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那些媽媽選擇生下孩子再殺死他們？
2023年7月，韓國仁川，一位40多歲的母親進入法院，接受拘留前嫌疑人審問。她涉嫌將出生1周的女兒殺害，並埋葬在自家花園中。
一位三十多歲的韓國女性，鄰居眼裏三個孩子的媽媽，親手殺了自己的兩個嬰兒，把屍體藏到了家中的冰箱裏。
警方調查得知，這兩個嬰兒，分別是她在2018年和2019年陸續產下的女嬰和男嬰。
2018年，她曾去醫院生下第一個孩子，第二天出院回家，當晚便親手將女兒勒死。孩子的屍體在家裏的冰箱藏了六年之久，直到今年6月的一天，才被警方發現。
近期，韓國陸續發現多起類似的殺嬰案，輿論一片嘩然。
被殺害的嬰兒被稱作“幽靈嬰兒”。他們隻有醫療機構簽發的臨時出生號碼，但沒有辦理出生登記手續。這些嬰兒沒有戶籍，不是韓國公民，無政府管理，長久以來不被看見。
警方針對2015年至2022年期間出生但未辦理出生登記的2123名“幽靈嬰兒”進行調查時發現，249人已經確認死亡。其中9個孩子的親生父母或監護人，承認殺害兒童或因過失導致兒童死亡。
把他生下來再殺死他
“俊宇媽媽”是一位90後中國人，大學畢業後就去韓國生活，和韓國人結婚生子，兒子今年五歲。在韓國生活了八年之後，她已經基本融入韓國社會。
俊宇媽媽告訴《中國慈善家》，她和身邊的韓國媽媽都在關注幽靈嬰兒事件，大家會聚在一起談論此事，“大家都很吃驚，覺得這是違反人性的，也都感歎：人，怎麽可以做出這樣的事情？”
在談論此事的時候，有些媽媽試圖從女性的視角去理解殺嬰或者棄嬰的那些母親。有人認為，可能是涉事的女性在和丈夫離婚後發現自己懷孕了，她們的丈夫可能此前有家暴行為，或者被債務纏身，又或者有酗酒的惡習，她們為了徹底切斷和丈夫的聯係，隻能隱姓埋名生下孩子，不敢去給孩子上戶口，怕被丈夫找到。
在韓國，新生兒上戶口，需要戶主去戶籍科提出申請。而韓國的戶籍製度，此前規定戶主隻能是男性，2008年修改法律之後，女性也可以成為戶主。但俊宇媽媽觀察發現，現實中幾乎見不到女性戶主。“法律的允許隻是一個開頭，社會觀念的轉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還有人認為，涉事女性也可能是非婚生育，才會選擇隱瞞孩子的出生。
徐黎明也認為，這種可能性很大。他是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的老師，教授韓國文學與韓國社會文化。這些年他一直在做韓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和東亞思想研究，也關注東亞國家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問題。
在韓國，未婚媽媽會承受來自社會倫理上的壓迫感。徐黎明認為，這或許也是導致幽靈嬰兒的一個重要原因。“韓國社會受儒家的家庭倫理道德約束很強，會覺得，一個女人生孩子一定要在一個完整的家庭裏麵。”
在韓國，如果一個未婚女性去醫院墮胎，需要有親屬在手術同意書上簽字，而一些未婚女性不願讓家裏人知道自己懷孕的事情，便放棄墮胎，選擇偷偷在家裏生下孩子；或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去醫院生產。生下孩子之後，如果選擇自己撫養，政府會給一些補貼。如果自己不願意撫養，媽媽們也可以匿名把孩子送到領養機構。
Baby
Box是韓國教會創辦的領養機構，也是韓國最大的領養機構。那些放棄撫養孩子的媽媽們，會把剛出生的孩子放到一個指定的箱子裏，機構的工作人員會在箱子的另一頭安全地接過孩子。媽媽或者其他親屬如果未能在指定的時間回來認領孩子，孩子就會被送到孤兒院等官辦機構。
韓國政府這次對“幽靈嬰兒”事件的關注和調查，最初的推動者就是孤兒院的一名女護士。
在後來接受采訪時，這位護士講述了事情的經過：她在孤兒院工作了二十多年，最開始她發現接種疫苗的數據有問題，隨後聯合律師一起給各個部門提出建議，包括青少年保護中心，但隻有韓國福祉保健部接受了她的建議，並展開了相關調查，“幽靈嬰兒”事件才被發現。
“冰箱死嬰”案曝光後，韓國國會幾乎全票通過對出生人口登記法案的修訂意見。新的法案要求，醫療機構要在14天之內，向地方政府報告新生兒的情況。如果自出生之日起一個月內沒有申報新生兒情況，地方政府負責人將提醒監護人。
徐黎明認為，政府迫於輿論壓力，倉促推出新的法案，試圖解決人口管理的漏洞，看起來是製度的改變，但實際上還是停留在情緒層麵，缺乏深度思考。他擔心這會導致新的問題出現，比如孕婦就有可能會拒絕去醫院生孩子，把孩子生在衛生間或者其它場所，然後扔掉或者殺掉。而這無論是對母親還是孩子，都是更糟糕的情況。
2023年7月，韓國慶尚南道巨濟市，警方正就“幽靈嬰兒”案件搜查嬰兒遺體。
那麽，如果一個女性並不歡迎孩子的到來，她為何不選擇在懷孕期間墮胎？
徐黎明解釋說，在韓國，墮胎首先會受到輿論的譴責。“在韓國，胎兒被認為是珍貴的生命，除非萬不得已，否則一個女性是不會選擇主動墮胎的。”俊宇媽媽也說，她很少看到身邊有已婚女性去墮胎。如果嬰兒發育健康，通常大家都會選擇生下來，隻有在出現嬰兒畸形或者死胎等情況後，才會選擇墮胎。“已婚女性如果墮胎，會麵臨很多流言蜚語，比如沒有母愛，殘忍，可能發生了婚外情等。”
事實上，在韓國，即便女性從主觀上跳脫出傳統文化的約束，接受墮胎，高額的人工流產費用也讓一些經濟條件較差的人最終放棄打胎的想法。
那個殺掉孩子藏在冰箱的媽媽，在懷上第五個孩子後，她的丈夫曾提議讓她墮胎，她在之後的證詞中提到，“考慮到數百萬元的墮胎費用”，她自作主張放棄了墮胎，選擇去醫院生下小孩再殺掉她。
在韓國生孩子，如果是順產，基本不用花錢。女性懷孕後，在醫院開具懷孕證明，就可以去醫院領到一張幸福卡。這張卡裏有100萬韓元（約合人民幣5600元），可以在醫院產檢時使用。俊宇媽媽記得，懷孕期間，她產檢一次不落，生產前卡裏的錢還有剩餘。她後來選擇剖腹產，花費較高一些，而同一時間順產的產婦，在醫院住一晚，第二天出院，就隻花了不到30萬韓元（約合人民幣1600元）。
在徐黎明看來，或許正是韓國社會墮胎難，但同時又提供了很好的生育補貼，這兩種政策疊加在一起，在某種程度上就可以解釋“冰箱死嬰”案裏那位女性的選擇：放棄墮胎，選擇去醫院生產後殺掉孩子。
大家開始養狗，
也不養孩子了
“幽靈嬰兒其實是一個複雜的事情，它絕不隻是一個駭人聽聞的社會新聞。”徐黎明認為，在韓國這樣一個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裏，竟然也會發生殺害嬰兒的事件，這也讓殺嬰事件更有衝擊性。“我們現在對每一個出生的嬰兒這麽重視，這麽保護，各種政策鼓勵生育的情況下，為什麽還會有人把那麽珍貴的嬰兒給殺掉？”
對於當下的韓國社會而言，嬰兒本身很大程度上被工具化了，嬰兒不再隻是一個鮮活的生命，還被賦予了人口學上的意義。
俊宇媽媽發現，韓國職場裏的年輕女性，幾乎都是未婚。目前在韓國，一個女性35歲依然未婚，已經不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我自己感覺，大家開始養狗，也不養孩子。首爾的大街上，很少看到孩子，但能看到很多狗，狗狗的嬰兒車在韓國銷量很好。網絡上，大家都在調侃，路上的狗都比孩子多，這一點也不誇張。”
在徐黎明看來，韓國年輕人之所以不願意生孩子，看起來是經濟壓力所迫，比如高房價低收入的壓力，但更重要的其實是個體覺醒之後主動選擇的結果。“整個東亞人的傳承裏，本來是有一種很強烈的思想，我的存在不是我自己的存在，我本身傳承了父輩的血脈和思想，我死去之後，我的兒孫會一直傳承下來。以前人們受這種思維的影響，家族紐帶就能很好得以維持。而如今，這種思維正在被打破，人們開始強調個體，就會對血緣的連接開始淡化甚至表現出冷漠的態度。”
而養育孩子麵臨的種種困境，也讓一些有意願結婚生子的年輕人不敢輕易做出決定。
俊宇媽媽說，她在生孩子之前，並沒意識到生活即將發生的巨大改變。她屬於“畢婚族”，畢業後來韓國，結婚生子，做了三年全職媽媽。孩子三歲上幼兒園後，她開始參加碩士課程，花了兩年時間完成碩士課程，今年3月開始進入職場。
而她之所以能夠出去工作，是因為婆婆幫她分擔了育兒的事務。她開始攻讀碩士時，正值新冠疫情嚴重的時候，孩子不怎麽去幼兒園，她忙不過來的時候，就把孩子送到婆婆家。她開始工作之後，接送孩子，以及處理幼兒園的事情，基本都交給了婆婆。她和老公每個月會各自拿出來一部分工資收入，加起來大概80萬韓元，給婆婆作為報酬。俊宇媽媽身邊，把孩子交給長輩帶的朋友，也都每個月會給長輩一些錢，具體的數額都不一樣。
即便給婆婆一些錢，俊宇媽媽還是會覺得，對婆婆很愧疚。“畢竟孩子是我們的孩子，不是奶奶的孩子。”她身邊的韓國父母，也都有同感。
而奶奶自己，也不願意帶孫子，“我已經辛辛苦苦帶大了自己的孩子，失去了我的青春、我的中年。我現在老了，總算有時間可以享受自己的人生了，再給我一個孫子，那我真的就沒自由了。”俊宇媽媽和婆婆聊過這個話題，婆婆說過這樣的話。同樣身為女性，或許是從婆婆身上看到了多年之後的自己，她特別能理解婆婆的想法。
她和樓下的阿姨聊天，那個阿姨最近幫她女兒帶孩子，“帶孩子真的太辛苦了，我下樓扔個垃圾，去超市買瓶醋，我感覺空氣都是自由的，我感覺我還活著。”阿姨對她這樣抱怨。
2019年2月，韓國首爾，一家醫院的新生嬰兒室。2018年，韓國合計出生率為0.98，創下統計以來的最低值。
鼓勵生育和厭童情緒同時存在
在徐黎明的觀察裏，受女權運動的影響，韓國曾經有大量的雙職工家庭，女性出去工作，但後來因為育兒問題無法解決，女性會再次回歸家庭，成為全職媽媽。而當下的韓國社會，更多女性在全職媽媽和職場媽媽的身份中不斷切換，不斷在育兒與工作中舍棄與選擇，女性的選擇很難呈現出穩定的狀態，這正是女性的困境所在。
俊宇媽媽在韓國參加麵試的時候，經常會被問到：有沒有計劃生二胎？為什麽出來工作？誰看孩子？孩子生病是不是需要請假？
徐黎明曾對2020年的韓國文學進行過追蹤，他發現，這一年韓國幾乎所有的文學獎，包括文學獎的獲獎候選人，幾乎都被女性作家包攬。韓國文學裏的女性主義傾向，韓國社會裏的女性運動，已經成為韓國社會最顯著的現象。
而從長遠來看，未來還是會有越來越多女性會走出家庭、進入社會，這是大勢所趨。女性更加注重個體價值的追求，不願隻是扮演主婦和媽媽的身份，而是要通過工作實現經濟獨立，不再依附於男性。
而女性在成為母親後，在多大程度上還能追求自己的個體價值，不被孩子和家庭所牽絆，這會影響更多女性關於生育的選擇。
為了化解生育率難題，韓國政府絞盡腦汁推出了一係列鼓勵生育的政策。比如，目前韓國的月子中心普及率很高，大部分媽媽都會去月子中心。如果產婦不去月子中心，可以向政府申請配備月嫂，月嫂上門服務，做家務，帶孩子。除了產前的100萬元產檢補貼，孩子出生後，每個月還能拿到政府補貼：一周歲前，每個月70萬韓元（約合人民幣3930元），2周歲前每個月35萬韓元，以此類推，孩子越大，補貼金額就會相應減少。如果孩子不去托兒所，一直在家的話，這筆錢就會打到父母一方的賬戶上；如果孩子去托兒所的話，這筆錢就會自動轉到托兒所的賬戶。
如果涉及到買房搖號，有三個孩子的家庭，幾乎沒有懸念都能搖上號。
甚至還有議員提出，如果一個家庭生了兩個男孩，第二個男孩可以免兵役。
而與鼓勵生育形成鮮明對比，韓國社會近兩年還出現了“厭童情緒”，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禁止兒童進入”的區域。
在徐黎明看來，厭童情緒的背後，其實是韓國當下年輕人過度的個體化，以及他們對個人權利的極力維護。“現代社會裏邊，把孩子當成一個完整生命體之後，有孩子的家庭就會過度尊重孩子，孩子的個性得到了過分的張揚。而沒有孩子的人，或者是一部分認為應該尊重個人感受的那些人，尤其是年輕人，可能會對孩子的吵鬧特別在意，他們覺得在咖啡館被孩子打擾，所以就不希望咖啡館裏有孩子。而這種對自己個體的這種權利被侵犯的這種相當敏感的狀態，在韓國現在是一個普遍的狀態。然後他會從最開始的維權，後來發展到一個厭惡的狀態。”
徐黎明認為，在未來的一段時間裏，韓國社會的低生育率還會加劇，而厭童情緒也會更為普遍。不過他也認為，韓國社會有很強的糾錯與文化更新能力，“它基本已經完成了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在一個社會裏，成熟政治機製，成熟的公民，開放的輿論環境，可能會一時出現混亂的狀態，但它還是會有一種向上的力量。”
在幽靈嬰兒事件當中，一個孤兒院的基層工作人員，能夠發現國家在人口管理上的漏洞，她沒有忽視這個問題，而是用自己的思考和行動，層層推動，最終那些處於灰暗地帶的幽靈嬰兒重新被看見。這就是那股向上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