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7日以來，有許多分析都指出以色列和中國在種族滅絕和定居者殖民上互相借鑒“反恐”策略和監控技術，但甚少看到有關兩者相似於強迫勞動和資本統治的討論。本文將從左翼視角分析巴勒斯坦人和維吾爾人所受強迫勞動和資本剝削的結構異同。
作者：慚語
去年10月7日以來，有許多分析都指出以色列和中國在種族滅絕和定居者殖民上互相借鑒“反恐”策略和監控技術，但甚少看到有關兩者相似於強迫勞動和資本統治的討論。實際上，巴勒斯坦人受到強迫勞動的情況無論是華語世界還是國際社會都少有人知。長期以來，以色列和歐美為首的西方世界利用哈斯巴拉（hasbara）[1]和新自由主義話語掩蓋其對巴勒斯坦的殖民掠奪；而今天的中俄亦通過和各威權政府結盟、樹立帶頭抵抗西方霸權的形象來洗白自身的帝國主義行徑。如此一來，“選邊站”就成了常態。許多自由派一邊疾呼關注維吾爾人人權，一邊支持以色列種族滅絕；小粉紅和坦克黨（tankies）[2]則一邊高喊解放巴勒斯坦，一邊視“新疆”再教育營為美帝的騙局。兩者看似政治立場迥異，卻都落入了兩大資本主義陣營（自由民主和非自由民主）聯手打造的新冷戰敘事陷阱。因此，辨析資本和強迫勞動/定居者殖民的關係在當下尤為重要。隻要稍作比較，我們就能發現巴勒斯坦人和維吾爾人的受壓迫結構極其相似：由國家發起，受資本驅動。本文將從左翼視角分析巴勒斯坦人和維吾爾人所受強迫勞動和資本剝削的結構異同。筆者願以拙作拋磚引玉，希冀借此打破陣營主義的迷思，呼籲跨種/民/國族無產階級團結，聯合反抗殖民、資本與極權的壓迫。
集中營/監獄裏的強迫勞動
巴勒斯坦曆史學家薩爾曼·阿布·西塔（Salman Abu Sitta）的研究發現，早在1948至1955年，猶太複國主義者就在種族清洗巴勒斯坦人的同時建立了至少22座集中營，關押了約7,000名巴勒斯坦人。[3]西塔指出，猶太複國主義者想建立一個猶太人統治的政權，因此一開始將巴勒斯坦平民視作負擔，隻是計劃將其趕出家園，而非關押。但以色列宣布建國引起敘利亞等周邊阿拉伯國家廣泛不滿。這些國家派軍進入巴勒斯坦領地與以交戰。自那以後，以色列開始興建集中營，用來關押戰俘。另一方麵，鑒於數萬猶太人被征兵入伍，以色列亟需填補勞動力缺口。因此在關押戰俘的同時，以色列也開始有意將大量巴勒斯坦平民當作“戰俘”關押（在此之前以關押的巴勒斯坦戰俘並不多），並將其強製征用為殖民經濟服務。在集中營裏，巴勒斯坦囚犯被迫充當傭人、弄幹濕地。除了公共服務，ta們甚至還被迫參與針對巴勒斯坦人的軍事勞動——運送巴勒斯坦民居被毀後的殘骸、收集運輸同胞遭受洗劫的財物、挖戰壕、掩埋死者等。諷刺的是，猶太人啟用這些集中營距離德國關閉關押猶太人的集中營隻過了三年；運營這些集中營的人中，恰恰還有曾被納粹關押過的猶太人。
除了集中營，以色列監獄也是巴勒斯坦政治犯強迫勞動的血淚之地。據Addameer報告顯示，自1967年至1972年，以色列關押的巴勒斯坦囚犯被迫為以色列生產坦克等軍事設備——自然是被用於鎮壓屠殺巴勒斯坦人——以及被“雇傭”來建設關押巴勒斯坦自己人的監獄。[4]《猶太複國主義秘史》的作者羅爾夫·熊曼稱，政治化的監獄勞動就是“騷擾囚犯生活”的強迫勞動，旨在“最大化肉體和心理的壓力”。[5]在強迫勞動期間，巴勒斯坦囚犯遭受了非人虐待和酷刑。拒絕勞動則會遭到懲罰：包括被剝奪現金券、放風時間、書籍報紙，甚至是被隔離和毆打。這些勞動的平均工資僅僅隻有每小時0.05美元（相當於0.3 – 0.4元人民幣）。
Addameer的報告還指出，盡管在1972年，巴勒斯坦囚犯通過絕食迫使以色列廢除了監獄強迫勞動製度，但“強迫勞動”仍以另一種更為隱蔽的方式維續——監獄商店製（canteen system）。一開始，巴勒斯坦囚犯的一些基本食物和日用品由國際紅十字會免費提供。但自1970年代起，它被監獄商店製取而代之。隨著獄方基本供給（hasbaka）的數量和種類減少、監獄餐質量下滑，巴勒斯坦囚犯不得不依賴於監獄商店，並在監獄勞動體製下通過所謂“自願式”工作換取積分（canteen credits），購買必需品。這種對巴勒斯坦囚工的剝削直到1980年才逐步消失，但監獄商店製卻一直延續至今。而經濟剝削則很大程度從囚犯轉移到了家屬身上：因為監獄外的人需要賺錢轉給監獄裏的人用。
在“新疆”，早在毛澤東時代就有了再教育營的前身——勞改營。當時的勞改營和今天的再教育營不一樣：前者並非隻針對少數民族，而是所有民族中的異見者。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少數民族地區，少數民族人士受勞改的真實原因與其追求民族自決/獨立的關係更大，而非一般意義上對中共官僚社會主義路線的挑戰——這也是少數民族勞改犯與漢人勞改犯的不同之處。蒙古族學者楊海英指出，在“反右”運動中，一大批維吾爾幹部由於“曆史上曾追求‘民族自決’”，而被冠上“排斥漢族，破壞民族團結”的罪名。[6]根據中共官方記載，當時“新疆”有1612人被劃分為“右派地方民族主義分子”。[7]盡管現有資料甚少披露這些人是否均接受勞教式的強迫勞動，但我們大可根據中共對被打成“右派”的官員哈木提·堯魯達西甫判處“下放勞動鍛煉”的標準，來做出肯定推斷。[8]類似的事情也在文革期間上演。例如，“新疆”韃靼穆斯林蘇雲古麗·查尼舍夫（Söyüngül Chanisheff）因在60年代末參與組建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被判勞改三年。[9]雖然勞教製在實行近56年後於2013年從法律上被廢除，強迫勞動並未斷絕，無論是在“新疆”還是中國內地。[10] 但與內地最不同的是，“新疆”的強迫勞動始終帶有（內）殖民性質。
2014年後，“新疆”的強迫勞動製開始與“反恐人民戰爭”敘事結合，高度民族化，演變為再教育營係統。據統計，再教育營裏關押的突厥穆斯林至少有150萬人。[11] 與再教育營建設同步的是“新疆”紡織服裝產業的發展。2014年，“新疆”加速推進紡織服裝業發展，吸引東部沿海地區該產業轉移，預計提供100萬就業機會。[12] 自2017至2018年“再教育營”擴大化以來，中國政府將其更名為“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亦即再教育營），並將其作為當地的經濟載體，為內地企業來“疆”建廠提供補貼。[13] 這些附屬工廠建在再教育營內或附近，成為了再教育營係統的延伸。許多維吾爾人在營中完成“再教育”後便被直接轉移至工廠。2018年，僅在“喀什”地區就有10萬被拘者被轉移至工業園工作。[14] 然而，從再教育營到附屬工廠並不意味著自由，而是嚴酷剝削。據學者達倫·拜勒（Darren Byler）采訪一位被轉移到工廠的被拘留者得知：她的實習工資僅為每月600元（國家最低工資的三分之一），還會被各種克扣，且不許離開工廠，時刻受到監控。用她的話說：“就像奴隸製一樣”。[15]
集中營/監獄外的強迫勞動
無論是巴勒斯坦人還是維吾爾人，強迫勞動在監獄/集中營外同樣存在。許多受害者是最易受剝削的底層：農民。在《雇用敵人：以色列定居點的巴勒斯坦工人故事》一書中，馬修·維克裏（Matthew Vickery）指出，有許多生活在約旦河西岸接縫區（seam zone）的巴勒斯坦農民由於被以色列逐步剝奪耕地，又因移動受限、本土經濟受鉗，最終不得不到以色列定居點從事低端工作。[16]這些工作往往是建築工、長工、售貨員：超負荷勞動、收入低於最低工資、無償加班、沒有社會保障……巴勒斯坦女工的處境比男性同胞還要艱難：工資相較同族男工更低，承擔更多再生產勞動，甚至承受著以色列雇主的性騷擾。盡管巴勒斯坦農民工不像被囚工一樣直接受到脅迫，但這種看似“自願選擇”的剝削被維克裏稱為更隱蔽的國家發起式強迫勞動（state-instigated forced labor）——因為別無選擇。
在改革開放後的“新疆”，維吾爾農民被剝削的結構也極其相似。對於維吾爾農民來說，市場化和城鎮化帶來的土地剝奪極大程度加劇了維吾爾農民的赤貧狀態。加上語言文化迥異、宗教習俗不同、民族歧視嚴重、自由移動受限等因素，大多數維吾爾農民為了謀生，要麽隻能在“疆”內“自發”遷移（當農奴或是進入非農業的低端行業），要麽隻能接受政府強製性的勞動力轉移。無論哪種，ta們都不得不麵對極度的剝削和壓迫：民族歧視、社會隔離、待遇極低、缺乏保障、失去權利……因此，ta們都是維克裏所說的國家發起式強迫勞動的受害者。在這一部分，筆者將著重比較以色列占領西岸後的西岸巴勒斯坦農民及改革開放後的維吾爾農民，呈現兩者在集中營外所受強迫勞動的結構異同。
（一）對原住民土地的占有和剝奪\
強迫勞動往往伴隨著對原住民進行土地剝奪。這對農民來講是致命的，因為土地是其賴以生存的生產資料。
對於接縫區的巴勒斯坦農民， 維克裏以一座名為阿爾瓦拉加（Al-Walaja）的村莊為例，詳細揭露了以色列殖民者如何步步蠶食其土地。[17]在1948年巴勒斯坦大浩劫（Nakba）後，該村莊的村民被迫逃離原住地。Ta們當時以為戰爭很快就會結束，因此便暫遷至村莊附近，開墾耕地，伺機重返家園。然而1967年六日戰爭之後[18]，以色列迅速吞並了西岸。它在該村及其周邊地區建立起了前哨站、給定居者居住的房屋、聯通本國的公路網絡。再到了2002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後，隔離牆更是將該村莊並入以色列直接控製的西岸C區。就連村民們新建的村莊及新開發的耕地都被以色列以“保育土地”為名納入自然保護區。如此一來，巴勒斯坦農民就徹底失去了耕地和傳統的謀生手段。另外，以色列也為企業和工廠提供優惠，鼓勵其開設到猶太定居點。再加上以色列設下的種種限製（將於下一部分展開），巴勒斯坦農民最終不得不接受定居點工作（settlement work），為殖民者幹活。即便這被巴勒斯坦權力機構視作違法行為，且常被經濟條件較好的同族視作殖民者的走狗，也讓工人厭惡自己。
相比之下，漢人對“新疆”原住民土地的占有和剝奪則由（準）軍事占領和資本圈地兩方麵完成。早在1954年，漢人為主的準軍事實體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成立。兵團一開始主要駐紮在“北疆”，一邊開墾土地搶占水源，一邊大量接收漢人移民。[19]因此兵團也被維吾爾學者伊力哈木·土赫提直接比作猶太人定居點。[20] 據統計，從1954年至1966年期間，兵團就從不到8萬公頃的耕地開墾到了81萬；兵團人口亦從1954年的18萬增加到了1966年的149萬。[21]到了改革開放後，官僚資本主義取代了官僚社會主義，同時“新疆”也開始實行土地承包製。另外，中央政府還推出了“西部開發”政策，在“新疆”大力發展“一黑一白”產業：石油和棉花。隨著交通網絡的完善，許多漢人在政策鼓勵下從內地帶著資金來南”疆”開荒，並大麵積承包土地，以種植棉花為主。據漢人學者李曉霞介紹，雖然維吾爾農民同樣開荒，但ta們要麽沒有資金大規模承包和改造墾地，要麽因為繁重的強製性義務工（hashar）無力耕作。相比之下，漢人農民則可通過交錢來免除義務工，漢人承包商甚至還能通過賄賂村幹部來獲得土地承包權。[22]另外，在“五個統一”的官僚計劃經濟製下，當地政府還通過指定種植品種、低價收購、各種稅費，層層剝削當地農民，極度壓低了農耕收益[23]。麵對剝削，經濟條件相對差的維吾爾農民往往更加脆弱。以上種種都讓缺乏資本、技術和社會資源的維吾爾農民難以和漢人競爭。最終，ta們中的許多人不得不將土地（至少部分）承包出去[24]，令“南疆”的土地大量集中到了當地官員和漢人承包商手中。除了資本圈地，隨著“南疆”城鎮化推進，當地政府也從城郊鄉村的維吾爾農民手上大量征地。[25] 無論何種原因，土地剝奪都讓本就赤貧的維吾爾農民進一步淪為無產者——“農牧區剩餘勞動力”。
另一方麵，1991年蘇聯解體後，中共越發警惕“新疆”的“分裂主義”。在這種背景下，大量失業的維吾爾人被視作不穩定因素，亟需提供就業來穩定政局。此外，高速發展的“新疆”棉花產業、東部的沿海工業也需要大量廉價勞動力。這些因素讓中國政府開始以“脫貧”為名，將維吾爾“農牧區剩餘勞動力”大規模轉移到內地的血汗工廠和“新疆”的棉花工廠。此舉不僅看似緩解了少數民族就業問題，給漢人資本輸送了廉價勞動力，還通過搶占能源與控製人力進一步鞏固對“新疆”的經濟殖民。這種官商勾結的“脫貧”項目可謂一石三鳥，被維吾爾研究者尼若拉·艾勒瑪（Nyrola Elimä）直言是“奴隸販賣”。[26]除了被迫勞務輸出的維吾爾人，還有部分維吾爾勞動力是自發選擇外出打工。然而無論被迫還是自發，兩者都麵臨著同樣的高度剝削就業環境，區別隻不過是前者還遭到了一定程度的脅迫（在再教育營還未出現以前）。實際上，並非所有外出務工者（含被強製轉移的）都家中無地，失地亦非（強製）轉移的先決條件。但土地的重要性萬萬不可忽視。因為對於有地者而言，一方麵政府會拿沒收土地作威脅，迫使其接受轉移；另一方麵往往自己難以憑借少量土地，繼續在漢人資本的圍剿下以傳統農耕為生。這種土地剝奪一直延續至今，且越發強硬暴力，愈演愈烈。[27]
（二）封堵一切生路
維克裏進一步剖析，強迫勞動光靠剝奪生產資料（土地）完全不夠。要想讓被殖民者被任意擺布，殖民國家還須將被殖民者與所有更好的工作機會進行隔離，令其隻能接受殖民資本的支配。這種隔離包括了物理和經濟兩個層麵。
物理上，限製原住民勞動力的自由移動：
以色列殖民者將西岸劃分為A、B、C三區，並直接管理了麵積占60%的C區。每個區都由大大小小的零碎飛地組成，彼此互不連通。此外，以色列還建了隔離牆，設立了大量路障、前哨點和檢查站。這種掠奪並碎片化原住民土地、實行種族隔離製的過程，也被稱為巴勒斯坦的“班圖斯坦化”。[28]加上許多道路僅限以色列人使用、道路常被以方突然封鎖，C區的巴勒斯坦人到A、B區城市務工的交通成本遠遠高於到定居點的。正如維克裏舉的例子：“一個南希伯倫山（筆者注：屬於C區）的木工或許能在僅26英裏（筆者注：相當於42公裏）外的拉馬拉的一個木料間找到工作，但有了以色列限製移動、檢查站、道路係統，去那裏一趟要花幾小時……”[29]況且，搜身還常帶有羞辱和暴力，衝突爆發時人身安全也受威脅。這些因素都讓接縫區的巴勒斯坦農民難以到城市務工，不得不將目光投向定居點工作。
而在“新疆”，維吾爾農民遷移同樣受限。維吾爾經濟學家伊力哈木·土赫提就曾分析：“以封閉、相互隔絕的綠洲孤島為主要特征的特殊地理環境”，令維吾爾人難以從主要棲居地——偏遠欠發達的“南疆”農村——轉移到高度工業化的漢人聚集地：“天山北坡經濟帶”。[30]維吾爾學者阿布都外力.依米提也指出，“新疆”距中國內地的路途遠、成本高、鄉村道路建設差，這些都令維吾爾農村勞動力難以像內地漢人農民工一樣到內地打工。除了自然地理因素，還有語言的隔閡、文化宗教的迥異、民族歧視等社會因素。[31] 因此，盡管80年代中期以後有少數“社會經驗較豐富、社會關係較多”的維吾爾人外出經商並取得成功（以開餐館、做貿易為主），大部分維吾爾農村的剩餘勞動力隻能在“疆”內轉移當農工，或是到周邊鎮上或烏魯木齊等“新疆”大城市打工。[32] 據2001年數據統計，“新疆”農村約有180萬剩餘勞動力（約占當地農村勞動力的44%），卻僅有2萬人外出打工（僅占農村剩餘勞動力的1%），而99%的轉移勞動力都在“疆”內就業。[33] 這一點也可以在王力雄2003年“新疆”考察記錄中得到印證：“【‘新疆’】漢族青年至少還可以去內地打工，當地民族青年隻能在家。”[34]
到了2009年的“七五事件”後，高壓維穩政策更是令維吾爾人的移動亦處處受到監控和限製：街上同樣密布的檢查站；身份證和民族身份掛鉤；出“疆”需當地警察批準；即便到了外地都難以入住酒店或租到房；居住登記表隻有漢語；極難獲得護照等等。[35]重重阻礙令維吾爾農民人更加寸步難行，進一步加劇了其失業情況。
經濟上，絞殺原住民獨立經濟，對勞動力市場進行種/民族隔離：
以色列除了在物理上限製巴勒斯坦農民的移動，還利用建築許可製度限製其自我發展的可能性。在C區（即接縫區所屬區），巴勒斯坦人若想建任何東西（哪怕是小小的雞舍），都需要得到以色列的批準。但事實上獲得批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2023年，巴勒斯坦人的的C區建築申請拒絕率高達95%，而定居者的申請絕大部分都能通過。[36]即便是冒著風險私下興建小作坊，一旦被以方發現就會被拆毀。正如在定居點務工的"阿爾瓦拉加村民穆哈邁德（Mohammed）所說：“但凡我有一絲機會能做自己的生意、搞個項目，我都會做的。但這裏是C區……我什麽業都創不了。”除了限製原住民自我發展，以色列還通過各種手段對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管轄區（A、B區）進行全麵經濟宰製。1994年的《巴黎協議》後，以色列貨幣謝克爾成為西岸的主要交易貨幣；以色列全麵控製巴勒斯坦的商品進出口；甚至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稅收都是以色列負責收的。這種全方位的絞殺讓巴勒斯坦城市經濟難以健康發展，勞動力市場自然也就供遠大於求。於是，高企的失業率更令巴勒斯坦農民對城市望而卻步。
在“新疆”農村，就像前文提到的，維吾爾農民對農業生產不僅沒有任何掌控力和競爭力，甚至不得不將自己的土地拱手讓人。能源方麵，當地石油天然氣等能源開發的巨大權力和豐厚利潤更是被漢人官僚集團牢牢攥在手裏，不由維吾爾人染指分毫。據統計，每年光是“西氣東輸”項目便為“新疆”政府提供了十多億稅收。[37] 倘若這些資源都能由維吾爾農民和工人民主決策地自主開發，ta們恐怕自己就能更有效地解決就業，更平等地發展經濟，同時還可能避免漢人資本家過度開發造成的環境破壞，無須“依賴”所謂的“脫貧”項目或聚集在低收入行業。另外，本能一定程度帶動民族經濟發展、為族人同胞提供工作機會的維吾爾資產階級也長期遭受打壓：許多企業家不是像熱比婭·卡德爾一樣被抓捕，便是財產被沒收。[38]土赫提等溫和派知識分子更是被大量噤聲乃至監禁。這樣一來，維吾爾人想發展獨立的民族經濟無疑癡人說夢。
最關鍵的一環，則是對勞動力市場按照種/民族進行嚴格劃分。對於以色列殖民者，這種劃分是通過工作證製度完成的。要想在以色列或以色列定居點合法務工，巴勒斯坦工人必須先得到以色列審批的工作證。工作證製度還規定了巴勒斯坦工人隻能從事農業、建築業和服務業。這些行業大多工作條件差、報酬低，難以招到以色列猶太人。同時，企業管理層則由定居者霸占。“新疆”的情況也是驚人相似。盡管中國法律規定少數民族應享有公平的就業權利，但幾乎各行各業都赤裸裸地在招聘廣告上寫了“隻招漢人” （即便同行業中維吾爾人也比漢人收入低）。[39]無論政府、兵團、國企、私企，皆如此。高科技行業、工業和能源行業更是將維吾爾人排除在外。這讓從南“疆”到北“疆”大城市找工作的維吾爾人隻能聚集在服務業、餐飲業等低收入行業。需要強調的是，這種勞動力市場的民族隔離和受教育程度高低沒有關係。就業歧視反而還讓維吾爾人產生“讀書無用論”的想法。土赫提統計，維吾爾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率僅15%。為了就業，許多大學生不得不去工廠打工，或是做小本生意（如擺地攤）。[40]在巴勒斯坦亦是如此。巴勒斯坦有近乎全世界最高的識字率，卻有超過一半的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41] 而在“新疆”，向上流動的大門緊閉、民族失業率高企，甚至把許多維吾爾人擠到了犯罪道路。例如，80年代後有許多維吾爾兒童被同族拐賣至內地當小偷，大量維吾爾人跑到雲南販毒[42]。這種現象又進而令不明就裏的內地漢人對維吾爾人產生反感，加深了誤解與民族矛盾。
可以看到，無論是以工作證製度還是就業歧視，殖民統治階級都將勞動力市場進行了種/民族隔離。如同維克裏所言，勞動市場按種/民族被劃分為主要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主要勞動力市場（高收入行業和高層崗位）留給殖民者（猶太人/漢人），次要勞動力市場（低收入行業和與底層崗位）留給被殖民者（巴勒斯坦人/維吾爾人）。[43]這也是為何土赫提會說，中國內地的城鄉二元社會恰好是“新疆”的漢維民族之別。
概言之，無論是以色列還是中共，殖民統治階級都通過剝奪原住民土地，封堵一切出路，讓被殖民的民族無產化[44]，最終不得不“自願”被殖民資本宰割。這種極端情況下，即便沒有國家機器的直接脅迫，被殖民者為了生存也別無選擇。因此，巴勒斯坦農民和維吾爾農民在本質上共享著同一種強迫勞動。長期的定居者殖民和民族隔離所造成的民族矛盾激烈化，更是讓維漢學者把“新疆”類比巴勒斯坦、南非。[45]
分而治之，瓦解反抗
強迫勞動和經濟宰製不僅為殖民資本積累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燃料，還分化了被殖民者，瓦解了聯合反抗。無論是在巴勒斯坦還是“新疆”，大量的原住民失業人口都構成了馬克思所說的產業後備軍——廉價的勞動力蓄水池。對於以色列來說，這個蓄水池裏不僅有無業的原住民，還包括外國移工。為了謀生養家，原住民無產者不得不進入殖民者規劃好的次級勞動力市場充當農奴或奴工，即便這裏充滿剝削。一旦就業，ta們便加入了和產業後備軍形成對立的現役勞動軍，無時無刻不害怕丟工作。因為ta們和資本家都深知還有很多失業者迫切需要這份工作。因此，一方麵殖民資本家可以隨意宰割原住民就業工人，另一方麵工人害怕被取代而不得不接受宰割。如此一來，殖民者/資產階級和被殖民者/無產階級的對抗，也就被轉化為現役勞動軍和產業後備軍之間的對抗——亦即被殖民者/無產階級內部的對抗。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反抗都會令工人飯碗難保，無論這反抗是來自工人自己還是其同族。
例如，加沙和西岸的巴勒斯坦工人無論試圖組建工會還是狀告雇主，都極可能丟掉工作，甚至還會被加入黑名單，再也無法赴以務工。而同族反抗招致的集體懲罰在如今的以色列種族滅絕戰爭中最為顯然。自去年10月7日戰爭爆發後，數千巴勒斯坦工人強行被遣返回加沙。高達20萬巴勒斯坦建築工人被禁止赴以及西岸定居點務工。[46]即便是留在加沙和西岸（非定居點）工作的巴勒斯坦人也無法幸免：約40萬巴勒斯坦人因為戰爭失去了工作。[47]此外，以色列還扣押了高達7800萬美金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月度稅收，令其無法給公職人員發工資。[48]對於集體懲罰產生的勞動力短缺，以色列又會用外國移工來填補。據統計，10,000名印度工人將陸續赴以務工，填補以色列建築業的勞動力空缺。[49]而印度工人之所以願意冒著風險赴以恰恰又是因為印度目前嚴重的就業危機。事實上，自巴勒斯坦第一次大起義後，以色列就開始雇用中國工人在內的外國移工來取代巴勒斯坦建築工——中國工人的人權狀況也沒有保障。 [50] 這些都是為了保護以色列的“國家安全”，避免巴勒斯坦工人像曾經南非的黑人工人一樣，利用勞動力的過度依賴形成反抗種族隔離的勢力。
這種對反抗的集體懲罰同樣體現在維吾爾工人身上。據買買提明·艾孜來提（Mehmet Emin Hazret）統計，在1997年的“伊寧二五事件”後，伊寧大量工廠和企業以“破產”、“沒有需求”等理由“倒閉”，解雇了大批維吾爾工人。但與此同時，這些工廠（或工廠地皮）大多被賣給了漢人，漢人工人也比維吾爾工人得到更好安頓。以伊犁州建設局為例：“有員工1000多名，其中90%為維吾爾族。1997年‘2.5事件’以後以私有化的借口取消了維吾爾族員工的工作。承包該企業的老板為了完成從那些漢族貪官手中接過的工程從內地帶來了10000多漢族工人。這些工人現在工作在伊寧市與周邊的地區。想幹些哪怕是髒活累活而養家糊口的維吾爾人一個也沒有被這個建設局錄用。”[51] 解聘維吾爾工人又新招漢族工人，其緣由可想而知。
另一方麵，對維吾爾無產階級的分化則殘酷地隱蔽於再教育營和其附屬工廠。誠如拜勒揭露，雖然兩處都有嚴酷壓迫，但附屬工廠條件相對較好（如安保監控較少、工人仍有一定程度活動自由）。工廠裏的維吾爾工人也因而成了現役勞動軍[52]；再教育營裏的大量被拘留者則是產業後備軍。因此，工廠工人需要通過絕對服從來證明自己是“真正完成了再教育”的產業工人。因為資本家和工人都心知肚明：“任和抱怨，任何生產的放緩，都會導致ta們 【工人】 被其ta【再教育營裏的】被拘留者替代。”[53]
有人可能會想，既然猶太/漢族工人、巴勒斯坦/維吾爾工人都受到統治階級壓迫，那是否有跨種/民族階級鬥爭的可能性呢？但現實告訴我們這很難。曆史上，英國工人和愛爾蘭工人、美國和南非的白人工人和黑人工人，都是敵對陣營。這是因為資產階級不僅從內部分化了被殖民種/民族無產階級，還分化了殖民種/民族和被殖民種/民族的無產階級——之所以有“你我”之分正是因為剝削“你”有利於“我”。
例如在西岸，有近2/3的以色列定居者（絕大多為猶太人）是衝著“改善生活質量”來的：低房價和高補貼。[54]據統計，2013年特拉維夫的平均房價為60萬美金，而當時阿裏埃勒（西岸第4大定居點城市）的平均房價連這一半還不到[55]。由於西岸定居點房價之低，就連許多以色列籍巴勒斯坦人都來這裏購房。[56]來定居點工作的老師也會有20%的漲薪，政府補貼還會覆蓋80%的住房租金和75%的差旅費。[57]在“新疆”也是如此。例如政府給企業補貼，鼓勵入“疆”。近年來，兵團也為鼓勵漢人移民“新疆”，為新漢人移民提供房屋、工作和土地。[58]這些政策往往麵向待業的大學畢業生、農民工、失業人士、脫貧勞動力[59]——被競爭激烈的本國/城市勞動力市場排除在外的剩餘勞動力（要知道，中共建政頭三十年最大的漢人入“疆”潮不是兵團人，而是大饑荒時期高達200多萬的內地逃荒饑民[[](#)60]）。再加上種/民族隔離的勞動力市場本就對猶太工人/漢族工人有利。可見，無論是以色列定居者還是漢人定居者， 大多都被殖民製許諾了向上流動和相對優越的經濟條件。另一方麵，在《新疆、資本與民族壓迫》一文中，雨舟還把漢人類比作W·E·B·杜波依斯筆下的美國白人。雨舟敏銳指出，除了經濟利益，漢族移民還從民族壓迫中獲得了“精神上的報酬”：社會尊重。[61]同樣，哪怕是最底層的以色列猶太人，都能享有“巴勒斯坦人被剝奪的公民權利與人權、土地、家、社會福利”。[62]在種/民族隔離製下，種/民族身份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特權。拋開個人道德不談，無產階級定居者為何要拒絕對自己有百利而無一弊的製度呢？這就像要占盡特權的順直男反對父權製一樣難。難怪以色列的社會主義者摩西·馬霍弗（Moshe Machover）和阿基瓦·奧爾（Akiva Orr）會說，正是物質現實阻礙了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間的（無產）階級團結。[63]這一解釋同樣適用於漢人和維吾爾人。王力雄曾觀察到：“新疆漢人總是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擺在鎮壓者的位置。就連兵團那些從內地農村招的農工，平時受盡貪官欺壓，一旦需要鎮壓當地民族時也會摩拳擦掌地請戰。”[64]這些漢人並非個例。據維吾爾在線在2011年做的一次維漢民意調查顯示：“絕大多數漢人支持對維吾爾族的強硬政策。89. 4% 的新疆漢人希望在各個層麵保持並強化漢族人的優勢地位。82.3%的新疆戶籍漢人支持繼續保持排他性的權力控製。”[65]數據就是最好的證明。
更邪惡的分化是，殖民統治階級還會與部分被殖民者合作，做出部分讓利，將其收編為規訓同族人的代理人。最臭名昭著的便是幫以色列鎮壓巴勒斯坦人民的傀儡政權——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另外，勞動力市場上的巴勒斯坦中間人也是壓迫係統的一環。維克裏指出，要想獲得工作證，西岸的巴勒斯坦工人很大程度要仰賴同族中間人。這些中間人大多是會說希伯來語、社會階層更高的巴勒斯坦人。中間人人脈廣闊，能更好和以色列雇主溝通。但是，ta們往往不會為巴勒斯坦工人爭取合法權利，反而會為了逐利成為以色列資本家的幫凶，想方設法幫其鑽法律漏洞，剝削甚至虐待同族工人。在“新疆”，漢人統治階級亦把一些少數民族收編入國家機器。例如再教育營裏就有維吾爾、哈薩克看守看管自己同胞。根據維吾爾族活動人士塔依爾·衣明（Tahir Imin）和迪裏夏提·熱西提（Dilxat Raxit）的解釋，這些人大致可分為三類：1）“典型的墮落的民族叛徒”；2）為了自己和家人安全不得已這麽做的；3）因為找不到好工作的。[66]ta們都被殖民統治者許諾了一定酬報：或是謀生手段，或是人身自由。但無論如何，ta們都是非人的強迫勞動的受害者，永遠的“兩麵人”。而所謂“墮落”恐怕很大程度也由此而來。
結語
巴勒斯坦人和維吾爾人數十年的苦難讓我們深悟壓迫的同構性。中共獨裁固然萬惡，但資產階級民主的無能和虛偽也盡顯於同樣犯下種族滅絕之罪的以色列、及為其輸送炮彈金錢撐起保護傘的西方帝國主義盟友。在巴勒斯坦人和維吾爾人同被種族滅絕的此時此刻，在美國監獄裏的黑人囚犯同受強迫勞動的此時此刻[67]，我們必須明白：中共獨裁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資本主義在本質上毫無差別。何況巴以問題上國際法形同虛設，人權雙標令人作嘔，就連自由民主國家最基本的言論自由和抗議自由都嚴重受蝕，有限的資產階級民主淪為警察國家。壓迫如此相似的根源不是別的，正是同構的資本主義。
因此，對於反殖民而言，推翻獨裁和民族自決必不可少，但也遠遠不夠。在資本家和定居者利益盤根錯節的殖民地，被殖民種/民族幾乎已全民被無產化。哪怕完成去殖民，原住民仍要麵對虎視眈眈的外來資本。在資本全球化的今天，想要發展本土經濟很難不打開市場。因此即便廢除了種族隔離、有了資產階級民主，原有或新興的本種/民族資產階級也必然會和異族/外來資本聯手，繼續剝削同族的無產階級——正如今天的美國和南非一樣。換言之，哪怕軍事占領和定居者殖民被消滅了，資本還能變形重組，進行經濟殖民。到時資本未必姓“中”姓“以”，但永遠姓“資”。因此，我們必須認清分化種/民族無產階級的物質現實，從根本上推翻再生產殖民結構的資本主義。同時我們亦須避免重蹈中共偽民族自治之覆轍，在真民族自決的原則上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唯有如此，我們才可能終結種/民族壓迫，實現自由平等，通往所有人的解放。
[1] 哈斯巴拉指以色列用來控製輿論洗白自己的大外宣。
[2] 坦克黨往往指支持自詡“社會主義國家”的威權主義政權的西方左翼（如斯大林主義者、毛主義者）。這些人往往認為西方列強（尤其是美國）是唯一的帝國主義勢力（因此凡反西方的立場就是正義的），而無視非西方國家（如中國、俄羅斯）的帝國主義行徑和對本國人民的壓迫。
[3] Yazan al-Saadi "On Israel’s Little-known Concentration And Labor Camps In 1948-1955", 2014.https://al-awdapalestine.org/2014/10/on-israels-little-known-concentration-and-labor-camps-in-1948-1955/
[4] Addameer "The Economic Exploitation of Palestinian Prisoners", 2016.https://www.addameer.org/publications/economic-exploitation-palestinian-prisoners
[5] 羅爾夫·熊曼 《猶太複國主義秘史》，1988。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ralph-schoenman-1988/11.htm
[6] 楊海英 《維吾爾人的文革》。https://smglnc.blogspot.com/2020/05/blog-post_95.html
[7] 據熊倉潤在《新疆：被中共支配的七十年》一書中記載，這些維吾爾幹部多是從前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投誠中共的“親蘇分子”。Ta們反感漢人集權統治，對民族自決的訴求也往往受蘇聯聯邦製影響，希望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建立一個自治的維吾爾斯坦共和國，外交和軍事由中央管轄，但軍隊由當地民族組成。事實上，中共在建政前是支持反對國民黨統治的“三區革命”的，亦曾寫信支持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甚至在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後，“三區革命”在中共的曆史敘述中也曾被認為是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而受到肯定。曾經的承諾令維吾爾幹部在中蘇友好時期提出這些訴求再自然不過，也稱不上激進。下文的哈木提·堯魯達西甫亦提過：“新疆沒有漢族亦可建成社會主義”。這亦間接說明這些維吾爾幹部並非反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是反對漢人專製，無論是中共還是中共前的國民黨。
[8] 和諧曆史檔案庫 “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批準開除右派分子哈木提堯魯達西甫的黨籍”。https://banned-historical-archives.github.io/articles/5662349405
[9] 該黨與1946年建立的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同名，但後者於1948年已經解散，而60年代末的東突人民革命黨是沿用該名重新組建的。詳見：https://uca.edu/politicalscience/home/research-projects/dadm-project/asiapacific-region/chinauighurs-1949-present/，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life-10292020152216.html。
[10] 根據勞改研究基金會統計，大概有4,000萬至5,000萬中國人受勞改迫害。而在“新疆”之外的中國內地，中國漢人、台灣政治犯也深受強迫勞動之苦。例如近年，郭飛雄、李明哲（台）、程淵、歐彪峰等政治犯均在獄中接受過強迫勞動。
[11] Reuters "1.5 million Muslims could be detained in China’s Xinjiang – academic", 2019.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xinjiang-rights/15-million-muslims-could-be-detained-in-chinas-xinjiang-academic-idUSKCN1QU2MQ/
[12] 新疆日報 《未來10年新疆加快推進紡織服裝產業發展》，2014。https://www.gov.cn/xinwen/2014-07/20/content_2720688.htm
[13] Darren Byler 《營中紀事》。https://chuangcn.org/books/%e8%90%a5%e4%b8%ad%e7%ba%aa%e4%ba%8b/%e7%ac%ac%e4%ba%94%e7%ab%a0/
[14] 喀什政府信息公開平台《關於印發〈喀什地區困難群體就業培訓工作實施方案〉的通知》，2018。http://web.archive.org/web/20181204024839/http:/kashi.gov.cn/Government/PublicInfoShow.aspx?ID=2963
[15] Darren Byler 《營中紀事》。https://chuangcn.org/books/%e8%90%a5%e4%b8%ad%e7%ba%aa%e4%ba%8b/%e7%ac%ac%e4%ba%94%e7%ab%a0/
[16] 接縫區指以色列1949年停火線與實際邊境牆之間的一小塊緩衝區，屬於以色列控製的西岸C區。據聯合國2006年數據統計，大約有50,000巴勒斯坦人居住於此。
[17] Matthew Vickery "Employing the Enemy: the Story of Palestinian Labourers On Israel", 2017
[18] 六日戰爭是指1967年6月5日至6月10日間，以色列與埃及、敘利亞、約旦等阿拉伯國家之間爆發的一場戰爭。以色列在短短六天內迅速擊敗了埃及、敘利亞和約旦等阿拉伯國家，占領了巴勒斯坦的西岸地區、埃及的西奈半島、敘利亞的戈蘭高地。此戰令數十萬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導致了土地的剝奪和分裂，加劇了巴勒斯坦人的苦難和困境，一直影響至今。
[19] Laura T. Murphy, Nyrola Elimä, David Tobin "Until Nothing Is Left", 2022
[20] 伊力哈木·土赫提 《當前新疆民族問題的現狀及建議》，2015
[21] 朱培民、王寶英《中國共產黨治理新疆史》，2015
[22] 李曉霞 《新疆南部鄉村漢人》，2015
[23] 據維吾爾學者拜合提亞爾·吐爾遜介紹，“五個統一”指的是：統一耕地、統一播種、統一管理、統一灌溉和統一收割。他的描述充分體現了對當地農民的剝削：“……像種子、 化肥 、 塑料薄膜和農藥等也必須由鄉政府統一購進後, 按鄉 裏確定的價格統一銷售給農民, 農民不得自行購置 。農民沒有錢, 可以從鄉信用社貸款。 夏收之後, 農民所用的全部費用及貸款等一並扣除後, 剩餘的才是農民的實際收入 。葉亦 克鄉的一位村幹部給我算了這樣一筆賬:如果一戶農民種 10 畝小麥, 那麽按當地的收成 標準和糧食銷售價格, 可以有 4500 ～ 5000 元的收入。但當年的耕地費、 播種費 、 水費、 施肥費 、 管理費 、 地稅、 鄉和村基金 、 公益金等支出就將達到 4000 元左右 。扣除這些費 用後, 農民實際能得到的也隻有 500 ～ 1000 元。”https://xinjiangdocumentation.sites.olt.ubc.ca/files/2020/12/The-Existing-Pro_%E7%9C%81%E7%95%A5_outhern-Xinjiang_Baihatiyar_Tursun.pdf
[24] Darren Byler "Terror Capitalism", 2022
[25] 李曉霞 《新疆快速城市化過程與民族居住格局變遷》。https://shahit.biz/supp/ssmz.pdf
[26] Natalia Motorina, Juozapas Bagdonas, Kristiana Nitisa and Mauritza Klingspor "The Hostile Environment for Uyghur Workers Uncovered", 2021.https://bylinetimes.com/2021/08/17/the-hostile-environment-for-uyghur-workers-uncovered/
[27] 維吾爾人權項目在《沒有土地，何以求生》一報告中記錄了部分2008年至2015年間的強製征地，重新分配或售賣給漢人。在這些案例中，賠償即便有也很少，且反抗往往招致警察暴力或牢獄之災。至於2016年再教育營逐步出現後，反抗更是不可能了。
[28] 除了維克裏，巴勒斯坦政治經濟學者蕾拉·法莎赫（Leila Farsakh）也對此現象進行過詳細分。可參考：https://www.palestine-studies.org/en/node/41127。
[29] Matthew Vickery, 2017
[30] 伊力哈木·土赫提 《當前新疆民族問題的現狀及建議》，2015
[31] 阿布都外力·依米提《製約少數民族農村勞動力流動因素的分析及其對策》，2007。https://uyghurbiz.org/%E5%88%B6%E7%BA%A6%E5%B0%91%E6%95%B0%E6%B0%91%E6%97%8F%E5%86%9C%E6%9D%91%E5%8A%B3%E5%8A%A8%E5%8A%9B%E6%B5%81%E5%8A%A8%E5%9B%A0%E7%B4%A0%E7%9A%84%E5%88%86%E6%9E%90%E5%8F%8A%E5%85%B6%E5%AF%B9%E7%AD%96/
[32] 哈尼克孜·吐拉克《維吾爾族農民工內地城市生存與適應研究——以武漢市維吾爾族農民工為例》，2012；Darren Byler “Terror Capitalism”, 2022
[33] 阿布都外力·依米提，2007
[34] 王力雄 《我的西域，你的東土》，2023
[35] Sam Tynen "Triple dispossession in northwestern China", 2022.
[36] PeaceNow "The Civil Administration acknowledges extreme discrimination in building permits and law enforcement between Palestinians and settlers", 2023.https://peacenow.org.il/en/the-civil-administration-acknowledges-extreme-discrimination-in-building-permits-and-law-enforcement-between-palestinians-and-settlers
[37] 新華社《回眸十一五 展望十二五：西氣東輸工程惠及西東》，2011。https://www.gov.cn/jrzg/2011-02/19/content_1806323.htm
[38] 華爾街日報 《昔日友好橋梁，今朝階下之囚——維吾爾族商人的命運轉折》，2021。https://cn.wsj.com/articles/%E6%98%94%E6%97%A5%E5%8F%8B%E5%A5%BD%E6%A1%A5%E6%A2%81%EF%BC%8C%E4%BB%8A%E6%9C%9D%E9%98%B6%E4%B8%8B%E4%B9%8B%E5%9B%9A%E2%80%94%E2%80%94%E7%BB%B4%E5%90%BE%E5%B0%94%E6%97%8F%E5%95%86%E4%BA%BA%E7%9A%84%E5%91%BD%E8%BF%90%E8%BD%AC%E6%8A%98-11626249314;
Uyghur Human Rights Project "Under the Gavel: Evidence of Uyghur-owned Property Seized and Sold Online", 2021.https://uhrp.org/report/under-the-gavel-evidence-of-uyghur-owned-property-seized-and-sold-online/
[39] 維吾爾人權項目《歧視，不公待遇、強製勞動:在東突厥斯坦、中國維吾爾⼈人就業權被肆意踐踏 》，2017
[40] 維吾爾人權項目，2017
[41] Al Jazerra "How Israel has destroyed Gaza’s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2024.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4/1/24/how-israel-has-destroyed-gazas-schools-and-universities；TheTimes of Israel "Over half of Palestinian college graduates are unemployed, report finds", 2018.https://www.timesofisrael.com/over-half-of-palestinian-college-graduates-are-unemployed-report-finds/
[42] 鳳凰周刊 《我不想當小偷——內地維族流浪兒生存調查》；M.Azat 《正在擴大的雲南瑞麗維吾爾人墓地》，2009。詳見：https://chilanbagh.wordpress.com/2014/03/。
[43] Matthew Vickery, 2017
[44] 維克裏也把階級種族化的現象稱為“種族和階級的重疊”。
[45] 王力雄和土赫提均把“新疆”比做巴勒斯坦。
[46] Reuters "Israel sends thousands of cross-border Palestinian workers back to Gaza", 2023.https://www.reuters.com/world/middle-east/thousands-gazan-workers-sent-back-israel-occupied-west-bank-witnesses-2023-11-03/；
The Jerusalem Post "Loss of Palestinian workers at Israeli building sites leaves hole on both sides", 2024.https://www.jpost.com/israel-news/article-793158
[47] The Guardian "Almost 400,000 Palestinians have lost jobs due to war, report says", 2023.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23/dec/03/almost-400000-palestinians-have-lost-jobs-due-to-war-report-says
[48] The Times of Israel "PA: Israel held $78 million from monthly tax revenues collected on Ramallah’s behalf", 2023.https://www.timesofisrael.com/pa-israel-held-78-million-from-monthly-tax-revues-collected-on-ramallahs-behalf/
[49] Business Standard "10,000 Indian workers to reach Israel soon in batches starting next week" 2023.https://www.business-standard.com/india-news/10-000-indian-workers-to-reach-israel-soon-in-batches-starting-next-week-124013100575_1.html
[50] The China Project "The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who power Israeli construction", 2020.https://thechinaproject.com/2020/03/12/the-chinese-migrant-workers-who-power-israeli-construction/
[51] 買買提明·艾孜來提 《最富饒的土地上的伊犁維吾爾人的下崗代價》，2009。https://www.uyghurnet.org/cn/%e6%9c%80%e5%af%8c%e9%a5%b6%e7%9a%84%e5%9c%9f%e5%9c%b0%e4%b8%8a%e7%9a%84%e4%bc%8a%e7%8a%81%e7%bb%b4%e5%90%be%e5%b0%94%e4%ba%ba%e7%9a%84%e4%b8%8b%e5%b2%97%e4%bb%a3%e4%bb%b7/
[52] 工人包括從再教育營被轉移至此的“獲釋者”、以及沒被拘留過的“農村剩餘勞動力”。
[53] Darren Byler 《營中紀事》
[54] Israel Policy Forum "West Bank Settlements".https://israelpolicyforum.org/west-bank-settlements-explained/；Vox"What are settlements, and why are they such a big deal?", 2023.https://www.vox.com/2018/11/20/18080052/israel-settlements-west-bank
[55] reliefweb "The economics at the heart of Israeli settlements", 2015.https://reliefweb.int/report/occupied-palestinian-territory/economics-heart-israeli-settlements
[56] The Times of Israel "Lured by cheap prices and luxury digs, Arab Israelis are snapping up West Bank homes", 2022.https://www.timesofisrael.com/lured-by-cheap-prices-and-luxury-digs-arab-israelis-are-snapping-up-west-bank-homes/
[57] reliefweb, 2015
[58] 自由亞洲 《解讀新疆：當局鼓勵內地人口到新疆定居》，2020。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jieduxinjiang/xj-04242020142943.html
[59] 中國新聞網（新疆）《新疆兵團2023年“百日千萬”招聘專項行動啟動》2023。https://www.xj.chinanews.com.cn/xinjiang/2023-06-09/detail-ihcqcizu2002227.shtml
[60] Agnieszka Joniak-Lu "Han Migration to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Between State Schemes and Migrants’ Strategies"，2014
[61] 雨舟《新疆、資本與民族壓迫（二）：民族和階級的日常(2)》，2023。https://telegra.ph/%E6%96%B0%E7%96%86%E8%B5%84%E6%9C%AC%E4%B8%8E%E6%B0%91%E6%97%8F%E5%8E%8B%E8%BF%AB%E4%BA%8C%E6%B0%91%E6%97%8F%E5%92%8C%E9%98%B6%E7%BA%A7%E7%9A%84%E6%97%A5%E5%B8%B8-01-21-2
[62] Daphna Thier "Not an Alley: The Israeli Working Class"
[63] Daphna Thier
[64] 王力雄，2023
[65] 維吾爾在線 《多數維吾爾人認為政府是漢人利益的表達》，2012。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0530132115/http://www.uighurbiz.net/archives/6493
[66] 紐約時報中文網《他在新疆找到工作：關押穆斯林同胞》，2019。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90304/china-muslim-detention-uighur-kazakh/
[67] 詳見：Freedom Network USA "Forced Labor in Prisons"https://freedomnetworkusa.org/2023/08/11/forced-labor-in-prisons/; Captive Labor: Exploitation of Incarcerated Workers, 2022.https://www.aclu.org/news/human-rights/captive-labor-exploitation-of-incarcerated-work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