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王禹饒
編輯丨杜雯雯
父親不太對勁的信號是一點點顯現的。
他開始嗜睡，喜歡一整天躺著；健談的個性也在消退，走在路上，不再有興致與熟人打招呼、聊天，連女兒的電話也要避開。過去家裏聚餐，他是掌廚的人，但後來他開始躲避廚房——主要是為躲避廚房裏的菜刀。
女兒宋瑩察覺到了這些，並將之與抑鬱症聯係在一起。她試著問：“爸爸，你是不是抑鬱了？”但父親抵觸這種試探：“你說我抑鬱，我就抑鬱了嗎？”“哎呀，怎麽說兩句話就說人家抑鬱了？那我覺得誰都是精神病。”
父親宋明康是一名婦產科醫生，平時很注重健康管理，比起市場上花哨宣傳的保健品，他更信任自己按科學劑量搭配的國藥準字號維生素片。退休前，他是東北某縣一家婦幼醫院的院長，身為家中長子，操心所有瑣碎——不管在哪裏，他都習慣用聰明、能力和精力掌控、解決各種事。
可是這次，“不太對勁”的變化令他長久以來擁有的自信變得虛弱，最難的時候，他甚至想過自殺。
2018年，在北京安定醫院的老年精神科，宋明康被確診為重度抑鬱，那時他64歲，宋瑩34。此後，這個家庭便開啟對“老年抑鬱症”的漫長治療，持續至今。
宋瑩向《鳳凰周刊》講述了過去六年間陪父親治療老年抑鬱的全過程，其中包含如何發現、如何接受、如何治療；也包含這期間家庭內部微妙的情感流動：有女兒對父親的忌憚和理解，有母親對藥物的擔憂，也有父母在沿著衰老軌道下滑過程裏，對晚輩日漸增多的依賴。
在中國將近3億人的60歲以上老年群體中，尚無對老年抑鬱症患者的詳細統計數據，即便是公共輿論中，被看見、被報道的患者故事仍是冰山一角。
在疾病之外，這個故事還包含著衰老所指向的生命經驗——它提示我們，為了活得更好，麵對衰老的諸多表現時，我們可以更敏銳一些，而不是將之籠統視作人年老時的“自然狀況”。
以下是宋瑩的講述：
“這不是我爸”
以前我隻知道抑鬱，“老年抑鬱”這個詞我近兩年才在網上看到。
意識到我爸狀態不對是在2017年，我發現他的表現跟網上說的“抑鬱”很像。我和家人試著陪伴他、與他溝通，但發現我們的力量根本沒用。我們不知道他在想什麽，也不理解那種所謂的“沒有高興、沒有失落”是怎樣一種心情。
當時，他生病很大的一個表現是會抗拒很多事情，例如起床。他經常會在從早到晚不吃不喝躺一天，我們叫他起來吃飯，他大聲地說，“我不想起來你們為什麽非要叫我呢？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知道，你們不要管我”（最開始他更多是推開旁人，然後逃避）他不起床的時候，吵一頓也可以起，但我覺得這麽做沒用，而且我也會因為吵架自責。
我們家所在的小縣城裏，很多人都認識他或者接受過他的治療與幫助。有時一條路沒走完，會遇到好幾個認識他的人和他攀談。如果我在旁邊，他總會介紹對方是誰。但從那段時間開始，他就不太上街，見到熟人也快步躲開。不得不打招呼的時候說話都很少，也沒有情緒波動，整個人都不像他了。
好幾次，我從北京撥電話過去，他也不接，以前他都會問“姑娘幹嗎呢？”“最近怎麽樣呀？”我覺得這不是我爸，我爸可能會因為表達自己的想法跟人爭辯、衝突，但他不會躲避。
那時候他不太了解抑鬱症具體是什麽，也不太清楚現在的抑鬱症需要在一個科學的體係中去檢查和確診，隻知道它是種精神病。之後，我在北京掛了安定醫院的號，向醫生描述了我爸的情況，幾乎百分百確診了抑鬱。
即便這樣，我也不敢或者不忍心跟他直接說。在我心裏，他像山一樣堅不可摧，不會得病，更不是一個需要我去發號施令告訴他他生病了的人。但實際上，我爸比我想象中更早地意識到自己得了抑鬱症。
“我們不知道他在想什麽”（圖源網絡）
在我鋪墊了半年多之後，2018年春季的一次家庭聚餐，我爸很認真地對他所有兄弟姐妹說，“我得病了。按我姑娘講的，我大概是抑鬱了。哪怕麵對日常瑣事，很多時候我都特別恐懼，有時甚至想自殺，現在拿起菜刀我都害怕”。
親戚們的反應也和最初的我一樣，從心底不願相信和接受。大多是覺得我爸有點誇張，“哪是這樣啊，不至於，估計就是最近心情不好，肯定還是退休之後，不如以前的事情多了，空虛了。”“出去旅個遊可能就好了。”“是不是最近賣老房子，心裏還是有點不得勁？過段時間就好了。”
聚餐結束後，我爸給我打電話，他主動說起“你給我掛號吧，我去看看。”
去北京安定醫院檢查的前一天，我倆麵對麵坐在家裏，我發現爸爸衰老了很多，臉上有一種很無助的感覺，不過，我挺高興的是，這次他無助時會跟我說。
那時候他很迷茫，不知道是什麽原因導致他得了抑鬱，而我解答不了，隻能把從醫生那裏了解到的東西解釋給他聽，告訴他有生理上的原因，也有情緒的原因，然後我們會聊聊他身邊發生的事情。那時我們還不太聊到他個人性格和經曆方麵，怕他覺得有心理壓力，也怕他覺得是在埋怨他。隻是側麵聊聊或許有情緒方麵原因。例如因為退休，例如賣掉生活20年的老房子之類的帶來的情緒上的波動。
轉天做完檢查後，我爸確診了重度抑鬱。也是在醫院，他發現，世界上得這個病的人原來有這麽多。
隱蔽的，安靜的
在我看來，老年抑鬱症是非常隱性的，它總是和衰老混雜在一起。
老年人容易受傷，一旦磕碰、摔傷或者重病大愈後，經常就變得不愛動了，有人覺得他們年紀大了不愛動、少說話很正常，但慢慢地，有些老人就沉浸在抑鬱狀態之中了。還有的老人，總是渾身難受，天天去醫院求診問藥找各種偏方，其實也可能是精神類或者心理類疾病，包含抑鬱症。
在醫院，我爸做了很多檢查，除了抽血、驗尿這些基礎檢查，同時填表、回答問題外，還有一些腦電圖、眼動方麵的各種儀器檢測。我當時最擔心的是怎麽能讓他接受這件事，因為我爸是一個心事很重的人，我擔心他會因為覺得得了一個自己完全不懂的病，害怕給大家添負擔。我希望他對這件事沒有任何過度擔憂和自責，越是能把它當作傷風感冒，或者哪怕闌尾炎一樣大眾熟知的病症，這件事對他的影響就越小。
確診抑鬱症之後的一個春節，爸爸跟我聊天，提起根據這段時間的治療，他猜想我爺爺晚年可能也得了抑鬱症。那時候，我爺爺就像他一樣，慢慢地不再跟人說話，每天看大量報紙，但看完之後隻是安安靜靜地坐在那，不和其他人互動，我們到現在都不知道他看的是什麽。他隻是不帶任何情緒變化地、不停重複“看報紙”這個動作。
就這樣，爺爺安安靜靜了好幾年，然後安安靜靜地去世了，那時他隻有60多歲。
不過，在老家的小縣城裏，一旦得了抑鬱，你就要去市裏的“第xxx精神病院”，那裏沒有“安定醫院”這種名字稍稍中性一點的醫院。我爸說，如果當年了解抑鬱症，也許爺爺就能活得久一些。
老年抑鬱症總是和衰老混雜在一起（圖源網絡）
老年抑鬱的另一種表現，我們很多人不太在意，就是老年人經常會“斷線”，也就是“接不上話”。
舉個例子，檢查時，醫生讓我爸用“藍”組詞，一直組盡可能的不間斷，無所謂什麽詞。我爸上去就說“藍天”，然後就組不出來了，醫生引導他，“你也可以說藍旗，就是藍色的旗，或者藍莓、藍精靈”，但我爸的思維是斷掉的，隻想出了“藍天”，然後說他想不出來，不想做了。
醫生的建議是，日常可以陪他回憶一些事情，讓他自己把這些事情的流程說出來，當他想不起來時，就鼓勵他慢慢想，給提示陪著他一起想。
藏藥與抽查
在我的印象中，爸爸一度非常抗拒吃藥。
確診那天，醫生開了28天的藥，藥效得在28天之後才能知道。回家後，我爸跟我抱怨，這個醫生是不是不行，說的都是廢話——他是依照自己的從醫經驗作判斷，不明白為什麽要吃那麽久才能確定是否有效。
因為吃藥的事兒，我跟他軟磨硬泡，告訴他要尊重科學，偶爾也生氣吵架，甚至說要斷絕父女關係。終於，28天之後，我爸覺得他早上起來不那麽焦躁了。經過複診，確認了這些藥有效。
這其中有一個小插曲。
我爸一直喝酒，醫生建議他把酒戒掉，但他不願意，醫生隻能把其中幾種藥替換掉。這樣一來，治療效果肯定沒之前那麽好。後來，醫生告訴我，對於老年抑鬱症病人，一切以維穩為主，目的是暫緩抑鬱帶來的一些其他問題，因此沒必要太激烈，可以在老人可接受的範圍調整治療。
父親在搭配維生素（受訪者供圖）
一開始，我媽對爸爸吃藥也不認同。
她總說，他怎麽就精神病了？這不就是心情不好嗎？心情不好，緩和緩和就過去了，至於嗎？她不太把抑鬱症當成需要治療的病症，覺得如果靠吃藥調節情緒，那不就成吃興奮劑了嗎？
也許，麵對老年抑鬱症，重要的不僅是患者本人認同、接受，還包括他/她的家人、朋友。
回到老家後，幾乎每隔一段時間，我媽就跟我說，你爸已經好了吧，感覺比以前健康的時候還健康，別吃藥了；還會說，網上都說經常吃這藥，將來把腦子都要吃傻了。她不僅跟我這麽說，也這麽跟我爸說。
有段時間，爸爸會偷偷藏藥，我有時突擊回家，到家後第一件事就是找抽屜裏的藥。因為藥是有數的，如果過了一段時間，藥還剩著，那就證明他有幾天沒吃。每當我拿著剩下的藥問他時，他就支支吾吾的。
因為這件事，我跟我媽吵過架，我說如果你現在覺得我爸不用吃藥了，那就你來管，我不再幹預這件事，如果有一天我爸再複發，你像之前一樣沒辦法幫他解決問題，那到時候我也不會插手。
我知道她擔心的是藥物副作用，其實我也擔心，因為心理疾病治療的有些藥比較新。畢竟相比外科、內科這些學科發展，心理疾病治療時間還是比較短暫的。可是，隻要它不是非常急劇的副作用，我認為可以讓步，因為相比醫院的治療，我找不到更好的解決方法。而且在我的理解裏，西醫本身就是一個不斷出現問題、解決問題、再發現問題的一個現代學科。而且，知道我爸得的是抑鬱症時，我甚至有點慶幸的原因，就是因為這個病是吃藥能控製的。
關於停藥，我問過醫生，醫生說，病人主動說自己好了，是好現象，但其實沒有意義，因為這隻是情緒波動。從最初確診到現在，我爸每天要吃的藥從三種減到了一種，藥量維持不變。
最近一次複診是在2023年6月，醫生說他情況挺好。
那時的我爸，跟我說起身邊的某個朋友去世時，會傷心地感歎“人這一輩子”，而不是像以前那樣偏執地認為“完了”“人都得死，活著幹啥呢？”。現在，這種情緒也緩和了很多。
“但我能有一種體諒”
爸爸當了一輩子醫生，他當醫生是很自信的，幾乎是帶著敬重在工作，退休後還被多家醫院返聘，出專家門診。
每次輪到他自己複診，他都跟醫生說起自己的擔憂：比如這個病影不影響他出門診，醫生當時告訴他，他的情況表現是消極、倦怠，並不影響對患者的專業判斷，隻要他自己不覺得情緒焦躁，就可以繼續工作。
另外，因為我爸是婦產科醫生，需要經常跟產婦溝通，了解她們有沒有遇到什麽問題，安慰她們產前情緒。但得了抑鬱症之後，他不太願意與她們溝通了，他很緊張，總擔心自己說錯話。有次，他問醫生這種情況怎麽辦，醫生就鼓勵他，讓他放心大膽地去說話、聊天，隻要他不抗拒工作內容，就可以放心去做。
現在，我爸每天都上班，本來一周有兩天假期，但他攢著不休，投入自己喜歡的醫療工作，上班後他就挨著自己患者的診室溜達查房，問病人“有沒有哪不舒服啊？”“今天狀態如何呀？”“恢複得怎麽樣呀？”
從小我就被爸爸教育，要當像南丁格爾、白求恩一樣有救死扶傷、幫助他人精神的人。初中時我爸教我做心肺複蘇，他說我是醫生的孩子，在街上遇到摔倒的人時，要比一般路人更沉著冷靜，馬上進行應急處理。有時候我都覺得，我爸積極配合治療抑鬱症的原因是希望他的工作能夠延續下去。
父親在馬來西亞的卡帕萊（受訪者供圖）
他生病之後，我開始反向回看自己，比如我是不是也有比較偏執的情緒問題，甚至找了心理谘詢師做谘詢。
做谘詢時，聊到我的成長，我會更加理解我爸，我慢慢想到他是比較孤單的。我爸是家裏的老大，那個年代艱苦、特殊，他15歲就開始打零工，照顧他的弟弟妹妹，為了照顧弟妹學過廚，後來考了醫學院，當了醫生，一直做到院長。
從成長的角度看，他的“靠自己”這根弦一直繃得很緊，從兒時的“孤獨無援”到長大後的“不會依靠別人”。
但是，當他從年輕時候的“我可以”“我能頂上”“我有精力”“我有更好的方法”“我能解決所有問題”一路走到頂峰的時候，他不會往下走了，也不知道怎麽求助，所以當他的狀態隨著年齡增長開始衰落，他就自己扛著、壓著。
2014年退休之後，返聘的事情和家務事在他心裏不斷累積，用我媽的話說，是這些事情在他心裏累積到了極致，使得他開始抑鬱。
帶父母在馬來西亞的卡帕萊旅遊（受訪者供圖）
我愛我爸爸，可能我看不到專業醫生看到的事，但我能有一種體諒。
我知道他更加敏感，是正在接受治療的老年抑鬱症患者，但作為他的家人，我要讓他感覺到我把他當正常人，我還是會和他商量事情，讓他給整個家庭出主意。
在我爸的抑鬱症治療上，有一個很遺憾的地方，就是小城市沒有心理谘詢。如果他能在老家做正規的心理谘詢，或許會好得更快。從某種角度上說，我認為抑鬱症和他生理上的衰老是相互競速的，如果他的心理更健康，那麽他或許以更加好地心態去麵對飛速時間帶來的衰老。
我曾經在老家找到一個心理谘詢工作室，當時特別高興，就先去試了一下，但對方不但沒有任何從醫或者執業證照，甚至上來就講，你是不是有什麽家庭問題？是不是老公要離婚？你那是磁場改變了...我覺得這種心理谘詢跟我爸需要的不太一樣。
我也想過讓我爸做遠程谘詢並側麵問過他的看法，但他有些排斥，他很看重信任度。遠程視頻治療的方式並不是一個他容易接受和覺得安全的方式。
“最好的狀態”
一直以來，我的生活和工作都在北京，我在想，父母老了之後，是不是需要我更多的耐心去對待？作為隻有一個女兒的他們，如果可預見的未來我們要一起住，他們要更早來北京適應生活、跟社會掛鉤嗎？如果在老家，沒有外力推動，父母的社會功能性會不會越來越弱？這些問題都還在考慮中。
在我心裏“怎麽給父母養老”不是一件要去決定的事，而是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精力，逐步地一點一點地去做的事情。
一開始，爸爸特別抗拒來北京長時間居住或者養老，但確診抑鬱症之後，他慢慢開始來北京住：今年他在北京待了兩個月，去年待了50多天，前年是一個月。不久前，我們一家三口在北京的家裏聊天時，得出了一個結論：如果家庭規劃需要，他們可以結束老家的返聘工作，隨我來北京生活了。後來有天，我爸忽然問，如果他們來，老家的房子怎麽辦？要賣嗎？聽他這麽說，我馬上就明白了，他已經在做來北京的預案了。
換作以前，他會跟我說，他以後就在老家養老，和我媽住在老家的小房子裏，相互照顧。去年，我也把一居的房子換成了兩居，讓他們不會因為房子大小的問題而覺得住在北京會給我的生活增加不便。
和父母在北京家中（受訪者供圖）
我覺得，養老的核心是精力和金錢，其中的精力包含你的耐心和時間。我看過很好的醫養結合養老社區，那種養老方式在我心中是“80%的金錢+20%的精力”，也就是說，養老社區工作人員會提供很多幫助，這會讓子女輕鬆一些，但並不是我這樣的老百姓能承受的，所以我隻能投入更多精力。
6年前，我爸剛確診抑鬱症，那時候我年輕，但現在不一樣了，我的年齡也在逐漸增長。爸媽年紀漸長，他們隨時可能需要我投入大量精力去照顧，我期望這個過程更和諧，所以我今年從行業Top1的公司管理層辭職了，在接下來的工作選擇裏，相比原本的職業發展、薪資水平，我更希望找一份穩定的、不太需要出差的、時間靈活的工作，這樣在爸媽需要的時候，可以有更多精力照顧他們。
如今回看，我爸得抑鬱之後，我總會想到對於父母，我是不是錯過了什麽事情，也許我們共同生活在一起會更好。如果不是老年抑鬱，我可能再過七八年才會意識到這些。
我還想到，從我爸發病到確診，不斷摸索地過程裏，我應該漏掉了很多，也誤判了很多，他也許很早就開始躲避以及展現出一些症狀，隻是異地的我沒有觀察到。
不過，就像我爸的醫生對我說的，“你不需要給自己太大壓力，你也是個普通人，你隻能做到這樣”。我覺得，現在是我和我爸之間能達到彼此和諧的最好的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