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學者觀察，縣域體製內80後、90後出現性別比失衡，女大學生回到縣城的比率高於男大學生。（視覺中國 圖）
2023年，東北某985高校碩士生林雯在吉林省縣級市M市進行了為期半年的田野調查，完成關於女性碩士群體返回縣域體製內職業選擇的畢業論文。她研二時，談到未來的就業計劃，身邊很多同學說，打算回老家。
這讓她有些疑惑，“我們讀書讀了那麽多年，回家會不會辜負當時的努力？我們在外已經接受了這麽先進的教育，回家能否適應當地的各種環境？”林雯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M市鄰近東北邊疆口岸，盛產人參、五味子、山葡萄。在調研時，根據該市市委組織部向林雯提供的人員信息，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22年12月，回到M市就業的女性碩士總體人數為72人，她們出生於此或隨配偶來此就業，都在機關事業單位工作。其中，最年長的出生於1982年，最年輕的出生於1997年。
在2007-2011年間，回到M市就業的女碩士人數為11人，2012-2016年間為26人，2017-2022年則為35人，呈比例式增長；其中，農村戶籍偏多，90後占比更高，有26人畢業於985、211高校，40餘人畢業於省屬重點高校。
這些女性回鄉，除了緣於對故土的依戀情結，還因為近年來人才引進政策向縣域社會的不斷傾斜。以M市為例，部分崗位碩士學曆可以免去競爭最激烈的筆試，通過麵試即可獲得事業編製，享受相應福利待遇。
一位受訪者向林雯表示，自己準備就業時，已經想好要回家鄉體製內工作。但正常國考、省考競爭大，她備考的時間不多，後來通過親戚的信息，通過人才引進政策回流。
在林雯看來，碩士學曆的女性返回縣域體製內就業的原因是多重的：大城市房價高企、勞動力市場競爭激烈，很多人不願承受不確定性帶來的壓力等等。一位受訪者覺得，回到父母身邊，“家裏人多多少少能幫點忙”。
據江西財經大學教授歐陽靜觀察，縣域體製內80後、90後出現性別比失衡，女大學生回到縣城的比率高於男大學生，主要源於家庭對男孩和女孩的預期和定位不同。家長根據傳統觀念認為，男生應該出外闖，女孩就要安穩，最好在父母身邊。
對於二本、大專等普通學曆的女性而言，回到縣域的體製內則是更實際的選擇，也更可能實現自我價值。
然而，縣域是傳統與現代交融密集的地帶，對於女性而言，來自傳統觀念的束縛更為明顯。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回到縣城，會麵臨哪些衝突？她們又將如何應對？
回到小地方
回家考公前，李明雨在昆明“遊蕩”過兩年。
她是雲南人，本科畢業於昆明一所財經類院校的法學專業。考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生是李明雨的夢想，但那兩年是灰色的時光，除了考研本身的難度，更難的是心態的考驗。
她用獎學金和積蓄在昆明租房備考，換過三次房。她喜歡把自己關在房間裏看書，傍晚出門買飯，聽到小區廣場舞的聲音，才能感受到久違的煙火氣。
李明雨想考武大，是因為本科最喜歡的老師就畢業於那裏，她希望自己接受更好的學術訓練，備考卻總是受挫，“我本科是一個普通院校，要衝一個985院校還是困難的”。武大國際法的法學體係和李明雨本科學校教的內容不同，有時她連書都看不懂。
父母是縣城公務員，支持女兒追夢，但是過年回家，她會感到在熟人社會要承受的壓力。打到家裏來關心她出路的電話很多，有時一家人飯後散步，在路上遇到熟人，別人問起李明雨在哪個單位上班，父母連連解釋，“沒有沒有，她在家看書呢”。
手上的存款一點點減少，家裏開始幫襯。和同齡朋友一塊出門，逛街、喝奶茶、吃飯，大家輪流付賬，總是不收她的錢。一兩次之後，李明雨會羨慕別人經濟獨立。有一回參加朋友婚禮，她連200元禮金都拿不出，最後是問爸媽要的。
囊中羞澀的窘迫讓李明雨不得不認清現實，她認為自己的學術水平離夢想有差距。有一陣室友不在，周圍萬家燈火，房子裏卻格外寂靜，雖然學習沒人再打擾，心裏還是空空的，“說不出滋味”。
理性權衡之下，回家考公是當時的最優選擇——家鄉所在縣正好招聘對口專業崗位，“回到小地方，人情網絡是比較紮實的”。李明雨很晚才拿到司法考試A證，錯過了到昆明律所實習的黃金時間，否則她認為自己一定會去“拚一拚，闖一闖”。
2022年，經過一年備考，李明雨考公成功。近年來，除了李明雨這樣的普通高校學生，許多名校畢業生也流向縣域，尋求體製內的穩定崗位。
許多縣城的“搶人政策”引發一時關注。2022年5月，江蘇北部阜寧縣麵向國內外名校招聘一百多名優秀畢業生，博士、碩士研究生分別享受40萬、20萬元購房資助；同年，位於浙江西南山區的遂昌縣24個基層崗位吸引了4名博士、19名碩士，其中不乏香港大學、複旦大學、浙江大學等高校畢業生。
林雯的一位受訪者，原本很有拚勁，畢業後在南方某直轄市工作。母親退休後，經常到她工作的城市，兩邊來回跑。後來母親身體不好，經常上醫院，還聽不懂當地方言，後來父親也來了，她發現父母下樓的次數屈指可數，明白父母可能不適應當地。後來，她通過人才政策回到了家鄉。
2023年2月，某縣鄉公務員考試前，考生排隊進入考點。（視覺中國圖）
“我好像是一天在比一天衰退”
林雯的另一位受訪者回M市就業前，在外地的民族中學當過老師，她聽不懂當地的笑話，沒法和家長溝通，工作一直沒有起色。母親以“不好找對象”為由，讓她回了老家。
但回到縣城工作後，很多人不可避免感受到錯位。林雯也出生於M市縣城，她認為18歲前在縣城生活，如果父母不引導，很難完整接觸到縣城社會待人接物的底層邏輯。“隻覺得我家鄉真小啊，怎麽發生一件事這麽快其他人都知道了”。
一位返鄉當公務員的女碩士對林雯說，她每天在單位說話不超過十句，很多時間在刷抖音，“感覺語言能力都在退化”。
一位回鄉教師發現，當地人才政策裏有一條規定，隻要有碩士學位，第二年可以晉升中級職稱，但落到實際，晉升名額有限。有的老教師快退休了，需要職稱，到了第二年，學校會優先把名額給老教師。
一位初中教師剛開始到學校報到時，校長親自去見她，做出了一係列承諾。比如，把一個成績和學風較差的畢業班帶好，第二年讓她當班主任。然而，到了第二年，學校換了新校長。她達到了之前的要求，但新校長拒絕兌現這一承諾，理由是，她未婚未育，難以說服家長。
除了工作受挫，因為關係好的同學都不在家鄉，這位教師和美甲店老板成為了朋友。同樣的困境也在李明雨身上顯現，“進體製之後，我覺得想出去越發難了，我好像是一天在比一天衰退”，現在她很少有時間讀書。
2023年，李明雨開始駐村。身邊的同事經常催她趕緊結婚，超過30歲就很難找。她便回懟，關你什麽事。李明雨很羨慕大城市的邊界感，在基層工作，去村民家入戶後，有時村幹部要聚在一起喝酒吃飯。有一次，一位同事咽喉發炎輸了液，仍要被身邊人勸說參加酒局。
林雯認識一個女生，大學專業是旅遊學，在駐村時，她發現曾了解過四川一個村莊的發展模式，和現在這個村有很多相似之處。為了帶領村民致富，她收集了很多四川鄉村的詳細資料，卻發現很難落實，尤其是在把資料遞給領導後，對方卻說，我文化低，看不懂。後來，她開始幫助村民個體，有一個村民長期在家打遊戲，在她的幫助下，開始學會一些技能，在外工作，這讓她獲得一些成就感。
尋求一位“體製內妻子”
對於女性而言，更大的衝突來自婚戀問題。由於大多人回鄉後和父母住在一起，不得不直麵父母的催婚。有人因此想出去租房住，也有人說，過了30歲後，父母一吃喜酒，“回來就沒有我好日子過”。
2023年5月，南京農業大學人文與社會發展學院講師尹秋玲到中部地區H縣調研。這是一個典型的農業縣，南北縱橫110公裏，人口110萬，地形以山地為主，當地農民大多流入廣東、江浙務工。
尹秋玲最初的調研目的是關注縣中發展，然而，在和當地幾個教育主管單位官員交流後，尹秋玲意外發現，縣域女教師的婚戀問題已成為一個頗受關注的社會現象。根據該縣教工委統計，全縣超過25歲的未婚女教師有2000多個，其中超過30歲後未婚的則有400-500人。
有位鄉鎮中心學校的校長一見麵便告訴尹秋玲，很多女教師的婚戀焦慮讓他憂心。在縣域社會，機關和事業單位被視為最體麵的職業，許多人尋求“門當戶對”，即縣城精英家庭之間的聯姻。
這位校長1972年出生，年輕時，為了尋求一位“體製內的妻子”，中專畢業的他曆經千辛萬苦從小學老師轉至中學老師來提升婚戀競爭力，“但不到20年，形勢完全發生了逆轉。”尹秋玲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比如，H縣一中有兩位年齡相仿的90後教師，一男一女，二者的相親境遇卻差距懸殊。女教師性格、相貌等各方麵條件都很優異，卻一直沒找到合適的人，男教師則被頻頻說媒。
尹秋玲認為，這是因為縣域社會“門當戶對”和“男強女弱”的婚戀觀念並未改變，而近年來回流人員的性別比卻明顯失衡。2023年該縣教師招聘，167個教師編製崗位有6400人報考，大部分都是省內地方院校的女大學生。
一位女教師在鄉鎮學校工作了7年，以前相親對象“一點都不主動”。她考到縣城中學後，有位銀行職員聽到消息就主動追求，相處半年後計劃結婚。
李明雨考上公務員後，一位青梅竹馬的發小向她表白了。那天，兩人恰巧同車，發小來自經商家庭，說二人一個從政，一個經商，強強聯合，以後在當地會發展得好。李明雨感覺自己被明碼標價，對方卻讓她“想清楚再給他答複”。
“我跟他在一起，就是把自己賣了。”李明雨憤憤地說。學生時代，這個男生會幫她揍欺負她的男生，到了談婚論嫁的年紀，李明雨卻覺得什麽東西變了，“說不上來”。
她不願遵循利益捆綁的現實法則。身邊關係好的幾個大學同學都在體製內工作，有一個朋友A在山西的事業單位，同事對她的婚姻非常熱心，她總是婉拒他們介紹對象。
讓A困擾的是，有人會來主動接近她。比如一位體製內男士，她以為二人是普通交往，對方卻動手動腳，“她就馬上甩筷子走人了。”李明雨說。這位男士甚至四處散布謠言，影響A的風評，於是她一有時間便看書，希望再考個公，離開這個縣。
沒有你，我肯定不會留在小地方
林雯在M市做調研時，有一位受訪者總是訴說自己職業上的懷才不遇。她是走人才引進的事業編，想考公務員去地級市，或者去更核心的部門，施展拳腳。一年之後，她突然找林雯谘詢，想給孩子買個學習機。
林雯試探問，你還考公嗎？對方解釋，自己的工作待遇已經有所提升。一年前，這位女士談及現狀總是很憤慨，期望還在上大學的林雯多回家，和她一起去咖啡館看書學習。林雯理解這種心態轉變，“養孩子，發現越來越愛他”。
林雯的母親是高材生，讀研那一年，送林雯去報到時，母親感慨說，如果沒有跟你爸結婚，沒有你，我肯定不會留在小地方。“哪怕都退休了，她還是會有落差的”，雖然大多數時間母親沒工夫想這些問題。
林雯在互聯網大廠工作，是大學同學裏少有在體製外工作的人。林雯從小生活在體製內家族，但不喜歡人情世故。母親覺得自己的能力沒有施展，於是期望林雯能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在外麵適應不了再回來。
有一些被催婚很緊的女性，林雯發現她們已經逐漸習慣，“媽媽讓你找對象也就那幾個話術，不聽也就算了”。談及過往的很多經曆，她們大多語氣平靜，“可能真的已經適應了”。
2023年，某211大學講師馬莉在一篇論文中關注了縣域體製內適齡女性的單身現象。在她看來，“她們一方麵沒有從傳統的血緣、家族和地域關係中徹底脫嵌，另一方麵又接受過高等教育，有一定的獨立意識、婚姻自主觀念和獨立思考能力。”
她觀察到，許多人會有策略地應對父母催婚的壓力，比如跟父母講道理：“縣城職業的鄙視鏈依次是公務員、事業單位、社區工作者、特崗、合同工、個體戶、廠工……我自己就是老師，找對象也隻想找體製內的，不然懸殊太大，問題會很多……總之，1+1＜2是不行的。”
也有人在微博、豆瓣小組上接觸到關於韓國“三拋世代”的討論——指的是那些因為生活壓力大，感覺前景黯淡，而選擇放棄戀愛、結婚和生育的年輕人。但馬莉認為，這些女性的單身狀態是被動的，受製於性別比失衡等現實因素，“她們也是渴望結婚的”。她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回到縣城的女性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意識，整體推遲的婚戀年齡會對地方社會的傳統觀念帶來衝擊。
在學校做調研時，林雯曾經在一個老師的書桌上看到過日本性別研究學者上野千鶴子的書，她很詫異。“你在縣城看到這樣的書其實是蠻新鮮的一件事，她看這本書應該隻是想了解一下外麵的世界，但是真正將女性主義貫徹到行動上很難的，因為縣域社會環境的影響太深了。”
李明雨觀察，身邊超過30歲的單身同事，很少有人著急結婚，都很活潑瀟灑。她有時會被她們的豁達感染。有一位姐姐，李明雨最喜歡坐在她旁邊吃飯。讓她印象最深的一次，食堂接待上級部門，準備了大閘蟹。大家都有些拘謹，隻敢拿一兩隻，這個姐姐卻不管，一個人吃了八九個，與此同時，對外的接待禮儀也毫不含糊。李明雨受到感染，“我跟她在一起我也吃了七八個”。
李明雨現在有了心儀的男生，對方和她一樣，由於家庭原因回到縣城，但是有自己的小世界，喜歡科幻小說、推理小說，想當漫畫家。
李明雨日常駐村工作很忙碌，經常到村民家入戶，科普法律知識。她希望將五年的服務期作為自我探索的時間，不為自己設限，“也算是給我自己的一個過渡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