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媧專家團隊
2024/02
8.1 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的種類
8.2 養育孩子導致有報酬工作時間減少
8.3 養育孩子導致女性工資率下降
8.4 養育孩子導致閑暇時間減少
1）現金和稅收補貼
2）購房補貼
3）增建托兒所
4）提供男女平等的育產假
5）引進包括外國保姆在內的外國勞工
6）推廣靈活辦公模式
7）保障單身女性的生育權
8）允許輔助生育技術
9）教育改革（減少高考內卷，縮短學製）
本報告所稱的“生育成本”，既包括從懷孕到分娩的成本（即“生的成本”），也包括養育和教育成本（即“育的成本”）。其中“育的成本”占了大頭，“生的成本”僅占很小一部分。此外，生育成本還包括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在本報告中，“生育成本”與“養育成本”是作為同義詞使用。
生育成本是影響育齡家庭生育意願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原國家衛計委在2017年進行的全國生育狀況抽樣調查結果顯示，育齡婦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前三位原因依次是“經濟負擔重”、“年齡太大”、“沒人帶孩子”，分別占77.4％、45.6％和33.2％。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23》的數據，2022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24538元，其中，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30391元，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6632元。通過研究分析，本報告得出如下結論：
全國家庭0-17歲孩子的養育成本平均為53.8萬元；0歲至大學本科畢業的養育成本平均為約68萬元。
按城鎮和農村區分：
0-17歲城鎮孩子的養育成本平均為66.7萬元；0-17歲農村孩子的養育成本平均為36.5萬元。
按不同省份區分：
上海和北京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分別為101萬元和93.6萬元。相比之下，西藏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隻有34.9萬元，青海省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隻有37.9萬元。
按收入水平區分：
低收入組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為125533元，即約12.6萬元；
中間偏下收入組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為281730元，即約28.2萬元；
中間收入組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為446582元，即約44.7萬元；
中間偏上收入組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為691765元，即約69.2萬元；
高收入組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為1315254元，即約131.5萬元。
按城鎮和農村家庭的孩次區分：
城鎮一孩0-17歲平均養育成本為66.7萬元；
城鎮二孩0-17歲的平均養育成本為52.5萬元；
城鎮三孩0-17歲的平均養育成本為39.9萬元。
農村一孩0-17歲平均養育成本為46.3萬元；
農村二孩0-17歲的平均養育成本為36.5萬元；
農村三孩0-17歲的平均養育成本為27.7萬元。
養育成本的國際比較：把一個孩子撫養到剛年滿18歲所花的成本相對於人均GDP的倍數，澳大利亞是2.08倍，法國是2.24倍，瑞典是2.91倍，德國是3.64倍，美國是4.11倍，日本是4.26倍，中國是6.3倍，幾乎是全球最高的。
育齡家庭養育孩子，除了要付出直接的財務成本以外，還需要付出大量的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時間成本包括休產假、看護孩子和接送孩子的時間、輔導孩子做作業的時間、增加的家務時間。根據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布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計算後發現，從2010年到2018年的這近十年時間裏，小學生家長每周輔導作業的時長從3.67個小時增加到了5.88個小時；初中生家長每周輔導作業的時長從1.56個小時增加到3.03個小時。
研究顯示，養育孩子會導致女性有報酬工作時間的減少，主要發生在孩子4歲前。但中國男性的有報酬工作時間在成為父親後並沒有發生顯著變化。在孩子0歲至3歲時，女性平均每周工作時間分別減少15小時、12.5小時、5小時、7小時。女性照料孩子0-4歲減少的工作時間合計為2106小時。如果按每小時工資30元計算，孩子在4歲時，女性減少的工作時間的成本為63180元，即約6.3萬元。
研究發現，養育孩子會顯著減少母親的閑暇時間。在一孩家庭中，孩子處於0~6歲、7~12歲和13~18歲時，母親每周閑暇時間分別減少12.6小時、7.7小時、5.0小時。對相應年齡段的二孩家庭，母親每周閑暇時間分別減少14.0小時、9.1小時、8.6小時。總的來說，一孩在0-18歲期間，母親平均每周閑暇時間減少8.7小時；二孩在0-18歲期間，母親養育兩個孩子平均每周閑暇時間減少10.8小時。
養育孩子也會減少父親的閑暇時間。在一孩家庭中，孩子處於0~6歲、7~12歲和13~18歲時，父親每周閑暇時間分別減少8.8小時、5.5小時、2.8小時。對相應年齡段的二孩家庭，父親每周閑暇時間分別減少10.5小時、7.5小時、4.1小時。總的來說，一孩在0-18歲期間，父親平均每周閑暇時間減少5.9小時；二孩在0-18歲期間，父親養育兩個孩子平均每周閑暇時間減少8.2小時。
生育孩子還會導致女性工資率下降。綜合多篇論文的研究數據，在中國，每生一個孩子會導致女性工資率下降12%-17%, 其中12%的下限是同一篇論文裏的控製其他變量以後的估算。此外，女性工資率下降的幅度，隨數據年份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由於生育成本過高、女性難以兼顧家庭和工作等原因，中國人的平均生育意願（理想子女數）也幾乎是世界最低的。根據經合組織的數據，絕大部分國家的平均理想子女數均超過2個，而多次生育意願調查結果表明，中國人的平均理想子女數均低於2個。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23年中國出生人口為902萬人，人口出生率為6.39‰。可以看出，2023年中國出生人口和出生率雙雙創下1949年以來最低水平。中國出生人口從2017年開始持續下降，2023年出生人口已經是連續第七年下降。2023年出生人口不到2016年的一半，用出生人口塌陷來形容現在的人口形勢一點也不誇張。2023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僅為1.0左右，不僅低於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比嚴重少子老齡化的日本還低不少。
生育成本過高是影響育齡家庭生育意願的最重要負麵因素之一。為此，全國層麵亟需盡快出台減輕育齡家庭生育成本的政策。具體措施包括現金和稅收補貼、購房補貼、增建托兒所、提供男女平等的育產假、引進外國保姆、推廣混合辦公、保障單身女性的生育權、允許輔助生育技術以及高考和學製改革等。
正文
1、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及構成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2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24538元，其中，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30391元，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16632元。
2022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及構成如下表所示：
表1:2022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構成
圖1：2022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及構成
2、估算全國家庭孩子0-17歲的平均養育成本
說明：在本報告中，0-2歲是指0歲至不滿3周歲；
3-5歲是指3周歲至不滿6周歲，對應幼兒園階段；
6-14歲是指6周歲至不滿15周歲，對應九年義務教育階段；
15-17歲是指15周歲至不滿18周歲，對應高中階段；
18-21歲是指18周歲至不滿22周歲，對應大學本科階段。
養育成本包括如下兩大部分：
一是消費性支出，包括教育支出和非教育支出兩大類。教育支出包括保姆費、托兒費、學雜費、教材、參考書、課外書費，教育軟件費，學習所用交通費，擇校費，在校夥食住宿費，課外輔導費，以及其他教育費用。非教育支出包括食品支出、衣物支出、居住支出、日用品支出、醫療保健支出、交通和通訊支出、娛樂支出。
二是非消費性支出，包括保險支出、人情往來支出、捐款等。
消費性支出是養育成本的主要部分，非消費性支出隻占養育成本的很小一部分。本報告估算的養育成本主要是指消費性支出。
根據2022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數據，如果各個年齡段的消費支出是相同的，那麽把孩子撫養到剛剛年滿18周歲的平均支出為：24538*18=441684元，其中，城鎮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為30391*18=547038元，農村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為16632*18=299376元。
但實際上，各個年齡段的消費支出並不是相同的，所以上述的估算成本並不準確。下麵分別估算不同階段的平均養育成本。
首先是懷孕期間的成本，包括辦卡建檔、營養品、產前檢查費用以及備孕用品，估算平均支出為1萬元左右。
其次是分娩和坐月子費用，包括住院費用、順產或剖腹產費用，以及部分產婦采用無痛分娩。這項費用的高標準和低標準相差很大，估算平均支出為1.5萬元。如果產後需要去月子中心，則費用更高。
0-2歲嬰幼兒的養育成本，一方麵，嬰幼兒不需要煙酒和通信等方麵的支出；另一方麵，嬰幼兒的奶粉和尿布支出比成年人更多。我們假設0-2歲嬰幼兒與人均消費支出相同，則平均每年為24538元，三年共73614元。
3-5歲孩子的養育成本，在人均消費支出的基礎上，再加上平均每月1000元（即每年12000元）的幼兒園或學前教育支出，則平均每年養育成本為24538+12000=36538元，三年共109614元。
6歲-17歲子女的教育成本較高，而父母自身的教育支出則少得多。例如，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ISSS）發布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2010-2018的數據顯示，孩子的養育成本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接近50%，而其中教育支出占養育成本比例達34%。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2年全國居民人均支出構成中，教育文化娛樂支出為2469元。假設有一個普通的三口之家（父、母、正在上中學的孩子），那麽這個家庭2022年的教育文化娛樂總支出為2469*3=7407元。在正常情況下，這個家庭的教育文化娛樂支出中，孩子占了大部分，父母隻占小部分。所以，我們可以估算這個家庭孩子的教育文化娛樂支出為2469*2=4938元，而父母的教育文化娛樂支出為2469元。
根據上述估算方法，我們可以把6-14歲孩子的養育成本，在人均消費支出24538元（已經包含一項教育文化娛樂支出2469元）的基礎上，再加上一項教育文化娛樂支出2469元，即按2022年價格計算，平均每年養育成本為24538+2469=27007元，九年共243063元。
考慮到高中階段不再是義務教育，並且有部分高中學生是在校住宿，所以我們把15-17歲高中三年的養育成本在6-14歲孩子養育成本的基礎上，每年再加上2000元，即平均每年養育成本為27007+2000=29007元，三年共87021元。
表2:全國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育媧人口
按照以上方法估算，0-17歲孩子的養育成本平均為538312元，即約53.8萬元。
3、估算大學期間的養育成本
雖然中國法律規定18歲是成年年齡，父母沒有義務撫養已滿18歲的子女，但實際上大多數大學生的學費和生活費仍然依靠父母支付，所以還需要估算大學四年的養育成本。
公立大學的學費隨專業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一般為每學年5000-8000元，個別專業（例如藝術、音樂表演等專業）每學年8000到10000元。民辦大學的學費一般為每學年1.2萬-2萬元。住宿費每學年1000-2000元左右。公立大學和民辦大學平均每學年學費按1萬元計算，住宿費按每年1500元計算，生活費按每月2000元計算，則大學本科期間每年的養育成本為：10000+1500+24000=35500元，四年共142000元。
表3:全國0歲至大學本科畢業的平均養育成本
按照以上方法估算，0歲至大學本科畢業的養育成本平均為680312元，即約68萬元。
需要說明的是，以上是平均每個孩子的養育成本，實際上，城市孩子的養育成本高於農村孩子的養育成本，高收入家庭孩子的養育成本高於低收入家庭的養育成本。所以，還需要分別估算城市居民、農村居民、高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孩子的養育成本。
4、估算城鎮家庭和農村家庭的平均養育成本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2年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是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123.85%，而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是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67.78%。
按照上述比例估算，0-17歲城鎮孩子的養育成本平均為666699元，即約66.7萬元；0-17歲農村孩子的養育成本平均為364868元，即約36.5萬元。
至於大學四年的養育成本，無論是城鎮孩子還是農村孩子，學費和住宿費是一樣的，區別主要是生活費。
表4:全國城鎮和農村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
5、估算31省份的平均養育成本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23》表6-20《分地區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數據，2022年北京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42683元，相當於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174%；上海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46045元，相當於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188%，依此類推，可以得到全國31省份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相當於全國平均水平的百分比。
如果31省份居民的養育成本相對於全國平均水平的比例也與人均消費支出的比例相同，那麽我們可以得到31省份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如表5：
表5:分地區的0-17歲孩子平均養育成本
從表5可以看出，上海和北京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分別為101萬元和93.6萬元。相比之下，西藏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隻有34.9萬元，青海省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隻有37.9萬元。
6、估算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平均養育成本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23》的數據，2022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6883元；按收入五等份分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如下：
20%低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8601元
20%中間偏下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9303元
20%中間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30598元
20%中間偏上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47397元
20%高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90116元
從上述數據可知：
低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全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3.32%，
中間偏下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全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2.34%，
中間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全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2.96%，
中間偏上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全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28.51%，
高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全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44.33%。
如果五等份分組的家庭孩子的養育成本也是按照上述比例，那麽：
低收入組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為125533元，即約12.6萬元；
中間偏下收入組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為281730元，即約28.2萬元；
中間收入組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為446582元，即約44.7萬元；
中間偏上收入組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為691765元，即約69.2萬元；
高收入組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為1315254元，即約131.5萬元。
表6:按收入水平區分的0-17歲孩子平均養育成本（元）
7、估算城鎮和農村一孩、二孩、三孩的養育成本
上述估算是假設男孩與女孩的養育成本相同，並且沒有區分孩次。實際上，不同孩次的養育成本是不同的。根據美國農業部的調查報告，獨生子女的養育成本比二孩家庭每個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高27%，而三孩及以上家庭每個孩子的養育成本比二孩家庭每個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低24%。也就是說，如果獨生子女的養育成本是1，那麽二孩家庭每個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是0.7874，三孩及以上家庭每個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是0.5984。
考慮到中國城鄉生育率的差別，我們可以作出合理假設：本報告的城鎮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更接近城市一孩家庭的養育成本；本報告的農村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更接近農村二孩家庭的養育成本。
一個家庭如果有兩個孩子，那麽一孩的衣服、爬行墊、玩具等，二孩也可以使用，這樣可以節省一部分開支。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2年全國居民平均衣著開支為1365元，我們可以合理推測，二孩在0-2歲時的一半衣服使用一孩的舊衣服，另一半是新買的。這樣養育二孩的衣著開支一年可以節省683元。另外，0-2歲的孩子也不必有一個單獨的房間，這樣可以節省居住開支5882元。這樣，養育0-2歲的二孩的衣著開支和居住開支每年一共可以節省6565元。如果一個家庭的二孩比一孩大四、五歲以上，那麽一孩還可以幫忙父母照料二孩，從而節省父母照料二孩的時間和精力。
如前所述，0-2歲嬰兒的養育成本，我們假設與人均消費支出相同，則平均每年為24538元。如果是養育二孩，那麽，0-2歲二孩的養育成本，平均每年為24538-6565=17973元。可見，0-2歲二孩的養育成本比一孩低6565/24538=26.75%，或者說，0-2歲一孩的養育成本比二孩高6565/17973=36.53%。
但對於3-5歲以及6-17歲的孩子來說，由於上幼兒園的費用以及學習費用需要分別支付，並且孩子逐漸長大後，也需要一個單獨的房間，所以各方麵節省的費用不會像0-2歲時節省得那麽多。如果中國家庭0-17歲一孩、二孩、三孩養育成本的比例與美國家庭相同（即一孩、二孩、三孩家庭平均每個孩子的養育成本比例為1：0.7874：0.5984），那麽中國城鎮和農村一孩、二孩、三孩家庭平均每個孩子的養育成本如表7所示：
表7:全國城鎮和農村0-17歲分孩次養育成本
圖2:全國城鎮和農村0-17歲分孩次養育成本（元）
資料來源：育媧人口
8、養育孩子所付出的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
8.1 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的種類
前麵估算了養育孩子成本的直接費用，事實上，育齡家庭養育孩子，還需要付出大量的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
養育孩子的時間成本包括：
1）休產假。
根據我國《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女職工生育享受98天產假，其中產前可以休假15天；難產的，增加產假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1個嬰兒，增加產假15天。最近各省份修訂的新計生條例，普遍延長了產假（多數省份的產假延長到158天），並新增育兒假。雖然延長產假有助於讓女性有更多時間照看孩子，有利於家庭育兒，但如果延長產假帶來的成本全部由企業負擔，必然會導致企業盡量避免招聘育齡女性，從而加劇女性在就業市場中的性別歧視。
2）看護孩子和接送孩子的時間。
孩子在3歲以下都是要有人照料的，這3年都是時間成本，如果雇傭保姆或月嫂照料孩子，或者把3歲以下的孩子送去托兒所，可以減少時間成本，但要增加費用成本；而且，目前中國的托兒所嚴重不足。3-5歲的孩子一般都送去幼兒園，可以減少家長的時間成本，不過接送孩子去幼兒園也需要一定的時間成本。6-11歲的孩子上小學，一般也需要家長接送。如果學校的上學和放學時間與家長的上下班時間同步，那麽接送孩子所花時間較少；如果時間不同步，接送孩子所花時間就較多。
3）輔導孩子做作業的時間。
根據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布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計算後發現，從2010年到2018年的這近十年時間裏，小學生家長每周輔導作業的時長從3.67個小時增加到了5.88個小時；初中生家長每周輔導作業的時長從1.56個小時增加到3.03個小時。
4）養育孩子也會導致女性做家務的時間增加，減少閑暇時間和有報酬的工作時間。
根據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許琪發表在2018年7月《婦女研究論叢》的論文《時間都去哪兒了? ——從生命曆程的角度看中國男女時間利用方式的差異》，女性在生育子女以後，她們平均每天的工作時間會比未婚時減少2.811 小時，閑暇時間也要減少2.106 小時，而這些減少的時間幾乎全部增加到了家務時間之中。
從機會成本來說，女職工休產假會導致女職工與職場脫節，如果產假時間過長，長時間的離崗可能會造成工作技能下降，影響其返崗後的競爭力，這是女性養育孩子所要付出的機會成本。
在婚育階段被調崗或降薪、被動失去晉升機會，是職場婚育女性可能遇到的不公平待遇。還有一些職業女性在婚育後為了照顧孩子而放棄工作幾年，但家庭主婦幾年後再重新回歸職場會遇到很多困難，因為她很可能已經與企業文化和工作崗位內容嚴重脫節了，幾年後再就業時可能和職場新人的能力水平差不多，而同等條件下企業基於學習能力、社保繳費率等因素更願意招聘職場新人。
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研究生王俊及該院教授石人炳發表在2021年第4期《人口與經濟》上的論文《中國家庭生育二孩的邊際機會成本——基於收入分層的視角》顯示，與生育之前相比，生育一個孩子使得妻子的就業幾率下降約6.6%；繼續生育第二個孩子，妻子的就業幾率再次下降9.3%。而生育行為對丈夫就業幾率的影響並不顯著。
由全國婦聯和國家統計局聯合組織實施的第四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在2021年12月發布調查數據顯示，0-17歲孩子的日常生活照料、輔導作業和接送主要由母親承擔的分別占76.1%、67.5%和63.6%。在業女性工作日平均總勞動時間為649分鍾，其中有酬勞動時間為495分鍾；照料家庭成員和做飯、搞清潔、日常采購等家務勞動時間為154分鍾，約為男性的2倍。
目前中國家庭養育孩子的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主要由女性承擔，她們很難在撫養孩子的同時兼顧繁重的職場工作。由於目前中國的社會環境對女性的生育不夠友好，女性生育孩子要付出的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過高，有些女性不得不放棄生育孩子，以換取在事業上取得成功的機會。這也是中國低生育率的原因之一。
我們建議大力發展普惠托育服務、提供男女平等的育產假、推廣在家辦公、引進外籍保姆等政策措施，有助於減輕女性付出的時問成本和機會成本，詳見本報告的第 13 節。
8.2 養育孩子導致有報酬工作時間減少
根據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社會研究中心何雨辰和於嘉的工作論文，基於2010-2020 年CFPS的縱向數據的研究結果顯示，在中國，生育對男性和女性的時間分配有不同影響。中國婦女生孩子會導致家務勞動時間的增加，而用於工作、閑暇（娛樂）、睡眠和體育鍛煉的時間則會減少。但中國男性的有報酬工作時間在成為父親後並沒有發生顯著變化。
具體來說，在孩子0歲至3歲時，女性平均每周工作時間分別減少15小時、12.5小時、5小時、7小時。在孩子4歲及以後，女性平均每周工作時間逐漸恢複到生育前。詳見下表：
表8：女性生育後減少的工作時間（小時）
女性照料孩子0-4歲減少的工作時間合計為2106小時。如果按每小時工資30元計算（2022年富士康鄭州工廠招工的時薪為30元），孩子在4歲時，女性減少的工作時間的成本為63180元，即約6.3萬元。
研究還顯示，高中及以下學曆的女性在孩子出生後第一年每周工作時間減少達到20小時，而大學學曆及以上女性的每周工作時間隻減少10小時，但高學曆女性工作時間減少持續時間更長，不僅僅是在孩子4歲前。多項研究結果均顯示，孩子在3歲及以下，女性工作時間減少幅度最大。
而根據杜鳳蓮等人的研究，一孩家庭母親在孩子0-6歲時，平均每周減少的工作時間為10.9小時，詳見下表：
表9:一孩家庭母親減少的工作時間（小時）
8.3 養育孩子導致女性工資率下降
養育孩子還會導致女性的長期工資收入下降。生育後，女性為了照顧家庭可能會選擇能更方便照料孩子、但工資更低的崗位。
根據於嘉和謝宇發表在《人口研究》2014年第1期的論文《生育對我國女性工資率的影響》，相比沒有生育的女性，生育一個子女會使女性的工資率下降7%，生育兩個子女會使女性的工資率下降16.8%。
根據南京大學社會學院許琪發表在2021年第5期《社會學研究》上的論文《從父職工資溢價到母職工資懲罰》，每生育1個子女會使女性的年工資收入下降17.0%，小時工資下降17.4%。但市場部門與國有部門之間的差異非常顯著。在國有部門，平均每生育1個子女，女性的年工資收入和小時工資將下降12.2%和12.7%；而在市場部門，生育對女性年工資收入和小時工資的懲罰效應則高達29.1%和29.3%。
根據賈男、甘犁、張劼發表在2013年第5期《經濟研究》的論文《工資率、“生育陷阱”與不可觀測類型》，生育會導致女性在生育當年的工資率下降18%。
根據張川川發表在2011年第5期《人口與經濟》的論文《子女數量對已婚女性勞動供給和工資的影響》，采用2004-2006年的“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CHNS)”數據研究發現，城鎮女性多生育一個子女會使工資水平降低76%。
根據王俊及石人炳發表在2021年第4期《人口與經濟》上的論文《中國家庭生育二孩的邊際機會成本——基於收入分層的視角》，使用CFPS 2010—2018年5期追蹤數據研究發現，生育一個孩子將使得家庭總收入（包括父親和母親收入）下降5.6%；繼續生育第二個孩子的家庭總收入再次下降7.1%。
母職懲罰和子女年齡相關。根據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申超的論文《擴大的不平等：母職懲罰的演變（1989—2015）》，女性在剛剛生育結束時母職懲罰效應較大，隨著距離生育時點越來越遠（子女年齡越來越大），母職懲罰效應逐漸弱化。此外，母職懲罰現象在近年來不斷加劇。當控製了年齡和地區後，在1989年，每多生一個孩子就會導致女性工資率降低9.41%，而到了 2015 年，每多生一個孩子會導致女性工資率降低17.47%。
上述研究結果列表如下：
表10:國內關於母職工資懲罰的研究
從上表可以看出，女性生育一個子女導致的工資率下降，張川川給出的工資率下降幅度最大，達到76%；於嘉和謝宇給出的工資率下降幅度最小，隻有7%。許琪、賈男、申超三篇論文給出的數據相差不大，每生一個孩子會導致女性工資率下降17%左右。綜合多篇論文數據，我們估計在中國每生一個孩子會導致女性工資率下降12%-17%，其中12%的下限是同一篇論文裏的控製其他變量以後的估算。此外，女性工資率下降的幅度，隨數據年份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國外許多有關母職工資懲罰的研究論文都得出統計顯著的結論，生育孩子會導致母親工資率下降，但下降的具體幅度，不同的研究結果給出的數據並不一致。
Budig，Michelle J．和 Paula England發表在2001年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上的論文“The Wage Penalty for Motherhood．”使用 1982-1993 年美國全國青年縱向調查的數據（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和固定效應模型來研究母職工資懲罰，結果顯示，每生一個孩子，母親工資率下降7%。由於有更多孩子的母親，工作經驗較少，在對工作經驗進行控製後，每生一個孩子，母親工資率下降5%。
Shelly Lundberg 和 Elaina Rose 發表在2000年第6期Labour Economics雜誌的論文“Parenthood and the earnings of married men and women”發現，第一個孩子的出生會導致已婚夫婦在時間和精力上的重新分配。平均而言，生第一個孩子會使母親的工資率下降5%，父親的工資率上升9%。母親的工作時間減少了45%，但在整個樣本中，父親的工作時間沒有顯著變化。
根據Deborah J.Anderson 等人在2003年發表的論文“The Motherhood Wage Penalty Revisited: Experience, Heterogeneity, Work Effort, and Work Schedule Flexibility”，采用1968-1988年的美國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Labor Market Experience of Young Women（NLSYW）的數據研究發現，每生一個孩子，女性的工資率下降10%，但與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有關，無孩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3.2年，有孩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2.5年。
Jorge M. Agüeroa, Mindy Marksb和 Neha Raykar在2012年發表的論文“The Wage Penalty for Motherhood in Developing Countries”，對 21 個發展中國家的近 13 萬名婦女進行了標準化家庭調查，研究發現，與無子女的婦女相比，婦女每多生一個孩子，工資收入就會減少22%。如果考慮到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婦女每多生一個孩子的工資將減少7%。
根據Jeremy Staff 等人 2012年2月發表在Demography 雜誌的論文“Explaining the Motherhood Wage Penalty During the Early Occupational Career”，女性每生育一個孩子，工資率下降6%。
根據馬裏蘭大學教授Joan R. Kahn 等人在2014年發表的論文“The Motherhood Penalty at Midlife: Long-Term Effects of Children on Women’s Careers”，采用1968–2003的美國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ng Women數據研究發現，女性生一個孩子，工資率下降5.2%；生兩個孩子，工資率下降12.2%；生三個孩子，工資率下降17.2%。
根據Olena Y. Nizalova等人在2016年發表的論文“The Motherhood Wage Penalty in Times of Transition”，烏克蘭女性隻生一個孩子會使工資率下降17%，生兩個孩子會使工資率下降29%。平均來說，每生育一個孩子就會使工資率下降19%。
根據竹內麻貴（Maki TAKEUCHI）在2018年發表的論文“Motherhood Penalty in Japan”，日本女性生育一個孩子，工資率下降4%；生兩個孩子，工資率下降12%；家裏有學齡前兒童的女性，工資率下降4%-6%。
根據Henrik Kleven等人在2019年發表的論文“Child Penalties Across Countries: Evidence and Explanations”，女性生育後收入下降的原因，包括就業率下降、工作時間減少以及工資率下降。該論文研究了北歐國家瑞典和丹麥、英語國家英國和美國、德語國家德國和奧地利的母職懲罰，結果顯示：從長期來看（生育孩子後5至10年），瑞典和丹麥的母親收入下降分別為27%和21%，英國和美國的母親收入下降分別為44%和31%，德國和奧地利的母親收入下降分別為61%和51%。
根據Henrik Kleven等人在2018年發表的論文“Children and Gender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Denmark”，女性生育第一個孩子後，工資率下降約9%。
根據TUC（英國工會聯合會）在2016年發表的報告“The Motherhood Pay Penalty”，英國42歲的有孩子的女性，與相同背景的無孩子的女性相比，工資率低7%。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的母親收入下降數據，包括了就業率下降、工作時間下降以及工資率下降的因素，比單純的工資率下降數據的範圍更大。
出台促進性別平等的政策也有助於減輕母職懲罰。根據Petersen等人在 2014年發表的論文“From Motherhood Penalties to Husband Premia: The New Challenge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Family Policy，Lessons from Norway”，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期，挪威由於出台了廣泛的性別平等政策，到1990年代中期，對於有一個、兩個和三個及以上子女的家庭而言，在人口層麵，母職工資懲罰分別僅為1.4%、2.5% 和 3.9%，而在職業層麵，母職工資懲罰下降到接近於零（0.4%、0.4%、0.8%）。
國外關於母職工資懲罰的研究結果列表如下：
表11: 國外關於母職工資懲罰的研究
綜合國外多篇論文的研究結果，如果取中間數據，每生一個孩子，女性工資率下降7%左右。而在中國，每生一個孩子，女性工資率下降17%左右。因此，我們估計中國的母職工資懲罰程度可能比歐美國家更嚴重。
8.4 養育孩子導致閑暇時間減少
內蒙古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杜鳳蓮、趙雲霞、鍾森麗合寫並發表在《勞動經濟研究》2023年第3期的論文《中國城鎮家庭的育兒時間成本》，利用2017年中國時間利用調查 (CTUS) 數據研究育兒對父母時間配置的影響，估算家庭育兒時間成本。研究發現，養育孩子會顯著減少母親的閑暇時間。在一孩家庭中，孩子處於0~6歲、7~12歲和13~18歲時，母親每天閑暇時間分別減少1.8小時、1.1小時、0.7小時，每周閑暇時間分別減少12.6小時、7.7小時、5.0小時。對相應年齡段的二孩家庭,母親每天的閑暇時間分別減少2.0小時、1.3小時、1.2小時，每周閑暇時間分別減少14.0小時、9.1小時、8.6小時，詳見下表：
表12:一孩家庭母親和二孩家庭母親減少的閑暇時間（小時）
按照上述數據，一孩家庭母親在孩子18歲時，由於養育孩子而減少的閑暇時間總數達到8564小時，平均每周減少8.7小時；二孩家庭母親在二孩18歲時，由於養育兩個孩子而減少的閑暇時間總數達到10651小時，平均每周減少10.8小時。
養育孩子也會減少父親的閑暇時間。在一孩家庭中，孩子處於0~6歲、7~12歲和13~18歲時，父親每天閑暇時間分別減少1.3小時、0.8小時、0.4小時，每周閑暇時間分別減少8.8小時、5.5小時、2.8小時。對相應年齡段的二孩家庭,父親每天的閑暇時間分別減少1.5小時、1.1小時、0.6小時，每周閑暇時間分別減少10.5小時、7.5小時、4.1小時，詳見下表：
表13:一孩家庭父親和二孩家庭父親減少的閑暇時間（小時）
按照上述數據，一孩家庭父親在孩子18歲時，由於養育孩子而減少的閑暇時間總數達到5827小時，平均每周減少5.9小時；二孩家庭父親在二孩18歲時，由於養育兩個孩子而減少的閑暇時間總數達到8069小時，平均每周減少8.2小時。
根據Bruce Bradbury 在2004年11月發表在Labor & Demography的論文“Using Time-Use Data to Estimate the Full Costs of Children”，在一孩、二孩、三孩家庭中，澳大利亞母親每周減少的閑暇時間如下表：
表14:澳大利亞母親每周減少的閑暇時間（小時）
從上表可以看出，一孩家庭母親在孩子為3-4歲時，減少的閑暇時間最多，每周減少10.5小時；二孩家庭母親在二孩年齡為0-2歲時，減少的閑暇時間最多，每周減少16.1小時；三孩家庭母親在三孩年齡為0-2歲時，減少的閑暇時間最多，每周減少11.9小時。為何三孩家庭母親在三孩年齡為0-2歲時，減少的閑暇時間還不及二孩為0-2歲時？原因是，大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幫忙照料三孩，從而減輕母親照料三孩的負擔。
雖然中國和澳大利亞的數據分年齡不完全相同，不過可以大致比較一下。杜鳳蓮等人的論文顯示，中國一孩家庭在孩子0-6歲時，母親每周減少的閑暇時間為12.6小時；二孩家庭在二孩0-6歲時，母親每周減少的閑暇時間為14小時。可見，與澳大利亞相比，中國一孩家庭母親減少的閑暇時間更多，而二孩家庭母親減少的閑暇時間與澳大利亞相差不大。
在一孩、二孩、三孩家庭中，澳大利亞父親每周減少的閑暇時間如下表：
表15:澳大利亞父親每周減少的閑暇時間（小時）
從上表可以看出，雖然總的來說，澳大利亞母親減少的閑暇時間比父親更多，但二孩家庭父親在二孩為5-11歲時，減少的閑暇時間比母親更多，可能是因為父親要花更多的時間輔導和陪伴5-11歲的孩子。
根據杜鳳蓮等人的論文，在法國和意大利,孩子使父母的閑暇和自我照料時間平均每天減少2小時 (Pailhé et al., 2019)。孩子年齡對兒童照料和家務勞動時間的影響同樣重要, 兒童照料時間隨著孩子年齡的增加急劇減少 (Gustafsson & Kjulin, 1994; Craig & Bittman, 2008)。當父母雙方均為全職工作人員時, 依據父母放棄的閑暇時間估算兒童時間成本，發現隨著孩子年齡的增加，撫育3歲以下孩子使父母每人每天的閑暇時間減少1.6小時 (工作日內)，撫育3~14歲孩子父母的邊際閑暇時間成本減至一半，14歲以上兒童不再影響父母的閑暇時間 (Ekert-Jaffé & Grossbard, 2015)。
有關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的更詳細內容，詳見附錄。
9、養育成本的國際比較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2年全國人均GDP為85698元人民幣。按照本報告的估算，2022年全國家庭0-17歲孩子的養育成本平均為538312元，這意味著，把一個孩子撫養到剛剛年滿18歲相當於人均GDP的6.3倍。按照本報告的定義，“0-17歲孩子的養育成本”與“把一個孩子撫養到剛剛年滿18歲”是同義詞。
表16是不同國家撫養一個孩子至剛年滿18歲所花的成本相對於人均GDP的倍數。由於表16的數據年份不完全一樣，所以隻能作為參考比較。從表16可以看出，澳大利亞撫養成本僅相當於人均GDP的2.08倍，美國撫養成本相當於人均GDP的4.1倍，而韓國撫養成本相當於人均GDP的7.79倍。
中國的撫養成本相當於人均GDP的6.3倍，在表16所列出的國家中，高於除韓國以外的所有國家。現在韓國的生育率是全世界最低的，2022年生育率僅有0.78。
表16:不同國家撫養一個孩子至18歲所花的成本相對於人均GDP的倍數
資料來源：育媧人口
總的來說，撫養成本相當於人均GDP的倍數越高，意味著養育壓力越大，因此生育率也往往越低，但也有例外。從表16可以看出，新加坡的撫養成本僅相當於人均GDP的2.1倍，為何新加坡的生育率僅為1.1左右呢？因為新加坡雖然是一個國家，但其實隻是一個城市。2022年中國的生育率為1.05，但中國還有廣大的農村地區，大城市的生育率遠遠低於農村地區，例如，2022年上海戶籍人口的生育率僅有0.7。
10、理想子女數的國際比較
由於中國的養育成本相對於人均GDP的倍數幾乎是世界最高的，所以中國人的平均生育意願（理想子女數）也幾乎是世界最低的。
表17:部分國家和地區2011年15-64歲男性和女性理想子女數
例1，根據原國家計生委公布的《2006年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公報》的數據，育齡婦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數為1.73個，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婦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數分別為1.78個和1.60個。
例2，根據原國家衛計委在2013年開展的全國生育意願調查數據，城鄉居民的理想子女數為1.93個，雙獨夫婦、單獨夫婦和普通家庭的理想子女數分別為1.79、1.83和1.95個。
例3，根據原國家衛計委在2017年進行的全國生育狀況抽樣調查數據，2006-2016年，中國育齡婦女平均理想子女數為1.96個，而育齡婦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為1.75個
例4，2022年1月20日，在國家衛健委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國家衛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長楊金瑞介紹，年輕人的生育意願持續走低，育齡婦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2017年調查為1.76個，2019年調查為1.73個，2021年調查降到1.64個。
OECD的理想子女數沒有列出日本和韓國的數據。但根據KGSS（韓國綜合社會調查）和世界銀行的調查數據，從2006年至2014年，韓國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數為2.45～2.55個。根據JGSS（日本綜合社會調查）和世界銀行的調查數據，從2000年至2012年，日本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數為2.41～2.60個。可見，中國人的平均生育意願不但顯著低於日本，也顯著低於韓國。
無論是OECD的數據還是中國的數據都顯示，實際生育率是低於理想子女數的，這是因為，有些夫婦雖然想生孩子，但患了不孕不育症（2021年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我國育齡夫婦的不孕不育率已經攀升至約12%-18%），或錯過了生育期。而且，對於城市工薪階層來說，許多年輕夫婦撫養一個孩子已感到壓力山大，他們即使想生二胎，但考慮到生育成本過高，最終對生二胎望而卻步。
11、中國結婚人數和結婚率連續多年下降
當今中國不但生育成本過高，而且結婚成本也過高（農村結婚成本高的原因包括天價彩禮，城市結婚成本高的原因包括高房價），這也是中國近年來結婚人數和結婚率不斷下降的原因之一。
根據民政部數據，中國結婚登記對數從2013年的1346.9萬對下降到2022年的683.5萬對，九年間下降了一半左右。
在歐美國家，非婚生育的情況很普遍。根據經合組織（OECD）的數據，2019年歐盟國家非婚生子占新生兒比例平均是41.3%。其中，法國的非婚生子占新生兒比例高達60.4%。但在中國，結婚和生育密切相關，非婚生子占新生兒比例很低，所以結婚登記人數下降必然對生育率有負麵影響。
需要指出的是，在結婚登記數據中，與出生人口更密切相關的數據是初婚人數，因為結婚登記人數中還包括部分再婚的老年人，由於老年人已過了生育期，對出生人口沒有什麽影響。我國初婚人數在2013年達到2385.96萬人的峰值後持續下降，2022年下降到1051.756萬人，連續九年下降。
我國結婚登記人數近年來為何不斷下降？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是年輕人數量下降。根據七普數據，2020年80後（出生於1980~1989年，依此類推）存活人口有2.15億，90後存活人口有1.78億，00後存活人口隻有1.55億。
其次是由於結婚成本升高、工作壓力大、女性的教育水平和經濟獨立程度大幅提高等原因，當代年輕人結婚意願普遍下降。
另外，由於我國從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出生性別比偏高，男多女少現象比較普遍，這也是導致近年來結婚登記人數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2020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3490萬人，這3000多萬人分布在不同的年齡階段。其中，20—40歲適婚年齡男性比女性多1752萬人。
12、建議出台減輕生育成本的政策
2023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隻有1.0左右，處於世界最低之一。如果不能提升現在的超低生育率，中國人口將迅速少子化和老齡化，對創新力和綜合國力產生嚴重的負麵影響。
根據育媧人口發布的《中國人口預測報告2023版》
，如果沒有出台實質有效的鼓勵生育政策，中國人口到2050年將減少到11.7億，2100年中國人口將降到4.79億，占世界比例將從現在的17%降至4.8%，而新出生人口隻有世界新出生人口的0.9%。按此趨勢，華夏民族幾千年積累的人口優勢，將在100年內喪失殆盡。
自從2021年5月底三孩政策實施以來，全國已有多個地區出台了育兒補貼政策。下麵舉幾個例子：
例一，2021年7月，四川省攀枝花市公布並詳細解讀攀枝花市《關於促進人力資源聚集的十六條政策措施》，其中，對按政策生育二、三孩的攀枝花戶籍家庭，每月每孩發放500元育兒補貼金，直至孩子3歲。
例二，2022年9月，伊春市衛健委、財政局印發《伊春市育兒補貼金發放製度(試行)》提出，育兒補貼金的發放要求是夫妻雙方均為伊春市戶籍、在伊春市本地工作生活的城鄉居民。按政策生育第二個子女的家庭每孩每月發放500元育兒補貼金，按政策生育第三個子女的家庭每孩每月發放1000元育兒補貼金，直至孩子三周歲。
例三，2023年1月，濟南市委、市政府印發《濟南市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實施方案》提出，本市戶籍按照生育政策2023年1月1日以後出生的二孩、三孩家庭，每孩每月發放600元育兒補貼，對其中的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供養人員及領取失業保險金期間的生育婦女每月加發200元育兒生活補貼，直至孩子3周歲。
例四，2023年8月，杭州市衛健委發布《杭州市育兒補助實施辦法（試行）》，根據這項政策，杭州市的生育補助分為孕產補助和育兒補助兩類，采用一次性發放現金形式。孕產補助方麵，懷孕（生育）二孩的給予一次性補助2000元，懷孕（生育）三孩的給予一次性補助5000元。育兒補助方麵，生育二孩的給予一次性補助5000元，生育三孩的給予一次性補助20000元。
不過，到目前為止，這些都是地方性的政策，而且力度遠遠不夠，對於幾十萬到上百萬的養育成本可以說是杯水車薪。隻有中央政府才有實力給到實質性的養育負擔的減輕。我們建議，全國層麵盡快出台減輕育齡家庭生育成本的政策。
13、減輕生育成本的具體措施
具體來說，減輕育齡家庭生育成本的主要措施有以下幾種：
1）現金和稅收補貼
由於不同地區和人群之間存在很大的收入差距，我們建議個人所得稅減免和現金補貼的方式並重，對高收入家庭通過孩子人頭抵稅的方式減免個人所得稅。由於收入較低者不需要繳納個人所得稅，所以減免稅收不適用於低收入家庭，對於這些家庭，可直接發放現金補貼。
根據OECD的數據，2017年部分發達國家現金補貼家庭福利的金額占GDP的比重如下：英國2.12%，法國1.42%，瑞典1.24%，德國1.08%，日本0.65%，韓國0.15%，可以看出，歐洲國家現金補貼家庭福利的金額占GDP的比重遠高於日韓，這也是歐洲國家生育率普遍高於日韓的原因之一。
可以借鑒這些國家的經驗，具體製定補貼政策：對於二孩家庭的每個孩子，給與每月1000元的現金補貼。給與多孩家庭的每個孩子，每月2000元的現金補貼，直至孩子到18歲或20歲。對於二孩家庭，實行所得稅和社保減半，三孩家庭所得稅和社保全免除（對於特別富裕的家庭，可以設定一個封頂補貼的上限）。
估計效果：這部分措施能夠提升生育率20%左右，每年多生200萬個孩子。
2）購房補貼
現在製約育齡夫婦生育孩子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高房價，中國大城市的房價收入比是世界上最高的，雖然大城市的收入也高，但是房價更高。大城市生活成本高主要因為是房價高，其他如衣食住行，大城市並不比小城市貴很多，教育成本如果是公立教育，也不會貴很多。所以大城市裏，養育的高成本主要體現在房價上。這是大城市的生育率要低於小城市重要原因之一。根據七普數據，2020年全國總和生育率為1.3，其中上海和北京的總和生育率分別僅有0.74和0.87，而山東、河南、江西等省份的總和生育率在1.4左右。
要減輕育兒家庭的負擔，除了現金和稅收補貼以外，還需要對多孩家庭買房補貼的政策。具體方式可以通過按揭利息返還或房價打折進行補貼。比如說返還二孩家庭的房貸利息的50%，對於三孩家庭的房貸利息可全部補貼返還。或者在高房價的地區，可實施一孩房價九折，二孩房價七折，三孩房價五折的政策（不超過一個封頂補貼的上限）。這部分補貼的成本可以通過增加人口流入地區和大城市的住房土地供應來覆蓋。
估計效果：這部分措施能夠提升生育率20%左右，每年多生200萬個孩子。
3）增建托兒所
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19年中國15-64歲女性勞動參與率達到68.6%，而世界平均水平為52.6%。由於中國的女性勞動參與率比較高，當今中國很多夫妻都是雙職工。大量年輕人不敢生育二孩三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看護孩子的時間和精力成本高昂，這特別體現在孩子入托、入幼、入學的困難上。尤其是未滿三歲孩子的托兒服務嚴重缺乏。國家衛健委2021年發布的數據顯示，3歲以下嬰幼兒在我國各類托幼機構的入托率僅為5.5%。我們建議把3歲以下孩子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要實現這一目標，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牽頭興建至少十萬個幼托中心。按照3歲以下有4000萬兒童計算，每個兒童補貼20000元的營運費用，結合50%的入托率目標，每年大概需要4000億左右的財政補貼。
估計效果：這部分措施能夠提升生育率10%左右，每年多生100萬個孩子。
以上三項是最重要的鼓勵生育措施，總共需要的財政投入占GDP的5%左右,能夠大幅降低養育成本，有效提升生育率。
我們做了各個國家鼓勵生育力度和生育率的一個相關分析，結果顯示，平均拿出1%的GDP用於鼓勵生育，生育率就會提升0.1，當然這隻是相關性，隻能支持而不是證明鼓勵生育有效。但也並沒有數據支持鼓勵生育無效果。一些北歐和西歐國家出台了慷慨的鼓勵生育政策，同時獲得了比較高的生育率。例如，法國和瑞典都拿出3%-4%的GDP鼓勵生育，他們的生育率也在1.8到1.9，接近更替水平。相比之下，南歐國家鼓勵生育的力度普遍隻有GDP1%-2%，生育率則普遍低於1.5。近幾年，德國加大了原來偏低的鼓勵生育的力度，生育率也有所提升。
由於中國的生育成本相對於收入比絕大多數發達國家都高，和生育率最低的韓國差不多，所以中國需要把1.05的生育率提升到發達國家的水平1.6就需要比他們更高的鼓勵生育的力度。5%的GDP差不多可以把生育率提高到1.6左右。雖然離更替水平還比較遠，但是低生育率問題至少不比發達國家更加嚴重。
除此以外，我們還提出以下幾項鼓勵生育的建議，有些項目隻需要較少或者不需要的財政投入，但是卻需要在觀念和法律上的調整，效果不如前幾項大也沒有那麽快，但是由於中國的生育率問題太嚴重了，各種提高生育率的措施都是非常值得考慮的。
4）提供男女平等的育產假
本文所說的“育產假”，包括女性產假、男性陪產假和父母育兒假。目前我國的產假規定是：女職工生育享受98天產假，其中產前可以休假15天；難產的，應增加產假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1個嬰兒，可增加產假15天。到目前為止，絕大多數省份都已通過新修訂的人口與計生條例，普遍延長了產假，並新增育兒假。
如果僅僅延長女性育產假，不可避免會導致企業不願意招聘女性，從而加劇女性在就業市場中的性別歧視。為了減輕職業母親生育小孩的後顧之憂，政府應承擔產假期間的用工成本。另外，我們建議出台男女相對平等的育產假政策，這將有利於保障女性在就業和職業發展上的權益，糾正就業上性別歧視的現象。
從國際經驗來看，很多高福利國家都有比較長的產假和育兒假。例如，瑞典的生育政策鼓勵夫婦雙方參與育兒。目前，瑞典父母一起可以獲得480天的帶薪育兒假，這當中父母雙方各享有90天不能轉讓給對方的育兒假。這主要是為了確保公平和父母共同承擔育兒責任。近幾年瑞典的生育率在1.8左右，在歐洲國家中僅次於法國。
歐洲等國的經驗表明，在父母育兒假製度中融入家庭角色的性別平等觀念，通過法律規定父親的家庭責任，不但能促進男女兩性職場中的機會平等和家務勞動中的責任分擔，而且有利於消除就業市場中的性別歧視。
估計效果：這部分措施能夠提升生育率3%左右，每年多生30萬個孩子。
5）引進包括外國保姆在內的外國勞工
雖然有育產假和托兒所，但是對於職業女性來說，看護小孩還是要付出很多時間和精力，其實還可以通過雇傭保姆來幫忙做家務。
但在中國城市，雇傭全天看護孩子的高價保姆已經超出了很多城市白領的經濟承受能力。例如，上海有經驗的保姆月工資已經上萬。而隨著中國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雇傭來自東南亞國家保姆的工資就會低得多，會讓這些家庭節省不少費用。
以中國香港為例，根據香港政府的統計數據，2013年平均每三個有孩子的家庭，就有一個家庭雇傭外籍保姆。2019年中國香港共有外籍保姆39.9萬人，其中來自菲律賓的有21.9萬人，來自印度尼西亞的有17萬人。外籍保姆的最低工資為每月4630港元，平均工資為4765港元，相當於4000元人民幣左右。按照中國現在大城市保姆工資平均10000元來計算，每個保姆可以為服務的中國家庭每月節省6000元人民幣，每年節省7.2萬元。中國香港隻有750萬人口，雇傭的外籍保姆近40萬人。中國大陸如果引進300萬外國保姆，相當於每年為這些家庭總共節省2000多億的費用。
從人才引進角度，中國也應該更大力度的促進各類人才引進，尤其是為海外華人回國發展創造便利的條件。不過中國不是一個傳統的移民國家，對於國際人才吸引力可能遠遠不如美國。移民不太可能成為解決低生育率的主要手段。盡管如此，為了促進交流和降低用工成本來說，有必要更加開放地接待各種人才和外國勞工。引進大量臨時的外國保姆，可以對降低生育成本有直接的作用。
估計效果：這部分措施能夠提升生育率2%左右，每年多生20萬個孩子。
6）推廣靈活辦公模式
隨著互聯網技術中遠程會議、協同工作軟件的成熟，遠程辦公在技術上已經趨向成熟，更因為新冠疫情的影響，企業被逼實現遠程辦公，全球掀起了一股遠程辦公的潮流。亞馬遜，微軟，穀歌和蘋果都把遠程工作的模式常態化了，推出了不同的混合辦公的製度。2022年2月，攜程中國公司宣布全公司近三萬名員工將實行混合辦公製，允許員工每周三和周五在家遠程辦公。這是中國首家大型公司推出“3+2”的混合工作製。以攜程為代表的中國的高科技公司正在積極嚐試混合辦公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僅工作效率沒有下降，而且還大幅度提升了員工滿意度。混合辦公的社會效應也很明顯，不僅減少了通勤的擁堵，還有利於環境保護，家庭和諧，緩解高房價和提升生育率。
混合辦公模式，可以讓家長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小孩，減輕本來很重的育兒壓力。特別是對於有小孩的女性員工，通過混合辦公的模式，每周可以省下幾個小時的通勤時間，每周還可以有2天在家辦公。男性員工也可以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小孩和分擔家務。當然受益最大的還是職業女性，可以更加靈活的分配時間，更多地陪伴小孩和家人，從而更好地平衡家庭和工作。推廣混合辦公模式，可以緩解職業女性的焦慮、減輕職業發展和育兒的壓力和衝突，提高育齡女性的生育意願。
估計效果：這部分措施能夠提升生育率4%-10%，每年多生40萬-100萬個孩子。
7）保障單身女性的生育權
非婚生子女，是指沒有合法婚姻關係的男女所生的子女。根據經合組織的數據，2018年歐盟國家非婚生子比例平均是41.3%，經合組織成員國非婚生子比例平均是40.7%。法國的非婚生子比例是60.4%，遠高於歐盟國家平均比例。美國非婚生子比例是39.6%，略低於歐盟國家和經合組織國家的平均比例。
世界上很多國家出台了一些措施來保障未婚媽媽和非婚生子女的權益。例如，法國政府為了鼓勵生育，在社會福利層麵，不管是婚生還是非婚生，生育都能得到同樣的家庭補助，生育的孩子越多，補助也越多。在財產繼承方麵，法國民法典規定婚生與非婚生子女享有完全同等的權利。北歐國家的女性結婚率比日本還低，但卻維持了較高的生育率。主要原因是這些國家對非婚生育比較寬容, 而政府又提供了豐厚的養育福利，讓很多單身女性願意且有能力獨立生育和撫養小孩。
在中國，雖然民法典規定：“非婚生子女享有與婚生子女同等的權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視。”但實際上，由於非婚生子不受法律支持，如果未婚媽媽（或單身母親）在職，本應由生育保險支付的檢查費、手術費、住院費、接生費、藥費等費用也無法報銷。很多地方規定新生兒上戶口需要向公安部門提供出生證明、結婚證等相關資料。未婚媽媽或者離異後生育的女性，因為沒有結婚證，也就無法在孩子出生後為其辦理戶口。
我們建議廢除任何歧視非婚生育的政策，充分保障非婚生孩子的合法權益，包括立法保護人工授精、試管嬰兒等技術輔助生育的孩子，以及無條件為非婚生育的孩子上戶口。我們並非鼓勵非婚生育，而是認為那些有能力和意願去獨立撫養小孩的女性，應該公平地享受生育的權利和福利。
中國目前沒有關於非婚生子女的統計數據。如果保障單身女性的生育權，估計非婚生子女占出生人口的比例至少會提升2%，按每年出生人口1000萬來計算，相當於20萬個孩子。
估計效果：這部分措施能夠提升生育率2%左右，每年多生20萬個孩子。
8）允許輔助生育技術
當今社會，許多夫婦雖然想生孩子，但患了不孕不育症。2021年，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我國育齡夫婦的不孕不育率已經攀升至約12%-18%，他們想要孩子，就需要輔助生育技術的幫助。另外，現代職場女性要兼顧學位，事業和家庭在精力和時間上往往會發生衝突。高學曆的女性，傾向於推遲結婚，或者選擇單身。對於30多歲還未結婚的女性，他們也需要生育技術的幫助，如凍卵和人工授精，來實現有孩子的願望。
但目前在中國，輔助生育技術的發展受到一些限製。例如，原衛生部發布的《人類輔助生殖規範》（衛科教發〔2003〕176號）中規定：“禁止給不符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規和條例規定的夫婦和單身婦女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此規定在實際操作中造成了單身女性無法使用精子庫、凍卵等人工輔助生殖相關技術行使自己的生育權。
事實上，西方許多國家都允許單身女性采用輔助生育技術（包括凍卵）。2012年美國率先對女性開放凍卵服務。2014年10月，美國兩大科技巨頭蘋果公司和Facebook宣布，將提供冷凍卵子費用作為女性員工的一項福利。根據美國疾控中心的數據，美國近年來出生人口中，有2.1%的出生人口是采用了輔助生育技術。以色列是當今發達國家中生育率最高的國家。早在上世紀80年代，試管嬰兒技術就已經在以色列得到推廣應用。到了上世紀90年代，以色列生育診所的密度已是世界第一。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為45歲以下婦女提供幾乎全額輔助生育技術補貼的國家，適齡女性無論是否結婚都可享有這種補貼，直到她擁有兩個孩子。
其實，中國許多單身女性都有凍卵需求，國內也有許多專業醫療機構具備實施凍卵的技術。但由於國內相關法規禁止單身女性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一些單身女性隻好選擇在海外凍卵，費用比在國內凍卵高得多。2018年，攜程集團在公司內部啟動生育福利項目，其中包括為公司女性中高級管理人員提供10萬元至200萬元及7天年假，使她們能享有凍卵等高科技輔助生育福利。攜程也成為了中國首家提供這項生育福利項目的大型科技企業。
我們建議，治療不孕不育症的費用應該納入中國醫保。另外法律也要允許單身女性（或未婚女性）平等的使用輔助生育技術的權利。按照美國2.1%的使用輔助生育的比例，中國現在采用輔助生育的比例還非常小。如果完全開放輔助生育技術有可能達到同樣的比例水平。
估計效果：這部分措施能夠提升生育率2%左右，每年多生20萬個孩子。
9）教育改革（減少高考內卷，縮短學製）
除了直接的財務成本，中國家長為孩子升學所花的錢和精力投入也幾乎是世界最高的。這部分是抑製生育意願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從數據上來看，亞洲發達國家如韓國，新加坡，日本的生育率普遍比歐美國家平均要低0.5個孩子，這和這些國家在考試，升學，擇校和補課方麵的巨大壓力是非常有關的。中國獨特的高考製度使得中國家長的教育壓力一點不比這些國家低，有統計中國學生的補課和學習的時間是全球最高的。所以降低升學和擇校的壓力會對中國的生育率有顯著的提升作用。其作用可能比前麵所提的任何一項單獨的降低成本的措施都要大，但是之所以我們把教育改革放在最後是因為，教育改革不僅僅是錢的問題，而是牽涉到各方利益的極其複雜的製度設計。短期幾乎沒有可能有實質性的進展。
雖然困難很大，但是我們還是要提出一些理想化的建議，作為長期改革的目標。根本上要改的是減少各種分層考試，最理想的是把分層考試放在大學畢業（相當於考研）。然後把中學階段差不多兩年的考試準備省下來。具體是要普及大學教育，推遲普職分流到大學甚至是研究生階段，取消中考，淡化高考成一種進大學資格考試，淡化名牌大學的本科教育。名牌大學的研究生院和用人單位通過大學生畢業考（也就是考研）來篩選學生。這樣就可以使得中學生不需要為了中考和高考浪費兩年的刷題時間，由此中學階段的學習可以縮短兩年，讓大部分學生可以在20歲左右就大學畢業，提前兩年走上社會或進入研究生院。
當然我們知道，上述改革是非常大膽和前衛的，是非常有爭議和有難度的，也牽涉到很多既得利益。但是如果沒有深層次的考試和學製的改革，任何局部的改革都是沒有效果的甚至會造成更大的浪費和扭曲。而且現在的教育體製不僅導致了低生育率，還造成了巨大的社會浪費和人才流失。所以潛在的改革的好處是巨大的，是值得把教育製度的改革作為長期改革的目標。比如僅僅看縮短學製的直接效應，如果大部分人能夠提前兩年大學畢業，額外的兩年對於每個人工作四十年的職業生涯來說就是額外的5%的貢獻和收入，也就能把整體社會的效率至少提升5%。尤其是對於高學曆的女性，多了兩年的時間，就有更多的時間談戀愛，組織家庭和職業發展。
估計效果：教育改革太複雜，未來落地的政策很難預測，其提升生育率的效果也非常難以估計，但是天花板是非常高的，可以提升高達30%的生育率，比以前任何一項單項措施的效果都大。
表18:減輕生育成本的措施建議和預估效果
資料來源：育媧人口
14、結論
按照國家統計局數據，2023年中國出生人口隻有902萬人，總和生育率僅為1.0左右，不僅低於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比嚴重少子老齡化的日本還低不少。少子化將深遠影響中國經濟增長潛力、創新活力、民眾幸福指數乃至民族複興。人口急劇萎縮，也意味著規模效應的持續弱化和綜合國力的衰退。中國幾乎全球最低的生育率的根本原因是幾乎全球最高的生育成本，其原因是多方麵的，包括教育、住房等因素。非常有必要通過多項補貼生育的政策，來大幅度降低養育成本。麵對中國經濟和人口的雙重下行壓力形勢，我們建議通過補貼生育、增加出生人口，來有效緩解經濟低迷，提振社會信心。短期來看，補貼生育有助於擴大內需、穩增長、穩就業；長期來看，補貼生育有助於提升人力資源、人力資本、經濟社會活力，增強中國經濟發展的信心，提升中國的創新力和競爭力。
附錄：有關養育孩子的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的更詳細內容
如何估算養育孩子的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我們查閱了有關這方麵的多篇論文，發現具體數據並不完全相同。例如，根據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教授張琪和初立明發表在《人口與經濟》雜誌2020年第5期的論文《養育孩子會使女性家務勞動時間增加多少? ——家務勞動時間細分的視角》，研究發現：相對於無子女，生育一孩會使女性每天家務勞動時間增加2.08小時，生育二孩會使女性每天家務勞動時間在一孩基礎上再增加0.76小時，即達到2.84小時。
而根據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許琪發表在2018年7月《婦女研究論叢》的論文《時間都去哪兒了? ——從生命曆程的角度看中國男女時間利用方式的差異》，女性在生育子女以後，她們平均每天的工作時間會比未婚時減少2.811 小時，閑暇時間也要減少2.106 小時，而這些減少的時間幾乎全部增加到了家務時間之中。
許琪的這項研究把每天的時間分為四大類：生理時間、工作時間、家務時間和閑暇時間。其中，生理時間包括睡覺休息時間、餐飲時間和個人衛生活動時間；工作時間包括主要工作時間、兼職工作時間和通勤時間；家務時間包括家務勞動時間和照料家人時間；閑暇時間包括個體用在看電視、閱讀傳統媒體、使用互聯網娛樂、體育鍛煉等各項沒有包含在前三類時間中的時間。此外，為了兼顧工作日和休息日，我們將受訪者在工作日的時間乘以5/7，而休息日的時間乘以2/7，並將兩項加總，從而得到一個綜合性的時間測量指標。
根據受訪者的婚姻狀況、生育狀況和最年幼子女的年齡這三個變量將個體生命曆程分為6個階段:未婚、已婚無子女、有0－2 歲子女、有3－5 歲子女、有6－14 歲子女、有15 歲及以上子女。
圖3:男女在時間利用方式上的差異
從上麵的圖3可以發現，男性和女性平均每天在花費在生理、工作、家務和閑暇四個方麵的時間均存在非常明顯的差異。具體而言，男性平均每天的工作和閑暇時間比女性長，而生理時間和家務時間比女性短。
圖4:男女在各項時間上的差異隨生命曆程的變化
如圖4所示，當個體處於未婚狀態時，男女在各項時間利用方式上的差異雖然存在，但都很小。但是，隨著結婚和生育事件的發生，男女在時間利用方式上的差異越來越大。
內蒙古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杜鳳蓮、趙雲霞、鍾森麗合寫並發表在《勞動經濟研究》2023年第3期的論文《中國城鎮家庭的育兒時間成本》，利用2017年中國時間利用調查 (CTUS) 數據研究育兒對父母時間配置的影響，研究發現，一孩家庭中，孩子處於0-6歲、7-12歲和13-18歲時，母親的無酬勞動時間（家務時間）分別增加2.033小時/天、0.930小時/天、0.633小時/天；閑暇時間分別減少1.797小時/天、1.095小時/天、0.719小時/天。僅0-6歲的孩子會顯著減少母親有酬勞動時間（工作時間），為1.554小時/天，其他年齡段對母親的有酬勞動影響不顯著。對相應年齡段的二孩家庭，母親的無酬勞動時間分別增加2.142小時/天、2.296小時/天、1.611小時/天；閑暇時間分別減少1.996小時/天、1.303小時/天、1.232小時/天；有酬勞動時間減少2.478小時/天、1.576小時/天，對孩子處於13-18歲的母親有酬勞動時間影響不顯著。
進一步考慮到各年齡段子女對父母時間配置影響不同，對子女年齡分段進行測算父母的育兒時間成本，具體結果見下表。
表19:杜鳳蓮等：各年齡段子女育兒時間成本的測算
根據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許琪發表在2021年第5期《社會學研究》上的論文《從父職工資溢價到母職工資懲罰——生育對我國男女工資收入的影響及其變動趨勢研究（1989-2015）》，生育子女之後，傳統的性別角色觀念要求女性將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子女照料，這會影響她們在勞動力市場的表現，導致“母職工資懲罰”（motherhood wage penalty）；而男性的收入不僅不會受到生育的負麵影響，反而會因傳統家庭角色賦予的養家需要而更加努力地工作，出現“父職工資溢價” ( fatherhood wage premium)。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副教授楊凡和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社會研究中心博士生何雨辰發表在2022年第5期《人口研究》上的論文《中國女性勞動供給中的“母職懲罰”》，利用2010—2018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CFPS）研究發現，女性的“母職懲罰”具有階段性差異：生育一孩後的0～3年內，女性勞動參與率會下降約17%，每月工作小時數會減少約22小時；而在生育的4年及以後，女性勞動供給水平能夠回升至生育前的水平。女性生育二孩的“母職懲罰”程度小於生育一孩，這表明生育對女性勞動供給的影響一定程度上是邊際遞減的。
經濟學人集團大中華區總裁劉倩、北大國發院經濟學教授趙耀輝和張曉波在2022年3月發表的文章《性別經濟學視角下的生育政策建言》，采用丹麥學者的研究來推算中國的數字，得出的結論是，全國女性平均生育一個孩子的“生育懲罰”（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達到57萬元，其中，城鎮居民的平均生育懲罰為77萬，農村居民的生育懲罰為31萬。雖然劉倩等人的估算未必準確，我們在本報告的正文裏也沒有采用這個數據，但劉倩等人的政策建言有助於引起人們關注女性生育孩子所要付出的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