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追討彩禮，鬧上法庭的深圳年輕人

“女方，領證兩年，我和他一直異地生活，現在要離婚。當初的12.8萬彩禮，我父母不想退。一開始爸媽說退6萬，後麵又說不退。我能不能起訴我父母？”社交平台上，一名女性在留言區谘詢夏思琴。

夏思琴是廣東金唐律師事務所的律師，處理過不少彩禮訴訟糾紛。與這位谘詢者類似的遭遇，夏思琴在法庭上也遇到過，“有些女生態度是比較主動的，願意把彩禮返還給男方，反而是她們父母不願意”。

“我接觸的案子中，絕大多數家庭，彩禮是掌握在女方父母手裏的。大部分女方家裏有弟弟，父母很在意這筆彩禮”，夏思琴經手的一個彩禮糾紛案，在法庭調解階段，女生當場跟父母打電話，跟他們商量在某個時間點內，將彩禮轉賬到自己賬戶，以備返還之需，“女生要確認拿到這筆錢的日期，雙方才好繼續調解下去”。

夏思琴經手的彩禮糾紛訴訟，委托人一般都是男方。他們打算討回的彩禮，額度從數萬元到幾十萬元不等，大部分男女在相親階段就談妥了彩禮數額，18.8萬是夏思琴聽到最多的數字，她接觸的案子中，最高彩禮額度是40萬。

額度較高的彩禮，“大部分男方家庭是東拚西湊來的，像40萬彩禮，當中有10萬是男方借來的”。

1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彩禮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發布，自2024年2月1日起實行。《規定》針對司法實踐中遇到的常見問題，如借婚姻索取財物、婚後“閃離”等情形的彩禮糾紛處理，進行了規範。

《規定》的亮點之一，是將男女方的父母納入訴訟主體。如果彩禮掌握在女方父母手中，給付彩禮的一方就可以將彩禮的實際使用人——女方父母作為共同被告，要求他們返還。

“他們對婚姻，沒有太多的感情訴求”

夏思琴接觸到的彩禮糾紛，當事人的受教育程度相對低一些，男女雙方基本上都來自農村家庭，通過相親認識。

“因彩禮鬧崩，或者因其他原因雙方感情破裂，男方回過頭來討要彩禮的案子，各自占了一半。”

夏思琴的委托人中，有些跟女方還未結婚，有些跟女方經曆了短暫的婚姻。這些感情關係的共同特點，就是從相識到結婚的速度非常快，“基本上都是相過親之後，一年內完成訂婚、過彩禮、結婚整個流程，有些甚至已經懷孕了”。那個付了40萬彩禮的當事人，和女方認識3個月便結婚了。

根據夏思琴接觸的情況，男女雙方在認識之前，男方一般都在深圳打工，女方大多在老家生活，兩人通過相親確定關係。婚前，雙方大部分時間處於異地狀態，相處機會很少，感情基礎很不牢固。

因結婚，或者因女方懷孕，兩人搬到一起生活，簡單相處後，就發現矛盾越來越多，最終鬧到感情破裂。

夏思琴在與委托人溝通時發現，這些男性對婚姻的訴求很“簡單”——“結婚生子，完成對父母的交代”，他們接受了父母的意誌——選擇一個老家的結婚對象，最好女方父母健在，將來能幫他們帶孩子。“感覺他們對伴侶，沒有太多的感情訴求”。

“很多人在選定對象前，已經相親很多次了，他們給我的感覺，就是在相親過程中已經很麻木了，最後選擇的對象，可能就是他相過的人當中，各方麵最滿意的，或者長得最好看的，總之，是讓他們最願意掏彩禮的”。

夏思琴還接觸過一類彩禮糾紛，女方收了男方的彩禮，兩人還未領證結婚，感情破裂了，但此時女方已經懷孕了，“這種情況並不少見”。夏思琴接待的此類當事人中，年紀最小的女孩是00後。

“接待懷孕的女孩，還有她們的父母時，有時候他們的態度讓我很意外，女孩講自己的經曆，我懷孕了，我流產了，就好像在描述別人的事情。父母在一旁聽著，臉上看起來也沒有什麽觸動，就說我孩子都為你（男方）墮胎了，你還要（彩禮）錢。”

“我覺得太草率了，有一種把生育能力，當成可交換資源的感覺” 。

“懷孕了，彩禮是不是不用退”等類似的問題，夏思琴遇到過幾次，“這在法律上很難主張，你是成年人，你要為自己的行為承擔後果，不是說懷孕就可以免責，不用還彩禮了。我們隻能主張，由此產生的妊娠終止的費用，營養費用，可以從彩禮當中扣除”。

“感覺他們的親密關係教育，性教育，是非常匱乏的”，夏思琴說。

白領的一種婚戀觀：“用錢來證明愛”

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師事務所劉亞娟律師團隊的韋莉芳律師，也接觸過不少涉及到彩禮的糾紛。不過，因業務方向的差異，韋莉芳觀察到的彩禮糾紛群像，與夏思琴又不一樣。

“我們團隊接手的彩禮糾紛訴訟，額度上百萬甚至上千萬的都有，這裏麵多數包含了房子。我們團隊幾年前接過一個千萬彩禮的案子，男方直接把錢轉賬到女方賬戶裏。千萬級別的彩禮，應該算是比較少見的案例。”

韋莉芳所在團隊接觸的案子中，更常見的情況是雙方離婚或者分手涉及到析產時，彩禮作為一個附屬問題出現，雙方的核心問題還是圍繞在房產上。

“婚前，男方要買房，或者男方已經買了房的，女方要求加名，這個是主要矛盾和症結。因為現在房價擺在那裏，雖然不是彩禮，但也相當於結婚的一個條件，這個價碼其實比彩禮更高一些”。“像彩禮，如果隻是幾萬塊的話，在訴訟裏麵也就是提一提”。

在韋莉芳的觀察中，她接觸的此類糾紛當事人，大部分受過高等教育，“不管是彩禮，還是婚前大額財產分配產生的糾紛，我感覺女方來自父母和傳統環境的約束不大，主要是女方自己的意願，希望男方在經濟上給予一定支持”。

韋莉芳判斷，這部分女性當事人，自身經濟能力也不錯，會更實際地考慮在深圳定居的問題，少部分不排除受身邊親友的影響。一位男性委托人在陳述案件情況時，提到女方曾跟他說過““我姐妹、我閨蜜結婚時，她對象怎麽怎麽樣”，“想表達的意思，就是她身邊的朋友，男方在婚前，給女方一定的彩禮或者金錢支持，是很正常的現象，有點你給我多少錢證明你的愛的意思”。

在韋莉芳接觸的委托人中，婚前涉及到高額支出的糾紛，男方的經濟實力都很出眾。“來找我們的時候，多數會抱怨女方圖他錢，這是放在桌麵上的分手理由”，韋莉芳所在團隊遇到過一個涉及數百萬彩禮的離婚案，離婚是男方提出的，理由是“給了幾百萬，辦婚禮都不情不願，（結婚）就是為了我的錢”。

這些富有的男性，在溝通如何追回彩禮或其他大額支出時，表現出的態度往往是“錢不是主要問題”，“感情好的時候我願意給她，現在感情破裂了，該還給我的就要還給我”。

韋莉芳所在團隊接過一個案子，當事人雙方的糾紛不在於彩禮，但症結還是財產。男方想在婚前做一個夫妻財產歸屬的約定，如果將來離婚，這個約定是有效的。女方不能接受，兩人談崩了。

在韋莉芳接觸的當事人中，百萬、千萬級別彩禮糾紛雙方，男方經濟實力都很強，女方的家境一般也很殷實。在雙方處理彩禮糾紛時，女方也表示自己“不在乎這些（彩禮）錢”，“但是就不能這麽輕易給回他”。

明碼標價的交易

在夏思琴接手的案子中，男方在婚前除了彩禮，一般都有其他的大額支出項目。

“除了彩禮，一般還要有三金。男方首次上女方家裏，要給一萬紅包，代表萬裏挑一。一般結婚前要辦個訂婚宴，宴席上，男方要給女方的各路親戚發紅包……他們的結婚對象，回饋嫁妝的情況幾乎沒有，即便是有，也跟彩禮嚴重不對等。”

夏思琴不久前接的一個案子，男女雙方老家在內陸省份，兩人已經完成訂婚。辦訂婚宴男方花了20多萬，其中包括買三金、拍婚紗照，買禮物的費用。女方自始至終隻出了1100元的禮金。

雙方商量好的彩禮是18.8萬，聊彩禮時男方跟女方提了一嘴，因為訂婚花了不少錢，彩禮能不能打個折扣，或者將來作為嫁妝返還一部分，女生生了氣，最終兩人鬧翻了。男方希望通過訴訟，討回訂婚宴上的損失。

夏思琴接觸的案例中，男女雙方在談婚論嫁階段，房產也是一個必要條件，“女方會要求男方有房，即便深圳的房子買不起，臨深片區或者老家也得有個房子”。

部分女方父母，會在雙方鬧翻以後，在朋友圈等社交平台發表一些言論，意思不外乎“你娶不起媳婦就不要禍害人家”之類。有好幾個男方父母，專門給夏思琴發過類似的社交平台截圖。

“男方父母看到這個，會非常生氣，對他們來說，婚結不成，還被羞辱了一番，他們被這麽一刺激，就特別想要把錢要回來”，夏思琴說。

夏思琴觀察，相比兒子，男方父母追討彩禮的意願會更強，“大部分父母會專程從老家趕到深圳，陪孩子處理這個事情，即便父母沒有來，也會專門打電話跟我谘詢”。

“討彩禮這個事上，年輕人有時候還抹不開麵子，父母不一樣，孩子的彩禮多數要動用老人的錢。”

夏思琴接手的彩禮糾紛案子，一份彩禮中，既有男生自己攢的錢，也有父母存的養老本，不少人還要向親友借幾萬塊錢。有些父母為了湊彩禮或給兒子買婚房，甚至賣掉了老家的房產。

即便因彩禮鬧上了法庭，夏思琴發現，這些男性以及男方父母，並不會因此去質疑彩禮風俗，以及婚戀模式的問題。

“他們傳遞出的態度就是，他們不覺得給彩禮有什麽問題，隻是說彩禮越來越貴，他們覺得不合理。他們也不會反思，兩個人沒有充分了解就結婚，有什麽不妥。”

在與夏思琴溝通彩禮糾紛時，不少男性已經開始了新的相親，“他們會提到，家裏又推了女孩的微信過來，甚至他們會同時跟幾個女孩聊天。能看得出來，他們的父母，對這種從相親直接跨越到結婚的模式是很讚同的。”

付了40萬彩禮的男性當事人，跟女方認識三個月結婚，婚後他遭遇了女方家暴，因此提出離婚。即便這段閃婚閃離的情感經曆糟糕至極，男方對下一任的訴求也隻是“彩禮要求沒那麽高的，性格比較溫柔的”，“他們會考慮綜合性價比”。

“這些男性，要麽性格比較內向，要麽外形不出眾，要麽工作環境裏異性很少，屬於談戀愛不太容易的群體。給女方彩禮，用錢去解決婚姻問題，他們是願意的。況且農村男女比例差異很大，女生不愁嫁的”。

夏思琴接待過一個男性當事人M，M在廣東工作，他個子不高，一直沒有對象。經介紹，M認識了在老家工作的女孩L，兩人首次見麵，M就給L轉了8萬塊錢。兩人確定戀愛關係後，一直處於異地狀態，在此期間M又陸續給L轉賬30多萬。

“他對女方的條件應該是滿意的，可能希望用錢來補齊自己在外形上的劣勢吧。”不過，兩人最終還是鬧翻了， 促使M跟對方分手並追討這筆錢的原因，是他發現L一直腳踏兩條船。

“他們會抱怨，結婚成本高。甚至會說女方在婚戀市場上獲利比較多，這種情況下我會反駁他們。”夏思琴說。

傳統婚姻結構中的女性

在法庭上，涉及彩禮糾紛的年輕女孩，給夏思琴的印象“大都是溫溫柔柔的”，倒是女方父母顯得非常強勢，大多數女方父母會強調同一個觀點——“我女兒跟你談戀愛了，青春耗在你身上了，這個（彩禮）錢要麽不退，要麽不全退”。

“現在是庭前調解，開庭調解，走判決三條路，基本上庭前調解階段，女方父母態度一般都很強硬，輕易不肯讓步，因為調解員不是法官，權威性弱一些。要走到法庭調解環節，法官出麵的情況下，他們才願意服從調解意見”，夏思琴說。

韋莉芳所在團隊代理的案子中，也存在女方父母不肯退還彩禮的個例。這個案例中，女方父母的堅持裏，有一定的情緒化因素。“他們知道按法律，可能是要退還部分彩禮，就是不想順順當當地給男方”。

女方父母吐露過他們的憤懣，“不是錢的問題，我是氣不過，他對我女兒不好，耽誤了女兒的青春，還寫了一堆亂七八糟的話汙蔑我女兒”。

夏思琴和韋莉芳都遇到過“特別斤斤計較”的男方當事人。

夏思琴接待過一個年輕男性，在追討彩禮及戀愛支出時，專門把為女方點外賣的花銷列了個表格，“這個男的說，就是要惡心一下女方”。韋莉芳處理的好幾個同居析產案子，男方把雙方戀愛期間所有的交易往來，連一二百塊的生活支出，都專會門列入表格。女方遇到這種情況一般都很生氣，覺得'這些年我的青春都喂了狗'”。

夏思琴解釋，彩禮之外，以結婚為目的的特殊性支出，或者是高額的超出正常水平的支出，這類情況法院才會考慮支持返還。一般性戀愛支出的追討，法律上不支持，還有520、1314紅包，玫瑰花束，這些有愛情象征意義的支出，屬於愛意的表達，相當於贈與，法院也不會支持。

從自己經手的案子中，韋莉芳觀察到，男女雙方在婚前，絕大多數會遵循“男強女弱”的經濟分配原則，男方會多承擔一些經濟責任，但婚後的情況就未必如此。

“我們代理的離婚案，委托人以女方居多。有些女方雖然在婚前收了彩禮，但彩禮絕大多數用於雙方共同生活了，有些男方在婚後，對家裏不管不顧，女方既要上班賺錢養家，還要照顧孩子做家務，這種情況其實不少”，韋莉芳說。

在與涉及彩禮糾紛的男方家庭溝通時，夏思琴能感覺到，男方家庭在婚戀觀念上，是比較大男子主義的，“他們流露出的觀念，還是我花錢娶媳婦，你嫁到我家生孩子之類的”。

“男方父母很多會說，（女方）就是圖我們家（彩禮）錢才跟我們訂婚，其實他們自己心裏有數，這個關係本來就是建立在（彩禮）錢上的，他早就默認了這個規則，他也是規則的助推者”，夏思琴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