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香港眾誌副秘書長、社運人士周庭宣布流亡加拿大後,接受德國之聲專訪,訴說如何渡過出獄後的沉鬱歲月和情緒低穀。內心深處的一個問題驅動她打破三年沉默,那就是:對今天的她而言自由是什麽?
前香港眾誌副秘書長、社運人士周庭宣布流亡加拿大
(德國之聲中文網)12月3日踏入27歲的周庭,這天醒來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網上發出兩篇長文——告訴全世界,她決定棄保流亡,不再回港。選擇在生日公布這個消息,身在多倫多的周庭接受DW專訪時說:“這是對自己有象征意義的一天,老一歲之餘,也是一個新開始,做一個對自己很重要的決定。這個帖出了就不能回頭。”
其中一篇文章配上在海灘上自拍倒影的菲林(膠片)照,其實拍攝菲林相片是周庭最近兩年才培養的新興趣。除了洗底片帶來的驚喜,更重要是一個自我治療,透過攝像鼓勵被情緒病纏身的自己踏出家門。她告訴DW:“在香港那幾年我非常的孤獨,很無助,感覺身邊大家都不在了,尤其跟情緒病和政治形勢有關。”
周庭和黃之鋒、羅冠聰同屬前“香港眾誌”創黨成員,是香港著名社運麵孔,精通日文的她在日本也有極高知名度。自2021年6月反修例案件刑滿出獄後,她便徹底消失於公眾視線,社交媒體亦不再更新。經過一番困難找到工作,疫情期間在家上班,工作以外她幾乎都躲在家不社交。“剛剛出獄心情有放鬆,始終見到親友了。但沒想過原來放出來以後,自己的狀況會變得更加惡劣。”
黃之鋒丶周庭與林朗彥還押候判 民眾向囚車揮手道別
三年無法克服的敲門聲
原本已有焦慮症、驚恐症、創傷後壓力症的周庭,離開監獄後仍因國安案被沒收護照,須每三個月到警署報到,後來同時患上抑鬱症,要持續服藥和看醫生。“發病時在家一直哭,攤在床上看著天花板,覺得全世界隻剩自己一個。”她形容那時的自己“什麽都不想做,不想見人,沒有目標,又不能離開,恐懼又迷茫”。為免互相連累和在監視壓力下,她自入獄後便斷絕所有社運圈朋友的聯係。
剛剛出獄時,周庭在街上見到銀行解款車會很害怕而要繞路走,因為想起載著她這些“甲級重犯”的鐵甲囚車。驚恐症每每突然發作,她會凝視家門深怕有警員敲門或破門而入,或想東想西擔心一不留神被捕;有時候洗澡、看劇集時都會發作,“恐懼感很真實,害怕得整個人顫抖”。周庭說:“到今天當我叫外賣時,還是會在訂單上寫明‘don't
knock’(不要敲門),以免外送員放下食物後敲門,因為我真的真的很怕聽到那聲音。”
這些日子維持了兩年多,即使遠走加拿大,後遺症仍伴隨周庭,她至今都無法克服敲門聲帶來的恐懼感,又經常作惡夢見到國安和警察。縱然周庭早年已有多次被捕經驗,她直言:“很多人以為我的創傷後壓力症源自坐牢,其實不是,是來自2020年那次被國安抓捕的經曆。抑鬱症原本也沒有的,是出獄後2022年才出現。”
香港剩下驚恐 再發聲為邁向自由
周庭因參與反修例示威於2020年11月與黃之鋒等一同被還押,自此超過三年沒有接受訪問或公開講話。周庭接受DW訪問時向記者表示,這是她宣布流亡後的第一個廣東話訪問,笑言很緊張,甚至說起來有點生澀。“曾經常常說的中文政治語言,已經很久很久沒有說過了。”
從被國安帶到深圳“參訪”、寫悔過書和感謝信,到考慮是否如期回港向警方報到、決定流亡後是否公開,她都有過掙紮。她固然不想當天在深圳的照片和信件成為“愛國證據”,更不希望當局利用她作為工具說服其他被捕者馴服。
經過這三年的經曆,周庭說真切感受到自由和安全的重要,“希望能自由地活,不再被迫做不想做的事”。打破三年沉默,她說背後是一個拷問內心深處的問題。“這幾個月無論在香港或多倫多,我經常思考:究竟自由是什麽?要怎麽做才能邁向自由?”
她回想到加拿大的這幾個月,因為各種顧慮甚至不敢跟任何朋友說。“當一個人不能說想說的話,要隱藏自己的存在,即使我在一個自由的國家,那還不是自由。那自由於我來說是什麽?我現在的答案是,可以說想說的話,所以再次發聲是邁向自由很重要的一步。”
在九月取回護照成功出境時,永遠離港還不是周庭的選項,現在香港於她有另一番感受。在多倫多落地數月,周庭未有思鄉之緒,當被問及故土時,她沉思了好一會才回答:“現在想起來心情非常複雜,因為香港是我愛的地方,我一生都是香港人,它一生都是我家,我也很喜歡香港人。”她深呼吸接著說:“但同時經曆這三年,香港已變成充滿恐懼的地方。我覺得很可悲,它是我的家,卻有家歸不得,隻剩下驚恐。”
周庭稱警方提出要求她隨國安到中國內地一趟,以換取護照出國升學。她憶述一行七人於八月到深圳“一日遊”,參觀改革開放展覽和騰訊總部的時候現場清了場,更安排職員專門為她導覽介紹。
赴加後國安問有否“黃人”接觸
周庭稱警方提出要求她隨國安到中國內地一趟,以換取護照出國升學。她當初聽到這要求時非常驚訝,但認為沒有選擇餘地。她曾經直接問警員“是否一定要去”,對方回答“是”,並禁止她把此行告知律師和親友。於是一行七人於八月到深圳“一日遊”,她憶述參觀改革開放展覽和騰訊總部的時候現場清了場,更安排職員專門為她導覽介紹。
警方要求她寫悔過書、感謝信和“參訪”深圳,都是在她提出到加拿大升學後才提出,全部都在今年發生。寫悔過書則猶如默書,有警員在旁指示抄寫內容,要為以往參與政治懺悔並承諾不再涉足,不再接觸前學民思潮及眾誌成員。到加拿大後,周庭說香港國安至今隻聯絡過她兩次,分別都是到埗初期。第二次聯係時,國安問當地有沒有“黃人”(意指“黃絲”、支持社運人士)接觸她,周庭否認,及後沒再通訊。
周庭是在入獄前的2020年8月涉嫌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安罪被捕,但沒被起訴。同一批被捕人士還包括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及公司高層、社運人士李宇軒等,黎智英案本月即將開審。周庭透露,除了她被捕當天錄取的口供,往後每次報到時警方問話都與案件內容無關,而是收集她個人及身邊人士的資料情報。“就像要令你覺得,‘老大哥在看著你’。有時候會問你有沒有跟某某人聯係,意在散播恐懼,變相警告你不要跟這些人接觸。”
對於香港特首李家超指控她是“外國代理人”,斥責她獲警方“寬大處理”個案卻出賣誠信,保安局長鄧炳強更指她或影響其他被捕者。周庭否認是“外國代理人”,稱所有決定都與他人無關,反駁三年來一直被侵犯自由權利,沒有一件事是“寬大處理”。她質疑:“如果香港真是法治社會,奉行無罪推定,我未被起訴根本不應是犯人。政府用法律以外手段迫我做不自願的事,加害人反過來裝成受害人說我欺騙你,是強詞奪理。”
麵對傳媒連番查詢,李家超、港府及警方皆沒有回應國安攜周庭返深圳一事是否屬實。
深圳改革開放展覽外的警察設備
無悔投身社運十年:追求自由沒錯
周庭稱選擇到加拿大升學沒有政治因素,純粹考慮學科而決定。早年計劃參選立法會而放棄居英權的她,現時隻持有香港特區護照,澄清沒有申請政治庇護。即使到了地球的另一邊,不需麵對警察上門的恐懼,但她坦言未完全感受到自由和安全。中國在海外的秘密警察令她憂慮,特別是公布流亡消息後會更加謹慎。對於有關家人的問題她也份外小心翼翼,絕口不評論。
作為隻是離港三個月的流亡人士,周庭說仍能明白在地港人的感受:“國安法下的壓抑不止是社運圈,而是香港人所共同麵對的。”她希望透過自身故事,讓世界更關注香港。現在的周庭精神狀態反復,驚恐症和抑鬱症仍不時發作,希望先專注學業和療養身心。她把香港的新同伴——菲林相機,一起帶到彼邦繼續以攝像療傷。昔日的她是個嗜好繁多和喜歡學語言的人,短期內她最希望重拾一些被迫放下的興趣,例如繼續學韓文。
由2012年反國教運動、2014年雨傘運動到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學時代投身社運的周庭走過十年,自言性格從以前“比較有希望”變得“不太正麵”。她和不少前戰友或流亡、或入獄,但所付的代價依然令她無悔:“起碼我們令很多人知道這些價值有多麽重要,即使香港距離我們想達成的香港愈來愈遙遠。”
“就算現在回看這十年,縱然有很多痛苦和挫折,情緒病、坐牢、被國安扣押很可怕,到今天不能再回家的時候,依然會覺得自己所做是有意義和對的。”周庭接著說:“追求自由不是錯的事,追求基本權利也不應是錯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