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機器時代：技術如何改變我們的工作和生活》一書
中國改革開放的前三十年，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得益於以土地、勞動力和環境成本相對低廉的比較優勢融入全球生產網絡。通過設立經濟特區和出口加工區，吸引境外資本和技術，並依靠來自農村地區的廉價勞動力作為“人口紅利”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中國成為舉世矚目的“世界工廠”。然而，這種全球代工生產（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模式也導致了對出口訂單的高度依賴，一旦歐美國家市場疲軟、經濟危機或消費不振，中國的加工企業就會麵臨很大的生存壓力，甚至出現破產倒閉潮。
這種全球代工生產模式不僅讓中國的經濟發展高度依賴歐美市場，同時還引發了一係列的社會問題，尤其是勞動權益問題。當勞動力被視為一種“人口紅利”的時候，從中獲利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往往伴隨著低工資、弱保障、超長勞動時間以及惡劣的工作環境，因為節約勞動力成本就是讓利潤最大化的直接途徑。事實上，基於勞動力成本而進行“逐底競爭”的產業大轉移在全球範圍內主要發生過兩次：第一次是在20 世紀七八十年代，德國、日本等國家將輕紡、機電等附加值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成本較低的“亞洲四小龍”和部分拉美國家； 第二次則發生在20 世紀90 年代，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及“亞洲四小龍” 將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東南亞國家和中國大陸。
正如美國社會學者貝弗裏·西爾弗所言：“資本流向哪裏，勞工和資本的衝突很快就會跟到哪裏。”20 世紀90 年代以來，中國的勞資矛盾頻發，勞資糾紛的增長趨勢與外商直接投資及出口總額的增長趨勢幾乎一致。而在諸多企業類型中，發生在外資企業的勞資爭議率（即每10 萬名員工發生勞資爭議的數量）是最高的，比私營企業、集體企業、國有企業高幾倍甚至十倍以上。
2010 年發生的兩個重大事件給這種逐底競爭的模式敲響了警鍾。第一件事是發生在深圳富士康的連環跳樓事件。該年的1 月至8 月，富士康科技集團，全球最大的代工企業，發生了17 宗工人跳樓自殺事件，造成13 死4 傷的悲劇，這一係列自殺事件被媒體稱為“連環跳”。事件發生後不久，我參與了一支由多所高校師生組成的調研團隊，在富士康位於深圳龍華和觀瀾的兩個廠區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實地調查。在這座由鋼筋水泥和機器構築的工業巨鎮裏，工人每天工作10—12 個小時（“連環跳”事件發生之前每天普遍工作 12 個小時），每月平均收入約為2000 元，但其中一半的收入都靠加班獲得。工廠裏實行的是準軍事化的管理製度，工人將其戲稱為“人訓話管理”——管理人員經常使用粗俗、難聽的話語對下級員工進行訓斥甚至辱罵。廠區和車間有著嚴格的門禁製度，工人們進出車間需要接受兩道安檢，不能攜帶手機及任何金屬物品進出車間，如觸發安檢報警，則將麵臨被搜身、沒收個人物品，甚至被要求剪掉扣子或脫掉腰帶的處置。難怪工廠周邊的小商店均在售賣“無鐵內衣”“無金屬腰帶”“無鐵褲”！
為了防止工人跳樓，廠方在其員工宿舍樓四周及所有的陽台、窗戶都裝上了“防自殺網”。遠遠望去，大片的宿舍樓被防護網包裹得密不透風——它們既是包裹工人肉身物理之網，也是束縛工人精神的無形之網。其中的諷刺意味顯而易見——如果一個地方讓人身體極度疲憊，精神飽受煎熬，人格尊嚴被踐踏，那麽，再高的護欄也未必攔得住那些對生活絕望的年輕人。
裝上防護網的富士康宿舍樓
如果說富士康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全球代工企業的典型，其嚴苛的管理模式讓一小部分工人走上絕路，那麽發生在同一年的本田工人罷工則讓大眾看見了另一種可能性。2010 年5 月17 日，廣東南海本田汽車零部件製造公司近百名工人因對薪酬製度不滿而發起罷工，罷工曆時18 天，最後以工人爭取到每月加薪500 元而結束。這起罷工不僅在本田汽車的生產鏈中引起了連鎖反應，還在整個汽車汽配行業掀起了一場罷工潮。天津豐田、天津三美電機、廣州電裝等40 多家外資企業的工廠工人先後發起罷工行動。在本田罷工結束後，基於工人提出的重整工會訴求，廣東省總工會派出巡視員聯同地方工會對南海本田工會進行重建，並且在工會改選後推行了多次工資集體協商。這些勞資集體談判的實踐經驗後來被總結提煉為解決勞資糾紛的“廣東模式”，並獲得官方工會的好評和推廣。本田罷工被視為“中國新工人運動的轉折點”，因為它引發了一係列罷工潮，不僅凸顯了工人的利益訴求正在從“底線型”轉向“增長型”，也為汽車行業後續建立工資集體協商製度樹立了典範。相較於富士康工人表現出的決絕或隱忍，本田工人展現出的勇氣和集體力量為爭取體麵工作開創了一種新的路徑。
在2010 年前後，由於勞動力成本上漲以及季節性“用工荒”現象的出現，東南沿海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向中國內陸以及東南亞國家轉移，富士康的悲劇和本田罷工事件則被認為加劇了這一進程。不少媒體報道，在“漲薪潮”下，珠三角的港台資企業紛紛另覓出路，例如搬遷至勞動力價格較低廉的地區和國家，或者引入機器設備以加快轉型升級。盡管時不時出現的用工荒和薪資上漲是不爭的事實，但這也僅僅意味著廉價勞動力作為一種“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並不意味著工人的薪資上漲到了“合理”的水平，更不意味著中國的勞動力市場進入了短缺時代。
對於外資企業主抱怨的“漲薪潮”和勞動力成本上升，我們不能僅看表象。數據顯示，勞動報酬在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中所占比重從1993 年的49.5% 下降到2007 年的37%（表1）。這說明勞動者的收入並沒有隨著經濟的增長而同步增長。而在製造業領域，“最低工資標準”則被工人戲謔為“最高工資”，原因是幾乎所有的製造企業都按照當地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來設定工人的基本工資，更不要說那些未按照相關法規支付工資的企業了。相比於體現全體勞動者勞動報酬的社會平均工資，最低工資的變化更能反映製造業工人的薪資變化，而最低工資相對社會平均工資的比例，在20 世紀90 年代初之後十幾年裏也呈下降趨勢（表2）。以上海為例，該比例從1993 年的44.6% 下降到了2008 年的20.4%。十幾年來兩個比例的持續下降趨勢說明了一個問題，即勞動報酬的增長跟不上經濟的增長，製造業工人薪資的增長又遠遠跟不上社會平均工資的增長。在漲薪的表象之下，工人的實際收入水平和購買能力並未真正提高。
表 1 1993—2007 年勞動報酬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
表2 五城市最低工資與職工平均工資之比（%）
關於勞動力市場是否進入短缺時代，則是另一場討論，這場討論在學界被稱為“劉易斯拐點”之爭。所謂“劉易斯拐點”，指的是隨著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勞動力從過剩變為短缺的轉折點。然而，根據國家統計局曆年發布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在 2008 年之後的十年，不管是全國農民工的總數量，還是外出農民工的數量，一直呈現出增長的態勢（表3），十年間總量增長了6000 多萬人。這說明中國的廣大農村地區作為“世界工廠”的勞動力供給庫， 遠遠還沒有到枯竭的階段。
表 3 2008—2017 年全國農民工數量及年齡變化
所謂的勞動力短缺，實際上是青年勞動力的占比逐漸下降。換句話說，農民工的總體數量並沒有減少，他們隻是在逐漸變老。北京大學學者章錚把該現象解釋為“中國特色的劉易斯拐點”，即青年勞動力短缺和中老年勞動力剩餘並存的拐點。年輕的勞動力意味著更好的體力、視力，更高的身體靈敏度，可以忍受高強度或長時間的勞動，也意味著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因此最受製造業資本的青睞。但在“最優勞動力”越發緊俏的情況下，放寬對勞動者的年齡和性別等要求，招募“次優勞動力”，成了許多企業主的無奈之選。
上述的各種矛盾和分歧將中國的全球代工生產模式推到了分水嶺：製造企業認為中國正在失去作為“世界工廠”的比較優勢，同時他們還要麵對工人逐漸覺醒的維權意識和頻繁出現的勞資糾紛；以新生代農民工為主體的工人群體則愈發無法忍受微薄的薪資、超長的勞動時間和嚴苛的工廠製度；從國家的角度來看，原有的經濟發展模式意味著企業不僅過分依賴歐美市場和出口貿易，也無法在全球價值鏈上獲得更大的收益。當製造業發展到一定程度，推動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似乎成為經濟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早在2010 年之前，一些製造企業就已經開始了技術升級的嚐試。作為資本密集型產業的代表，汽車及其零配件製造企業是自動化和“機器換人”升級改造的排頭兵。在我調研的案例中，個別企業自 2002 年起便開始使用工業機器人，到2009 年的時候生產線上的機器人就已經相當普及。另有同行學者研究發現，位於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汽配企業在2010 年後加大了機器化和自動化的投入，主要原因是2010 年之後的工資集體協商導致了勞動力成本的上升。該項研究發現，實質性的工資集體協商為工人們爭取到了較高的工資待遇，不僅遠高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而且每年工資漲幅均超過10%，遠遠高於其他行業的工資增長率。
即使是被譽為“代工之王”的富士康，推動“機器換人”的步伐也不落人後。“連環跳”事件發生後，富士康總裁郭台銘於次年 7 月宣布了一項“百萬機器人計劃”——在三年內用 100 萬台工業機器人代替工人。而當時富士康在中國大陸的工人數量大約也是100 萬。然而，誇下這個海口的不可思議之處並不在於機器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應用於精細的電子加工流程並全麵替代工人，而是當年全球的工業機器人供應量僅有16 萬台。
盡管“百萬機器人計劃”在引入機器人的數量上可能存在誇張成分，但“機器換人”的策略在富士康早有先兆，“連環跳”事件無疑加快了這一步伐。有媒體報道，富士康早在2000 年就開始使用ABB 的機器人進行工件打磨作業；2007 年，富士康的自動化機器人事業處在深圳成立，專職研發工業機器人；2009 年，一些攜帶攝像頭的機器人可以在手機上進行精細的擰螺絲操作；2010 年，富士康自行研發的機器人FOXBOT 在山西晉城批量製造，並且陸續投入iPhone 和iPad 的生產線上。
2015 年，中國製造業正式進入“機器換人”的加速期。國務院分別在2015 年和2016 年推出了“中國製造 2025”和“創新驅動發展” 兩大戰略。根據《中國製造 2025》的戰略規劃，中國將在2025 年，製造業整體素質大幅提升，創新能力顯著增強，全員勞動生產率明顯提高，兩化（工業化和信息化）融合邁上新台階；到2035 年，製造業整體達到世界製造強國陣營中等水平；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製造業大國地位更加鞏固，綜合實力進入世界製造強國前列。智能製造被視為未來二十年中國製造的主攻方向。其中，包括工業機器人、自動化高檔數控機床等智能裝備及智能生產線的研發被列為重點發展領域。該規劃預計在十年內，將中國的機器人產業培育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先導產業，並且建立完善的機器人產業體係，成為世界領先的機器人研發、製造及係統集成中心。
在明確的國家政策導向和產業內部的升級轉型需求驅動之下，中國的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兩大工業重地率先開始了以“機器換人” 為特征的生產自動化和信息化升級改造。中國成為工業機器人安裝量和機器人密度增速最快的國家。自2013 年以來，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機器人銷售市場，每年新增安裝量遙遙領先於排名第二的國家。機器人密度於2022 年達到了392 台/ 萬人（表4），首次超過了美國。由於機器人安裝總量和機器人密度是衡量一個國家製造業自動化水平和先進製造程度的重要指標，因此由以上數據可見，中國製造業在過去十年正在快速趕超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
中國的工業化道路正在超越“世界工廠”模式，以“機器紅利” 取代先前的“人口紅利”，以科技創新驅動發展代替“人海戰術”。在新技術升級的趨勢下，勞動者將麵臨怎樣的處境和挑戰是本書關注的問題。
表4 2013—2023 年中國工業機器人的年安裝量和機器人密度變化趨勢
他們會迎著技術升級的浪潮，獲得技能提升的機會從而實現勞動升級嗎？還是說，“機器換人”的浪潮會把那些沒有掌握技能的勞動者淘汰，把他們擠向勞動條件更惡劣的工廠，或者擠出製造業，流向技能需求更低的部分服務行業？麵對機器的大量出現，工人是什麽樣的態度？以往製造業工廠裏常出現的勞資矛盾和糾紛會發生什麽變化？這些變化對工人而言，意味著利益和權利的增長，還是進一步的削弱？
從企業或者產業轉型升級的角度來看，“機器換人”是否給他們帶來了期待中的增產提效？當同行競爭者都已經通過“機器換人”大幅提升了生產率和產能之後，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又在哪裏？當然，本書的目標並不是討論企業的經營管理策略，對於企業的發展狀況、競爭力以及工人管理策略等問題的關注隻是基於以往資本與勞動者之間既對立又共生的矛盾關係。然而，這種共生關係似乎正在被打破，因為技術正在朝向一個擺脫勞動力的趨勢發展。
本書的落腳點將圍繞著“技術升級下的勞動變遷”：勞動者在技術革新趨勢下將何去何從，勞資關係發生何種變遷，其更廣泛的社會影響是什麽？當下科技革命及新技術的應用已經開始影響到各行各業，本書所討論的製造業和交通運輸業的技術變革與勞動變遷也許可以作為一枚透鏡，折射出當下資本、勞動者與技術之間的關係。同時，我們也可以借此思考工作的未來以及人類社會可能麵臨的社會關係的轉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