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8日淩晨1時，《巨流河》作者齊邦媛去世，享年100歲。
1924年2月19日，齊邦媛生於遼寧鐵嶺，武漢大學外文係畢業，1947年到台灣，1968年赴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研究，1969年出任中興大學新成立之外文係係主任，1988年從台灣大學外文係教授任內退休，受聘為台大榮譽教授迄今。曾任美國聖瑪麗學院、舊金山加州州立大學訪問教授，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客座教授。教學、著作，論述嚴謹；編選、翻譯、出版文學評論多種，對引介西方文學到台灣，將台灣代表性文學作品英譯推介至西方世界，卓有貢獻。
曆時四年，齊邦媛在其80歲時寫作完成《巨流河》，其以縝密通透的筆力，從大陸巨流河寫到台灣啞口海，以一個奇女子的際遇見證了縱貫百年、橫跨兩岸的大時代的變遷。
巨流河和啞口海，
存在於我生命的兩端
作者｜齊邦媛(受訪)
作者｜李菁(采訪/撰文)
從巨流河到啞口海，也是民國要人齊世英家族的一部家族史。1925年底，郭鬆齡倒戈，在巨流河與張作霖對峙三天而兵敗身亡。歸國後跟隨奉係郭鬆齡、意欲做出一番救國救民大事業的齊世英隨即開始了背井離鄉的生活，這也成了他兩歲的女兒——齊邦媛動蕩不安的前半生的起點。他們在日軍的炮火中從南京輾轉到西南；又在國共內戰的硝煙裏，從大陸漂流到台灣……不斷的流亡，成了齊家的主題；那條巨流河，則成了永遠回不去的家鄉。
幾十年後，80多歲的齊邦媛將這部家族史寫成了一部《巨流河》。這實際上也是20世紀中國人的一部苦難史。《巨流河》在兩岸收獲無數好評，與同樣描述這段曆史的其他作品相比，齊邦媛更被稱道的是她深沉而內斂的寫作風格，哀而不傷，尤顯出一份高貴的尊嚴，就像她在顛沛流離的歲月中，力求用詩歌來尋求心靈慰藉一樣。而在那個年代躲避紛亂的政治、沉浸於文學世界的孤獨讀書者齊邦媛，最終也在文學上成就了自己。
《巨流河》一書裏最令人感動的，無疑是她與飛虎隊員張大飛的一段故事。所以此書麵世後的第二個月，就有導演找上門來要將其拍成電影，但最終都被齊邦媛所拒。在她看來，外界的很多猜測和解讀都是對張大飛和那段純潔感情的褻瀆，她寧願將其保存在內心深處。“這樣做我受不了。在現實裏他是個木訥寡言的人，連人生都沒想清楚，26歲就死了。他死得那麽幹淨，全心全意的，就是為了報國。我在有生之年，不願意看到他短促的一生成為一個熱鬧的電影。”
01
渡不過的巨流河
問：寫這本書的想法，是從什麽時候在你心中“生長”的？父親生前是否鼓勵你寫一本家族史？在寫作此書的過程中，你內心都經曆了什麽樣的情感體驗？
齊邦媛：我自1942年到台灣後，用了60年的時間想念那留在大陸的23年青春。這漫長的60年間，有激蕩，有平淡，也有似乎遺忘的階段，但是那曆史凍結的短短的上半生卻橫亙在我心靈深處，從未消退。
1949年大斷裂之後，我有足夠的閱曆，讀了許多詮釋20世紀世界史的書。自信也可以很冷靜客觀地評估自己成長歲月中的人與事。對於當年那樣真誠獻身的人，有超越個人關係的尊敬與懷念。
問：你的父親齊世英先生留德歸來之後，追隨郭鬆齡倒戈與張作霖開戰，郭鬆齡事敗而亡，齊先生過了一段流亡生活。這固然是一段家族史，但也更與後來“九一八”乃至“七七事變”等影響中國近代史進程的大曆史牽係到一起。幾十年後再看這段曆史，您有什麽樣的感慨？
齊邦媛：假如當年郭鬆齡將軍渡過巨流河，東北即有革新自強的機會，曆史必會重寫；如果當年兵變成功，東北一切的資源都有，穩下來的話，日本人不可能過海來侵略東北。沒有東北侵略，哪有後來那些事。至少20世紀的中國少些恥辱，人民少受些痛苦折磨。郭鬆齡兵諫身死時41歲，已在軍旅經曆過南北多省的動亂。他天性愛讀書、能深思，且結交天下有識之士，明悉家鄉事，也清楚知道大局麵的處境，正是有效報國的好年紀，卻在渡河之前被部下出賣而兵敗，至死堅持大義，人格上是成功者而非失敗者。
如果郭鬆齡革命成功的話，東北第一件事就是辦教育。你們可能不曉得，東北是中國第一個有洋小學的地方，清朝政府辦的。因為皇上說是我的家鄉，什麽好東西都給東北。父親想多辦中學，認為中學影響最多。他沒有做政治的打算，本來不是想做政治。
問：最終選擇《巨流河》作為書的名字，想借此隱喻什麽？
齊邦媛：巨流河和啞口海，是真正的河和海灣，存在於我生命的兩端，既是真實也是象征。我初次在台灣南端聽到啞口海之名字，站在海灣岩石之上，想到郭將軍和我父親那麽大的憾恨，真如太平洋的洶湧激蕩流入此灣，聲減音消，啞口無言。遙想那些歲月那些人，“常使英雄淚滿襟”。
問：東北在中國近百年來的命運也令人感慨。到你這一代，鐵嶺隻是“紙上的故鄉”，精神上的故鄉永遠遺失了嗎？你的鄉愁，是否成了無處安放的鄉愁？
齊邦媛：“鄉愁”二字實在說不盡我們近百年漂流的境況。我父母有生之年若回東北，麵臨的隻有死亡。政治力量之暴虐，無需我在此多說，讀者都能了解。用“鄉愁”或“惆悵”來形容我們一生鋪天蓋地的鄉思，實在是太溫和了。我父親前半生堅定地相信，勉勵別人也勉勵自己，無論麵臨什麽困難的局麵，“有中國就有我！”中國是一直存在的，以各種方式存在著，而他們那一批人，拋完了頭顱，灑盡了熱血，連容身之地都沒有了。他的後人連故居在哪裏都不知道。我們幸運地在台灣度過平安自由的後半生，到淡水山上給父母上墳的時候，麵對太平洋，右前方是東北方，他生前說埋在這裏很好。埋在哪裏其實並不重要，生者有時會想，像他們那樣傻乎乎的理想主義者，死後若有靈魂，必也仍在往東北癡癡地眺望著吧。
《巨流河》出版之後，我收到了數百封貼了郵票的信（因為我不用電腦），有幾位已90多歲，走過那個時代，知道我父親那樣的人，他們會老淚縱橫地讀當年事，那是多麽令人懷念的，有骨氣，有共同目標的時代！像我父親那樣的充滿正氣的人已經不再有了。
02
“詩的真理”
問：你在《巨流河》一書裏提到，要以“詩的真理”來寫這群人，“下筆時如此悲傷，卻也如此愉悅”。怎麽理解這“詩的真理”？
齊邦媛：“詩的真理”是我最渴慕達到的寫作境界。雖然我隻能用散文寫《巨流河》，達不到那高度。我最愛讀羅馬史詩《伊尼亞德》（The Aeneid）的一位英譯者奈特在1956年英譯本序中說，作者維吉爾以博覽群書為基礎的暗示手法，幫助他道出全部真理，即“詩的真理”，而非瑣細的事實真相。他能以寥寥數語繪出一幅生動畫麵，合成終級真理中的真實世界，即詩的真理。
《巨流河》中要表達的“詩的真理”，就是有些人或者認為來到台灣的都是失敗者，但是我們很多人並不讚成。因為這不是個人的失敗，甚至也不是全體的失敗。至少我個人，或者我對我父親那一代，我不覺得他們是失敗者。不是說我們嘴硬或者不肯服這口氣，你到了60年後還不服氣，而且是幾百萬人不服這口氣，那麽就不是嘴硬了。那些老兵也不是個人失敗了。他們像進網的魚一樣，你不能說這條魚很差勁，所以才被網住了。
問：《巨流河》這本書裏，最令人唏噓的就是張大飛的故事（注：1945年，張大飛自陝西安康出擊河南信陽日本空軍，與敵驅逐機遭遇，在空戰中中彈陣亡）。目前你在大陸已有很多讀者，因此書影響，他們繼續追尋張大飛的故事，甚至尋找到其在大陸的弟弟，這種“熱”是你期望看到的結果嗎？有讀者在飛虎隊的網站上看到這樣一段資料：“在中午的會餐上，一位浙江口音的太太，抱了一個嬰孩進入我們的僅有樂園，張大飛站起來給介紹一下：‘我的內子。’他是一個有家室的戰鬥員，在亂流機場他被人尊稱為張分大隊長。”你最終能理解張大飛的情感選擇嗎？
齊邦媛：你這兩個問題也許代表了現在年輕人對感情的態度吧？你我之間這六七十年的代溝在此似乎很深。因此我回答很慢，很難跨越這現實層麵的種種距離。我曾試過一些答案，都不能令自己滿意，也無法令你們這一代完全了解，如同上世紀40年代由四川到雲南一樣，需要多少的跋涉！
多日的思量、嚐試之後，我終於明白，《巨流河》中寫張大飛的故事，是我紀念他唯一的方式。一個12歲、瘦骨嶙峋的病弱女孩，遇到一位滿心創傷的18歲無家男孩，他在寒風中曾由山上牽她下山脫困，在19歲投身戰鬥前，贈她滿載信、望、愛的《聖經》，祝福她“可愛的前途光明！”——在那個烽火遍地奔跑求生的年月，誰會夢想“可愛的前途”？我漫長的一生時時感到他的祝福，努力令他靈魂欣慰。
八年抗戰全部的曆程中，我們不停歇地寫信，兩個在戰火中摸索成長的心靈，一個找到了戰鬥救國的槍座，一個找到了文學的航路。——那些信，哪怕我隻留住一封，也必能勝過我今日的千言萬語。
我在書中用他的名字並不是他的原名。1932年他14歲，父親被日本人澆油漆酷刑燒死，他離家逃亡時，把父母取的吉祥名字“張廼昌”改為“張大非”。19歲時考上空軍，改名張大飛。他的一生木訥寡言，他篤信基督教，對人生有更深一層的思考，讀者何不多追尋他為國獻身的誠心和他那個時代愛國的真摯？何不多去研究當年飛虎隊以少擊多的精湛戰術，救了多少黎民百姓？他26歲的生命如流螢，卻有難忘的價值，我很為他高興，在他為國捐軀之前享受了短暫的家庭溫暖。“寂寞身後事”又何必追尋。我們祝他安息吧！也請《巨流河》的知音留給我文學上的寧靜，潭深無波（Still water runs deep）。
問：書中更令人迷戀的是戰火紛飛時代的讀書歲月，文學在彼時的孱弱，卻在此時證明了它恒久的生命力，呼喚了人性的美好與純真，在那個時代，文學在你的生命裏扮演了什麽樣的角色？
齊邦媛：影響我最多的中學老師孟誌蓀老師、朱光潛老師，將一生一切美好的、悲切的、含蓄寧靜的文學情懷傳授給我，開啟了我年輕的雙眼，使我一生走在人間，學會觀察、了解，永不目盲。
其實抗戰八年，軍費那麽高，教育上始終是戰區學生都有公費，不收學費，整個教育無論中學、大學在抗戰時期一點沒有停止。那麽困難的時代，政府教育是弦歌不輟，弦歌不輟是中國在那麽困難的時候保存最好的一件事。
問：你在書中也描寫了身邊很多被政治裹挾進去的同學，那些曾經狂熱地投身於政治的左派青年後來的遭遇也不免令人歎息。在現實的世界，青年人應該如何把握對現實政治關注的程度和關注的方式？
齊邦媛：我自幼受限於時代、性別與體能，是一個很安分的人，很早愛上文學，書中自有天地。大學裏學潮的熱狂與毀滅性令我反感。遊行中唱的歌那麽幼稚。我也多少知道一點法國革命。一直怕法國的暴民政治到來。我們在突然勝利來臨，百廢待舉的時候，同學們突然有80%的去參加遊行，喊叫打倒，唱幼稚的口號歌，堅持讀書再參政的人就是不愛國。我當時很難認同。家庭和中學老師教我的是建設國家、奉獻才能的教育，先充實自己，自會有報效國家的能力。
父親曾到德國海德堡讀曆史哲學。他告訴過我：“過度的允諾都是有問題的，過度的熱情也是有問題的。”我父親是堅決反對我們從政的。我父親一直覺得在中國做政治是很劃不來的事，少數人決定大多數人的命運，而在他從政的時候，並沒有看到真正的理想的力量，他是很失望的。
問：在那時的政治洪流裏，你成了“連鴕鳥埋頭的沙坑都找不到”的孤獨的讀書人，而從後來看來，也正是你這種態度，成全了自己。你怎麽看待這種人生變遷？
齊邦媛：我就是喜歡文學。其實應該鼓勵少數書呆子，這些人絕對不多。我們同學都參加學潮去了，像我這麽堅持做書呆子的很少，每個社會都靠少數我們這種人撐著，很多基本東西都是文人傳承下來的。
後來我回到大陸與當年同學見麵，我記得我看到的人說話的表情，和他們對事情的反應，跟我以前記得的不一樣了，因為他們飽經憂患。他們說羨慕我這些年可以一直讀書、教書。當初他們覺得我們多麽的落後。我並沒有一點得意，我隻是覺得很傷心，那些同學當初都是很優秀的人，都不到25歲，對政治所知有限吧。我自己也檢討我們當年，因為我始終不是主流派，所以我可以講，我沒有個人的得失感。
我個人最討厭的就是“暴民”，我覺得一個理智的人最反對的是暴民政治，我不讚成任何狂熱的東西，愛情也是，狂熱的東西都不持久。我父親跟我最常說的話是：“任何事情要沉住氣。”我們小孩時覺得沉住氣沒意思，可我後來知道這個很重要。《美麗新世界》和《1984》是我要求每個學生必須要念的書，我希望他們明白政治是怎麽回事。
問：我還想問你一些技術問題：書中描寫了大量細節（比如朱光潛講課的方式和內容，你與父親的交談細節等等），你是靠當年的筆記或日記還原這些細節的？
齊邦媛：我從前一些僅有的日記，信件全沒有帶到台灣來，但記憶中難忘的人和事栩栩如生，下筆時參考一些可靠資料，隻求事實無誤。我的後半生教書，在文學史研究和傳授時，深信笨拙或奇妙的“煽情”都是很危險的事，有時會對你必須虔誠追憶的人和事形成一種褻瀆。
當我真正動筆寫《巨流河》時，辰光真是晚了。我似那朝聖的人，一天走一程，一步一步攀上最後一程階梯，隻求天黑前完成全程，不敢再去詳述看到朝雲和夕陽的燦爛光景時，並未忘懷的感動。或者這也是自己文采不足的原因。
問：《巨流河》麵世以來，被人稱道的原因之一，是它內斂而又深沉的敘事方式。這種風格是你在文學上一種刻意追求使然，還是與你本人的性格有關？用通俗的話講，有些部分可以寫得更“煽情”，你為什麽回避掉了這種可能？
齊邦媛：讀者評價《巨流河》是用內斂深沉的敘事方式，我想這原是自幼在憂患中，父母不斷地訓誡、勸告，不要遇事即“處變大驚”，那很“沒有人樣子”。長大後遇到文學，老師和作品中都處處有深沉寧靜的啟發，自己總慚愧做不到。但是23歲結束了上半生，在政治的大斷裂中回不去可倚靠的過去。自己須獨立為人，努力沉穩比較可以進可攻，退可守，培養出為人尊嚴。
問：《巨流河》表麵上是一部家族史，實際上它牽起的是近百年來中國的大曆史。重新回顧這段曆史，你想對現在的年輕人說些什麽？
齊邦媛：我希望中國的讀書人，無論你讀什麽，能早日養成自己的興趣，一生內心有些倚靠，日久產生沉穩的判斷力。這麽大的國家，這麽多的人，這麽複雜，環環相扣的曆史，再也不要用激情決定國家及個人的命運；我還盼望年輕人能培養一個寬容、悲憫的胸懷。
齊邦媛，1924年生，女，漢族，遼寧鐵嶺人，台灣地區以及國民黨政界人士齊世英長女，國立武漢大學外文係畢業，1947年到台灣，1968年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研究，1969年出任中興大學新成立之外文係係主任，1988年從台灣大學外文係教授任內退休，受聘為台大榮譽教授迄今。曾任美國聖瑪麗學院、舊金山加州州立大學訪問教授，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客座教授。教學、著作，論述嚴謹；編選、翻譯、出版文學評論多種，對引介西方文學到台灣，將台灣代表性文學作品英譯推介至西方世界，卓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