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國人口出現了曆史性的變化，首次出現了負增長，2023年年末全國人口比上年末減少208萬人。人口負增長意味著什麽，有什麽影響，如何應對？導致現在青年人不願意生育的主要原因有哪些，生一個孩子的成本到底有多高，在世界範圍內處於什麽水平？近期，北大博雅青年學者、北大國發院經濟學長聘副教授黃煒接受百度財經《有識》欄目“人口十問”係列訪談，他認為，現在年輕人不願意生育，主要原因是生孩子的成本太高，其中包括直接成本和機會成本。就直接成本而言，根據一些測算育兒開銷的研究，從孩子出生到18歲上大學，在不算大學學費的情況下，農村大約需30萬元，城市大約為60到70萬元。同時，生育的機會成本與過去二三十年相比也提高了很多。上世紀90年代時，生育一個孩子後，媽媽們5-6年後會重新回到勞動力市場，而現在則是7-8年，甚至更長。就機會成本而言，一個孩子的成本通常在50到100萬元，具體多少取決於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父母雙方的犧牲度以及工作的靈活性。中國生育成本在全球範圍內處於中等偏高水平。
人口老齡化對整個勞動力市場有深遠影響，一方麵，它使得勞動供給年齡普遍上升，另一方麵，對於公司招工需求也提出了新要求。現在找工作的可能是非常年輕的小夥子或者小姑娘，但將來可能要麵臨一些中青年再就業，也就是老齡人口退休後再找工作的狀況，這種現象在國際上也很常見。比如在新加坡經常會遇到白發蒼蒼的出租車司機，餐廳裏也有不少年齡較大的服務人員。
對於職場上存在的“35歲現象”，黃煒認為，這是一個全球的普遍現象，美國等發達國家也存在這種焦慮。“大家應該放鬆心態，認識到這是人力資本的高速積累和經濟增長的必然結果，而不是個人問題。”但他也呼籲，勞動需求方應放寬對年齡的限製和約束，在年齡限製方麵，不應過於嚴格，不然會導致不同年齡段的人產生不同程度焦慮。早在二三十年前，我國人均預期壽命在70歲左右，但現在人均壽命已經延長，因此當時的35歲與現在的情況有所不同。
以下是文字實錄：
問：當前中國生育率連續下滑，2022年首次出現了人口負增長，2023年年末全國人口比上年末減少208萬人。導致現在青年人不願意生育的主要原因有哪些，中國的生育成本如何，在世界範圍內處於什麽水平，生一個孩子的成本到底有多高？
黃煒：關於人口下降問題，我們首先要搞清楚的是，人口淨增長的下降，不是最近幾年才發生，也不是突然間就有，而是持續存在的現象。之前我們一直在倡導放開生育政策，並在2015年出台了“全麵放開二孩”政策，但令人驚訝的是，放開二孩後，人口淨增長並沒有明顯的回升，現在的趨勢可能是一種持續性、長期的低生育率狀態。
為什麽現在年輕人都不願意生育，通常與個人經曆有關。有許多研究探討了這一問題，其中最常見的理由之一是年輕人認為生孩子的成本太高。從經濟學上來看，這可以分為兩點，一是直接生育成本，即生養孩子需要投入的資源，比如說托育費用、教育費用，甚至將來可能需要給孩子購房等。二是經濟學上的機會成本，即在生育過程中不得不放棄的機會或資源。相較男性而言，女性在生育後可能需要放棄更多工作機會，因為她們往往承擔了更多責任，要花更多時間照顧孩子，包括哺乳和陪伴等。此外，孩子成長過程中的各種需求也使得機會成本進一步增加。
我們發現，在上世紀90年代時，生育一個孩子後，媽媽們的勞動參與率下降，5-6年後，即孩子長大後，她們會重新回到勞動力市場。然而，現在的情況是，女性生育後再次工作可能會持續7到8年，甚至更長。因此，可以看出當前生育的機會成本與過去二三十年相比提高了很多。我最近的研究還發現，這種成本上升與生育率下降息息相關，盡管是否為因果效應還需要進一步探究。在跨國比較方麵，我們正像其他東亞國家（如日本、韓國和新加坡）那樣，經曆著生育成本上升和生育率下降的情況，而美國和一些歐洲國家的生育率下降幅度並沒有那麽大。
一些學者進行了生育機會成本的跨國測算，例如，普林斯頓大學的Henrik
Kleven教授在跨國計算時用中國上世紀的數據測算了我們國家的生育機會成本，結論是我國的生育成本並不高，但這些數據都是上世紀的，不反映現在的情況。如今，我國的生育成本在全球範圍內處於中等偏高水平。生養一個孩子的具體成本是多少？根據一些對育兒開銷進行測算的研究，從孩子出生到18歲上大學，在不算大學學費的情況下，農村大約需30萬元，城市大約為60到70萬元。就機會成本而言，一個孩子的成本通常在50到100萬元之間，這取決於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父母雙方的犧牲度以及工作的靈活性。
此外，我們進一步研究發現，生育孩子後不僅會改變家庭的勞動供給配比，還會影響家庭的收支。比如，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在生孩子之前，一個家庭隻有夫妻二人，一些消費可能不存在，比如孩子培訓費用等；而在生育孩子後，需要在孩子身上投入資金，家庭的支出隨之增加。因此，單純從消費的增長來判定家庭福祉上升可能不夠合理，這些額外支出通常是為了孩子支出的。此外，父母在有孩子之前可能會享受一些娛樂活動，比如外出旅遊，但有了孩子後，這些活動可能會減少，從而改變了消費行為。這些方麵都是生育成本和機會成本的一部分，但目前的研究還沒有對這部分進行專門核算，需要進一步研究和衡量。
問：中國人口老齡化正在快速發展，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3年60歲及以上人口29697萬人，占全國人口的21.1%，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21676萬人，占全國人口的15.4%。人口老齡化對勞動力市場會產生哪些深刻的影響？如何在就業保障上提升年輕人的生育意願？
黃煒：為什麽會有老齡化的趨勢？這是因為人的預期壽命越來越長，大家的健康越來越得到保障，人的壽命越來越長，那麽人口老齡化自然而然會出現。
這裏有兩個趨勢，一個是人口老齡化，一個是少子化。老齡化既是機遇，也是現象，是不是問題還有待考察。現在大家考慮的一點是老齡化趨勢下，是否要更多發展銀發經濟，即人到老了是不是要更多消費，是否有更多能夠發揮自己餘光餘熱的空間？有很多人說，人到老了就是一本“書”，這本“書”會給他的子女，甚至後代留下更多的資產，這裏說的不是物質上的財富，而是精神上的財富，這也是很寶貴的。
人口老齡化的大背景下，有很多的經濟變動，比如說，有研究者發現，人口老齡化之後，針對老年人疾病的一些藥物研發開始加速發展，因為它的市場變大了。
人口老齡化對勞動力的影響也很大，有人懷疑說，人口老齡化下，如果延遲退休，老年人會占據青年人的位置，讓他們的競爭變得更加激烈。但是目前的研究並沒有發現有力的證據來支持這一點，即老年人口退休延遲，對於年輕人找工作並沒有非常明顯的擠出效應，反而會有更多人力資本積累，有一個“傳幫帶”的效應，使得年輕人的成長有更好路徑，老年人起到role
model，即榜樣性的作用。
人口老齡化從宏觀和微觀上對於勞動力影響的研究有很多，這裏我沒辦法一一列舉，但其對於整個勞動力市場的改進有深遠影響。一方麵，它使得我們勞動供給年齡普遍上升，另一方麵，對於公司招工需求也提出了一些新要求。現在找工作的可能是非常年輕的小夥子或者小姑娘，但將來可能要麵臨一些中青年再就業，也就是老齡人口退休後再找工作的狀況，這種現象在國際上也很常見。我原來在新加坡工作過一段時間，發現有些出租車司機白發蒼蒼，一問年齡，都是六十以上，餐廳裏的服務人員中也有不少年齡較大的。所以，我的感覺是，隨著人口老齡化，不單是人口供給這一方麵會發生明顯改變，對於勞動需求層麵，也需要有觀念上的改變，讓老齡人口更好地融入社會。
對於年輕人的改變又是另外一回事。我們剛剛提到生育率的下降，那麽老齡人口的增多是否會促進生育率回升？現在很多可能比我年紀更輕的一些小年輕們，麵臨著被父母催婚、催生的情況。隨著人口老齡化，父母一輩有更多時間、精力幫著照顧年輕孩子的下一代。從全球經濟來看，這是我國特有的現象，在美國、印度等國家都不常見。在我們國家，老年人會向年輕人傳遞價值觀念，或者給予年輕孩子們更多時間，讓子女有更多機會在勞動力市場上創造自己的價值，為社會做貢獻。
從這兩個方麵來說，老齡化的過程，對整個經濟和勞動力市場不但有直接影響，還有間接影響。通過降低或者減少年輕人生育孩子、養育孩子的機會成本，老齡人口依然發揮著重要作用，這方麵也是目前大家研究最多的一塊，很多結論正處於討論中，我相信在未來的幾年裏，會有一係列係統性的報告和結論。
問：中國的勞動力就業市場有一個奇怪的“35歲”現象，即過了35歲，要麽麵臨較大的就業壓力，要麽很難晉升。全國總工會
2022
年一項全國性調查顯示：35歲至39歲年齡組職工中，有54.1%擔心失業，70.7%擔心技能過時，94.8%感覺有壓力。如何解決這種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國際上有什麽可借鑒的經驗？
黃煒：首先關於這個現象，我想和大家說明一下，35歲焦慮現象不僅僅在中國存在，美國也有類似的情況。美國有一些有意思的或者說是反直覺的現象：自2000年開始，美國白人中青年人的死亡率竟呈上升趨勢，而不是像其他國家那樣呈現下降趨勢，主要原因是對生活的焦慮和酗酒等不良行為。他們大部分是受生活所迫，才會有這一係列行為。
盡管中美社會經濟因素不同，但35歲焦慮普遍存在。我覺得，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是一個不好的事情，但從另一方麵來看，它是經濟發展的一個側麵。在過去二三十年裏，中國經濟經曆了高速增長，人力資本得到了迅速積累，同時人們的教育水平也在飛速提升。對於35歲或接近40歲的人來說，當他們回顧過去的一二十年，會發現中國的發展速度之快令人驚訝。以高校老師為例，我們會發現現在的年輕人做起研究充滿激情和熱情，就是所謂的“內卷”現象，但這會讓35歲的人感到焦慮，質疑自己是否已經落後。對於這種情況，大家應該放鬆心態，認識到這是人力資本的高速積累和經濟增長的必然結果，而不是個人問題。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經濟係講席教授方漢明團隊的研究顯示，在中國達到勞動回報或工資最高的年齡大約是35歲，而在歐美國家大概是50歲。這表明我們國家的人力資本主要集中在年輕人群體。綜合上述老齡化現象，可以發現老年人犧牲自己的時間來幫助年輕人，這也是社會層麵上更有效的時間分配。
35歲焦慮這個現象，也是有章可循的。35歲的年齡限製可以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在公務員體係建立時規定了考取公務員的年齡必須在35周歲以下。但是今時不同以往，因此，我們應該呼籲勞動需求方放寬對年齡的限製和約束。在年齡限製方麵，個人認為不應過於嚴格，不然會導致不同年齡段的人產生不同程度的焦慮。早在二三十年前，我國人均預期壽命在70歲左右，但現在人均壽命已經延長，因此當時的35歲與現在的情況有所不同。
另一方麵，我國希望青年人承擔更多責任，挑起大梁。但是，我們的教育水平在上升，房價也在上升，前期的各種準備要占據很多時間，於是留在中間的時間越來越短，大家的壓力也就越來越大，所以會有這樣的現象。
對於這種現象，個人認為應該抱著公平和自然的心態去理解和幫助年輕人。35周歲的人沒有必要感到過於焦慮或擔憂，因為每個人都會在成長路徑上不斷進步。對於感到焦慮或擔憂的35-40歲人群，建議可以參與教育項目提升自己的人力資本，同時調整心態。加上勞動需求方放寬對年齡的限製和約束，最終實現整個經濟體和社會分工更有效率地向前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