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墜樓處。鄭彩琳攝
早上7點左右，家住22樓的彭娜，看到對麵樓棟同樓層的家裏發生了激烈爭吵，其中一名女性甚至將菜刀、衣服、板車等從陽台扔下。
7點50分左右，彭娜報警了：“警察來了，就不會出大事情。”然而後續事態走向失控。
據重慶市巴南區警方通報，2024年4月1日7時許，37歲的女性何某在家中突發躁狂，持菜刀將其婆婆砍傷後，將3歲幼子從窗戶拋下致其墜地身亡。目前傷者無生命危險。何某已被警方控製，親屬鄰居反映其近期精神行為異常。案件正進一步偵辦中。
由於案件性質惡劣，很快引發外界關注。事件發生後，圍繞何某是否為精神疾病患者，以及針對此類群體如何進行管理的討論也此起彼伏。
多位受訪者表示，當事人在案發前和案發時，均有過精神異常的表現。法律和司法精神鑒定專家表示，國家對精神疾病患者類刑事案件，在事發後和事發前，都有明確和完善的規定，需要全麵科普精神疾病對社會的危害，學習應對措施。
客廳裏的爭吵
當天早上，麗都錦城小區3棟側麵底商沙縣小吃店的老板娘，聽到了動靜：“那個女的說要摔人，我看到陽台上還有人。”她說，以為是普通的家庭矛盾，沒有太在意。
9點左右，看到小區門口的警戒線拉起來了，她才知道真出了事。
彭娜住在2棟22樓，目睹了案發過程，自稱是該起事件報警者。她解釋，自己家和何某所在的3棟22樓正好相對，從陽台看過去，可以清晰地看見對麵客廳的情況。
彭娜回憶，早上的爭執持續了一段時間，不僅沒有平息的跡象，看上去越來越嚴重。事後了解到，和何某吵架的年長女性是其婆婆。
事態嚴重起來，彭娜感覺不太對勁，便站在陽台上朝著對麵大聲呼喊，希望能讓何某冷靜下來，但是不起作用。事態很快升級。何某轉向大兒子，企圖把大兒子扔下樓。“因為剛好周一，大兒子要去上學，手裏還抱著籃球。”一名圍觀的鄰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大兒子掙脫了媽媽，籃球也掉了下來。
又過了一會兒，看到何某要扔小兒子，彭娜便大喊：“妹嘞，你不要這個樣，孩子是無辜的，生命隻有一次，好好珍惜。我們是鄰居，我不會害你，有什麽事情我給你溝通。”她說，自己一直試圖通過喊話，穩定何某。
婆婆曾被傷過
據住在同一小區的鄰居韓敏介紹，何某有兩個兒子，大兒子6歲，小兒子3歲，平時由爺爺和奶奶照顧，何某夫妻倆最近一個月才回來，平時在外打工。
據彭娜回憶，何某在對孩子動手之前，最先想扔的是婆婆，“老太婆被拖到那裏（陽台）去，但她摔不動老太婆，體重太重了”。等到警方到達，婆婆被人用擔架抬下樓，彭娜隱約看見婆婆左下肢和左手臂都受傷了。
南方周末記者獲取的業主群視頻，證實了彭娜的說法。視頻中，何某屋內的紫色沙發被橫在門口通道，鞋子、飲料瓶散亂一地，警方不得不踩著沙發，把婆婆抬出來，婆婆左臂和左腿都綁上了繃帶。
韓敏猜測，何某砍婆婆，是因為婆婆經常向著兒子說話，“大約半個月前，何某已經砍了婆婆的手一刀”。據韓敏回憶，案件發生的時候，何某還在打著電話，“應該是老公，但老公好像沒接”。
事後回想，韓敏覺得何某婆婆其實有更為穩妥的應對辦法：“媳婦當時氣頭上，就不要怎麽她了，趕緊把孩子帶出來。”
據小區業主群的視頻顯示，將小兒子扔下樓後，何某左腳伸出護欄，也欲輕生。大兒子一直拉著媽媽的手，後來民警和消防人員趕到，一起救下何某。
當天13點35分左右，南方周末在麗都錦城發現，現場警戒線已經撤離。14點左右，5名民警從3棟22樓下來，用塑料袋裝著白色物品，還有一名民警手提一個現場勘察箱。14點10分左右，小區物業勸說圍觀群眾離場。15點46分，警車開離小區。
事發小區。鄭彩琳攝
預防與善後
警方在通報中，用到了“突發躁狂”的字眼。與之對應，南方周末記者在小區業主群當中獲取的視頻顯示，何某欲將小兒子拋下樓時，一邊拽著小兒子，一邊帶著哭腔大喊：“我有病，我有病，我有抑鬱症。”彭娜回憶稱，何某後麵還有一句：“我養不起娃，要死一起死。”
“‘躁狂’的確是一個醫學概念。”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主治醫師易慧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準確的醫學術語叫“雙向情感障礙症”，它會表現出躁狂和抑鬱兩個相反方向的極端狀態，並且兩個狀況之間彼此會切換。其中，躁狂的情況主要表現為情緒躁動、摔東西、傷害他人，而抑鬱到一定程度，則是傷害自己。
易慧曾從事過多年的急診工作，她說，通常而言，“雙向情感障礙症”病人不會被送到綜合醫院治療。而是在對他人及自己造成軀體上的傷害後，才會被送到綜合醫院救治。有不少病人不是第一次出現這種狀況，病人家屬通常會出示精神疾病方麵的病史記錄，等到外傷療愈之後，醫生會建議轉院到精神類專科醫院治療。
北京市盈科（佛山）律師事務所律師賓水林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根據刑法有關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製自己行為時造成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責令他的家屬或者監護人嚴加看管和醫療；在必要的時候，由政府強製醫療；間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時候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
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製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就是說，有精神疾病的人不用或者減輕負刑事責任，但是得‘強製醫療’。”賓水林說。
而對於未做出危害他人和社會行為的精神病人，賓水林解釋，除個人自行到醫療機構進行精神障礙診斷外，疑似精神障礙患者的近親屬，可以將其送往醫療機構進行診斷。對查找不到近親屬的流浪乞討疑似精神障礙患者，由當地民政等有關部門按照職責分工，幫助送往醫療機構。
疑似精神障礙患者發生傷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為，或者有傷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險的，其近親屬、所在單位、當地公安機關應當立即采取措施予以製止，並將其送往醫療機構進行精神障礙診斷。
深圳市康寧醫院醫學鑒定室主任高北陵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出事以後，精神病人雖然不用承擔法律責任，但是需要“強製醫療”，各個地方的具體規定有所差異，通常而言，需要兩年時間以上；而在出事以前，應對這類群體的辦法是“非自願入院”。
“雖然沒有用強製兩個字，其實也帶有一定的強製性。”她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第三十條規定，對有危害社會跡象的精神障礙群體，需要住院治療。通常而言，主要由病人的單位、居委會、村委會和警方，送病人入院。
如果出現對方傷害到自身安全的情況，病人家屬也可以將其送到醫院。“2013年精神衛生法出台前就有了，隻不過送的機構不明確，有了精神衛生法以後送的機構都明確了。”她解釋，為了避免送錯，也設置了保護機製，“進去後如果不服，7天內可以提出異議，然後再不服，可以申請鑒定，都有法律保障”。
高北陵解釋，無論是事發後的善後，還是事發前的預防，國家都有完善的法律法規進行規範，但是因為精神疾病具有隱蔽性和偶發性，加之公眾對其了解有限，所以精神疾病患者危害社會的情況時有發生。“其實應該加強科學和法律普及，讓大家了解這個病的危害，還有律法上的應對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