從埃塞俄比亞出發，一路穿過非洲、中亞和南亞，並在2021年底到達中國。他在中國走了兩年多，接下來，他還要一路走去美洲。他已經走了超過十萬公裏。
2023年11月中旬，我從北京去往遼寧，在剛剛下過雪的省道上，和保羅一起每天行進20公裏。10年的徒步看似宏大，但進入每個日子，就像保羅所說，沒什麽大新聞。一直都沒什麽大新聞，就隻是走，放鬆，和途中遇到的一些人微笑、搭話、建立關聯。
11月15日-19日北京-本溪縣，陰
得知真要出發去和保羅徒步時，我焦慮地啃掉了右手拇指上最後一塊好皮。
這可不是一場普通的徒步，甚至說是野外拉練也不為過：在11月的深秋去到東北，然後平均每天在戶外步行30公裏。
時間倒回到5個月前，采訪原本應該發生在北京，故事主人公名叫保羅·薩羅佩克（Paul Salopek），一個63歲的美國人，2013年從非洲埃塞俄比亞一路走來，在2021年年底到了中國。此後的兩年時間裏，他按照地理學家胡煥庸畫出的璦琿-騰衝人口分界線，從雲南出發，在2023年6月抵達了北京。
保羅的故事在《國家地理》上連載。這是他名叫「重走伊甸園」計劃的一部分，他想要以此致敬百萬年前走出非洲的第一批人類。至於徒步最後的終點，是南美洲一個叫火地島的地方，那裏是人類足跡的盡頭，他要翻山過海，完成文明的閉環。
「這是一場慢新聞的實驗，」保羅在專欄的開篇裏說，村民、遊民，還有小商販，一路上的小人物是他記錄的對象。在這個高速運轉的時代，他的步速是每小時5公裏，「如果我們放慢腳步，細心觀察，也許就能重新發現我們的世界。」
他曾經在夜晚跳下非洲如銀如雪的沙漠小山，也曾在白天走過中亞的瓦罕走廊，衣服和皮膚都凍在了一起。他呈現出一種在中國社會難得看到的活法，異域和探險讓他的人生像是循規蹈矩和普通的反義詞。
按照我最初的設想，這個采訪應該會在午後開始，我和保羅邊漫步北京邊聊，還可以和時下流行的city walk結合，以另一種視角重新看待我們在此地的生活。
不過，當我得知保羅也不急於離開北京時，采訪就變得「靈活」起來。他原本計劃在北京呆一個月，但兩個月過去了，他還沒離開。實際上，按照保羅的原定計劃，他早該在2020年就完成整個「重走伊甸園」之旅，但他一路走走停停，加上沿途各種狀況和意外，這場旅行至今持續超過10年，還在繼續。可見計劃趕不上變化，延宕才是旅行者永恒的主題。
到了11月，我再次聯絡保羅，得知了他已經離開北京，出了山海關，正向著遼東半島腹地前進。「你最近走到了哪裏？」我問。
半天後，保羅回複我了一串英文，裏麵夾雜著幾個拚音鄉鎮名，但我一個都沒聽說過。他很快又發來一張截圖，「我們下周大概會到這裏。」
本溪。但不是我知道的本溪市，是本溪市下轄本溪滿族自治縣。保羅又發來一段視頻——前些日子沈陽下了大雪，他頂著一頭雪走在渾河邊。
仿佛是野外求生，這可不是什麽常規的「city walk」。我把視頻分享在工作群裏，還有編輯注意到了他畫麵裏背的小包，「這肯定放不下10年的東西。你去問問，萬一有後備車呢？」
很快，保羅又來了回複，他很嚴肅：「沒有後備車。並且，我們現在每天都要走30公裏。」
過了一周，我湊出一套裝備，跳上了北京開往本溪的G3691次高鐵，用一天多時間走過了保羅用3個月走出的距離。等到達本溪縣，我和保羅還沒有敲定的事情隻剩下兩個，一個是見麵時間，另一個是見麵地點。都市人習慣於靠這兩大坐標生存，但對於第一個問題，保羅的回複是「下午」，對於第二個問題，他說，「嘿，沒有這種地點。你直接來就好。」他繼續發來微信， 「你打上一輛車，迎著走，總是能遇到的。」
最後，我坐上了出租車，沿著205省道找他。其實真正出了城，路上根本沒有一個人，因此鎖定目標變得容易：西方麵孔，灰圍脖、暗色的外套，還有鼓鼓囊囊的背包。他扯下了圍脖，下麵是一張帶著笑意的臉，皺紋都堆在了一起。
倉促間，我向保羅伸出了手，我們非常商務地彼此握了一下，花了一分鍾進行了必要的社交禮儀後，保羅繼續往前走，我跟在旁邊，試圖跟他保持同樣的速度。
隻是腦子還是懵的。出發之前，我給保羅發了好幾條信息，想要確認所有的細節，但保羅沒有回答，隻是讓我「放輕鬆」。
「我知道作為一名記者，你麵臨著『獲取新聞』的壓力。我自己也深知這種壓力。但作為同行，我的建議是放鬆。這一路上都不會發生什麽大新聞，也沒有什麽有戲劇性的場景，」保羅在一個早上如此寫給我。「我們行走的意義在於記錄、思考，寫作，也關於耐心。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四處遊蕩，本身也帶點兒盲目和隨機，與所謂的計劃和安排風馬牛不相及。如果你在期待後者，那恐怕隻會失望了。」
保羅不願意為「行走」賦予什麽宏大的意義，在他的講述中，行走是微小但必須的事，他曾經說， 「我們通過一起行走，獲得了更好的生存機會。」後來，他跟我解釋了這句話：走出非洲開啟了人類遷徙的第一步。無論是天災還是人禍，一代代人總還是能移動，進而生存下來。「所以，走路是我們已經練習了數百萬年的絕招，樹挪死，人挪活，最簡單也最有力，」保羅說。「遇到任何問題，別忘了我們都還有走這一條路。」
我聽懂了一些，又好像沒完全明白。但不管怎樣，保羅已經率先邁開了步子。行走就這樣開始了。
保羅在路上攝影：李雨凝
11月19日清河城鎮，晴️
隊伍繼續前進，年輕的徒步夥伴昊天放慢了速度，和我一起聊天。
昊天全名許昊天，留著披肩發，是保羅同行東北的徒步夥伴。從沈陽碰麵開始算起，走到現在，他已經和保羅走了小一個月。昊天拿出手機給我看最近幾天的路線：小市鎮、關門山水庫，再途經草河掌、草河城和草河口鎮，最後到達通遠堡，一共一百公裏出頭。「目標是走到南邊的大連，」昊天繼續解釋，最近，保羅到了中國之旅的收尾階段，為了追趕進程，最多一天，保羅和他走了36公裏。但好在進度已經不再告急，「最近幾天應該都是20多公裏，不太累。」
自2013年從非洲出發以來，除了一個名為塞浦路斯的歐洲小島國家（隻比行政規劃意義上的北京的一半再大上那麽一點兒），保羅走過的每一程都不是孤身完成。他認為，徒步夥伴們也是這個徒步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大部分的徒步夥伴都是當地人，他們更熟悉路況和文化，能讓保羅在保證行走效率的前提下，也最大程度了解當地的風土人情。夥伴們也會記錄自己一路的見聞，可以與保羅的記錄做對照和補充。「這不是隻屬於我的行走計劃，每個人都貢獻了自己的力量。」保羅說。
與保羅同行的人有過很多，記者、學者、藝術家、戶外人……從圖書與報道中了解他的大多數人出於好奇或尊敬與他同行。在非洲的吉布提，保羅還和一位正在競選議員的男人同行過，正值國家選舉，他們穿行沙漠之中，對方每天都要打電話進行選舉的遊說。「他沒有贏得席位，」保羅告訴我，「但他也不介意，他說自己也沒那麽想參政。」當他來到北京，外交部專門給保羅辦了個媒體沙龍。會後，華春瑩還和他說，想跟他一起走一段兒。保羅說，她眼睛裏有很多天然的好奇。
徒步夥伴的身份也會隨途經的國家和地形發生變化：在非洲，保羅的夥伴是遊牧民族和駱駝；等從土耳其進到了中亞，夥伴們又變成了退役的雇傭兵、清真肉店的屠夫，還有獵人；在巴基斯坦，保羅被徒步夥伴拉著，去參加一場傳統婚禮，等到了才發現，他是全場唯一一個穿著長袍禮服的賓客。到了印度半島，一群年輕人跟了上來——看到村裏來了一個白人，他們都想要上前和他練習英語對話，然後通過雅思考試到美國去。
多數情況下，徒步夥伴之間相互介紹，不用保羅特意去找。隻有一次，在烏茲別克斯坦，他找不到下一任徒步夥伴，隻能在網絡論壇上發帖。還有一次在土耳其，他準備翻山，但原本的夥伴受了傷。在山下的咖啡廳休息時，保羅遇到了一位對他的旅程感興趣的服務員，他願意接替徒步夥伴的工作。第二天，保羅等來了要一起與他翻山的小夥子，「還穿著招待的馬甲，係著黑領結。」
到了中國，徒步夥伴還肩負翻譯和向導的職責。昊天告訴我一個小觀察：越到大城市，和保羅同行的隊伍也越壯大，在沈陽，隊伍一度超過了十個人，連迪士尼中國的高層也在列，大家浩浩蕩蕩組成一隊，跟著他在沈陽「city walk」。但出了沈陽，更多時候，隊伍隻有他們兩個人。
潘潘、昊天和保羅攝影：潘潘
昊天在出發前從沒聽說過保羅。他還在讀書，之前已經延畢了一年，「但也不是大事兒，該寫還是慢慢寫。」等到了2023年，課都上完了，隻剩下論文，就跑去沈陽的書店兼職躲閑。過一段時間，他收到朋友的消息，對方是保羅上一程的徒步夥伴，昊天和書店請了假，扔下文檔就出發了。他覺得，保羅就是一個可愛的老頭兒。
保羅卻很喜歡昊天。「你應該跟他聊聊，」保羅曾不止一次和我說，「這裏是他的家鄉，他對在這片土地上行走有自己的理解。」
「你為什麽想來徒步？」我把問題拋給昊天。在前幾公裏的新鮮感褪去後，我又開始消化「沒有什麽大新聞」這個說法。路邊是一樣的山和土地，這個村莊和下一個村莊本質也沒有什麽分別。臨路的小賣鋪早早關了門，或者幹脆就是一直沒開，我們路過一家家的鐵門，院子裏建著一樣的鐵皮苞米垛子，每一隻狗都在門內高聲叫著，他們隻熟悉路過的小轎車，不熟悉路過的人。
「不想寫論文，」昊天嘻嘻哈哈。「跟著徒步多好，吃喝不愁，其他朋友都還羨慕我。」
聽我沒幾句接話，昊天又輕快飄走了。不回答並不是我本意，隻是五公裏過後，徒步的疲累顯現出來，我能感受到每一件衣服、包裏每一個東西、每一公斤附加在我身上的重量——也許，我並不需要滿滿兩袋的暖寶寶，徒步產生的熱量足夠抵消東北的冷。事實上，我已經冒了許多汗，腳底也像要著火一樣。除了熱，那還是一雙新鞋帶來的磨礪。
走了足夠久，身體已經形成慣性，任何微小的改變都要耗費巨大的體力。保羅和昊天永遠走在我前麵兩米處，他們好像在討論什麽「設備」、「氧氣」，是周邊的廠房，但再多我也聽不清。每一步都在趕，我要時不時小跑一下才能不掉隊。但跟上之後，明明邁一樣的頻率，沒走兩步，他們又回到了兩米開外。
在太陽落山之前，我們終於抵達了城鎮的邊緣。一個上午在清河城見過保羅的司機，晚上又遇到了我們。「你們真的是一路走過來的？」司機很震驚，他開車過來不過半小時，中午就到了地方。昊天點了點頭。
晚上回到屋中，我收獲了幾個水泡，位置都在腳後跟，是穿新鞋徒步的詛咒。昊天知道後了然笑笑，很快就給我送來了急救包，裏麵放著雲南白藥、剪刀和繃帶。「你拿個枕頭墊著小腿，第二天會沒那麽疼，」他又囑咐我。我點了點頭，處理完就躺到了床上。
11月22日 小市鎮，多雲️
保羅決定在小市鎮休息幾天，他要給美國的編輯發去最新的文稿，還要處理快要到期的簽證問題。我們住在縣城唯二接受外國人入住的酒店之一，就在縣中心，方便保羅下樓就能找到人交談。
很多時刻，保羅身上依舊有「外國人」的一麵。他用麥片和冷牛奶解決了早飯，沒有去喝本溪縣最出名的羊雜湯，不喝熱水，在吃飯時也略過了我們點的血腸。原本他很愛喝9塊9的咖啡，但聽到昊天一次開玩笑說9塊9的咖啡店裏都坐著一個筋疲力盡的打工人時，保羅立馬擺擺手，說以後不點了。他也錯過了午飯，一直把自己關在房間裏寫作。
在天色轉陰的午後，保羅給我分出了時間，我們聊起美國，還有他的過往。1962年，保羅出生在南加州，60年代後期，肯尼迪兄弟與馬丁·路德·金相繼被刺殺，時代風潮急轉直下，他父親的政治理想幻滅，帶著全家一路往南，最後停在了墨西哥。於是，保羅前一天還在加州的幼兒園上學，後一天就被大人們像一件行李一樣裝車，變成了墨西哥郊外瘋跑的小孩子。
父親去世後，他重新回到美國，很快發現上學的無聊，開始四處遊走，用在墨西哥學到的種地技能在美國的各個農場打工。他過得十分簡陋，除了一輛二手摩托車一無所有，總是住在朋友家或者沒有家具的公寓裏。為了賺取生活費，他還會跟著商業漁船出海，去捕撈蝦、比目魚，還有扇貝。
保羅說，如果沒有做記者，他可能會捕一輩子魚。但在一次趕赴出海的途中，他的摩托車拋錨了，在那個小鎮，他打工賺修車費，租房給他住的老太太據說曾經是作家馮內古特的情人，給他在當地社區報介紹了份工作。保羅從警訊板塊做起，他發現自己喜歡去現場，而後，他自由撰稿了一段時間，又在90年代進入了《國家地理》華盛頓總部。1998 年，保羅加入《芝加哥論壇報》，因為兩篇人類基因組多樣性項目的文章，獲得了普利策解釋性報道獎。三年後，他又因為報道非洲的工作，獲得普利策國際報道獎。
到了2010年左右，年近50的保羅打算離開日漸衰落的新聞行業，去做一些不隻是關於新聞的事情。「我們好像掌握了許多信息，但忽略了信息背後具體的意義，」保羅說。但這個意義又該如何找回？他試圖從真正的故事開始寫起，但一個字也寫不出來。
想了一圈，保羅回歸了最原始的故事：遊記是人類曆史上最早的敘事類型，而最早的遊曆是人類這個物種集體從非洲走出來的旅程。所以，他出發了。他輕描淡寫，「我也隻是需要散散步。」
我問保羅，在這個信息紛亂的時代，想要形成全麵又深入的理解，這種行走的方式是否必須？保羅搖搖頭，「我並不鼓勵人們模仿我，這是個笨辦法。」
這種樸素的笨拙很早就體現在了保羅的身上。比如他在《國家地理》兩年，因為隻出去進行了一次實地采訪，他辭了職，在《國家地理》很少類似的先例；在非洲做駐外記者期間，當其他同行競相去采訪總統、官員時，他劃著一艘皮劃艇，去剛果報道正在發生的戰爭。
保羅說，相比物質充裕的南加州，他覺得他還是那個墨西哥邊境瘋跑的男孩兒，腳上穿著草編的涼鞋，嘴裏說著帶口音的英語，習慣了自由與苦行。在行走中，他住過卡車司機的隔壁，「隻隔著和紙一樣薄的牆麵」，和著巨大的呼嚕聲整理素材。昊天曾經和保羅在寺廟裏過夜，宿舍條件一般，被子一抖，滿是瓢蟲。昊天抖了一晚的蟲子，而保羅把凳子挪到插座邊，專心致誌打了一晚字。
物質生活的簡陋一如既往。直到現在，保羅還用著從非洲背來的腰包，包的四角都磨了邊；11月的東北深秋，他的腳上還是夏天那雙帶孔洞的徒步鞋。下了雪，他教我在襪子裏套上塑料袋，濕了再換，這是腳總能保持幹爽的秘訣。
行走10年裏，保羅能記起來的傷痛隻有兩次，一次發生在非洲，他跳下山穀摔斷了腿，一次是在印度，上吐下瀉。剩下時間，他風雨無阻地走路、采訪，當然，還有記錄。至今，他積累了超過100本素材，大部分寄回美國，最近的一個本子放在他的褲子口袋，隨時準備采訪。還有一些本子被保羅單獨放在腰包，連同大包裏一路背來的ZOOM牌錄音筆、電腦、另外一打筆、一個急救包、一些在廉價旅館用過的無名香波、一個在偏遠地區野營用的雪茄打火機，還有兩身速幹衣物，跟著他一起走。
保羅的全部行李攝影：李雨凝
晚飯過後，我們在酒店的大堂告別，在我熄燈的同時，保羅坐了下來，繼續寫自己的故事，直到深夜兩點。
曆史學家羅新是國內最早了解保羅的一批人，那時保羅才剛剛進入亞洲。等他走到了中國，羅新也多次加入行走隊伍。他們曾走在陝北，白天翻山越嶺，夜晚一起睡在窯洞。羅新和我也共享了這個同為寫作者有些「心虛」的時刻：在他準備睡覺時，保羅仍在啪啪打字，甚至想戴上頭燈挑燈夜讀，最後算是被羅新勸了下來。那一晚，保羅一直寫到了淩晨三四點。第二天早上7點，又是保羅叫起來了他。
在著手寫作《從大都到上都》時，羅新在序章裏將薩羅佩克的行走看作「當今最偉大的徒步旅行」，並將自己這段從元大都到元上都的徒步視為閑庭信步，隻當向他致敬。
羅新（左）和保羅（右）攝影：潘潘
11月24日 關門山，傍晚有雪️
在小市短暫休息後，我們再次出發，又有兩位新朋友加入了隊伍，她們是上海紐約大學的助教，剛剛配合保羅完成了他這學期開設的寫作工坊。今天的行程有23公裏，要進到關門山裏。
這是個周五，前一天剛剛大降溫，真正的冬天將要來臨。我們背著大包，穿過擺著新鮮臻蘑和凍魚的早市，路過羊湯館子，又穿過人群。我們走過車輛管理所、舊家具城、五金店、輪胎店，然後是林業局和公路工程隊，再翻過一座橋，當磚地變成了水泥路，也就正式和城市作了別。我以往習慣了坐高鐵，往往回個微信的工夫，窗外就隻剩高斯模糊後的防風林和大片農田，而用步行的距離丈量，土地又意外有了舒展和鋪開的空間。是沒有大新聞，但細小的變化就發生在當下。
現在，我們一行人走在省道的兩邊，秋收結束在上個月末，地裏早就沒有了人，一路上隻有小巴會時不時超過我們。
「80%的時間裏，我都走在這種地方，」保羅說。他最喜歡走的是未經硬化的土路，泥土自帶彈力，行走在上麵最輕鬆，但這些年，因為各地大力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絕大多數地麵已經鋪上了柏油路和水泥路。
2021年夏末秋初，保羅離開了緬甸，想要從雲南入境中國，但因為口岸的政策性關閉，他隻能多年來第一次坐上飛機，從上海入境。這也成為保羅自2013年開始徒步以來最快速移動的一段旅程，前一天，他還在曼德勒激烈衝突的大街上，下一刻，他就必須搭乘飛機離開緬甸，多一天都不行。
7小時的飛行後，保羅兜裏揣著幾枚緬幣，出現在了上海浦東機場。他才發現原來現代世界哪兒哪兒都充斥著人工塑料製品，還有巨大的廣告牌，散落在人跡寥寥的機場裏。他被送到離市區40公裏的隔離酒店，酒店隻允許外賣點餐，但他上一次生活在城市時，打車軟件才剛剛問世。因為不會操作軟件，保羅最後聯係了一位遠在台灣的朋友，隔著海峽為他點了一杯熱茶。
兩周隔離過去，保羅接種了國產疫苗，又飛回雲南，到了雲南騰衝市附近的雨傘村，這是他當時能到達的最接近緬甸的中國村子。他就是想要用腳走完整個路程。時隔多月，他再一次腳踏在土地上，萬壽菊盛開，保羅頭戴草帽，站在和煦的陽光裏，重新感受到了生命力。雲南成為他在中國最喜歡的省份，和緬甸的亂與上海的快都不一樣，雲南溫暖、熱烈、自然，野生，田裏也大量種植玉米，很像他的家鄉墨西哥。
在中國的兩年，保羅絕大多數的時間行走在鄉村之間，村裏的防疫政策往往不像城市一樣嚴格，在全球停滯的同時，他奇異地成為了少數仍在路上的人。他好幾次麵臨即將被隔離的情況，但都有驚無險避了過去，直到新冠病毒顯得不再重要。
他如常地走，從不講究裝備，鞋穿到爛才換新，身上的所有東西幾乎都能在任何一個中國縣城的超市配齊。另一位徒步夥伴潘潘和他第一次見麵約在了故宮門口，保羅穿著棉T恤和短褲來逛故宮，看上去和普通美國遊客沒有區別，潘潘有點失望，「沒想象中高壯。」
保羅在故宮攝影：潘潘
但這就是當走路成為生活後人身上會發生的改變。保羅不用防曬霜，他的皮膚因為常年暴曬變得粉紅，頭發全白，身體也因習慣負重而含胸前傾。他的形體完全不似健身房裏練出來的，倒像中國任何一個田間地頭的老農民，有點佝僂，有點肚子，但一雙手可以掄幾百下鋤頭。「走路自然而然地，就把我身上每一塊肌肉都調整到了最適合的狀態，」保羅說。昊天的評價更直接，「保羅好像進化了，每天隻用進行光合作用也能活得很好。」
正行走在陽光底下的保羅在前麵停了下來，路兩邊是新的村子，難得從裏麵晃出來一個人，保羅指著手機問著什麽，助教們在旁邊幫忙翻譯。
我緊趕幾步，太陽大了起來，照得人又開始發汗。「保羅想問個近道，」昊天背過來告訴我，公路上大車多，人走在兩邊還是不安全。更重要的是，公路是為跑汽車而建，修長一點也就是一腳油門的事。但人不一樣，我們可以翻翻跳跳，抄個近道更能省下好一段距離，保羅把這個視作抵禦車輪社會的「步行智慧」。
但對方並不理解。「你們要去哪裏？」他換了個問法。得到昊天的回答後，他的臉色變得奇怪起來。
「走過去？那麽遠？為啥不坐小巴？」怕我們找不到，他又給昊天指了車站的方向，「你們去坐車，一小時不到就能到。」
保羅笑著搖了搖頭，他太熟悉這個提問。「沒關係」是他為數不多會說的中文，意思是他要去自己找。告別了村民後，他和昊天拿著手機湊在一起，幾分鍾後終於在地圖上研究出一條小路，保羅大步一邁，帶著所有人下了公路，往河邊進發，我歎了一口氣，終於是到了荒野求生的環節。不一會兒，我們又進到村子裏，苦行僧保羅搖身一變，熟練翻過一扇鐵絲網，還把手伸過來準備拉我。
「這算不算非法闖入？」我有點猶豫，還在和翹起來的鐵絲較勁。作為回答，保羅對著我眨了眨眼睛，在我認識他這段時間第一次露出了一個近似狡黠的表情。他的手很有力，一把就把我提了過去。
翻過鐵絲網不久，我拍下了保羅和昊天攝影：李雨凝
11月25日 草河掌鎮，雪後，晴️
潘潘是從北京就開始和保羅一起走的徒步夥伴，她熱情又爽利，在電話那頭，她給我講過三件讓她印象深刻的事：
第一個是一次紀錄片拍攝結尾，在中國的兩年時間裏，上海廣播電視台的攝製組一直在記錄他的行走。當時團隊已經拍了3天，就差最後一個行走過橋的鏡頭，拍完團隊離開，潘潘和保羅則要調整休息一段時間。兩人身上都掛了一整天的小蜜蜂，等待設備設置的時候，保羅突然湊近跟她說悄悄話，「潘，你想不想跟我跑過這個大橋？」保羅又比了一個向前的手勢，「想不想一起甩掉攝影師？等下我倒數，我們用最快的速度從橋上跑過去。」
三，二，一！保羅大笑著猛跑起來，後麵的攝影被打了個措手不及，隻好一邊大喊「等一下」，一邊叮鈴桄榔地拎著設備奮起直追。
保羅很得意：「我想用自己特殊的方式結束這段旅程，但我不想讓他們拍到。」
第二個是走到盤錦市區，潘潘和保羅看到路邊有人賣老式雞蛋糕，牌子上寫著「歡迎試吃」。潘潘有點心動，拉著保羅一起，還沒反應過來時，好幾個已經下肚。她有點不好意思，「要不我們買幾個？」
保羅反問，這不是free的嗎？那也別買了，let’s run吧！
還有一次發生在村裏。保羅行走時有個「裏程碑計劃」，大概是每隔100英裏（約160公裏），他會拍一張全景照片，錄一段像，再和接下來遇到的第一個人交談。他總會問三個問題——你是誰？你從哪裏來？你將要去向何方？人們的回答也五花八門：有人說要去附近具體的地點，有人說要去歐洲，還有人說，「我可不像你這麽走著過去，我隻是要走到車旁邊。」
行走至遼寧，保羅坐在路邊和人們聊天攝影：潘潘
潘潘遇到的「裏程碑」正好在村衛生所附近，保羅想跟裏麵值班的女醫生聊聊。聽說他是美國人，醫生的態度冷淡了很多，「老美可不待見我們中國人」，還告誡屋裏的人也「不要亂說」。
潘潘有點尷尬，打算離開，保羅卻不著急，他坐在醫生對麵，讓夥伴們再幫他翻譯一句話。「我最近眼睛不舒服，你可以幫我看看嗎？」
她明顯愣了一下，但還是說看不了。保羅依舊笑著，「那我應該喝點什麽藥？」
「不用吃什麽藥，菊花茶就行。」她繼續敷衍。保羅又問，那你可以給我一點嗎？
醫生站起身子，從藥房抓了一小袋菊花。保羅特別高興，拉著她聊菊花茶的泡法和藥效，又說自己眼睛確實越來越不好。
就是在這一刻，潘潘切實感覺到「有什麽東西鬆動了」。醫生開始教保羅泡花茶，不讓他付錢，又給他把脈。靜默了一會兒，醫生歎了口氣，說保羅，你肝也不好，腎也不好，脾胃也不好……又說，看來這美國人也是普通人，也生病，身體也不行。
在場的另一位徒步夥伴名叫弗蘭克，在城市裏是年輕的投行精英，但在衛生所，他的金融英語毫不適用，隻好沮喪地對保羅翻譯，她說你快死了。
保羅哈哈大笑。醫生又要看他的舌頭，開了一大堆藥，再三叮囑保羅，「這個要吃，那個這裏沒有，但前麵縣城就有這個藥，你記得去買，一定連續吃上三個月。」
醫生想留保羅一行吃飯，在得知他們要繼續前進後，她站在門口，揮手與保羅告別。潘潘看向保羅，說她感覺城市裏的人臉是模糊的，但這裏的臉是清晰的，但她也不知道答案。保羅你說，為什麽呢？
保羅隻是笑，「我也有這種感覺。」
昊天講述了類似的故事。他們一起抵達一個縣城，酒店很少招待外國人，對保羅有點警惕，讓他先去派出所報備，經過同意後才能入住，但保羅指著昊天開玩笑：「不不，我們就是兄弟，隻是我長得有點異域。」昊天翻譯完，年輕的經理笑了，也鬆了口。
走在草河掌鎮的這一天，出發3小時後，保羅再次提議尋找小路，他和昊天又拿著手機湊在一起，幾分鍾後終於成功研究出一條「捷徑」。保羅大步一邁，我眼看所有人朝著一條指向「山裏美民宿」的岔路前進。
果不其然，很快，一扇上了鎖的大門就攔住了我們的腳步。本溪的紅葉季已經過去，關門山的民宿人去樓空。但保羅不在意，看到路外麵有河，他直接跳了下去，開始帶著我們順著院牆沿河往前走。但很快，腳下的小道被河水衝斷了。我們無路可走，而旁邊的圍牆有兩人高。「我們翻回去，」保羅迅速下了決定，他在牆下紮好了姿勢，要把我們一一托舉過去。昊天配合默契，像個猴子一樣很快就上到了上麵，緊接著是助教中更有徒步經驗的姑娘，我是第三個。
保羅拍了拍他的大腿，示意我踩上來。院裏被拴在籠子裏的狗還在大聲吠叫著，但這一回我不再在意是不是「非法闖入」，隻是努力地向上爬。昊天、助教姑娘，更多人拉起了我，保羅的腿在下麵穩穩托著，任憑我踩著借了幾次力也絲毫不動。
第四個是另一位助教，邊喊「我怎麽能踩你呢」也邊被拉了上去。最後是保羅，我們每個人都努力伸出手，把他從下麵拖了上來。上來後，所有人都有點狼狽，昊天的眼鏡歪了，我的上衣蹭了一片牆灰，助教姑娘的手磨破了一點皮，保羅最慘，褲子大腿上深深四雙腳印。
但我們都大笑著望向彼此，連看家犬的吼叫聲也被我們的聲音亂哄哄蓋了過去。
我突然想起在小市休整的某個午後，我和保羅坐在鎮上唯一的「月亮船咖啡館」聊天，昊天在一邊翻《我在北京送快遞》。保羅很喜歡這個有獨立房間的咖啡館，他說我們像個臨時編輯部。
保羅聊到他做駐外記者的最後幾年：「你應該能想象，人在戰場上待得越久，也越可能成為戰爭的一部分，他們習慣了致命的刺激，回不到正常的生活裏。我看到過很多長期報道戰爭的記者，最後都會變成常年窩在酒館裏，見人就嘮叨自己那些年的功績，其實算來算去也就那麽幾件舊事和破事。」
千萬不要麻木，不要讓你的內心變得幹涸，保羅說。「仇恨和差異永遠難以消弭，但幸好現在也是我們人類曆史上最能打破邊界的時刻，我每每走在路上，看到一個個的人，我都會想，我可以愛你，我願意了解你，這就是我可以給予的回應。為什麽不呢？如果我們能跨越障礙，那就能推倒那些高牆。」
保羅自己用腿架著別人把他們推到牆上攝影：李雨凝
11月27日沈陽，雪後，晴️
和保羅的告別發生在一個晴朗又冷冽的午後。之後，保羅的徒步小隊將繼續步行前往遼東半島的最南端，預計將在2023年的最後幾天抵達大連。我則跳上一輛老舊的麵包車，開始以60公裏/小時的速度返回本溪，然後高鐵中轉沈陽，再在入夜後抵達北京。這段百公裏的行走，已經是我的極限。
離開前，保羅又對我眨眨眼，「記得等下離開後的感受，可能是你最近生活中最超現實的一段經曆。」
他是正確的。上車十多分鍾後，村民大叔開過了我們4個小時前離開的村莊，半小時後，麵包車開過的公裏數已經超過了我們過去3天緊趕慢趕走過的總和。一個小時後，我抵達了本溪市。接下來，世界將加速進化，一路乘著高鐵直達現代。
但我的身體沒有跟上巨變的速度，每一步都踩得虛浮，好像在雲端。我背著一個35升的大包，像一個剛出無人區的背包客一樣出現在沈陽北站的中轉候車廳。身上的速幹衣2天沒有換，中間的保暖層10天如一，已經開始變得像第二層皮膚。我腳上依舊綁著塑料袋，但現在，我身處安靜的高鐵車廂，腳一動就嚓嚓作響，顯得頗不得體——現代社會有它的準則，保羅的方法顯得不合時宜。
我放棄了在高鐵上站起來走動拉伸的想法，隻是把手揣回了口袋裏。但保羅和行走的精神遺產無孔不入，我外套的左邊口袋放著一堆散裝的衛生紙，還有幾張擦完鼻涕但沒來得及扔的，也不知道當時是沒找到垃圾筒，還是連做出「扔」這個動作都沒有力氣。右邊口袋是保羅在今天早些時候遞給我的米棒零食，他很喜歡鍋巴和這種米棒，不沉又頂飽，這是他吃遍中國小賣部貨架上所有食品後得出的結論。我吃了幾口就覺得噎得慌，但也沒舍得扔，隻是想著收起來，餓了又可以續上。現在，那些膨化的大米均勻又零散地散落在口袋中，我摸了一把，有些粘。
從本溪到北京全程一共近800公裏，除去換乘，僅需3個半小時就能到家。這段路，保羅從8月走到現在。
在和保羅走的短短幾天中，我的腳磨出了8個水泡，額頭因為一直戴帽子被曬分了層，更難過的是，雖然每天平均走20多公裏，但我總是又累又餓又渴，每頓都吃到撐，到家上秤一看，還胖了3斤。
但我很自然地接受了這些變化。離開的那天清晨，保羅聊起了他剛入行時讀到的一本書，他那時不到三十歲，書的名字是《雪豹》，作者彼得·馬西森用很多的篇幅記錄了他隨生物學家在喜馬拉雅地區尋找岩羊等特有生物的旅程。但保羅說，馬西森時不時會在遊記的結尾，寫他的亡妻。他會用很多功夫去寫尼泊爾的氣候、建築還有宗教，但最後一句話可能是，我還記得我也給病重的妻子買過一尊小佛像，放在她的床頭。
保羅說話時，我們正在迎著晨光上山，蓋著雪的盤山公路在前麵彎彎繞繞，轉過去後的風景晦暗不明。我當時又急又喘，再沒有多餘的腦力去思考馬西森或者是保羅的言外之意。
等腳上磨出的水泡已經好徹底，不知道為什麽，我又一次打開了《雪豹》。這一次，我忽然感受到什麽一度靜止的東西又緩緩流動起來了。事實上，那段交談之後沒過多久，我們就成功轉到了山的另一側，視野突然開闊，天高雲淡，遠方的山頭被雪霧環繞。
其實，雪豹能不能被找到，並不是《雪豹》真正的寫作意圖，就像保羅的行走，雖然沒有大新聞，但時至今日，每個曾和他同行的人都依舊能如數家珍講出一個又一個發生在徒步之中的故事。保羅用一種老式又真誠的態度，試圖在每一天都帶著我們用腳步彌合那些開裂巨大的縫隙。我成功翻了人生第一張鐵絲網，喂了第一次羊，第一次自己開路上山，踏過的雪最深甚至到了小腿肚子。直到半年後的現在，我腦海中依然保留著路上每一個交流過的人的臉，就像潘潘所說，無比清晰。土地是鬆軟的，雪踩上去哢呲哢呲，走上坡會腦袋冒熱氣，羊圈溫暖又臭烘烘。
甚至連潘潘的記憶也莫名其妙還原到了我的腦子裏，那是2023年的10月，葉子黃而不落。她衝著一片樹林小跑而去，準備回頭拍一段保羅走向鏡頭的視頻。
正當她蹲下來開始拍攝時，一陣風吹過，一片葉子在鏡頭前落了下來。聽見風吹著樹葉，潘潘呆了一下，保羅就這麽沒對上焦走了過去。
她回過神來，叫住了保羅，又把視頻放給他看：「樹葉從我鏡頭前劃過去了，但我錯過了你。」
保羅笑起來，他說他知道。「你是不是聽見了樹葉的聲音？是不是很美妙？」
潘潘說， 「你怎麽知道？」
保羅笑得更開，「因為我看到你笑了，這是這幾天你笑得最美的一次。」
12月，昊天也結束了行走，我去問他回到原來生活的感受，這個人又隻是嘻嘻哈哈：「現代生活可真好，終於恢複人樣。」但如果保羅也在場，一定會被他逗笑。
2023年聖誕節前夕，保羅抵達大連。這是他兩年中國之行的最後一站，潘潘、昊天，幾乎所有能空出來時間的徒步夥伴都趕過來和他道別。（注：2024年5月26日，保羅再次抵達大連，計劃走完此前沒能走過的一段路。接下來他將先去徒步韓國和日本，最終去往美洲。）
在保羅10年前剛從非洲出發時，他在《國家地理》專欄的第一篇裏記下火地島的克裏斯蒂娜·卡爾德龍（Cristina Calderón），她是地球上最後一位南美部落原住民，按原本的計劃，保羅應該在2020年就抵達了南美世界的盡頭，也成功和克裏斯蒂娜會麵。但現實是，保羅2023年還跟我們一起走在中國，克裏斯蒂娜，也在2022年的冬天因新冠引發並發症去世。世事無常，沒有人再在火地島等候他。
但這也許是保羅和我們每天的行走都要麵對的，最基本的命題。我們產生真實的接觸，做著真誠的告別，然後再次走進新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