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曆史學家，新保守主義代表人物之一，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最近在《華盛頓郵報》發表文章，鄭重分析了“川普選民會摧毀我們的民主製度嗎”這個問題。
卡根指出，川普之於美國的危險是共和國的亡國之危。他公開挑戰民主，連續三次在大選中聲稱，如果他輸了，就是選票舞弊；他連續兩次明確警告，如果敗選，他不會接受選舉結果，並推動暴力、起義、“騷亂”和“流血”；他已經這樣做了一次，並且決定繼續如此。
川普這樣的人正是美國國父們曾經擔心的噩夢：共和國被暴君推翻。而由於國會中的共和黨人出於野心和懦弱，拒絕承擔國父在設計製度之初要求他們所擔任的重要角色，現在，隻差一次選舉，噩夢將變成現實。
卡根指出，實際上，跟“自由主義傳統”一樣，美國的“反自由主義傳統”與美利堅共和國一樣古老。種族主義逆流、基督教民粹主義在美國一直都是一股時常占主導地位的強大力量。
他們從前就不認同《獨立宣言》。他們相信民主，但前提是，民主必須是純粹的白人民主。
不隻是現在他們才抱怨“覺醒”。19世紀的蓄奴者就在抱怨他們被剝奪了把黑人作為財產的自由；60年代的白人就在抱怨政府在對白人
“逆向歧視”；他們從來都聲稱自己受到了“欺壓”，被剝奪了可以淩駕於其他人群之上的自由。
他們或者為了捍衛白人至上，或以捍衛基督教為名，更多的時候是兩者並舉，共同主導了美國的反自由主義運動。
而川普作為白人至上主義者亮相，召集了這場反美國的革命。
川普的選民希望看到的正是國父為美國設計的製度被推翻。因為盡管他們堅稱自己是愛國者，但他們效忠的正是國父明確反對的以民族宗教定義的國家。
如果真想要一個他們心目中的所謂“基督教的美國”，惟有推翻國父們基於普世平等和天賦人權原則建立的現有政權。
我們如果選擇放棄共和國，可能就在今年。卡根在文章的結尾指出，任何製度都不能抵禦一個執意而為的暴君。隻有人民能夠。今年，人民是否會那樣做，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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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民主是個前衛的製度，會被川普選民摧毀嗎？
本文為非營利調查新聞編輯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義）”編譯作品。歡迎轉載、分享、轉發
文：羅伯特·卡根
譯：Brandi
作者羅伯特·卡根是美國著名曆史學家和作家，為新保守主義代表人物之一，是新保守主義色彩的新美國世紀計劃的聯合創始人，同時也是布魯金斯學會的高級研究員以及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會員。他曾經為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做外交政策顧問，也為民主黨人，比如總統奧巴馬任內的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做過顧問。本篇文章源自其即將出版的新書《反叛：反自由主義如何再次撕裂美國》(Rebellion:
How Antiliberalism is Tearing America Apart —
Again)，2024年4月24日發表於《華盛頓郵報》。
這正是國父們所擔心的
1
過去，人們可能還會相信許多選民看不到川普對美國自由民主的威脅，許多人現在仍聲稱看不到。
但現在，距大選僅六個多月，很難相信他們真的看不到。
警示信號已足夠清晰。
川普本人幾乎每天都叫人有新的理由擔憂。
人們可能會選擇忽視這些警示，或說服自己不要擔心，但他們能看到我們都能看到的東西，那些已經足夠了。
2
怎樣解釋有些人不顧川普給我們政府體係帶來的風險，依然願意支持他？
答案不是科技發展、不平等日益加劇、外交政策失利、大學校園動蕩，而是更深層、更根本的東西。
這正是國父們所擔心的，也是林肯警告過的：他們稱之為“公共美德”的喪失。
國父擔心《獨立宣言》中具有革命性的自由主義原則難以得到民眾的支持，擔心對自由和平等的熱愛和良知會逐漸讓位於狹隘、自私的利益。
盡管麥迪遜(James Madison)等國父希望在利己主義的堅實基礎上建立政府，但麥迪遜承認，如果民眾自己對《獨立宣言》的自由主義理想沒有足夠的奉獻精神，那麽任何民治的政府都不可能持久。
民眾必須熱愛自由，不僅是為了自己，也是為了所有人類這種抽象理想。
我們如果選擇放棄共和國
3
今天，美國人之所以處於如此境地，是因為太多人不再關心國父所創建的製度能否繼續存在，於是將陣地讓給了以川普為首的積極謀求推翻他們稱之為“政權”的人。
他們所說的 “政權”，就是國父基於普世平等和天賦人權原則建立的獨特政治製度。
簡明言之，今年大選就關乎這個製度。
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談到1787年製憲會議建立什麽政府時說：“共和國，如果能保住的話”。
我們如果選擇放棄，可能就在今年。
國父們擔心的噩夢
隻差一次選舉
就變成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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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健康的共和國，不會對川普及其追隨者是否試圖推翻國父的自由民主製度有爭議。
有充分證據表明，他試圖通過衝擊國會阻止權力和平移交、精心策劃在關鍵州製造虛假選舉名單、對一些州的官員施壓，讓他們去“找”更多選票、要求副總統彭斯不認證合法大選結果。
除了這些，人們還需要看到什麽？
川普繼續堅稱他贏了大選，把那些攻入國會、猛砸警察臉部的人當作英雄和“愛國者”來讚揚，並且明白地聲稱，其目的是迫使國會否定選舉結果。
除了這些，人們還需要知道什麽？
一位2021年1月6日身臨國會的56歲密歇根婦女說：“我們不是去偷東西的，也不是去搞破壞的；我們隻是去推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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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不僅承認那是自己過去和當前的目標，還承諾如果今年敗選，他將再次那麽做。
他連續在三次大選中聲稱，如果他輸了，就是選票舞弊。
他警告將有起義、“騷亂”和“流血”，並明確表示，他將再次推動這種暴力，就像他在1月6日做的那樣。
川普在2020年明確警告說，如果敗選，他不會接受選舉結果；
他果然沒有接受。
今年他又說了一遍。
即使沒有其它針對他的指控，沒有其它擔心他再當總統的理由，僅憑這一點，就足以要反對他。
他不尊重、也從未承諾遵守憲法規定的民主程序。
相反，他明確表示，他會在他認為必要的時候違反憲法。
這本身就使他成為美國曆史上絕無僅有的候選人。他應該被取消候選人資格。
6
這種對民主的公開挑戰，從來不該由法院解決。
國父們深知，不能向一個潛在的暴君發傳票，讓他請律師。
也不該由民主選舉的正常程序解決。
國父們知道並擔心，一個極富煽動性的人可能會獲得足夠多選民的擁戴，去推翻製度。
正因如此，他們賦予國會，特別是（本應更免受民眾壓力的）參議院彈劾和罷免總統的權力，並剝奪那種人再次競選的機會 ——
不僅是因為他們違反了某些法律，而是因為他們對共和國構成明顯和現實的危險。
2020年川普企圖推翻政府，正是國父們設想的情況，國會本有機會采用國父製定的方法。
但參議院共和黨人出於野心和怯懦，拒絕扮演國父為他們設計的重要角色。
結果就是，國父們擔心的噩夢隻差一次選舉就變成現實。
暴君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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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的問題不在於他有什麽深思熟慮的奪權計劃，更不在於他闡述了意識形態上的奪權理由。(別人確實有這種計劃和理由，其中包括將在他的政府中任職的人
—— 這一點稍後再談)。
對川普來說，一切都圍繞著他自己和他眼前的需要。
他會肆意踐踏法律和憲法，隻為達到自己和家人及其商業利益的目的。
美國人民知道，如果他當選，他將濫用司法對付他的對手。
大家知道他將這麽做，因為他就是這麽說的。
他宣稱：“我是為你們複仇的人！”“你們”指的是“我”。
美國人民知道他會利用總統的權力解決自己的財政問題。
他當總統時是這樣，現在作為總統候選人也是這樣。
大家都知道，如果他敗選，他不會尊重公平選舉的結果，而這恰是暴君的定義。
反自由主義傳統
和共和國一樣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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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為什麽還會有這麽多人投票給他呢？
對於共和黨選民中相當一部分人，即川普運動的鐵杆兒核心來說，是因為他們希望看到製度被推翻。
這並不令人震驚，因為這不是什麽新現象。
相反，這與美利堅共和國一樣古老。
曆史學家寫過美國的“自由主義傳統”，但從一開始，也存在反自由主義傳統：
大批美國人決心維護自由主義之前的傳統、等級製度和信仰，而反對《獨立宣言》和《權利法案》中的世俗自由主義原則。
國父們將共和國建立在一套激進的政府原則和主張上：人人生而平等，政府必須尊重和保障某些“天生的自然權利”。
這些權利不是源於宗教信仰，而是“不言而喻”的。
它們不由基督教的上帝或國王賦予，甚至也不由憲法賦予，而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權利。
9
這就是自由主義的核心信條。
在美國獨立戰爭之前，沒有任何政府是建立在自由主義原則上的，絕大多數人也從未信奉過這些自然權利——
新教或羅馬天主教的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印度教或佛教，都不信奉這些自然權利。
在神麵前，人可能是平等的，但之前沒有政府或宗教機構是基於平等權利原則的。
連英國製度也不基於這一原則，而是基於君主製、貴族統治及王室與臣民間的契約，幾個世紀裏對這種契約進行過修改，但它不是建立在普遍的“自然”權利原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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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父們知道這種思想是激進的，知道他們正在開創一種 —— 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 —— 新的時代秩序(novus ordo
seclorum)，而這需要新的思維和行為方式。
他們也知道，他們自己的做法，以及18世紀美國社會的做法，並不符合他們新的革命理論。
他們知道奴隸製有悖於《獨立宣言》的原則，但他們允許奴隸製繼續存在，希望奴隸製自然消亡；
他們知道教會有悖於這些原則，因為教會侵犯了最重要的權利 —— “思想自由”，而“思想自由”對於維護自由至關重要。
但一些州在18和19世紀有各種對公職人員的宗教信仰要求。
簡而言之，他們知道很多美國人實際上並不信奉獨立戰爭的自由原則。
正如《獨立宣言》的簽署人本傑明·拉什(Benjamin
Rush)所說：“我們改變了政府的形式，但還需要對我們的原則、觀點和行為方式進行革命性的改變，使之適應我們采納的政府形式。”
國父沒有堅持要求公民認同這些原則。無論是否認同《獨立宣言》，都可以成為美國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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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不認同。
南方奴隸製的領導人稱《獨立宣言》是“最有害的謬論”。
南卡羅來納州的卡爾霍恩(John C. Calhoun)稱平等權利的理念是“謬誤信條”。
他們相信民主，但前提是，民主必須是純粹的白人民主。
1860年，民主站到他們對立麵，他們就開始反叛，尋求擺脫這種製度。
這種反叛從未停止過。
反叛會被削弱、被鎮壓(有時是武力鎮壓)、轉入地下，但從未消失。
盡管南方在軍事上被打敗，憲法中的特殊優勢被剝奪，但對國父自由主義的敵意並未減弱。
南方作家卡什(W.J.
Cash)在1941年觀察到，如果說戰爭“砸爛了南方的世界”，它也“完全沒有動搖南方人的基本思想和意誌”，南方人決心“堅守自己的立場，保持分歧，保存他們的過去和現在”。
1956年，南北戰爭結束近一個世紀後，國會五分之一的議員簽署了“南方宣言”，呼籲各州拒絕服從最高法院1954年做出的結束公立學校種族隔離的裁決。
一切都沒有改變。
對於許多美國人來說，即使在今天，還是什麽都沒改變，我們感到驚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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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自由主義並非僅與種族有關。
獨立戰爭後一個多世紀裏，很多人，即使大多數不是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新教徒，都堅持認為美國是個新教國家。
他們不認為天主教徒擁有平等權利，也不認為他們該受到平等對待。
20世紀20年代頗具影響力的“第二波”三K黨，不光反黑人，還反天主教、反猶太教。
這也是為什麽它與最初的三K黨不同，能在南方以外的地區蓬勃發展的原因。
許多人把今天的基督教民粹主義看做一個邊緣性運動，但在美國曆史上，它一直是一股強大的力量，而且經常占主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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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世紀以來，許多美國白人感到自己被國父的自由主義圍剿。
他們在戰爭中被打敗，被武力威脅所遏製，但除此之外，他們更是不斷被國父設計的製度所壓迫，這個製度旨在維護和加強自由主義，而不是維護和加強宗教與等級製度。
二戰以來，法院和政治體製越來越忠實地追求國父的自由主義目標，結束了官方的種族隔離，將宗教從公立學校中去除，承認並捍衛因宗教、種族和民族歧視而被剝奪“天賦權利”的女性和少數群體的權利。
自由主義的主導地位不斷加強，正如林肯所希望的那樣，“其影響不斷擴大和加深，全世界所有膚色人民的幸福和生活價值得到提高”。
反自由主義政治學家德尼恩(Patrick Deneen)稱之為“自由極權主義”，除了有些誇張，他說得沒錯。
20世紀40年代以來，在兩黨總統領導下，自由主義一直穩步深化和擴張。
並不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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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自由主義右翼對當今所謂“覺醒”的憤怒並不新鮮。
美國的反自由主義運動，無論是捍衛白人至上還是捍衛基督教，更多時候是兩者並舉，都曆來聲稱他們在“自由主義霸權擴張下飽受欺壓”。
他們曆來聲稱，自由主義政府和社會“剝奪”了他們按基督教教義生活的“自由”，並以“犧牲”他們的利益為代價，“偏袒”各種少數群體，“尤其是黑人”。
70年代，頗具影響力的神學家拉什多尼(R.J.
Rushdoony)抱怨說，美國基督徒“沒有擁有自己身份的權利”，卻被迫承認“所有其他人及其‘權利'”。
如果基督徒的“權利”不僅包括自己按基督徒生活的權利，還包括將這種生活強加給整個社會的權利，或者，如果白人的“自由”包括維護白人至上地位的自由，那他就是對的。
19世紀，蓄奴者堅持認為他們被剝奪了將人作為財產的“自由”；後重建時代的南方人堅持他們有壓迫本州黑人公民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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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美國社會中的反自由主義者確實被剝奪了將其宗教和種族觀點強加於社會、公立學校、公共場所和國家法律的“自由”。
基督教民粹主義者稱之為“自由極權主義”，而國父們稱之為“思想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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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前，拉什多尼這樣的人針對的不是“覺醒”或“黑人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而是民權立法。
今天，反自由主義的保守派抱怨學校課程承認美國曆史上的種族主義，但即使在五十年前，在“批判性種族理論”創始之前，拉什多尼等反自由主義的白人就堅持認為，“白人”正被“係統地灌輸一種觀念，即自己奴役和虐待黑人是有罪的”。
許多白人認為，少數群體對權利和尊重的要求“過分了”，而他們 —— 美國白人 —— 遭受著“最嚴重的歧視”。這也不是新鮮事。
60年代，《紐約時報》調查顯示，即使在當時，大多數白人也認為民權運動“走過頭了”，黑人在“坐享其成”，政府在對白人實行
“逆向歧視”。
對許多人來說，自由主義總是太過了，反自由主義者更是如此認為。
所以，如今的反自由主義者抱怨“覺醒”，但和建國以來的反自由主義者一樣，他們真正反對的是國父遺留的自由主義政府製度及與之相伴的平等精神。
川普的許多核心支持者堅稱自己是愛國者，但無論他們是否意識到，他們效忠的並不是國父締造的國家，而是國父明確反對的以民族宗教定義的國家。
“反美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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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確實意識到了這一點。
他們中最聰明、最誠實的人知道，如果真想要一個“基督教的美國”，那隻能通過“政權更迭”來實現，而他們所指的是改換國父建立的“政權”。
克萊蒙特研究所(Claremont Institute)學者埃爾默斯(Glenn
Ellmers)寫道，國父的遺產是一條“死胡同”，而憲法是個“波坦金村莊”(Potemkin
Village；注：傳說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乘船出巡時，手下為編造繁榮景象，在兩岸布置移動村莊。後指騙人的假象)。
德尼恩和哈佛大學法學院的阿德裏安·韋爾默勒( Adrian
Vermeule)認為，國父為保護個人權利而建立的製度需要被另一種政府形式取代。
他們想要的是基督教聯邦：“維護並鼓勵秩序與連續性、支持宗教信仰和機構的文化”，立法以“促進公共道德，禁止其蓄意墮落”，“明確承認和重新認識我們文明的基督教根源”，“為祈禱提供公共機會”，以及
“振興公共空間，以反映一種更深刻的信念，即我們受到感召，去模仿在另一個王國等待我們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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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反自由主義的保守派知道，要建立這樣一個聯邦，就必須拋棄國父對個人權利的執著追求。
有影響力的“保守民族主義”倡導者約拉姆·哈佐尼(Yoram
Hazony)希望美國人放棄《獨立宣言》，轉而在新教和《聖經》基礎上建立國家。
參議員霍利(Josh
Hawley，共和黨，密蘇裏州)認為，美國是一個“革命性的國家”，不是因為《獨立宣言》的原則，甚至也不是因為美國革命本身，而是“因為我們是《聖經》革命的繼承者”，這場革命始於“以色列建國”。
沒有比這更違背美國國父自由、普世遠見的言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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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對上帝的信仰不會對國父的製度構成威脅，而按基督教教義重塑社會則會。
要建立霍利和哈佐尼想象中的國家，不僅需要拋棄《獨立宣言》，還需要拋棄旨在保護《獨立宣言》原則的憲法。
基督教聯邦不會、也不可能是一個民主國家，因為他們不相信大多數人會做出正確選擇。
克萊蒙特研究所的埃爾默斯認為，“當今生活在美國的大多數人 —— 肯定過半 ——
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美國人”，他們是“僵屍”或“人類齧齒動物”，過著“膽怯順從、渾渾噩噩的生活”。
隻有“上次大選投票給川普的7500萬人”才是“真正的美國人”。
埃爾默斯寫道，“與其試圖在不反映人民意願的選舉中與民主黨競爭，為什麽不直接切入正題，跳過空洞無意義的過程呢？”
“前進的唯一道路”是“推翻現有的後美國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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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些知識分子來說，川普是反美國革命的不完美但必不可少的工具。
正如德尼恩和埃爾默斯所言，川普是個“問題嚴重的自戀狂”，“虛榮心爆棚”，“缺乏有效控製自己的創造性/破壞性傾向的自律”。但這是可彌補的。
德尼恩認為，川普在第一個任期未如所預期的那樣推翻整個秩序，是因為他缺乏“有能力的領導圈子”。
他的下一個任期情況將不同。
德尼恩認為，現在需要的是“自覺的有識之士”，一個既了解“困擾國家的疾病，又了解治病所需的革命性良藥”的思想家階層，他們知道如何將民粹主義的“怨恨轉化為持續的政策”。
德尼恩構想的未來新的精英成員將像列寧一樣，置身於民族主義革命的前沿，“代表廣大工人階級”行事，同時提高“未受教導”民眾的覺悟。
事實上，哈佛大學的韋爾默勒認為，即使違背民眾“什麽是對他們最有益的自身看法”，也有必要推行共同利益 ——
這的確是個最具列寧主義色彩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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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督教聯邦需要一個擺脫了憲法關於自由和民主的約束的強有力的行政機構。
韋爾默勒寫道，一個嶄新的國家，將通過“強有力的行政機構”，“用炙熱的烙鐵灼燒自由主義信仰”，運用“權力去遏製城市貴族自由派在社會和經濟上的虛偽”。
這些言論中的暴力和壓迫氣息是有意為之的。
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明白，改變自由主義製度，需要遠不止一次選舉和幾項立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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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尼恩和韋爾默勒常被當作純粹的思想挑釁者而遭否定，但他們的著作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為他們有膽量承認，他們所追求的東西與國父的自由主義製度格格不入。
其他人以忠於美國自由主義原則為幌子，掩蓋自己的觀點，或聲稱他們所追求的符合國父的真正意圖。
德尼恩、韋爾默爾等反自由主義者卻承認，如果不推翻國父的自由主義和具挑釁性的世俗製度，他們想要的國家 ——
一個服從基督教上帝的國家，一個將法律基於《聖經》的國家 —— 是不可能建立起來的。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戈薩奇(Neil M. Gorsuch)提到“政教分離”時，竟然用的是“‘所謂的’政教分離”。
最高法院的反自由主義也不是新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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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自由主義者也知道，今年可能是他們實現反美國革命的最後機會。
白人(更不用說白人新教徒)在人口所占比例穩步下降。
正如二戰前反自由主義的保守派關閉移民大門時為時已晚，他們的數量被來自南歐和東歐的非北歐人潮所淹沒；1965年來，主要由非白人組成的移民潮也將美國推向非白人占多數的拐點。
因此，反自由主義者麵臨在隻有少數選民致力於“政權更迭”的情況下發動革命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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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接管共和黨使之成為可能。
川普並不是美國曆史上獨一無二的人物。
每一代人裏，反自由主義勢力都會求助於同一類人 —— 會煽動、蔑視規範、粗暴踐踏自由主義理念的人。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ey）)指出，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的“粗野”似乎是“他受大眾歡迎”的原因。
詹姆斯·伯納姆(James Burnham)驚歎麥卡錫(Joseph
McCarthy)的“無能之舉和無知之言”具有某種“魅力”，能很好地表達其忠實追隨者的恐懼和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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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人在批評者眼裏是粗野和惡毒的，但其追隨者看到的是對那個排擠他們的自由主義製度的反抗和力量所在。
他們是那個製度的反叛者，是“破壞者”，思想和行為上都毫不掩飾地反自由主義。
而這正是他們在廣大美國白人中受歡迎的原因，因為那些白人感到自己在文化和社會中的地位正在被黑人、天主教徒、猶太人和來自非北歐國家的移民所取代。
今天，在美國曆史上最公開的種族主義移民限製結束整整一個世紀後，川普再次呼籲從丹麥、瑞士和挪威等“好的”歐洲國家引進更多移民。
白人反叛運動的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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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不是偶然成為這場白人反叛運動的領導者的。
他召集了這場運動。
他毫不掩飾地以白人至上為其總統候選人身份首次亮相的平台；
他鼓吹“出生地”陰謀論，說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實際上不是美國人。
據2011年的民意調查，他僅憑這一觀點，就一躍成為共和黨候選人中的佼佼者，之後他退出競選，繼續做他的熱門電視節目“學徒”。
他作為白人至上主義者亮相，究竟是機會主義還是源於信念，幾乎並不重要 —— 對他的追隨者來說肯定不重要。
事實是，白人至上一直是他的名片，數百萬人對此做出回應，以至於白人民粹主義者已成為他的運動核心。
許多基督教民粹主義者將他視為受難的基督，從某種奇怪的意義上說，起訴確實“幫助”了他：
他麵臨逆境越多，吃官司越多，受到指控越多，他們對他就越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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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指望任何其他群體如此絕對忠誠。
問及如果川普被定罪，他們是否還會支持他時，一些共和黨人搖擺不定，而白人基督教福音派教徒則壓倒性表示，無論如何都會支持他。
川普需要這種堅不可摧的忠誠，因為他是為自己的身家性命而戰。
想到自己可能會鋃鐺入獄，他完全有理由盡可能靠近那些即使他被定罪也支持他的人。
如果他落選，他也需要那些人無條件地支持他質疑選舉結果。
如果他獲勝，他將需要那些人的幫助，與民主黨和法律係統展開惡戰，也讓共和黨站好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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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川普目前為止沒有跡象要向他基本盤之外的人 —— 尼基·黑莉(Nikki
Haley)的選民，溫和的郊區共和黨人，對他的言論和行動感到不舒服的人 —— 示好的原因之一。
他可能會在墮胎這一重要問題上表現出靈活性，以確保自己當選，但獲得提名以來，他更強化了自己的基督教民粹主義信息。
他發布“汙染血液”、“一日獨裁者”言論，賣“川普聖經”，聲稱上任後將成立“由全麵改革後的司法部領導的新聯邦特別工作組”“打擊反基督教偏見”。
這些都直接針對他的白人基督教民粹基礎，而不在乎數百萬其他共和黨選民的感受。
他推銷自己的聖經時聲稱，基督徒被“包圍”了，“必須讓美國再次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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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況，他在白人至上和基督教民粹方麵的強硬態度也沒讓他在廣泛的共和黨選民中有多大損失。
為什麽損失不大？為什麽在川普越來越深入地致力於基督教民粹主義計劃，推翻國父的自由主義方針之時，對他的抵製如此之少？
對許多人來說，答案隻是狹隘的自身利益。
要麽是支持他有好處，要麽是反對他或被看作反對他有壞處。
美國商界似乎就是這樣。
最初，企業遵循市場營銷數據，擁抱最近才享有更多全麵權利的社區，去吸引最廣泛的美國人，但後來吃了教訓，認識到川普和他的支持者不容忍這一點，於是大多保持沉默和中立。
但不止如此，他們還盡可能表示不會給川普找麻煩 —— 無論在他當選之前還是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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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摩根大通首席執行官傑米·戴蒙(Jamie
Dimon)今年年初在瑞士達沃斯發出的信息，他宣稱川普“在北約問題上差不多是對的，在移民問題上差不多也是對的”，“經濟增長搞得不錯”。
無疑，他代表了許多美國首富和商界領導人，因為沒聽到他們當中有任何反對聲音。
事實是，經濟上他們沒有反對川普的理由。
他們知道，不需要在經濟上收買川普的白人工人階級追隨者，因為他們大多數主要關心文化戰爭。
川普仍可以減稅，減少聯邦法規等阻礙企業盈利的因素。
富豪和權貴總能在川普政府中買到東西，隻因為他需要並尊重金錢，樂意為自己和家人做交易，就像他在第一個任期中做的那樣。
無論商界領袖對川普有什麽道德或政治上的顧慮，底線決定了他們必須與川普和睦相處。
如果這意味著對他的違憲行為視而不見 —— 戴蒙對川普第一任期的好評明顯忽略了他試圖推翻政府的行為 —— 就那麽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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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共和黨生態係統中幾乎不會有反對意見。
民選官員中，少數幾個願意站出來反對川普的，要麽被趕出黨，要麽匆匆退休，甚至都不幹完任期。
那些留下來的人已接受川普的鐵腕統治，所以，如今川普成功，對他們有益。
許多白人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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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些普通共和黨選民，那些樂意投票給小布什(George W. Bush)、麥凱恩(John McCain) 和羅姆尼(Mitt
Romne)的“正常”共和黨人呢？
他們看不出那些共和黨人與川普的區別嗎 —— 還是根本不在乎？
他們可能覺得川普勝選符合他們的狹隘利益。
雖然他們自己可能不是基督教民粹主義者，但他們作為白人的視角使他們對反自由派的抱怨深表同情。
他們也可能覺得自己或孩子在一個致力於多元化和“覺醒”的體係中處於不利地位。
他們很煩“走過頭兒”的自由主義，這導致他們易被川普吸引，更重要的是，導致他們不擔心川普構成的威脅。
他們自己對推翻政權不感興趣，但也不願阻擋那些想推翻政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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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選民和共和黨當權者如果認為，他們和戴蒙一樣，在一個不再忠於國父自由主義理想的體製中也會過得很好，他們是不是對的？也許是的。
如果美國回到上世紀20年代，首當其衝遭受損失的不會是他們。
南北戰爭後一個世紀裏，美國白人容忍過對黑人的係統性壓迫，容忍過南方的暴力，容忍過法庭的不公正，容忍過最高法院拒絕承認黑人、女性等少數群體的平等權利。
那麽，他們是會奮起反抗被基督教和白人民粹主義滲透的川普第二任期，還是會默許過去八十年的自由主義成果被逐步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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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憾的是，如今，許多白人似乎輕易忘記了，他們和他們的先輩曾多麽依賴於國父們的自由主義，才獲得了當今作為美國社會完全平等成員的地位，享受到他們認為理所當然的自由。
大多數白人共和黨人並沒有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所稱讚的“歐洲傳統”血統。
他們的祖先沒有從五月花號下船，也沒參加過美國革命。
今天的絕大多數美國“白人”，他們的祖先最初踏上美洲大陸時，並不被視為“白人”。
愛爾蘭裔美國人可能不記得，19世紀末的托馬斯·納斯特(Thomas Nast)漫畫將愛爾蘭人畫成猿類動物。
意大利裔美國人可能不記得，由“新奧爾良最優秀的人”組成的暴徒私刑殺害了11名西西裏移民，從未受到指控
（注：1891年3月14日，因新奧爾良警長遇害和反移民情緒，幾百人衝進監獄，打死了11名意大利裔移民，其中多數已判無罪或還未上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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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天主教徒似乎忘了，他們曾是美國最受歧視的群體，國父之一約翰·傑伊(John Jay)甚至希望將他們完全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
大多數美國白人都曾是被歧視的移民群體的成員。
他們曾是反自由主義的受害者，而現在，他們卻投票讓反自由主義者重新掌權。
他們以自由主義為梯子，得到平等地位；
現在他們目的達到了，就想撤走梯子，放棄自由主義。
利用自由主義的法律和製度獲得平等後，他們對自由主義不再有熱情。
隻有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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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父們明白並擔心，激發美國革命的對權利和自由主義的熱情可能不會持久。
1781年，獨立戰爭結束前兩年，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撰文預言，一旦戰爭結束，“我們就會走下坡路”，人們將回歸庸常的生活，忘記對權利的熱切關注，一心隻想“賺錢”。
他們可能再不會團結起來，“讓他們的權利得到應有的尊重”，因此政府將不再關心他們的權利。
半個多世紀後，林肯在其著名的“學園演講”(Lyceum
Addess)中感歎，隨著時間推移，最初的革命精神已經消散，美國人隻剩下人類正常的自私自利,當初的“自由聖殿的支柱”已“轟然倒塌”。
二十多年後，美國陷入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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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國的政府體係今年失敗，那不是因為國父建立的製度失敗了，也不是因為新技術或憲法的缺陷。
而是因為任何製度都不能抵禦一個執意而為的暴君。
隻有人民能夠。
今年，人民是否會那樣做，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