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曉芳
編輯 | 王珊瑚
全職兒女，一份新型“職業”
23歲的李冬刷過很多招聘啟事，不論是正經公司，還是來源成謎的皮包公司，或者是肯德基的經理，都有一份或豐富或粗糙的招聘啟事，列明公司簡介、崗位職責、任職要求、薪資待遇等等事項。但她最後選擇的這份工作，很抱歉，什麽都沒有。
唯一可以明確的是這份工作的名字——全職兒女。
作為一個近段時間新興的“職業”，全職兒女還沒有發展出統一標準。根據豆瓣小組“全職兒女工作交流中心”裏的定義，這是一種新型的脫產生活方式，“指的是年輕人脫產寄居父母生活，並通過付出一定的勞動換取經濟支持，同時保持學習，嚐試找到職業目標，考公考研上岸。”
社交媒體上關於全職兒女的帖子有上萬條，這些年輕人大致有一些共同特征：年齡大多在25歲以下，生活在非一線城市，家庭經濟條件在當地算得上小康水平，足以為一個年輕人兜底。
但為了合理化“待在家”這個行為，付出勞動或者確立一個長期目標是必需的。
李冬的全職兒女生涯開始於去年7月，那時她大學畢業，考研失敗，最終決定待在家，準備自己的第二次考研。很多時候，考公、考研、考編都能成為全職兒女的主線任務。比如另一個23歲的女孩，去年12月底辭職回家，將考公上岸定為自己未來一年的目標，她的父母對此很滿意，從不催促她找工作，也不要求她做家務。
●2022年12月6日，江蘇淮安，準備參加考研的學生在淮陰師範學院自習室複習。
但如果主線任務失敗，為了繼續合理地待在家，全職兒女們需要展現另外的價值。
第二次考研失敗後，隱藏的家庭矛盾開始爆發。從3月成績出來那刻，父母就催促她趕緊找工作，李冬說，那是她待在家裏最難受的時刻，“你最親的人也不相信你的能力了。”李冬也急，每天都在劃各種招聘軟件，“都快被我劃拉得冒出火星了，我甚至想過去肯德基。”
最後是李冬的姥姥心疼她，提出每個月付1000元，讓李冬每天到家裏幫她洗碗。“我一開始覺得挺離譜的，當時全職兒女也不像現在這麽火。”可實在找不到工作，整個人陷入無意義的焦慮，李尋轉念想，“反正我也挺缺乏生活技能，正好鍛煉一下。”她接受了姥姥的提議。
李冬還記得第一次從姥姥手裏領到的“薪水”。那天是15號，是姥姥的退休金打到賬戶的日子。姥姥支使李冬到銀行把退休金全取出來，回到家就給李冬發了1000元。李冬的媽媽在旁邊，當場大笑出聲。
李冬也覺得有些別扭，“有點不好意思，比現在還收壓歲錢還尷尬。”她的同齡人，要麽已經工作，自己能賺錢，要麽在讀研究生，跟父母要生活費也算正當。隻有她，20來歲，賴在家裏，沒工作沒學習，還需要向長輩伸手要錢。
後來，每個月的15號，姥姥拿到退休金的日子，就是李冬的“發薪日”。她也經常能領到一些額外的獎金，給姥姥按摩，幫姥姥跑銀行，隻要能讓姥姥這位領導滿意，李冬都能領到幾百元的獎金，“她會找各種借口給我塞錢。”
而除了洗碗，李冬也會特意給自己增加一些工作量，比如幫姥姥買菜，每天陪姥姥說話，晚上和她一塊去跳廣場舞。這能讓她在拿錢時少點愧疚。
秦小厚倒是很迅速地接受了自己全職兒女的身份，她甚至認真地為這個新職業做了規劃。秦小厚的父親早逝，家裏隻剩下她和母親，還有18歲的妹妹。她形容母親生活能力一般，“家裏兩盞燈，一盞壞了，另一盞還能用，她就不會去修。冰箱冷凍室壞了，冷藏還能用，她也會一直用下去。”秦小厚是家裏的主心骨，“如果我在家，我媽會感到更舒適。”今年4月回到家，家裏的大小事全歸秦小厚打理，母親隻管做自己的小生意。
秦小厚的妹妹今年下半年也要上高三了，她覺得這是關鍵的一年，打算到時在妹妹學校附近租房，陪妹妹讀書，給她做飯，當好一個陪讀姐姐。她認可這份“工作”帶來的價值，“對家庭的付出經常會被忽略，像全職媽媽的勞動會被認為是應當的。我做全職女兒，也是在承擔家庭責任，憑什麽不能承認這個價值呢？”
回家的誘惑
年輕人選擇回家的理由多種多樣，但他們對大環境的不信任，和對穩定生活的渴求是一樣的。
1999年出生的王一號說自己過去排斥所謂穩定的生活，“覺得一眼看到頭沒意思，年輕人還是需要出去闖一闖。”然而在深圳工作了半年，王一號的想法徹底轉變了，“我覺得這種生活很好很舒服。”
她在深圳一家製造業公司做業務助理。每天6點多起床，7點前得準時出門。轉兩趟地鐵，一趟公交才能到公司。晚上7、8點才能回到家，“隨時還要處理工作上的事，有時到12點，甚至是淩晨一兩點。”
她拿稅後5千多的工資，交完房租、吃飯、日常通勤，就基本不剩什麽錢，“真正做到深圳賺錢花深圳。”更讓她難以忍受的是，她覺得自己越來越像一個機器人，“除了工作就是吃飯睡覺，隻有這幾樣事情，沒有自己的生活，每天都很緊繃。”
而領導還在責怪她不夠努力，“每天幹不完的活，到最後領導說我覺得你不行，我養出了你這個懶人。”
王一號提到自己的一位朋友，兩人同時畢業，她去了深圳，朋友留在家鄉，考了事業單位的編製，“她在我們這個四五線城市拿四五千，還有各種福利。然後住家裏，四五千到手就全是自己的。我在深圳起早貪黑，我到手也就這麽多。那我去深圳的意義是什麽？”
王一號的父母最初就不讚同她前往深圳工作，她的家鄉在湖南洞庭湖湖區，生活節奏閑適緩慢。父母一直希望王一號能留在家鄉，在他們身邊工作。去年12月底她辭了職，回家準備公務員考試，當起全職女兒。
和王一號一樣，更多年輕人發現，留在大城市打拚似乎並不意味著是一個好的選擇。
成為全職兒女前，24歲的阿呆一年裏換了5份工作，他算了一下掙的所有工資，“總共是兩萬六千多，一分沒攢下來。我出來工作的時候爸媽還給了我一萬塊，也倒貼進去交房租水電了。”
第一份工作，三個月試用期還沒到就被辭退；第二份幹了一個多月，因為看不到工作的意義，他主動辭職；換到第三份時，好不容易是自己擅長且喜歡的，可又被診斷出由於長時間用眼過度，得了飛蚊症，又得辭職。他又陸續嚐試了兩份體力活，最後還是因為太累，工資低，看不到發展前景，辭職了。
頻繁換工作有自己的原因，但職場環境和高昂的生活成本也讓他絕望。他最早在北京工作，一間合租臥室每月兩千多，吃飯兩千多，“不管換多少份工作，都隻能是勉強養活自己，根本攢不到錢。”
今年1月，阿呆選擇退回家庭，“我在外麵打工一年倒貼一萬，我在家躺一年可能也才花一萬。”
杭州的緩緩更悲觀，她覺得自己擁有的機會或許會越來越少。緩緩學平麵設計，去年畢業後進了一家設計公司。可她的工作越來越像一個工具，很難有創造性內容。而且隨著AI的快速發展，她甚至連當工具的資格都沒有了。“我們原來畫那種很大幅的畫作，光堆素材也得半個多月，但現在AI出來了，不是特別關注細節的話，AI一兩天內就能完成。”老板直接裁了一波人，緩緩就是其中之一。她被AI取代了。
她又到另一家工程公司上班，畫市內裝修設計圖，結果發現建築行業也不太行，常常遲發工資，還不打算讓她轉正。她考察了周圍其他建築公司，“基本都是一樣的，不太行。”
緩緩發現，如今光靠自己，她已經很難像父母年輕時那樣，有不錯的發展機會，積累足夠多的資源。她決定回家當全職女兒，除了做家務，也開始參加父母公司的業務培訓。母親給她開5000元一個月的薪資，這在杭州不算高，“但勝在穩定，交社保，有雙休，還不用擔心被拖欠工資。”緩緩說，這是她所有工作裏，綜合待遇最好的。
2023年3月11日，廣東深圳，深圳大學、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分別舉辦專場招聘會。
●2023年3月11日，廣東深圳，深圳大學、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分別舉辦專場招聘會。
家庭間的小遊戲
在社交平台上，全職兒女看上去正成為一個流行身份。一位23歲的女孩這樣勾勒自己的全職女兒生活：父母每月提供4000元工資，靠存款利息、理財和收租，她每個月還有2萬元收入。每天睡到自然醒，思考一日三餐吃什麽，空閑時偶爾買買菜，再陪伴一下年幼的弟弟。她的視頻最高點讚量達到3.2萬，底下大多是羨慕的聲音。
這是一個讓人有點驚訝的趨勢。放在十來年前，如今的全職兒女們會被稱為“家裏蹲”，被指責啃老。1999年，就有媒體做過統計，稱中國有15.6萬啃老族，他們大學畢業後沒工作，閑在家裏吃父母的喝父母的。那是提倡個體能動力和個性化的時代，個人要獨立於家庭，啃老、家裏蹲是不被接納的。
2007年的北京政協會議上，民盟北京市委更是針對高校畢業生就業狀況發布一份調查，批評稱麵對就業壓力，“啃老族”悄然出現，一些學生在找工作過程中對家庭有較大的依賴感，他們多為獨生子女，父母溺愛導致獨立生活能力低下、吃苦耐勞精神不強等等。
● 2016年5月18日，又是一年畢業季，湖南城市學院，學生們在教學樓牆上創意塗鴉，用漫畫形式呼籲大家不要啃老。
盡管如今也有人在質疑，全職兒女是不是一種新型啃老？但這已經不是主流聲音了。更多的媒體評論在呼籲，“當前社會競爭激烈，就業率走低，年輕人選擇做臨時家庭保姆，工作之餘複習考公，實現了雙贏。”《北京日報》曾發起一項調查，“全職兒女算新型啃老嗎？”參與投票的人數大約2萬人，其中1.4萬人選擇，“隻要父母願意，條件允許，別人沒資格說三道四”。
社會的內卷和壓力讓人們更能寬容和理解退回家的全職兒女。國家統計局4月披露數據，青年失業率突破20%，創2022年8月以來的新高。而大學生也越來越不值錢了，從2020年開始，國內研究生預計畢業人數連續三年高於本科預計畢業人數。
輿論轉向，年輕人也熱衷於將全職兒女這個標簽貼在身上。每天給姥姥洗碗的李冬把全職兒女比喻成，“家庭間的一個小遊戲。”她解釋說，“沒有人會把這當成一個正經的職業。家裏人也是心疼你，才會給你一些經濟支持，既不讓你太狼狽，又能讓你光明正大地陪在他們身邊。”
李冬覺得自己的行為可以被稱作啃老，“但我現在做不了更多，我沒有辦法出去找工作，沒有賺錢能力。而那些指責我啃老的評論也改變不了我的現狀，所以我會選擇無視那些評論。”
除了給姥姥做家務減少愧疚，李冬也在用“畫餅”的方式告訴自己，這是親人間正常的資金流動，“我隻能跟自己說，現在姥姥把錢給我，讓我買學習資料，等我考試過了，我再好好報答她，給她買好的東西。”
在許多全職兒女的理解中，他們認為這更像是家庭成員間，你情我願的資源循環。不止一位全職兒女主動提到網上那個段子，“虛假的啃老是家裏蹲，多雙筷子；真正的啃老是獨自去大城市打拚，再掏空六個錢包買車買房。”既然父母的錢最終都是用在子女身上，一位2000年出生的女孩弄不明白，為什麽她隻是待在家，就要被一些評論指責為啃老？
在家照顧媽媽和妹妹的秦小厚提到自己曾約會過的一個男孩，男孩有一次幫爸爸給微信綁定銀行卡，趁機轉了幾萬塊到自己賬戶。男孩說，“反正將來都是我的，那先給我2萬怎麽了？”秦小厚也讚同男孩的想法，“本身中國人就是有著傳統觀念的一個群體，一個家庭的關係、資源很多是綁定在一起的。這些東西或早或晚都會是你的，如果家庭有能力給我兜底，我為什麽要折磨自己？”
留下還是再次出走
25歲的念念已經當了兩年全職女兒。她最初考上了家鄉的公務員，然而因為受不了單位同事的種種問題，選擇辭職回家。她至今沒想過重新找工作，父母也從不催她，念念說，“我爸媽兩個人掙的錢能養活我們三個人，所以他們也覺得無所謂。”
但對於更多全職兒女來說，一個現實的問題是，家庭的兜底能持續多久？
在接到相親要求的那刻，24歲的劉敏莉意識到，起碼在她身上，家庭的支持是有限度的。劉敏莉畢業後進入一家大廠做運營，但她不是那麽喜歡這份工作，也發現運營的上升渠道有限。考慮再三，她在去年辭職，回家準備跨專業考研，希望最終能進入自己心儀的藝術策展行業工作。她失敗了。
考研失敗，又暫時找不到工作，劉敏莉隻能努力在家扮演好全職女兒。她需要早起，早上7、8點就出現在客廳是最好的，“如果我下樓，我爸媽已經在吃早飯，他們會陰陽怪氣的。”她得維持好自己房間的衛生，“要不然我媽會罵，一個小姑娘怎麽這麽邋遢。”劉敏莉特地強調了一遍，“我說的已經比較文雅，我爸我媽是真的會罵我的。”
但這些矛盾和摩擦還能忍受，直到父母開始催她相親。劉敏莉陷入恐懼，在她的理想規劃中，她要先拚事業，到30歲有足夠經濟能力的時候結婚。可父母安排相親後，劉敏莉常常會腦補自己的軌道就此偏離，“我要是真的去了，或者我再沒點進步，我覺得自己就會變成接受爸媽安排的相親對象，結婚，然後留在家裏，未來就這樣了。”
劉敏莉發現，如果長期待在家裏，她勢必要讓渡自己的一些權利，“吃的用的都是爸媽提供，我沒有工作，沒有經濟收入，完全沒有底氣說不。”
她還沒做好回大城市工作的準備，試圖再考一年研。她在努力找一份短期的藝術類工作，“不管怎麽樣，得先走出去。”
一年換了五份工作的阿呆在家待了半年後，也打算重新出門找工作了。他原本決定暫時留在家裏照顧奶奶，奶奶生病偏癱了，吃飯、喝水、上廁所都需要人。他打算邊照顧奶奶，邊做自媒體，寫寫小說。但他全職兒子的計劃隻持續了幾天。
阿呆父親所在的工廠效益不好，掙紮了大半年，最終還是關了，父親也失業了。阿呆很清楚，家裏沒有足夠的資源，支持兩個“全職兒子”。比起接近60歲的父親，他在勞動市場上的優勢還是要更大一些。
阿呆嚐試送了一段時間外賣，給自己定下目標，每天至少掙100塊，結果發現最多的一天，送了9小時，也隻掙了66塊4。但一個意外之喜是，他把自己送外賣的經過發到網上，取了個標題，《211畢業，卻淪落到為幾塊錢冒著大雨送外賣》，或許是踩中了網民最愛看的幾個關鍵詞，視頻點擊量一下飆升到25萬。靠著自媒體，他一個月賺了3000元。阿呆說，雖然不多，“但這賺的錢是確確實實進了我口袋，不用拿出去交房租。”
不過他還是計劃著離開家鄉石家莊，一來是覺得在石家莊送外賣，實在掙不上錢，得找其他正經工作。二來，他打算好好運營自己的自媒體，“一直待在家裏，素材也快說完了，出門工作也能攢攢素材。”
李冬還在本分地做好一個全職女兒。她陪著姥姥跳廣場舞，也變相地逼迫自己多走出家門，恢複人際交往。在家備考的那段時間，她幾乎斷了和所有朋友的聯係，縮在家庭裏，整個人無比焦慮。
如今，她覺得自己的狀態恢複得不錯。她利用空閑時間考了駕照，考了計算機二級資格證，她開玩笑地說，“當全職兒女是最適合中國寶寶體質的gap
year。”但她也清楚，這段gap
year有期限。她讀法學專業，計劃在9月再考一次法考，看情況12月可能會再考一次研。因為陪著姥姥，又有考試這個目標，父母暫時也不催促她找工作了。
可如果考試再失敗呢？她很快又會聽到父母跟她說，誰家的女兒去了銀行上班，誰的兒子有出息又漲薪了。姥姥的提議不可能再用第二次了。她最終得走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