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2日，大年初三，在傳統習俗裏這一天又被叫做“小年朝”，人們有“不掃地、不乞火、不汲水”的習慣，以休息為主，好緩解一下前幾日拜年守歲的疲憊。
在這樣一個應該“睡到飽”的日子，62歲的曹在心卻早早地啟程，踏上了從河南老家返回深圳的路程。龍年春節，雖然其所在單位難得放假放到大年初八，但為了多賺幾天工錢，曹在心還是選擇提前回到深圳開始上班，
2024年已經是他“深漂”的第39年，從流水線工人、建築工人、餐廳服務員、貨車司機再到滴滴司機，作為深圳第一代農民工，曹在心基本將這座城市裏常見的一線勞動崗位幹了個遍。這39年，他看著自己的稱呼從“小曹”慢慢變成了“老曹”，養育著自己的兒子成家立業，經曆了家中老人的離世，眼下的他，工作崗位是深圳寶安一家物流園區裏的門衛。
在曹在心眼中，門衛是一個非常合適自己的工作，不需要幹什麽重活，能在花甲之年找到這樣一份清閑且一個月能有四千多元收入的工作，曹在心非常知足。
但說起來，他很羨慕與自己同歲、同鄉且在同一個物流園區上班的趙永聽。
“老趙身體好啊，他現在還能幹搬運工，我現在腿腳不好幹不了重活，他扛大包一個月最少八千多，幹得多有一萬多。”曹在心說。
初見趙永聽時，記者很難相信這是一位已年過六旬的老人，他的身體異常健壯，肌肉線條分明。在物流園區幹搬運工是一個非常辛苦的工作，從早上8點到晚上9點，動輒數十斤的貨物，趙永聽一把就能扛在肩上搬運進貨車裏。
“沒學問隻能幹體力活，沒什麽可驕傲的。”在記者誇讚趙永聽身體好時，他笑著跟記者說。
曹在心和趙永聽都非常珍惜自己的工作，在應該退休的年齡，還能有一份收入不錯的工作很難得。
“六十多歲工作很難找的，人家看你年紀大都不要你，能有老板願意給你份工作不容易。”趙永聽說。
他們二人似乎都沒意識到的是，按照我國現行法定退休年齡，像他們這樣年滿六十周歲且連續工齡滿十年的男性勞動者，已經符合退休標準，理論上應該到了領著退休金，在家頤養天年的日子。
然而，當記者問及兩位老人何時考慮辦理社保退休手續，領上養老金回家休息時，曹在心和趙永聽卻都告訴記者，自己從來都沒交過社保。
像曹在心和趙永聽二人一般，於上世紀末南下打工的第一代農民工，在深圳還有很多，他們如今都基本到了法定退休年齡。
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深圳60歲及以上人口為940716人，占5.36%，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565217人，占3.22%。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提高2.36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提高1.39個百分點。深圳市民政局曾表示，預計到“十六五”時期，深圳將步入老齡化社會。
這些接近甚至是已經達到法定退休年齡，但又缺乏社會保障的第一代“農民工”城市建設者，在貢獻了自己的青春後，如何擁有一個體麵的晚年生活？這正在成為一個社會關注的話題。
對社保“沒概念”
在同趙永聽和其工友接觸的過程中，記者注意到一個普遍現象，像他們這樣年齡在50歲至65歲的農民工，由於自身受教育水平及認知限製，對勞動者應當繳納社保這一基本義務，並沒有清晰的概念。
2000年，趙永聽夫妻二人從河南省漯河市南下來到深圳打工。
直至今日，深圳市寶安區的福永街道與鬆崗街道都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聚集地，在彼時，大量的港資、外資製造業的湧入，為當地提供了海量的基層勞動崗位，打工仔、打工妹正是曾經深圳乃至珠三角的熱詞。
來到深圳後，趙永聽夫妻二人很輕鬆地進入到一家位於深圳福永的港資工廠裏上班，據其回憶，2000年前後在深圳做普工，一個月收入在一千多元左右，看起來很低，但相較於在家鄉務農，這已經是相當高的收入了。
為了省錢，初到深圳趙永聽甚至沒有租一個像樣的房子，而是在寶安當地的城中村農民房裏，找了一處陽台，以一個月一百多元的價格，夫妻二人蝸居在陽台裏。
“房東都沒見過這麽租房子的，但他人挺好的，最後還是同意了，給我們把樓道裏的陽台一封，裝個門，我們就住陽台裏。”趙永聽說。
陽台蝸居的生活，一過就是十年。2010年前後，因為換了工作地點，趙永聽才“戀戀不舍”地從陽台搬出來，在龍崗附近租了一個小單間。
夫妻二人之所以節衣縮食、省吃儉用地拚命掙錢，無外乎為了孩子。趙永聽育有一兒一女，他們的孩子在河南老家由老人撫養，每個月，趙永聽都會把絕大多數的工資匯給家中老人當生活費。
對自己在深圳的生活，趙永聽很知足，一點也不覺得“苦”：“兒子結婚，家裏蓋了房子花了二十來萬，不出來打工，哪來的錢蓋房子？”
在此背景下，趙永聽對工作和企業主的認知很簡單——“用勞動換錢”，而對於企業主需要為其繳納的社會保險，趙永聽直到2008年前後，才第一次有了概念。
彼時，他想把自己孩子接來深圳生活，但是他在谘詢了當地的公立學校後，發現自己的小孩沒有辦法在深圳辦理入學手續。
“我們不是本地的，小孩戶口都在河南，外地人的話，小孩上公立學校要社保，還要交夠一定時間，我們從來沒交過社保，也不知道上哪兒交。”趙永聽告訴記者。
從某種程度上講，趙永聽算是親曆深圳發展過程的一線建設者，早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深圳“本地人”，但其在深圳工作的二十餘年間，卻一年社保都沒有交過。
沒交社保的原因，在2008年之前，是因為趙永聽根本就不知道國家還有社會保險這一製度，而在2008年之後，則完全是由於其個人認知不足導致的。
曹在心甚至認為，交社保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者在大公司才能享受的一項“福利”。“我們沒什麽文化，進不了大公司，坐辦公室的大學生才能有社保。”曹在心說。
另外，嫌“交社保沒用，麻煩”也是促成其放棄繳納社保行為的重要原因。因為，在趙永聽眼中，交社保不是一項福利，而是一項成本。
“要交社保的話，每個月要少拿很多錢，那東西交了又不讓取，為什麽要交？”在與記者討論社保話題時，趙永聽曾如是反問記者。
並非個例
像趙永聽與曹在心二人一樣，從未繳納過社保的情況，在深圳第一代農民工這個群體裏十分常見。
“我的老鄉，我這些年換這麽多工作，身邊沒幾個交社保的。”曹在心告訴記者。
在這當中，除了有農民工自身對社保製度認知不清晰的因素外，企業主對為勞動者繳納社保義務的“漠視”，也是一層不可忽視的原因。
時至今日，不少深圳的中小民營企業，並沒有為員工提供繳納社保這一選項。在曹在心於深圳工作的39年間，換過大大小小數十份工作，這些工作在崗位上各有不同，但唯一的共同點是都不會主動為員工繳納社保。
“你去應聘，體檢合格，拿個身份證就入職，上班幹活人家給你開工資，從來沒說過要繳社保這回事。”曹在心告訴記者。
在采訪過程中，記者於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係統查詢了曹在心上一家工作單位的信息，這家在曹在心口中擁有一百來號員工的製造企業，2022年年報披露的參保人數竟然為0。
趙永聽倒是遇到過願意為其繳納社保的企業，但該企業亦隻是與其協商是否願意繳納，而非按照法律規定進行強製繳納。
“公司會問你要不要交社保，然後開的工資是交社保的一個價，不交社保的是另一個價，要是交社保每個月就少點錢，然後還要辦很多手續，很麻煩，如果不願意交就簽一個協議，自願放棄社保繳納，我們很多人都會簽。”趙永聽說。
在采訪過程中，趙永聽和曹在心二人都不覺得企業未為其繳納社保，是一件損害他們自身權利的事情。
“出來打工要求那麽多，哪個廠都不會要你。”曹在心跟記者強調。
此外，站在民營企業的角度看，不為員工繳納社保也是一種為提升企業效益而做出的“妥協”之舉。寶安一家小型民營企業的負責人就告訴記者，繳納社保對於小型民營企業來說，意味著不小的成本，如果全員繳納社保，必然會大大增加企業的經營壓力。
回農村種地
在完全沒有繳納過社保的情況下，已經達到退休年齡的曹在心或者趙永聽對自己的退休生活有何打算呢？
對於這一話題，趙永聽顯得非常樂觀。他告訴記者，自己並不是沒有保障，其在河南老家很早就已經參與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新農合將會成為其退休後重要的生活保障。
“人老了不就是怕自己得病連累孩子嗎？老家那邊我很早就交了新農合，每年是380元，家裏很多親戚看病都用新農合報了不少，少花很多錢。”趙永聽告訴記者。
而談論起退休，曹在心則直接向記者表示：“我還這麽年輕，退什麽休。”
按照曹在心的想法，隻要他還能找到工作，他就會一直在深圳打工，如果有一天年紀實在太大沒有人要，他還會繼續在深圳打零工，哪怕是“拾荒”，他都會一直堅持在深圳生活下去。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曹在心和趙永聽二人，目前都沒有在深圳購置任何房產，曹在心目前居住在公司提供的宿舍裏，而趙永聽仍是租房居住。
曹在心認為，當自己哪一天在深圳的生活成本大於收入時，自己才會選擇回到老家生活。“掙不來錢的時候就退休。”曹在心說。
在記者問及沒交社保，領不了退休金該如何保障晚年生活的話題時，趙永聽提供的解決方案很簡單——“回農村種地”。
趙永聽亦告訴記者，他的晚年並不依靠退休金保障，其現在手裏有三十餘萬的存款，足夠他在河南老家過完餘生。
“說難聽點，隻要不得什麽大病，比如癌症之類的，就這麽些年打工攢的錢，在家裏，花兩輩子都夠了。”趙永聽說。
曹在心曾經托人谘詢過繳納社保的問題，彼時他得到的答複是，非深戶未參保人員達到退休年齡時，可能需要一口氣補繳15年，方能按深圳辦法領取養老待遇。
“補繳15年，要十來萬塊錢，而且還有一些要求，我不願意掏這個錢，太多了，而且我也不符合條件，補繳不了。我補繳那麽多錢，不就相當於自己給自己發養老金？跟用自己的錢也沒區別。”曹在心告訴記者。
在采訪過程中，記者注意到，曹在心和趙永聽二人對於自己的晚年生活都非常樂觀，他們都不認為像自己這樣的農民工兄弟的養老，會成為整個社會的問題或者負擔。
“辛苦一輩子，我們一不給兒女添負擔，二不給國家添負擔，我們有手有腳，閑不下來，不需要退休金養老金，農民都是這樣一代代過來的，沒聽說過領不到退休金，老了就吃不上飯了。”曹在心跟記者說。
“義務”和“權利”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教授、中國社會保障學會秘書長、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魯全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其曾在調研過程中發現許多類似現象，企業主與員工簽訂了自願放棄社保繳納的相關協議。但從法律的視角來看，這類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通過溝通簽訂協議，放棄繳納社會保險的義務，是不符合現行法律法規要求的，在法律框架內，簽訂放棄社會保險義務的協議，本身就缺乏法律授權。
“社會保險的繳費本身是一種法定義務，無法通過民事關係解決。從法律角度來看，社會保險法所建立的社會關係或者社會保險權利，優於民事關係，這是國家強製製度安排，不可以通過自行協商方式解決。”魯全說。
“深圳第一代農民工養老難的現象確實存在，例如農民工退保的數量很多，其次農民工沒有按照實際工資繳納，而是按照社平工資或者下限繳費，甚至未繳納社保。但是，養老金製度具有長期性，保險製度都是權利與義務相結合的，當你的義務未充分履行時，肯定無法充分享受權利，所以對於這類情況，在社會保險層麵，無法解決。”談及深圳第一代農民工社保繳納不充分的現象，魯全向記者分析指出。
“養老保險製度與其他製度不同，需要有長周期的視角。長周期需要20年或者30年繳費，這都是義務。你在繳費20年至30年之後退休才可以享受權利，你的義務履行狀況和繳費程度決定你的權利享受程度。目前這一批農民工的養老狀況相對較差，但我們不能在養老保險製度中尋找解決辦法，如果他們沒有繳費，（社保）就多給他們一些，這個製度的基本規則就被破壞了，所有人都會認為現在少繳一點，未來都能拿到。從積極的角度來看，這是一次非常好的國民養老保險教育。”魯全稱。
在魯全看來，類似曹在心和趙永聽這類農民工的退休生活保障，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尋求解決方案。
“第一代農民工已經回到農村，實際上不用擔心，他們多年的積蓄已經足夠支持晚年生活，但我們要防止出現問題，出現極端事件，比如，退休農民工的生活水平或者養老金水平低於當地低保標準，養老金是退休農民工的唯一收入來源，那可以用低保製度進行彌補。所以，第一，不能破壞養老保險製度的規則；第二，是需要整個社會保障體係的支持。如果你在保險製度中無法獲得保障，那麽就應該由基本救助製度去發揮作用。”魯全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