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8月，“成都地鐵偷拍事件”一審立案，我是從那時起關注到這個案子的。事件發端於2023年6月，30歲的小何在成都乘坐地鐵，突然被兩名年輕女孩高聲指認鞋麵裝攝像頭偷拍。趕來的警方調查後給他澄清白，分析是光線導致的誤會。
這起普通的社會新聞，混在信息洪流裏顯得再普通不過。但事情遠不止於此，這之後，小何主動在微博曝光自己被誣陷偷拍，文章中他寫道，“女孩們沒有道歉的態度，也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錯誤。”
他遭到了莫大的羞辱。這條長微博被閱讀超過4000萬次，登上了熱搜。
巧合的是，就在小何被誤指偷拍的前幾天，另一起發生在廣州地鐵的“張薇事件”——年輕的大學生女孩誣陷一名農民工“偷拍”。兩起社會新聞同時演變成了網絡事件，一場大眾的審視開始了。一些網友質疑小何所說的真實性，要求他拿出證據，也有人說“肯定是因為你長得猥瑣別人才會懷疑你。”
受輿論影響，也害怕被網暴，小何決定借助法律手段，撕掉“偷拍者”的便簽，尋求對方一個公開的道歉。半年的時間裏，他先後經曆了報案未立案、尋找證人、一審立案、敗訴，二審上訴的過程，至今事件仍未結束。單看起因，這無疑是一件小事，一個困惑我的問題是，某種程度上他已經實現了為自己正名的目的，為什麽還要堅持？
2024年春節前夕，我與小何在成都見麵。交談中，小何反複提到兩位女孩的淡漠和輕飄態度，以及毫無意識地道歉，都讓他感受到憤怒和一種強烈不對等感。一審結束後，網絡上出現新一波評論，他又一次陷入自證清白的漩渦中去，產生了一種奇妙的感覺，“輿論，身邊的朋友都在等待反轉，當他們說了很多之後，我自己都相信了，就好像我鞋子上真的有攝像頭。”
熱搜之外，這一事件中我們看到在“女性麵臨偷拍”的情境下，舉報者和被誣陷者都處在各自的困境當中，恐懼感被無限擴大化，當我們本能地不相信別人而造成互相傷害和誤解時，也是社會信任崩塌的開始。
指控
2023年12月，一審宣判，小何沒能等來公開道歉。過度維權成了他新的標簽，帶來又一輪網暴。網絡上，有人用“何五萬”調侃他，源自訴訟中他要求對方賠償經濟損失及精神損害撫慰金共5萬元，這一訴求法院也不予支持。
“你說這公平麽？我投入了巨大的成本自證清白，那兩個女孩對我的付出似乎毫無感知。”談起此事，小何提高了聲調，語氣中包含一種憤怒，一種失望。
持續半年打官司，他狀態不好，影響到了工作，2024年春節前夕，他向單位提出辭職。“沒有這件事不會辭職，官司打贏了也不會辭職”，他說。
小何個頭不高，麵部白淨，隨身背著雙肩包，說一口川味普通話。他已經工作8年，先是在寧波做工程造價，兩年後定居成都，買了房，每月背負房貸5千元。上一份工作他是部門的主管，工作之外，他喜歡踢球，偶爾周末也會和朋友去爬山。
他看上去並不起眼，就像這座城市中的其他普通上班族一樣。直到“偷拍者”的指控突然被推到他麵前。
他把這件事看作是一場無妄之災，麵對媒體的鏡頭，他已經講了很多遍了。2023年6月11日晚上，他和同學聚完餐，從成都地鐵6號線犀浦站出發，坐地鐵回家。途中，他給一對老夫婦婦讓了座，站到了車廂中間扶手柱的位置。
列車行駛到火車南站，距離他大約兩三米的座位上，兩名年輕女孩突然站起來，大聲喊：“你是不是在偷拍，我懷疑你在用小型攝像頭偷拍。”
當全車廂的目光都聚焦到自己身上時，小何才意識到，自己正是被喊話的那個人，他不知道發生了什麽，瞬間蒙了。
很快，地鐵安保人員聞聲趕來，“夾住”了他的手臂，詢問女孩是怎麽回事。“我看到他鞋子在閃爍綠光，上麵裝有攝像頭，在偷拍。”女孩憤怒地說。另一位女孩也補充道：“就在他鞋帶最前端，剛剛閃了綠光，我們看到了，他就關了。”
麵對突如其來的指控，小何回憶那一刻的感受，“就像在眾目睽睽下被逮捕。”
圖/被指控鞋麵裝攝像頭偷拍
高聲喊話的兩名女孩戴著口罩，一個大約30歲，戴著帽子穿著裙子，另一個20多歲，穿著短褲。女孩要求他脫下鞋子檢查，小何照做了，他回憶那時的狀態，更多是迫於環境的壓力，他甚至不敢用手，“怕被懷疑是在銷毀證據”，隻能用左腳蹬掉右腳的鞋子，單腳站在車廂中間。
女孩們對著鞋子拍照，車廂裏的乘客也拿出手機記錄這一刻。小何默默地站著，沒有反駁。“我說我沒有偷拍，有用嗎？我覺得沒什麽用。”他有些無奈。
事件發生的前一晚，他和朋友爬了山，早上去工作，下午又有聚會，他已經超過36個小時沒有睡覺了，在地鐵裏坐了20多個站後，又累又疲憊。他漏出鞋子、襪子給她們看，他想這是一個誤會，隻要看一眼誤會就解除了。
那是一雙普通的白色運動鞋，小何記得，自己脫鞋後，一名戴眼鏡的男性乘客曾主動替他辯解：“鞋子上麵都沒有裝攝像頭的空間呀？是不是鞋帶上的金屬扣在反光？”
此時，列車安全員開始用對講機呼叫，按照要求他需要下車接受進一步檢查。等待下車的十幾分鍾裏，小何心裏始終很疑惑，為什麽她們會懷疑我？我是在偷拍誰？他仔細觀察車廂的情形，列車前進方向右邊一排大多都是男性，左邊那一排女孩穿了長裙，但離他很遠。他的麵前站著一位年紀較大的阿姨，拉著她的小女兒，聽到聲音後，她們本能地後退了一下，這個舉動讓小何感到很難受。
圖/事件發生時各自的位置
有那麽一瞬間，他想到前兩天看到的一則社會新聞，廣州地鐵上一名女大學生指控農民工大叔偷拍視頻，當網友都在抵製偷拍時，很快事件反轉，官方證實，男子並無偷拍行為。他曾和同事討論，沒有辦法理解，“沒有證據就能隨意誣陷麽？況且在公共場合，對方沒有拍隱私部位，也能算偷拍嗎？”
廣州地鐵事件仍在網絡上發酵，指控女孩的名字、信息被層層披露，其讀書的學校以及實習企業一同卷入輿論漩渦，接受大眾的審視。
小何內心忐忑。下車前，始終沉默的他向陌生的乘客發出請求：“如果大家明天沒看到相關新聞，請相信我沒有偷拍。”
他害怕，處理不好他很可能就“社會性死亡”了，而“偷拍者”的標簽將會存在於那些乘客的記憶中。
清白，和敷衍地道歉
列車到站，一名安保人員“攙扶”著小何走出車廂，要求他站在站台電梯的扶手邊等待。他光著右腳，雙手背後，單腿靠牆站立。
一名站台工作人員前來了解情況，兩名女生重申：“他剛剛在偷拍，鞋子上有綠色的攝像頭，等我們看向他，他就把攝像頭關掉了。”
小何沒有反駁，他提出應該馬上報警，讓警察來處理這件事情。等待了大約30分鍾，一輛輛列車到站，乘客們向他投來異樣的眼光，他覺得自己正在被審視。其間，他曾試圖掏出手機回複消息，但兩個女孩謹慎地湊上前來，防止他“銷毀證據”，他不屑地看向女孩，並向對方展示手機屏幕。女孩被激怒了，眼神輕蔑，對他說：“放心，我們錯了會給你道歉的。”
回憶整個過程，小何用“克製”來表述自己的行為，他好麵子，在意自己的形象，盡管很生氣，但強忍著憤怒，“讓我在公眾場合和女生對罵，我是做不出來的。”
女孩們沒有停止指控，其中一個女孩拿起手機給朋友發微信語音，大致說了自己在地鐵的遭遇，“給你們吃個瓜。”“我們是對其他人負責”之類的話語。這個行為引起小何的警覺，他很生氣，“在事情沒有結果之前，就直接宣傳開來，這是不負責任的。”
圖/小何等人站在地鐵旁等待
隨後，趕來的4位民警將他們帶到派出所。民警仔細檢查了他的鞋帶，鞋舌，鞋墊等處，得出結論，他的鞋子沒有任何問題。民警分析說，當高速行駛的列車快到站時，站台兩邊的廣告牌上的光映在鞋子上，折射出了綠光，讓女孩誤以為是攝影頭。
“偷拍者”的指控被澄清。經民警調解，兩名女孩扭扭捏捏地走進門，其中一個女孩飛快地說了一句：“帥哥，對不起！”隨即轉身走出辦公室。
女孩的行為讓小何十分詫異，“我感覺她們好像一秒都不想多待。就像是以前讀書的時候，被關係好的老師抓到辦公室要求道歉，我們就會這樣拖長長的調調說‘老師——對不起——’，然後馬上嬉皮笑臉地往外跑。”
他氣到脫口而出：“我不接受道歉。”他想起之前女孩那句“放心，我們錯了會和你道歉的”，語氣中顯得簡單而又輕鬆，感到自己再一次受到了莫大的羞辱。“她們根本就沒有道歉，道歉的前提要認識到自己的錯誤。”
其中一個女孩開始強調：我不是為了自己，我是看到旁邊其他人的隱私受到了影響。小何終於忍不住，他不明白：“沒有人穿奇裝異服，幾乎沒人穿裙子，我也想知道你到底在懷疑我偷拍什麽。”
夜裏12點，他從派出所出來，越想越氣，感到胸悶、胸痛、呼吸困難，一個人前往醫院急診科做了檢查。
等醫院報告的時間裏，他寫下自己的經曆，發表在自己的社交賬號上。選擇主動曝光，小何有自己的考慮，他覺得對方很可能會添油加醋在網絡傳播此事，使自己成為朋友群裏的談資，“車廂上那麽多人，他們並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這篇6000餘字的文章傳到網上兩天，被閱讀超過4000萬次，登上了微博熱搜。前期輿論向小何傾斜，大多數網友同情他的遭遇。但很快，另一些聲音也開始出現，就在小何被誤指偷拍的之後兩天，6月12日，13日，河南、河北分別有兩所大學幾乎同時曝光，有男生扮女裝潛入女生浴室進行偷拍。
種種事件的發生，網友們質疑小何所說的真實性，要求他拿出證據。一些網友評價他：“肯定是因為你長得猥瑣別人才會懷疑你。”
一旦擴散到網絡，事件開始變得複雜。由於輿論熱度過高，成都地鐵和警方隨後公開證實了此事。事情並未結束。小何認為官方隻回應了事件的真實性，沒有說明自己的鞋子上有無電子設備，他記得，曾在網絡中看過相似的事件，其中大多數最終沒有定論，不了了之。
互聯網的傳播放大了他的恐懼，“網友們還是不知道我到底有沒有偷拍。”證明清白的想法變得更為迫切，他決心用法律的手段撕掉“偷拍者”的標簽，奪回名譽，“讓對方為自己的言行付出代價。”
陷入自證的漩渦
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小何向公司請了假，搬去酒店居住，著手處理訴訟事宜。
他前往派出所，希望取得相關資料。按照規定，他還需要委托律師立案，資料才能按照程序提供給律師。一些律師拒絕提供幫助，勸他即使打官司，最後可能也就獲得一個賠禮道歉和一點象征性的經濟補償。
小何不想放棄，他找了4家律所，確定了其中一家，律師按類似案件的最低標準收費，這花掉了他近一個月的工資。
立案也沒有像他預期的那樣順利。他收到成都鐵路運輸第一法院的回執，沒有人證、物證，不能準予立案。
尋找證據是最難的環節。在公共場合遭遇突然的“言語攻擊”，他沒來得及留下任何證據材料，唯一可獲得的證明資料是警方的筆錄及監控視頻，他也隻有在法院立案後持調令才有權力調取這些材料。與此同時，成都地鐵也以“在法律程序上沒有責任出具此份情況說明”為由，拒絕為他提供情況說明。
無奈之下，小何隻能自己想辦法。他想到通過網絡尋找目擊證人的方式，他清楚地記得，當天車廂裏有不少乘客拿出手機拍照，他發出尋人貼希望他們能為自己作證。
有媒體的記者給他打來電話，他的經曆被報道成社會新聞。事件當天那位為他辯解的戴眼鏡男子也接受了采訪。兩人取得聯係。這位目擊者擔心暴露個人隱私，放棄作證。
沒有證人立不了案，經過兩個多月，他連訴訟的第一步都沒有完成，小何陷入強烈的痛苦中。他沒法集中精力工作，頻繁向公司請假，嚴重失眠。
自經曆那件事之後，他總會刷到大數據推送的類似信息，“她們聲稱遇到偷拍，沒有證據，也沒有後續，“偷拍者”的麵部沒有打碼就公布在社交平台上，貼上便簽說‘猥瑣男’。”聯想到自己的名字和“偷拍者”掛鉤，他隱隱不安，最誇張的時候頭發會大把的掉。
好在，一封目擊者的書麵證言打破了困局。聯係他的是一位剛畢業的00後男孩，對方關注到此事，站出來為他作證。這份補交的證人證言讓小何收到了成都鐵路運輸第一法院的立案通知書。立案後不久，另一位車廂目擊者也站出來，提供了一份當天的視頻資料。
圖/目擊者的證明
3個月後，他第一次以旁觀者的視角看到當時的自己，“很無助”，指控偷拍的聲音也變得尤為刺耳。他不甘心，感受到一種強烈的不對等感，“對於那兩個女孩來說，那晚結束，事情就真的結束了”。
小何起訴兩名女生，要求公開賠禮道歉，並申請了經濟賠償，又追加成都地鐵為被告，事由主要是成都地鐵涉及違約和侵權。2023年11月，案件開庭，兩位涉事女生沒有到場。12月，該案一審宣判，法院審理認為，兩位女士已及時當場道歉，主動提出承擔交通費予以補救，二人的道歉方式與誤會影響的範圍及程度相當。小何不接受道歉並發到網上，導致影響擴大，係男方的責任。
這樣的結果讓小何驚訝，他對判決不服。藍底白字的通告中提到：“因糾紛發生於晚間，行人不多，並未引起車上乘客及車站行人的圍觀及討論。”這段表述，他難以接受，反問道：“我沒座位所以站著，這能說明車上的乘客少麽？”
幾百字的通告他讀了一遍又一遍，對其中的字句反複咀嚼，“裏麵有一句說地鐵工作人員拉了我一下，你怎麽看這個‘拉’字？”他問我的看法。當我回答沒有關注那麽細致時，他像是明白了似的，“隻有我自己才知道那是什麽感受。”
他甚至留意到一些自媒體發布的文章，標題寫的是“成都地鐵偷拍案”，他感受到一種微妙的傾向，“怎麽就成偷拍了，是被誤解偷拍。”
一審結束後，網絡上湧現出新的解讀，一部分信息被放大變得極有偏向性，有人評論，“原來女生已經道歉了，你之前為什麽說沒有道歉？”他百口莫辯，陷入自證清白的漩渦中去。
互聯網的“魔性”一度使他產生了一種奇妙的感覺，“輿論，身邊的朋友都在等待反轉，當他們說了很多之後，我自己都相信了，就好像我鞋子上真的有攝像頭。”
讓他感受到刺痛的是來自熟人的質疑，一位朋友調侃他，“為什麽不說我偷拍要說你偷拍？”討論得多了，小何也認為這件事是不光彩的，“就像一個汙點”。
趕在春節前夕，他向法院提交了二審申訴。我問他，雖然一審敗訴，但從某種意義上已經實現了為自己正名的目的，為什麽還要繼續？他表現出不滿，“為什麽你會覺得已經結束了？調解就算結束了？我做不到，發上網也不算結束，一審判決的結果我也無法接受。”他承認自己被互聯網的輿論所裹挾，熱度越高，壓力越大，越需要一個好的結果。
讓兩位女孩公開道歉是他的最終訴求，“怎麽才算是公開？”我問，他說：“可以是一個公開的道歉信，或者視頻。”並補充道：“我要保護她們的隱私，臉打上馬賽克，名字化名一下。”
可是他又表示不滿意，“道歉還要化名，你懂那種感覺，雙方還是不對等的。”
被誣陷的冤枉與被偷拍的恐懼
在被指控“偷拍者”之前，小何從未關注和聽說過“女性偷拍或性騷擾”事件。一些媒體記者向他拋出一個問題，你如何看待女性頻繁被偷拍。一開始他不願回答，有意遮蔽，當避無可避時，他逐漸看到了大量的相關情況。
現實中女性麵臨“偷拍”廣泛存在，幾乎每時每刻都在發生。2023年英國廣播公司（BBC）國際頻道調查小組“BBC之眼”發布了一條名為《追查“癡漢”——誰在售賣中國日本性侵偷拍影片》的紀錄片，揭露了一個位於日本東京的售賣偷拍性侵視頻團夥，一些視頻就拍攝於中國各大城市的地鐵車廂。它們被傳播，被明碼標價，被觀看。
在和小何見麵之前，我試圖在網上尋找有過被偷拍經曆的女性。24歲的“番茄”向我講述了她的故事。2023年8月，她和男友在廈門一家購物廣場一樓逛街，迎麵走來一個中年男人，他環抱手臂，同時一隻手將手機支在胸前，像是在拍什麽東西。
“番茄”感受到一絲異樣，她不確定對方是不是在拍自己，快速地走了過去。之後，她迅速回頭，想要確認一下，她看到了一個場麵，那個男人用反拿手機的方式，拍攝自己。她大聲指責，男子才放下手機，快速離去。
被偷拍的這一幕沒有被身邊的男友看到，當“番茄”與他說起時，她的男朋友第一反應是反問：怎麽知道他是在拍你。他不相信她被偷拍。當女友提出保護的請求時，他感到為難，“我不能去看對方手機裏的相冊，很沒有禮貌”。
“番茄”認為按照那個男人的拍攝角度她肯定是入鏡了，侵犯到她的肖像權了，想到自己的照片出現在陌生男子的手機裏，她感到害怕不知道照片會流向何處。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再次發生，她和男友商量，讓男友也拍偷拍者，互拍，這樣既可以提醒偷拍者，也可以留下偷拍的罪證。
另一位小A也遭遇到了類似的經曆。那天，她去成都東站坐動車，她穿了一件新裙子，也化了妝，原以為這是正常的裝扮，但還是被偷拍了。“我在猶豫對方是不是拍我，我都看向他了，對方還是舉著手機”，小A說。她不敢上前要求對方刪除照片，事後又感到後悔。
她們談到麵對偷拍時，第一反應不是憤怒，而是懷疑，“他真的是在拍我麽？”，第二反應是害怕，繼而憤怒。但她們往往沒有更好的辦法，小A和友人聊起這件事，女生都或多或少經曆過，“大家都認為保護自己是最重要的，拍就拍吧”。
“你能明白女性的處境麽？” 我向小何細數女性的困境時，再一次問他。“我覺得你們說得很有道理，能理解，但是我很難共情。”
他回答，語氣真摯。
他認為女性被偷拍是少數的個例，他始終感到困惑，“偷拍的尺度在哪？在公共場合拍風景，拍到了路人，也算是偷拍麽？”相比之下，他覺得一些人在借此炒作，為了流量，博人眼球，隨意給人貼“偷拍者”，“猥瑣男”的標簽，沒有任何證據，“你不覺得可怕麽？男生的名譽也很重要。”他強調。
網絡上，小何的社交賬號幾乎成了“被冤枉偷拍”的代名詞，曾有5名網友自稱與他經曆相似，想一起維權。“現在他們全都放棄了。”維權太困難了。
他提到最近的一個例子，公交車上一名女士指認一名男生偷拍，並拍下了照片，發到社交賬號上。帖子被男子的一個朋友看到，得知後，男子報警，警察讓女子刪帖。男子說自己是被誣陷的，他想要起訴該女子。他私信小何，想請他出出主意。“如果這個男生把這口氣咽下去，你覺得公平嗎？我覺得不公平。”小何說。
在他維權的過程中，有網友質疑“為什麽要跟兩個小女孩計較”，他始終認為，事件中，“誣告者”與“被誣告者”所付出的代價並不對等，他有“墜入深淵”的風險，而“誣告者”卻不用付出什麽成本。他堅定地選擇用正當方式維權，“要是我當時動手了，在後麵的處理中就會非常被動，身著長衫，這樣的代價對於我來說還是大了點。”
他又接著補充，“如果是正常懷疑，我也能接受，怎麽不能接受呢？但我沒有做，你就應該道歉。”
“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困境”小何的代理律師劉丹說，他認可兩位女士的行為，她們有權利合理懷疑，但同樣自由也有邊界，“這個邊界就是法律的邊界。”
交談的最後，小何提到餘華的短篇小說，《黃昏裏的男孩》，小說裏的小男孩因偷吃了一個蘋果，被人掰斷了手指。
這則寓言讓他聯係想到了自己。“惡也會傳播。如果我沒有得到正義，下次遇到這種情況，我就動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