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打過19份工的人說,逃跑並不可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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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自己十幾年的打工經曆,胡安焉不再抱有消極態度,發現它們有了新的意義,“假如一個人沒有某些經曆,他就很可能不會去思考相應的問題;假如不是置身其中,他就不會有一個獨立的視角。”

今年3月,《我在北京送快遞》出版後,登上了豆瓣圖書非虛構類熱門榜第一名,有八千多人標記看過。

這本書的作者是胡安焉,同時具有兩個身份,打工人,寫作者,總計打過19份工,他把這些經曆都記錄了下來。書的簡介這樣寫道:“進入社會工作至今的二十年間,胡安焉走南闖北,輾轉於廣東、廣西、雲南、上海、北京等地,做過快遞員、夜班揀貨工人、便利店店員、保安、自行車店銷售、服裝店銷售、加油站加油工……”

前段時間,網絡上關於“孔乙己脫下長衫”的討論十分熱烈,對於胡安焉來說,體力勞動則是逃跑的結果。他無法和人維持長久的關係,長時間活在無法融入主流的恐懼中,銀行卡餘額低於兩萬他就出去打工,等幹不下去了再躲回屋子裏寫作,循環往複。逃跑既是指更換工作和城市,也是逃到文學的世界裏。

胡安焉在一份又一份體力勞動中度過了動蕩的前半生,他今年44歲,和妻子定居在成都,2020年之後就不再打工。

《我在北京送快遞》的市場反饋超出了他的預期。回顧自己十幾年的打工經曆,胡安焉不再抱有消極態度,發現它們有了新的意義,他意識到,人需要在社會活動中、在處理人際和事務的過程中,受到觸發而進行省察和思考,嚐試理解發生的事情,繼而發展自己的認知,“假如一個人沒有某些經曆,他就很可能不會去思考相應的問題;假如不是置身其中,他就不會有一個獨立的視角。”

如今,他不再為自己邊緣的生活而不安,找到了屬於自己的人生。

以下是胡安焉的講述。

別說思考文學了,

很多時候崩潰得想打人

20年裏我換了19份工作,大部分是體力活,我做過快遞員、夜班揀貨員、酒店和快餐店的服務員,在早餐攤炸過油條,送過雪糕,擺過地攤,開過女裝店……在廣州、北京、上海、廣西、雲南很多地方待過。為了方便隨時搬家,我的東西很少,大概兩三個箱子可以放下,隨身的行李一個袋子就裝完了。呆得不舒服了我就離職,等到銀行卡餘額剩不到兩萬了,再開始找工作,一般是同學給我介紹,或者通過報紙、雜誌、58同城上的招聘啟事找。

挑選工作我隻有兩個標準,一個是不用和人有很多交流,另一個是應聘工作的時候不用麵試。

其實這也是我做體力活的原因,這些工作沒什麽競爭,不需要麵試,介紹自己的優點,給公司承諾——需要麵試的工作我會擔心自己不能勝任,但是體力活我知道肯定能,會更有自信。比如我去順豐、德邦,這種工作你隻要去了它就安排我試工,試完工就上崗,我也知道自己做得來。老板來者不拒,當天就開始幹活。

體力工作唯一的自由就是你可以隨時走,但是在幹活的時候是沒有自由的,而且人會變得沒有思考能力。

2017年我在廣東一個物流園做夜班揀貨員的那段時間,每天晚上7點上班,第二天早晨7點下班,中間晚上9點到9點半有半小時吃飯時間,剩下的時間都在工作,不能帶手機進廠,不能吃東西,工友之間很少聊天,因為任務很多而且噪聲很大。

我做的是小件快遞分揀的工作,就是把快遞按照目的地分類,再重新打包放到對應的車上。拆包裹、按目的地分類、貼標簽、再打包,一遍一遍地重複這些動作。工作是在一個一米高的水泥台上進行,麵積有十個足球場那麽大。四周是來回卸貨取貨的叉車,十幾個小時都是“轟隆轟隆”的噪聲。頭頂上是一個鐵皮頂棚,罩住整個工廠。貨物分揀的工作是一環扣一環的,你走了,其他人的工作就沒法做,幾乎不能摸魚。頂多去廁所呆兩三分鍾,廁所也在水泥台上。

幹活的時候,我腦子裏什麽都不想,隻看得到還有多少快件沒揀完,下班後也完全沒寫東西了,連書也看不進去。別說思考文學和工作的意義了,12個小時的夜班,白天靠酒精和褪黑素我隻能睡著兩三個小時,很多時候崩潰到想要打人。但我沒有真的打人,因為打架會被辭退。



胡安焉做夜班揀貨員時的住處

大多數時候我都是一個人,我隻和工友去過一次KTV,我沒有嚐試過和工友聊天,他們大多是農村來的,小學沒讀完,有養家的壓力,或者是想攢錢成家的單身漢,他們不關心意義,隻想找到給錢最多的工作。隻有一個工友每天下班都等我一起回住處,但我跟他完全沒有共同話題,聊的都是毫無營養的廢話。

我也不是不想成家,隻是覺得什麽情況都可以接受。2018年,辭掉夜班的工作去北京其實就是因為當時的女友,也是現在的妻子,她住在北京,也喜歡寫小說。我們通過文學論壇認識,為了住在一起,我開始在北京送快遞,前後待過兩家公司,順豐和品駿,一直到2019年底結束。

順豐的上班時間很長,為了客戶能快點收到件,我們每天要送五班貨,最後一班5點多才交到我們手裏,加上很多人白天不在家,都要堆到晚上送,下班高峰期電梯又要等很久,送完就8、9點了。

由於我的站點考核數據全市倒數,下班後要開會,把好評倒數的、收到投訴的、超時快件過多的人都拉上台,當眾批評、檢討,通過各種挖苦、體罰來施壓。經常開會到半夜11點多,挺誇張的,而且這種對人的不尊重我很不適,後來我就偷偷地不去參加了。



在北京送快遞

送快遞的時候有一些顧客挺熱情,感謝我送得這麽及時,我很高興,覺得自己幫到了別人。在小區裏看到小貓我會逗一下,還有一次撿到一隻刺蝟,但是更多時候,這份工作的價值就是掙錢。我養成了用錢衡量時間的習慣,比如平均每分鍾我能掙0.5元,那麽哪怕公廁是免費的,但我花費了兩分鍾時間,小便的成本就是1元。

那段時間,我從來沒寫過東西,書也沒讀。每個月休四天,實際基本上休不到,老員工會想盡辦法多休息,我就要頂班,有時候一兩個月、兩三個月不會休息都是正常的,更沒有可以享受生活的時間。每天回家吃飯、洗澡、洗衣服,都大半夜了,精力隻夠和女友聊天,或者看一部不用思考的電影。

怕別人不喜歡我,

更怕別人喜歡我

1999年,我從廣州一所中專畢業,學的是家電維修專業,我們學校早幾年的中專畢業生都是學校安排工作,到了我這,中專分配工作的製度取消了,學校隻安排我們去酒店做服務生。那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酒店服務生的工作主要是宴席結束後搬椅子,每次我都會多搬幾把椅子,表現自己的真誠,沒想到反而被其他同事排擠,他們覺得我在刻意表現,我就不再賣力幹活了。我完全不想討好領導,故意對領導很冷淡,因為我很反感把討好上司當成進入社會的必修課。

這份工作我幹了半年就離開了,我覺得這份工作很無聊,工資也少,以為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後來證明我想錯了,以我的專業教給我的知識,完全找不到相關的工作。當時家電技術發展很快,但我學的東西早就落後了,用的實驗設備都是被市場淘汰的。據我所知,我們班最後隻有一個人做了家電相關的工作,剩下的要不是家裏介紹工作,要不就是像我一樣去打工。

當時廣州做生意的特別多,很多年輕人就去這些地方打零工。我在一家香港人開在廣州的服裝店賣衣服,工資一個月2000。在商店裏,我發現我和其他人很不一樣,店裏來客人的時候,他們都很積極,主動招攬生意,而我隻會等著客人來問我。我試過逼自己學著他們的樣子做,但是學不會,也害怕別人說我好勝,結果就是生意全讓給其他人了。

最開始我沒有深究,隻是隱約覺得不舒服,於是很自然地就在半年後離職了。我偶然從報紙上看到廣州一個加油站在招人,雖然工資隻有1800,比服裝店少了200,但我想著加油的工作應該不像賣衣服有很多和人打交道的內容,就去了。畢竟有個中專文憑,找體力工作還是很容易的。

意外的是,加油站這份工作也隻做了半年就離開了。雖然不用和客人打交道,但我又發現自己不敢和領導說話。領導要求大家下班後住員工宿舍,但我晚上要上夜校,其實現在想起來,如果我向領導說明情況是能被理解的。但我完全不敢提自己的訴求,覺得會被領導討厭,在組織裏顯得特殊,就自己默默辭職了。

離開加油站後,同學介紹了一份送雪糕的工作,這次我打算隻埋頭送雪糕,不和人交流。其他送雪糕的人會和商店老板搞好關係,我完全相反,我不會和他們多說一句話,每次都像第一次見麵一樣客氣。我不是討厭他們,隻是我不願意和人搞關係,我怕別人不喜歡我,更怕別人喜歡我,因為我知道自己是個很糟的人,總有一天會被識破。

幾個月之後,我離職了,這份工作需要推銷的能力,如果你和店鋪關係差,他們就會找別人送雪糕。



2007年,在南寧的住處

我產生了很大的惶恐,當時我二十出頭,對自己和別人的不同很敏感,我最強烈的感受是,為什麽同齡人都能一下子變成大人,而我不行?這樣下去,我是不是會被整個社會排擠,變成一個邊緣人,那未來我會變成什麽樣子呢?

可能有人在年輕時有和我相似的感受,但我一直沒有很強的改變自己的意誌力。麵對不適,我的解決辦法就是放棄和逃避,工作做不來就換一份,甚至換一個城市,因為在熟悉的環境呆久了,會有一個固定的價值觀在打量我,也要和別人維係關係,但是去了新地方我就是一個陌生人,那就不會顯得很奇怪,也沒有認識我的人可以評價我,在新環境裏我最輕鬆。

放棄對我來說是本能一樣的東西,我一直相信隻要放棄就不會痛苦,所以我是完全被動地被生活推著走,過上了漂泊的、碎片化的生活。

第一次萌發了一種欲望

——我想成為塞林格

從30歲開始,我能接受自己了,我是一個不求上進的人。別人完全可以這樣評價我,我不覺得被冒犯。但是那之前看著同齡人都三十而立,即使理性上我知道和別人比較是毫無意義的,還是會不自覺地自卑。我和大多數同學、朋友都斷了聯係,有一種病態的逃避心理。

我在30歲那一年轉變很大,那一年我在南寧開女裝店,對人和現實的恐懼達到了頂峰。

那個商場裏的店家勾心鬥角,大家表麵熱情,背地裏都希望對方倒閉。我常被造謠、抹黑,我感覺到現實社會很複雜,越來越害怕和人交流,別人對我笑我都覺得很恐怖。再後來就惡化成了一種泛化的恐懼,我不敢走在大街上,覺得每個人都在盯著我,回到家我會對著鏡子檢查很多遍自己的著裝和表情。直到除夕那天,我一個人走在大街上,下著雨,店鋪都關門了,隻有濕漉漉的街道和遠處的爆竹聲,我第一次覺得,人來到這個世上,不一定是件幸事。



南寧的女裝店

女裝店附近不到一百米有一家新華書店,它救了我。店裏不忙我就往書店跑,買點書帶回去讀。有一次碰巧看到了塞林格的《麥田裏的守望者》,我完全和霍爾頓產生了共鳴,他的早慧不是社會化的早熟,恰恰相反,他看透了成人世界的無意義,處在惆悵、迷茫、厭世的精神狀態裏,也是我內心的真實寫照。

我第一次萌發了一種欲望——我想成為塞林格,寫出給人以啟發的文學作品。我決定離開南寧去北京,我曾經在漫畫社工作過,那是我做過為數不多的一份文職工作,我認識了幾個朋友,他們當時住在北京,在北京的那段時間是我的文藝啟蒙,我看了很多從來沒看過原本一輩子也不會看的書,聽了很多搖滾樂,性手槍、涅槃、九寸釘......

之後,我回到廣州,把自己鎖在一個小房間裏,每天讀書、寫作、上文學論壇,我的銀行卡有六萬存款,主要用來買書。我在宜家買的兩個一米寬、兩米高的書櫃全部填滿了。

這種狀態持續了近三年,我終於認清了“文學的真相”,不再寄希望通過寫作改變生活了。我的投稿從沒收到過回複,有次一個編輯主動向我要稿,一篇八千多字的小說,稿費隻有兩百多。

於是我又轉頭從生活本身想辦法,我又開始打工了。

2012年9月,我去了大理下關,做過保安、烘焙店學徒,擺過地攤,有不少空餘的時間可以看書和寫東西。平時我在噴泉廣場跑步,最多的一個月跑了245公裏,我還買了把便宜的吉他。房東是一個白族老太太,碰麵就喜歡拉著我說話,我沒聽懂過一句,就對她微笑。



在大理下關擺攤

我的身心得到了治愈,當時我的心境是,假如亞曆山大大帝問我需要什麽,我也隻會說,別擋我的光線就好,如果我被石頭絆了一跤,我就爬起來自己再摔一跤,然後拍拍屁股繼續走路。

因為閱讀,以前困擾我的失敗不在了,文學給了我另一套評價標準,在這個標準裏,我不再那麽自卑,也不那麽在意別人的評價,很多人都很愚蠢,即使世俗上他們很成功。就像塞林格所揭示的,世界真正的可能在孩童般的天真裏。

懷著怨恨的人生

是不值得過的

生活不是盡善盡美的,如果可以選擇我不會來到這個世界,但我更想說,懷著怨恨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

我是1979年在廣州出生的,我們家是一個移民家庭,父母不是廣州人。小時候在路上我被人問過,為什麽相貌不像本地人,我的普通話也比其他同學說得更標準。

在廣州,我們家沒有親戚,沒有朋友,父母性格孤僻,和我相處他們也很冷淡,準確地說是公正,他們對我的感情更像是老師對學生,冷淡、克製、壓抑,不摻雜對子女的私情。他們從小就告訴我,要學會忍讓,為公共利益讓步,滿足私欲是可恥的。

他們極少回應我的情感需要,對我也沒有要求和期待,最後我隻能放棄和他們建立關係,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後來頻繁換工作的時候我會覺得,如果我一直執著於某件事情,最後就是無窮無盡的痛苦,絕對不會成功。長大後,我越不能融入社會,就越埋怨父母,是家庭的邊緣造成了我的邊緣。

33歲之後我做的事情都沒再告訴父母了,他們不知道我結婚,更不知道我寫東西。但是近幾年,我和父母的關係從對抗變成了照顧。我反思了自己對父母的情感。二十多歲時,對邊緣的恐懼、對父母的怨恨,其實歸根到底是對生活的厭惡。去年父親去世,我全程在他身邊,他已經不能說話了,在他眼裏,我一直是個一事無成的人。接著,母親癌症複發,不能化療,隻能吃靶向藥拖延時間。她唯一的心願就是趁著還能走路多出去逛逛,我們最近一起去了西安和蘭州旅遊。

2020年疫情爆發後,我和妻子從北京搬到了成都,有了比較安穩的生活。到現在,我沒有再打工。我們租了一間在成都三環的房子,60平米,每個月租金1800元。成都的三環相當於北京的五環,我們本身生活需要的也很少,房子裏比較多的是書,快一千本。

我現在的生活狀態用成都話說叫“巴適”,早上七八點起床,上午待在家裏,喂貓、搞衛生、看書,有時寫點東西,十點左右我開始準備午餐,午餐是我們的正餐,一般是我做飯,妻子的作息和我不一樣,她起床就中午了。下午我們倆去附近的圖書館寫東西,晚上有件大事就是去“錢大媽”(一個連鎖蔬菜超市)搶特價菜。



成都家裏的書桌

《我在北京送快遞》這本書的市場反饋超出了我的預期。很多人是被底層文學、打工、送快遞的噱頭吸引來的。豆瓣一個網友的書評我印象很深,大意是說,她以前是用《平凡的世界》教育孩子,現在可以用我這本書來教育孩子了,不認真學習就要去送又苦又累的快遞。她在豆瓣上給這本書打了四星。

但我不認為這本書屬於底層文學,我沒有刻意關照底層的生活,也沒有所謂的底層意識。我沒有想要代表某個群體或者階層的意圖,隻是記錄我的個人經曆而已。

我已經寫作十多年了,中間還有三年完整的時間全職寫作,我隻不過是在沒錢的時候打工,生活得以維係後又回家寫作。如果大家帶著對“底層作家”的寬容來看我的作品,是一種我對讀者的欺騙。

對我而言更有價值的是,我用今天的眼光看清自己的本質。通過寫作,我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打工和自由的對立,在有限的選擇和局促的現實中,我越來越感覺到,生活中許多平凡雋永的時刻,要比現實困擾的方方麵麵對人生更具決定意義。



胡安焉

我最喜歡的文章是伍爾夫讀《皮爾金頓夫人回憶錄》後寫的一篇書評。皮爾金頓夫人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女作家,她的人生是一個下墜的過程,出身高貴,家道中落,死得淒涼。但她一輩子都非常樂觀,在絕境中也有對萬世萬物的愛。哪怕饑寒交迫,仍然會心疼一隻昆蟲。她有很多矛盾,一方麵自尊心很強,老是覺得被人羞辱,另一方麵,為了錢也寫低俗的文字,她博愛,也很記仇,寫作的時候會挖苦得罪過自己的人。

她身上偉大的失意,曾經照亮過失意的我,教會我要接納生活的安排,尊重真實的自己,哪怕真實的自己是矛盾的。

接下來,我會在成都寫一部長篇小說,等到錢花完了,我就再去打工,最好是保安,比送快遞輕鬆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