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北京西郊的兩塊磚書房，莫言正站在一張長長的書桌旁揮毫：“一江春水向東流”。寫到“東”字時，他輕聲嘀咕了一句：“有沒有河水向西流呢？”

這天是星期一，第二天就是公號“兩塊磚墨訊”發文的日子。五年前，莫言與書法家好友、舒同研究會會長王振一起開了這個公號，專門分享詩詞書法。在發文之前，王振會把要用到的書法作品依次放大幾十倍，兩人邊看大屏幕邊琢磨，這個韻對不對，那個字好不好，討論了大半天，索性起身再寫一遍。

這一期的公號內容讓人歡喜。它有關12個來自雲南西雙版納與內蒙古通遼的先心病患兒，他們因為莫言發起的慈善項目得到了免費的手術治療，而且全部手術成功。莫言開心地沒有午休，接連寫下“喜聞病兒愈，樂見幸福臨。與友舉觴慶，揮毫複唱吟”“筆大涵墨多，無私天地寬。人在風中立，何懼亂衣衫”等等詩句。

莫言一直很喜歡孩子。作為一個“晚熟的人”，孩子的天真和無邪，是他最為珍視，最想去維護的存在。這些年，親友們都知道他在為慈善奔波——一群素不相識的先心病與孤獨症患兒，讓這個自獲諾獎後就盡量少說話的作家自願站出來，公開呼籲更多人關心慈善，加入慈善。

這並不容易。

莫言 海報設計：碧晨

回望近十年，莫言得到過愛與肯定，也遭受過謾罵與傷害。用他的話說，十年經曆寫出來，一定是一部漫長的小說。

但他對種種經曆的回應，就像他在這次對話中給我的感覺——真誠、和善。盡管一度悲觀和低落，但他依然相信真誠與和善永遠是世界的多數，也相信投入慈善，以及投入文學、藝術等另一種意義上的“慈善”，是他和這個世界最好的相處。

他不再把自己關起來，而是和更廣闊的世界建立各種各樣的聯係。他和王振一同遊覽祖國的大好河山，學習民間的曆史文化，也把一路見聞感想都記下來，以詩詞、書法、戲劇、小說等各種形式與更多讀者分享。他開公號，帶學生，去醫院看望患兒，在和越來越多“小朋友”待在一起的時光裏，忘記了自己已經從一個中年人變成了一個老人。

莫言。澎湃新聞記者 羅昕 圖

今年，莫言虛歲70了。

但他還有許多想做的事：成為一名劇作家、寫出有新意的小說、讓毛筆字有點進步、再寫幾首好詩詞……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覺得時光還是過得越來越快。過去，你像兒童時代，盼個春節多麽漫長。現在感覺，去年的鞭炮硝煙還沒散，今年的春聯又貼到門上了。”

如果可能，他真希望時間走得慢一點，再慢一點。

莫言、王振在印度洋西岸迪亞尼海灘，也學年輕人拍照。圖片來源：兩塊磚墨訊

命運的轉折

2021年，為了和更多年輕人溝通，莫言開了公號“莫言”。讓他感動的是，其中很多寫於三十多年前的小文章依然能喚起當下年輕人的共鳴。大部分留言者是90後、00後、10後，有喊他“莫言爺爺”的，有喚他“莫言伯伯”的，他們讓他知道在這個世界上，依然有人願意傾聽，願意理解，願意共情。

跟著這些年輕人，莫言很快學會了幾個新詞——“內卷”、“躺平”、“佛係”。

他想到自己的十幾二十歲，“那時我們所麵臨的困難，好像也不比現在小。”

1955年，莫言在山東高密一戶農家出生。剛剛12歲的時候，他小學還沒畢業便開始務農了。一年365天，起碼300多天要下地幹活，一年之中隻有一兩次機會跟著生產隊的馬車去縣城。再大一點，他和夥伴湊到一塊，也感歎今後無非是娶妻生子，再重複父母為他們操勞的一切。

像一個循環，根本看不到希望。

但和村裏大部分年輕人不一樣的是，因為大哥上過學，莫言還有機會讀到幾箱中學教材。他就是在那時候讀到很多劇本，包括《雷雨》《日出》《北京人》《屈原》《林家鋪子》《漁夫和金魚的故事》等等。當其他同齡人在為工分和對象焦慮的時候，莫言冒出了兩個“白日夢”，一個有關大學，一個有關文學。

他想不到的是，因為三次命運的轉折點，他的夢實現了。

第一個轉折點發生在1973年。那一年，他成為縣棉花加工廠的農民合同工，盡管還是一個農民，但他身處工廠，每天和數百個年輕人待在一起。這些年輕人裏有一部分是青島來的下鄉知青，他們讀過很多書，看過很多電影，有的還多才多藝，能拉能唱，一下打開了莫言的眼界。

1976年，第二個轉折點來了，莫言離開高密，到煙台黃縣當兵。他首先感受到，這裏是一個隻要好好努力就能得到肯定的地方。更驚喜的是，每到星期天，他可以把整整一天都拿來看書。尤其一個戰友的未婚妻是圖書館管理員，他因此有機會集中閱讀中國文學和西方文學，包括大量的劇本、長篇小說。他從1977年開始訂閱《人民文學》，連訂三年，每一次刊物來了之後，他都一字不落地從前言讀到最後一頁。

在瘋狂的閱讀中，莫言開始學習寫作了。

1976年春初入軍旅，莫言在山東黃縣

1979年，莫言調到保定當政治文化教員，他一邊給學員講馬列主義，一邊創作，最早的小說都發表在保定的《蓮池》。因為1983年的一篇《民間音樂》，莫言得到了荷花澱派創始人孫犁老先生的賞識。當時解放軍藝術學院組建文學係，正招收第一屆學員，莫言就帶著這篇小說和孫犁的評論去北京報名。驚險的是，人到北京，報名期限已過，莫言差一點錯失機會，但當時軍藝的文學係主任徐懷中認定莫言是個寫作的好苗子。於是1984年9月，30歲的莫言終於重返校園。他走進軍藝，正式迎來他心目中命運的第三次轉折。

在軍藝那兩年，莫言學到了很多東西，但最重要的一點是找到了“自我”——知道了自己該寫什麽，知道了在農村的二十多年生活就是一個素材的寶庫。1985年，莫言的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卜》在《中國作家》第二期發表，那個沉默、倔強又充滿靈性的“小黑孩”一下驚豔了文壇，也讓“莫言”成為1985年文學史上不可磨滅的一個名字。緊接著1986年，莫言在《人民文學》第三期頭條發表中篇小說《紅高粱》，又引起巨大轟動。也是這一年夏天，張藝謀找到了莫言。那部震撼人心的高密東北鄉影片於兩年後上映，獲得第38屆柏林電影節金熊獎，人們由此看到一個年輕的導演和作家共同走向世界。

“今天的年輕人也有理想，也會想改變命運的辦法。”當莫言重溫電影《牧馬人》，他依然對劇中女主人公模仿《列寧在1918》裏的那句經典台詞最有印象，“麵包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

1987年，電影《紅高粱》拍攝時莫言與鞏俐、薑文和張藝謀合影

相互的教學

這些年，莫言也發現自己低估了年輕人，以為孩子們一直在學校裏，好像什麽都不懂，但實際上他們受教育程度更高，看書更多，每個人的生活也很豐富，“他們都有自己獨特的生活體驗。當然，還有想象力。”

2013年，莫言回到母校北京師範大學，成為國際寫作中心主任。作家莫言也是老師莫言，他將更多精力投入教育，現在帶著五個博士生。

莫言的博士生焦典記得，剛入學那會她出於一種匯報心態提交了一篇短篇小說，根本沒想過老師會怎麽留心。結果幾天後，她就收到了莫言用毛筆字手寫的十幾頁修改意見，具體到小說中的某個角色名字要不要修改，某個意象是用鯊魚好還是鱷魚好等等。

不談文學的時候，莫言也和學生們“打成一片”。莫言的博士生李嘉茵發現老師乒乓球打得很好，會扣球，師弟師妹時常接不住，忙得跑前跑後，滿地撿球。一個師妹說，如果當年打乒乓球能吃上餃子，年輕的莫言老師估計能進省隊。

莫言在北師大大師工作坊

“按說到我這個年紀了，我還要教什麽書？我完全可以在家裏自己寫寫東西，自己出去玩玩。但這也是一個跟年輕人建立聯係的渠道，一個平台，一種方式。你跟那些博士們，尤其是跟與自己同行的從事文學創作的博士們交流，也會讓自己得到對文學新的感悟。 ”

顯然，莫言樂在其中。北師大的大師工作坊已經辦到第十七期，每期都叫來老師、同學、刊物編輯、評論家等等一大夥人，大家七嘴八舌地對某個學生的一批作品集中研討，有的建議甚至摳到了一個標點符號。在這個過程中，作為老師的他也受益匪淺。

“比如說到哪個學生的某個作品缺點，我會反省，哎喲我哪篇小說裏的某個地方處理得也不對，說到哪個學生的某個作品優點，我也會想，對對對，應該這樣寫。”

他很欣慰地看到，學生們在不斷地發表作品，而且在讀者中也能引起很好的反響，“他們同學之間有這樣一種氛圍，甚至一種比賽，都憋著勁兒寫，這個力量是很大的。我當年之所以寫那麽多的作品，就在於我們軍藝班上的35個同學，誰也不服誰，你寫了一篇，我也寫一篇，都憋著勁兒幹，然後寫作的動力就會源源不斷，靈感也會源源不斷。”

今年年初，創意寫作成為了二級學科，似乎也給“寫作能不能教”這一長期爭議一個結論。莫言想強調的是，不要把學生都教成一樣的作家，尤其是不要教成和他一樣的作家。“一個作家最根本的，叫作‘創作的靈魂’的東西，我們隻能是幫他來強調，但不是我們給他的。他要依靠這樣一個特點來長成大樹。這個東西是沒法教的。”

在這個意義上，他相信創意寫作會促進一個作家較快、較規範的成長。一個寫作者在個人摸索狀態下需要三五年才能悟到的東西，在學院的熏陶和教育之下，可能兩三個月就明白了，“所以他們贏得了很多寶貴的青春時間，能更早地寫出優秀的作品來。當然，也更早地成名。”

也有人對此提出質疑：學院派寫作會不會把其他寫作愛好者的路都“堵死”了？

“我覺得不會，才華總是壓不住的。學院訓練出來的作家成為一個群體，他們會帶著某些共同的特征。而那些自己生長出來的，民間‘野生態’的，也許會冒出一些更有個性的作家。這兩個群體都是不可替代的。”

瞬間的解放

如果不去外地，不去學校，莫言通常會這樣度過他的一天：早起吃過早餐，讀讀書，寫點小東西，中午睡個午覺，下午起來寫寫字，晚上看看電視。若是碰上好的戲劇演出，還要出去看看戲。

“當然，我也刷手機，也會看短視頻，有時候一刷一兩個小時就過去了。 ”

莫言毫不掩飾他對手機的“又愛又恨”。“愛”的是確實方便，什麽問題難住了，一搜就出來了。“恨”的是不知不覺地刷了兩個小時手機，最後問自己看到什麽了，學到什麽了，似乎又什麽都沒有。有一天他還突發奇想：再刷500年的手機，人的眼睛，人的手，會不會發生變化呢？

好在，刷手機再“不由自主”，也夠不上詩詞書法帶給他的快樂。

這些年，莫言愛上了寫毛筆字。寫毛筆字是一個可以忘掉時間的活動，它跟寫小說不一樣，一旦進入情境，就像打撲克摸牌似的，總感覺下一張會比上一張好。這樣寫著寫著，即使一直站著，他也不覺得累。

寫毛筆字的莫言

為了獲得更多的靈感，他和王振還經常“在路上”。兩人的行走路線從山東的大部分地區到黑龍江東極太陽廣場再到北極村，從湖南，湖北，江蘇，上海再到長江中下遊地區，從西雙版納轉到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西南邊陲。看到名人墨跡時，他會在自己的腿上比畫，看到好的詩句，他也會喉嚨發癢，想吼幾聲自己的句子 。

除了尋訪名人墨跡，他們還格外留心民間的書法，比如一些地方博物館的陳列、一些散落於各個角落的牌匾和對聯。兩人一路玩，一路拍。在王振看來，莫言拍下了幾萬張照片，都有很獨特的貼近生活的視角，一棵老樹芬芳四溢，一口古井滋養萬家，一片梯田龍騰虎躍，一座石橋四通八達，一段曆史英雄輩出。他所寫下的詩詞，也多的是人生感歎，多的是妙語連珠。

莫言與王振在河南安陽倉頡陵。圖片來源：兩塊磚墨訊

2013年，因為老師童慶炳的一句“在古典文學方麵，尤其是格律詩詞方麵下下功夫”，愛寫打油詩的莫言開始在古典詩詞上留意：每寫出一首詩來，就認真地對照一下，看看到底哪個地方不符合格律，慢慢也能體會到所謂的推敲是怎麽回事了。

有時靈感來得飛快。一次參觀結束回到住處，飯還沒吃，莫言突然感覺“詩來了”，王振趕緊找出筆墨紙硯，隨後莫言一寫就是兩個小時，紙張鋪滿了整個房間。還有一次在烤肉店，因為沒有可供謄寫的紙，莫言趕緊先用防濺油的“紙兜兜”抄錄文思。

莫言與王振在河南安陽殷墟遺址碑林。圖片來源：兩塊磚墨訊

莫言與王振在河南安陽殷墟遺址碑林。圖片來源：兩塊磚墨訊

莫言與王振在北京香山曹雪芹故居門前。圖片來源：兩塊磚墨訊

“所謂的文人書法，都是建立在對古典文學、古典詩詞爛熟於心的基礎上的。隻有理解古人這種‘戴著鐐銬跳舞’的藝術創造過程以及他們所取得的輝煌成就，才能夠發現我們的差距。”在這個過程中，莫言希望自己能與古典式文人接上一種氣息。

他喜歡李白和杜甫，因為他們身上都有讓他怦然心動的東西。“杜甫對現實生活的關切，對底層勞動人民那種深刻的同情。李白那樣一種神馳八荒的想象力，那樣一種放浪不羈的精神，這都是令人羨慕的。當然做到不容易，但是偶爾想一想他們，也會讓自己瞬間獲得了一種解放。”

隨著年齡的增長，他還發現自己會從喜歡一個或者兩個詩人，慢慢地變成一種博愛，“你會感覺到進入到我們文學史的這些作家們、詩人們，每一個都是你可以崇拜的、可以學習的對象，他們都有過人之處，否則留不下的。”

最近三個月，莫言的書桌上又擺上了兩套書，一套是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一套是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

70歲時再打開青春歲月讀過的這兩部，他發現自己讀出了很多當時沒有的感受，對書中人物也多了一層更深的理解。

不單是重讀文本，他還把《靜靜的頓河》《戰爭與和平》《紅與黑》《巴黎聖母院》《悲慘世界》等等當年的經典影像也重溫了一遍。“這樣一種藝術的欣賞過程，實際上，是尋找自己的青春歲月。我現在看一個老電影，會想起當年我看這部電影時是多大歲數，二十來歲，三十來歲，當時忽略了很多細節，現在都發現了。”

比如，過去他不能理解托爾斯泰對俄軍總司令庫圖佐夫的描寫：寫他臃腫的身體、酒色過度導致的麵部浮腫，給人一種又笨又懶的感覺。

按照現在有的說法，這不是醜化嗎？怎麽會寫得像一個反麵人物一樣？

“再讀《戰爭與和平》，我感覺到托爾斯泰這樣寫是完全正確的。隻有這樣描寫，才能在後麵更顯示出庫圖佐夫的偉大——就是這樣一個人領導俄軍打敗了拿破侖。這樣一個老英雄的形象，他不像我們在電影上看到的正麵英雄，但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現實主義描寫。”

堅持的原則

一轉眼，距離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也過去十二年了。

或許有人想問：難道獲得諾獎算不上命運的轉折點嗎？

“算不上。”莫言的回答非常幹脆，“因為獲獎前跟獲獎後，我的心態沒發生什麽變化。我非常清楚獲得諾獎並不代表我就是中國最優秀的作家。中國當代作家裏，比我優秀的有很多。我們這個年齡段的作家，每個人都寫出了別人不能代替的作品。 ”

在寫作上，莫言是出了名的快：用30多天寫出了28萬字的首部長篇小說《天堂蒜薹之歌》，用83天寫出了58萬多字的《豐乳肥臀》，用43天寫完了50萬字的《生死疲勞》……他寫小說時的狀態，就和他的想象力一樣，騰空而起，一往無前。

“現在不像以前那樣，一睜眼就寫，一直寫到半夜。畢竟上年紀了。”

但他對自己的寫作依然有一個明確的要求——要寫得和以前不一樣。2020年，莫言交出了打破“諾獎魔咒”的小說集《晚熟的人》。在這本集子裏，莫言是寫作者，也是小說人物，他在變化了的時代回到了變化了的故鄉，一次次打量著變化了的自己，新的故事由此起飛。

小說集《晚熟的人》

到了去年，莫言又交出新作，這一次是話劇劇本——《鱷魚》。

盡管人們更熟悉的是作為小說家的莫言，但莫言一直對寫劇本有著深深的迷戀。兒時的他深受家鄉民間戲劇“茂腔”的熏陶，他真正的處女作也並非小說，而是一部名為《離婚》的劇本。在《鱷魚》之前，他創作的劇本《我們的荊軻》和《霸王別姬》曾在國內外先後上演百餘場，就連他的小說中也不乏戲劇的身影，比如《檀香刑》是一部戲曲化的作品，《蛙》的最後一章直接是一部和前文形成互文的話劇。

“我曾發下誓言，用我的後半生完成從小說家到劇作家的轉型。”2019年，莫言與餘華、蘇童拜訪莎士比亞舊居。在莎翁塑像前，莫言表達了自己全力投入戲劇創作的雄心。他玩笑道，由此就和餘華、蘇童他們“區別開了”。

劇本《鱷魚》

新作《鱷魚》通過一條無限生長的、會說話的鱷魚，講述了一個逃亡海外的貪官的故事，由此深入探討了“欲望”這一主題。在評論家陳思和看來，不斷增長的鱷魚是一個象征，把人的欲望意象化。在今天，欲望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有它有力的地方，也有它可怕的地方，《鱷魚》對此有著鮮明的表現。

它也容易讓人想到莫言發表於1993年的反腐題材長篇小說——《酒國》。《人民文學》前編輯朱偉形容這部作品是《提前目睹二十年之怪現狀》，在1990年代初就銳利地割到了多年後才讓人們都感觸到的社會黑色腫瘤。

但在人物塑造上，《鱷魚》的貪官形象要比《酒國》中的立體、豐滿得多。莫言沒把這個貪官寫成野獸，也沒把他寫得不通人性：他有反思，有懺悔，有精神上的覺悟，當然，還有絕望。

莫言一直堅信，在文學創作中，不管是“好人”和“壞人”，都要當人來寫。從《酒國》到《鱷魚》，時間過去三十多年，時代變化了，社會變化了，作家變老了，情感複雜了，對人的認識也更全麵一些了，但他始終希望自己筆下出現的，是活生生的人，是真實可信的人。

“不管是寫小說也好，還是寫戲劇也好，我們最終要完成的就是對人物的塑造。我們希望能夠在我們的作品裏出現典型的人物，在我自己的作品裏沒出現過，在別人的作品裏也沒出現過，成為文學史上的這一個，這就是了不起的成就了。當然，我能不能做到，這要讀者來檢驗，要曆史來評判。”

在文學閱讀中，莫言也認為我們需要用一種曆史唯物主義的眼光，對過去的作品進行客觀的分析。即使是蒲鬆齡、曹雪芹、托爾斯泰、肖洛霍夫、巴爾紮克、雨果等等偉大的作家，他們的創作同樣會受到時代的局限。

“我們這些1980年代開始寫作的作家，將來被我們的後人評價的時候，依然是這樣的，而且也是客觀事實。我們有明顯的時代的特征，我們也明顯地受到時代的局限。這也是為什麽我們需要一代一代的作家來持續地寫作。沒有任何一個作家能夠滿足所有讀者的需要，更沒有一個作家能夠滿足千秋萬代的民族閱讀的需要。”

在他看來，不要神化任何一個人，也不要有意識地妖魔化任何一個人。這是文學創作的基本原則，也是文學閱讀的基本原則，更是做人的基本原則。

莫言長篇小說

內心的需要

也有人說，文學似乎不再是現在莫言唯一重要的事情。

這些年，當有網友提問“什麽活動可以請到莫言”，莫言已經為一件事自願參加了無數場活動，也前所未有地幾次發表公開演講、參與現場直播。

這件能讓獲獎後一向低調的他“大張旗鼓”的事，就是慈善。

王振一直記得那個場景，2023年5月20日，為了趕上武漢的慈善演講，莫言在上海虹橋火車站右手拉著行李箱，左手拿著身份證，穿過人群，鑽過欄杆，在扶梯上疾走，在平地上飛奔。兩人後腳剛剛跑進高鐵門，就聽到一聲急促的哨聲，之後當當地關門了，“那時，他完全忘記自己是個年近70的老人。”

這個老人的“為愛奔跑”或許可以以2014年為一個時間點。當時因為心髒不舒服，莫言找到了心髒病專家胡大一，閑聊中第一次了解到先心病患兒這一群體：如果得不到及時救治，他們很可能十幾歲就夭折了，但一旦得到及時救治，他們可以恢複得和健康兒童完全一樣。

於是，莫言分兩次悄悄給胡醫生在中國紅十字會的先心病患兒救助項目捐了125萬元。這125萬治愈了西藏地區的62個患病兒童，當時紅十字會想宣傳，莫言拒絕了，他想到老人家常說：“善欲人知，不是真善。”

但這兩年，莫言開始意識到幫助這群孩子是一件需要更多人參與的事情。根據國家心血管病中心公布的最新報告，一項納入1980至2019年超7696萬名新生兒資料的分析顯示全國新生兒先心病檢出率持續上升。

“我覺得應該把慈善變成眾人拾柴火焰高的這麽一個集體性活動。幾個人做是不夠的，大家都來做，一塊做。你有錢多捐一點，沒錢少捐一點，捐一個億也不嫌多，捐一分錢不嫌少，實在一分錢都沒得捐，你給我們點個讚，我覺得也是行善，你也會有好報的。”

莫言在解放軍總醫院第六醫學中心看望準備手術的先心病孩子。圖片來源：兩塊磚墨訊

莫言在解放軍總醫院第六醫學中心看望準備手術的先心病孩子。圖片來源：兩塊磚墨訊

2022年初，莫言和王振想到了用拍賣毛筆字的方式為先心病患兒籌集善款，由此開啟了公益項目“莫言同心”。2023年8月，他們又為孤獨症患兒發起新項目“與星同行”。在非洲大草原的篝火邊上，“莫言同心”和“與星同行”的網上眾籌正式啟動，當莫言帶頭用手機完成捐款，就看到有一顆巨大的流星拖著金色的尾巴，劃破了天鵝絨一般的夜空。

我問他，做慈善宣傳需要公之於眾，不擔心讓自己陷入輿論風波嗎？

“為慈善挨罵是一種光榮，我不會後悔，也絲毫不會動搖我做慈善的決心。我做得不夠好，我歡迎大家一起來做。”莫言說，哪怕是諷刺挖苦，也是一種“行善”，因為這說明有更多人在關注，在監督，也激勵自己把這件事做得更透明，更好。

今年春節前夕，他與王振又冒出新的想法。他們邀請餘華、歐陽江河、謝有順、雷平陽、李浩、徐則臣等作家朋友拿出各自的書法與畫作，共同參與慈善拍賣。這一次凝聚了更多朋友之力的拍賣讓電話詢問者與上線競拍者絡繹不絕，參拍的23件作品全部拍出，換來了100.15萬元。按前幾年的情況估算，這筆善款至少可以讓40名先心病患兒得到救助。

莫言在解放軍總醫院第六醫學中心看望準備手術的先心病孩子。圖片來源：兩塊磚墨訊

“你能想象一個人做了善事，心地光明的那種感情。”中華慈善總會副會長劉偉的腦海中一下浮現出莫言說起此事時的歡喜，“我國大部分慈善事業是社會組織在做，個人慈善也有，但是像莫言這樣年近70的知名作家為愛呼籲和行動，非常難得。與此同時，我國先心病與孤獨症患兒數量龐大，大約有300多萬，在全世界來說比例很高。”

劉偉還透露，截至今年2月，“莫言同心”項目已經救助了359個孩子，“與星同行”項目則救助了46個孩子。他們大部分來自我國中西部地區。這其中，莫言個人為先心病與孤獨症患兒捐助的稿費以及用書法和勞務換來的善款，累計起來已有900多萬。

在中華慈善總會的視頻號裏，可以看到許多受幫助家長自發的充滿喜悅的留言。

來自湖北恩施的6歲土家族女孩雨馨就是那359個之一。雨馨一出生就患有心髒病，三個月時體重不到八斤，兩歲之前幾乎每個月都在住院。每每住院，醫院還會下發“病危通知書”。

雨馨媽媽一度為此崩潰抑鬱。她帶著雨馨到處檢查，也從武漢亞洲心髒病醫院了解到雨馨的手術需要近四萬元。可她一個人帶著女兒，一年的收入都不夠雨馨一年的醫藥費。

但雨馨媽媽現在用“幸運”二字來形容她們的經曆。2023年2月，雨馨和同一批申請“莫言同心”的十幾個小朋友來到北京，馬上被安排住進了解放軍總醫院第六醫學中心。孩子們的手術都很順利，雨馨手術後半年完全恢複正常。她胖了四斤，還能靠自身的抵抗力躲過去年冬天的強流感。

“我很感恩。自從得到這樣的幫助，我對身邊的人也更寬容了。”雨馨媽媽說，“莫言幫了這麽多孩子，一定是一位非常有大愛的人。”

莫言手書的“福”字

但在莫言心裏，實際上是這群孩子幫助了自己。慈善不僅僅是付出，也是獲得。慈善是他的內心需要。

“有一段時間我真的很絕望，但是通過做慈善，我覺得我還能夠用我的努力幫別人減少痛苦，盡管是很少的一部分的人。哪怕是有一個孩子因為我的幫助恢複了健康，說明我還是有用的。這也是我確認自己價值的一個方式。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做慈善也是讓我確立了自己的價值，喚醒我的自信。”

他說，是慈善，給了自己“一個理直氣壯地活下去的理由”。

定論在未來

事實上，文學依然是莫言最重要的事情。

“我現在所做的一切，比如說慈善，它好像跟文學無關，但也不是絕對無關。我在這個過程中，對孩子的一些認識，對自己內心的一些發現、一些覺醒，這些都是文學對人的理解，是文學基本的元素。沒準哪一天，我的小說裏就可以用得到。所以隻要你選定了以文學作為職業，那麽一切的活動，都是跟文學有關的。”

在評論家謝有順看來，假如我們設身處地地想，無論誰站在莫言這個角色上，都會有很多為難，很多顧慮。“作為中國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獎的作家，他沒有在得獎後亂寫作品，沒有透支自己寫作的聲譽，更沒有拿自己的名聲去變現。他一直對寫作非常審慎，也熱心地參加一些純粹的文學活動，扶助了不少年輕人。如今他在公益事業上，又給作家們做了一個榜樣。”

謝有順相信，一個作家做的所有事情，無論是寫作還是慈善，都是在這些事情裏看見了自己，完成了自己，“莫言做這些事，他內心一定有一種願望，或者說一種精神的感召。他的一切，出於真心。”

莫言 澎湃新聞記者 羅昕 圖

不可否認的是，因為“諾獎作家”這個身份，莫言的一舉一動都受到了極大的關注。不僅僅是現在的一言一行，過去說過的話、寫過的文章，往往也會被扒出來，用放大鏡來看。

李嘉茵記得，一次師姐焦典獲得了一個文學獎，說自己得了這個獎就像得了諾獎一樣高興，結果老師摸了摸頭頂，自嘲地接了句：“別得諾獎了，你看老師多狼狽啊。”

讓焦典傷感的是，有一次她去辦公室找老師，發現老師坐在椅子上直歎氣，說沒想到曾經的一位多年好友突然在網上指責自己。

“這些年在老師身上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是‘沉默’吧。”焦典想到，她得了獎學金，老師告訴她“自己高興就好”，她的新書加印了五六次，老師又敲打她“低調做人吧”。

莫言與學生焦典 圖片來源：《我在島嶼讀書2》

“我沒想到自己會成為公眾人物，但不幸地成為了公眾人物。成了公眾人物，就得承受公眾人物應該承受的。”莫言說，“我也相信，如果換上另外一個人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他的‘下場’也不會比我好到哪裏去。我現在期盼中國的第二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趕快出現，那個時候，我希望他/她能夠得到的好評比我多，得到的差評比我少。”

如果說這“可以寫成一部長篇”的十年對自己產生了什麽具體的影響，那就是讓他對人，尤其是對互聯網時代的人，有了更全麵的認識。

他有時候甚至覺得這是一種幸運，讓他用這樣一種獨特的角度，了解了人的複雜性，人的可愛和可怕，人的高尚與卑鄙。

“至於我到底是什麽樣的人，就任人評說吧。而且我也堅信，對一個作家的評判，在當代，更在未來。”

莫言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

莫言 澎湃新聞記者 羅昕 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