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珠峰的人
“在海拔8000米以上，人們無法苛求道德的尺碼。8000米不是道德的邊界，而是能力的邊界，人們選擇見死不救，不是道德的缺失，更大的原因是能力的不足。而這種不足值得被理解並原諒。”美國著名登山家科萊考爾在他那本名為《進入空氣稀薄地帶》中寫道。
後來的登山者們將這段話簡化為：8000米以上無道德。一旦身處這個高度，如同置身“死亡地帶”，救援是一件極其罕見的事。高寒、空氣稀薄，救援者除了要犧牲氧氣、食物、體力外，還要一同承擔死亡的風險。
但在今年5月的春季珠峰登山季裏，範江濤和謝如祥在海拔8400多米的位置上，放棄衝頂，在夏爾巴向導的幫助下，救下了一名已經失去意識的登山者。
在北青深一度的采訪中，這兩名救人者坦言，成功救人的背後，還有種種巧合在發生作用，例如，他們當時從C4營地開始衝頂不久，體力良好，還有多餘的補給尤其是氧氣用於救援（在放棄衝頂的情況下），被救者被“鎖死”在了他們必經的路繩上，當天的天氣也很好，夏爾巴的體力也不錯等等。更重要的是，倒在路上的這個人他們認識，而就在幾個小時前他們剛剛得知“上麵”有人遇難，那個人他們也認識。
一名在珠峰做過多年登山服務的向導說，在這樣的高度，被救是一種運氣。但對於救援者來說，很大程度上，救援意味著“遺憾”——不得不放棄登頂的機會，而這個機會的背後是漫長的時間準備，幾十萬的資金投入，以及他們所背負的關於團隊的榮譽。
珠峰南坡C4營地
“你救不活她的”
如果沒有頭天晚上的“意外”，湖南省登山隊的領隊範江濤應該在5月19日淩晨3點多登頂珠穆朗瑪峰，他會拍下登頂照片，再用背在身上的衛星電話將好消息傳回長沙。
他還會挑兩塊石頭裝進背包裏。那是出發時給兩個孩子的承諾：“爸爸要從珠峰上帶塊石頭給你們，讓你們去班上好好地跟同學吹牛！”
背包是從衝頂前一晚就開始收拾的，範江濤計算著熱水和食物的量：1.25升熱水、六塊巧克力、兩包麥片、一包餅幹、一根火腿腸。他還試圖規劃好走到多少米吃第一塊巧克力、喝第一口水。裝好、倒出來、重新裝進包裏，這樣的過程，他重複了三四次，怕帶得多了增加重量，又怕帶少了不夠，“恨不得包裏每一克灰塵，我都要仔細檢查。”
他還在包裏塞了一套旗子——有登山隊的、北大的、公司的、公益組織和讚助商的，登頂後，他會和這些旗子一起拍照。
C4營地海拔8000米，人站在這裏會產生錯覺，覺得峰頂似乎隻有一步之遙，“你看著，還以為叼個棒棒糖就上去了”，和範江濤同隊的謝如祥說。實際上，從C4衝頂近900米的路程，每上升100米，至少要花費1小時，即使是體力極好的登山者，也要用8到10個小時才能站上頂峰。
8000米往上是公認的死亡地帶，氧氣隻有海平麵的27%。“生命在這裏沒有尊嚴”，範江濤說。在衝頂途中看到屍體，不是什麽稀奇事，那些永遠留在珠峰上的人，甚至成為了登山者們的“路標”。
從C4到峰頂，最佳出發時間是下午4點到晚上8點間。18日下午5點半，範江濤和兩名隊友走出帳篷，朝著峰頂前進，謝如祥則選擇1小時後再出發。這次湖南省登山隊登珠峰的隊伍一共9人（包括一名隨隊攝影師），範江濤是領隊，A組的4人在17號出發衝頂，範江濤和謝如祥在內的B組在後一天出發。
壞消息在一個小時前傳來：有兩名中國登山者在南坡遇難，一個是52歲的貴州人陳學斌；另一個身份未明，聽說死在了“陽台”（冰岩混合地帶的最高處）附近。
但範江濤顧不得一直想這些，腦子裏的念頭強烈：“我要登珠峰”。順利的話，他將在第二天淩晨兩三點鍾登頂。
一套高山羽絨服重量約兩公斤，加上高山靴、冰爪、氧氣瓶等裝備，負重至少超過10公斤，穿上這套裝備，人的動作也會變得笨拙。範江濤在胸口放了八顆大白兔奶糖，左右兩個口袋裏各裝著一瓶能補充能量又好喝的小可樂。
衝頂是以“步”為單位的，保持“走十幾步，緩一口氣”的節奏已經很難得，一不小心打個踉蹌，要喘個一分鍾才能平緩下來。
8450米，距離出發過去三個小時，範江濤覺得狀態很好，第一瓶氧氣也還沒吸完。這裏是“黃帶”層（冰岩混合地帶），需要把安全繩固定在路繩上，一步步往上攀爬，靠近珠峰的“陽台”，按照計劃，他要在那裏換上第二瓶氧氣，登頂後下撤到“陽台”再換一瓶。
在“陽台”附近，範江濤看到一個紅色身影出現在路繩左側，前麵的隊友越過那個身影繼續向上走。範江濤停下用頭燈照了照，發現那個倒臥的身體還在顫抖，一隻裸露的手已經變成黑色，另一隻手戴著薄抓絨手套，連體羽絨服破了一條約20公分的口子，裏麵的羽絨飛了出來。
這個人的下降器鎖死在了路繩上，往上走的人需要把鎖扣解下來，越過下降器再拴上去。範江濤說，如果那個身體離路繩遠一些，也許他根本不會去留意看。
“你是中國人嗎？”
對方沒有回答。
“你叫什麽名字？”
對方小聲用湖南方言說自己姓劉。
範江濤看了看她的姓名貼，又看了看她的臉，發現她是湖南登山隊的隊員劉玲玲。他記得，原本劉玲玲是要和湖南登山隊此行的8名隊員一起登珠峰的，但由於周期較長，她請不了四五十天的假，說不去了。
她不是不來嗎？怎麽在這裏？範江濤有點懵。
在湖南省登山運動協會2021年9月發布的第一批湖南省登山隊隊員入選名單中，可以看到劉玲玲的名字。範江濤說，按照隊裏規定，隊員參加高海拔或高風險登山活動，需要提前向隊裏報備。但劉玲玲通過其他登山公司報名登珠峰的事，他作為領隊並不知曉。
耳邊夏爾巴（珠穆朗瑪峰本地居民，被譽為世界上最好的攀登向導）的聲音傳來，催他繼續走，“你救不活她的”。
受困的劉玲玲
一邊罵，一邊救
範江濤繼續往上爬了20米。
她還有幾口氣，如果下去救她，範江濤必須把自己的氧氣分給她，這也意味著，剩下的氧氣無法支撐他繼續登頂，這一個多月以來的準備就白費了。完成衝頂，需要的不止是體力，還有時間、金錢、機會。4月11日，範江濤和隊友們就到達尼泊爾加德滿都，進行近一個月的拉練、適應，和等待。他們選擇的是南坡路線，每個人的花費約30多萬元。
如果不救，她一定會死在這裏。
範江濤停下來，覺得自己沒法再往上走了。
他挪到旁邊的一個石板上，想著，放棄登頂，如何跟隊裏交代？如何跟家裏交代？作為領隊，他被寄予厚望，登頂失敗會給隊裏帶來什麽影響？臨行前，很多人給他辦了送別會，希望他順利登頂，回去後，怎麽麵對大家？
但眼下，他沒法顧及這些了。
“我不登頂了，要回去救她。”
“不要去，那個人已經死了”，夏爾巴說。
他告訴夏爾巴，那個中國女孩是他的朋友，他不能看著她死在那裏。
在這之前，他從沒想過自己會放棄登頂。登珠峰是他多年的願望，接觸登山運動的這些年裏，他登上過非洲、歐洲和南美洲的最高峰，珠峰則是他“7+2”計劃（攀登七大洲最高峰、徒步到達南北極）中的第四站。
這一路算不上順利，在大本營等待窗口期的日子裏，雪崩的聲音幾乎每天都會響起。昆布冰川時刻在移動，要時刻小心腳下，“也許前麵100個人走過去都沒事，剛好你走過去，就掉進冰裂縫裏了”。
15號那天，從大本營出發去C2的路上，他曾因腸胃問題嘔吐，身上一點勁兒也沒有。腳下的冰，每一步都要用冰爪固定住，他腿軟使不上力，摔了好幾次，夏爾巴向導也有些不耐煩。那天，範江濤走了17個小時才到目的地……而現在，這一切努力都被迫結束了，他沒有機會登頂了。
在深一度的采訪中，範江濤的夏爾巴向導所屬的8K登山公司創始人、領隊拉克帕·夏爾巴表示，範江濤和夏爾巴是在衝頂的過程中，在接近珠峰“陽台”的地方發現了劉玲玲，當時劉玲玲已經失去意識，情況危急。
範江濤的向導曾告訴拉克帕·夏爾巴，範江濤和那個女士應該是認識的，在看到劉玲玲的情況後，範江濤很沮喪。
往下走的過程中，他情緒激動，哭了起來。
再次找到劉玲玲，範江濤給她換上自己還沒用的氧氣瓶，擦掉臉上的薄冰，喂熱水、糖和巧克力，還給她戴上自己的羽絨手套。他也對劉玲玲的出現感到不解和生氣，“你不是說不來了嗎？為什麽又私自跑過來？你冒這麽大險，還把我們也害了，你知不知道！”
同隊的劉燕也走到這個位置，看到這一幕，她表示也要留下救人，範江濤勸她繼續往上爬。此時三人的隊伍實際上已經走散，走在最前麵的隊友還不知道後麵發生了什麽。
這期間，一名攜帶對講機的夏爾巴路過，幫忙聯係到了劉玲玲報名的登山公司。範江濤告知了對方劉玲玲的消息，並讓他們派夏爾巴上來救援。
半個小時後，劉玲玲恢複了一些體力。
“你知道我是誰嗎？”範江濤問。
“你是誰？”她反問，意識似乎還沒有完全清醒。
她慢慢回憶起自己的經曆：當天，她成功登頂，中午12點左右下撤到“陽台”附近，但氧氣和水已經耗盡，等她醒來時，自己的夏爾巴不見了。她選擇“屁降”（即登山者在下撤時，坐在雪坡上滑下來的一種方式，可以節省時間和體力）的方式從“陽台”往下挪動。
等劉玲玲可以站起來稍微使上點勁兒，範江濤和夏爾巴一人一隻手架著她，另一隻手扶著路繩下撤，範江濤抓絨手套的防滑層在這個過程中被繩子磨破。
坡麵有三四十度，稍不留神，三人便有滑墜的危險。途中，劉玲玲幾次體力不支坐在地上。
一小時後，在8300多米處，劉玲玲突然昏倒，躺在地上。
範江濤把她拍醒，試圖扶起她，但無濟於事。他記得劉玲玲說，“走不了了”。他意識到，現在，僅憑他和夏爾巴，幾乎不可能將她帶回營地了。
兩人把劉玲玲抬到路右側的大石板上麵，固定在旁邊一條廢棄的路繩上，範江濤掏出他的運動相機，將鏡頭對準她：“你還有什麽話要跟家裏講嗎？”
“沒有”，她說。
“我沒辦法了，隻能把你放到這個地方，石板上比較舒服，來往的人踩不著你。”
範江濤繼續下撤，運氣好的話，他可以回到營地找人上來完成救援。但實際上，誰也不知道她還能堅持多久。登頂的機會放棄了，人也沒有救成，想到這裏，範江濤更加沮喪。
謝如祥（左）和範江濤（右）
幻覺
他接著往下走了二三十米。
幾束光在黑暗中相遇，範江濤通過衣服認出，是同隊的謝如祥和他的夏爾巴。
“祥哥”，叫出這兩個字，範江濤再次哭了起來。
謝如祥是北大1987級地質係學生，在校期間創立了北京大學登山隊，也就是現在的北大山鷹社。範江濤是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2022級EMBA學生，2021年，他在組建湖南省登山隊的過程中，結識了同為北大校友的謝如祥。
“是不是魯教授（同隊隊友）出事了？”
“不是。”
“是不是劉燕（同隊隊友）出事了？”
“不是。”
哭了兩分鍾，他終於調整好呼吸，和謝如祥講了事情的經過，“她隻有幾口氣了。”
下去找人救援是不現實的，謝如祥想，這個時間，頭天登頂的人已經下撤到C3或者C2，衝頂的人在路上，即使有剛回到營地的人，估計也是筋疲力盡，哪有餘力再上來救人。更何況，就算找到人上來，至少需要幾個小時。
謝如祥用頭燈往上麵石板旁照了照，遠遠的，隱約能看到一個人影。他走上去，給劉玲玲喂了水，“能吞咽，說明還有救”。他鼓勵她振作起來，劉玲玲搖搖頭，說自己躺著很舒服，隻想睡覺。謝如祥有多年的登山經驗，他知道這不是什麽好兆頭，如果能感覺到冷和痛苦，說明人離死亡還遠，一旦失溫，反而感覺不到冷。在劉玲玲後來對謝如祥的講述中，當時的她出現了幻覺，以為自己躺在一處農家樂，還看到了“範總”和“祥哥”。
謝如祥和劉玲玲是老朋友，兩人年齡相仿，在以往的登山活動和日常拉練中有不少交集。在謝如祥的印象中，劉玲玲參加過大大小小的馬拉鬆比賽、越野賽，並取得過不錯的成績。她每個月堅持跑步600公裏，而對於他來說，一個月300公裏已經很吃力了。“要不是她底子好，我們也沒有救她的機會了”，謝如祥事後說。
2017年，登頂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後，劉玲玲開始為登珠峰作準備，謝如祥曾經聽她說過，“死在珠峰上也要去”。
救人，謝如祥馬上作出決定，並告訴夏爾巴，把她搬下去，不管是死是活，都願意出一萬美金。
8K登山公司創始人、領隊拉克帕·夏爾巴對深一度說，最終範江濤和謝如祥放棄了登頂，決定救人，並主動提出給兩名夏爾巴向導提供獎金。
兩個夏爾巴架起劉玲玲，開始下撤。這讓謝如祥鬆了口氣，他的夏爾巴體力不錯，救人有希望了。但在高海拔地帶，保持樂觀不是件容易的事，他知道，意外隨時可能發生。
範江濤跟在夏爾巴後麵，幫他們拉著安全繩。謝如祥沒有立即跟上去，他蹲在石板旁，覺得整個人泄了氣一樣，不想動。這裏距離峰頂還有500多米，他腦子裏冒出一個念頭：夏爾巴把她送下去，會不會再上來陪我登頂？我就在這裏等他吧。
已經走出十幾步的夏爾巴回過頭，朝他招了招手，他才回過神：剛才腦子不好使了，不可能登頂了。他站起來跟了上去。
謝如祥走得很慢。54歲的謝如祥接觸登山運動已經25年，是登山圈裏的“老前輩”。這不是他第一次因救援放棄衝頂。1991年，衝頂慕士塔格峰時，他也是為了搭救其他登山者而放棄登頂。
他抬頭，能看到星星，是登山時難得的好天氣，一絲風也沒有。天氣是影響衝頂的重要因素。前一天，這條路上下了小雪，視線會受到影響。
關於剛剛遇難的“木匠”（陳學斌）的記憶也湧現出來。5月15號，在C2營地，他們還見過麵。在同批從大本營出發的隊伍裏，陳學斌是最先到達的。“太累人了”，陳學斌走進帳篷和他打招呼，語氣裏滿是自豪。現在，他卻留在了雪山上。
一種悲涼感籠罩著謝如祥。他想，可能是最後一次來這裏了。但至少爬到8000米了，他安慰自己。
救援過程
“把命放自己手裏”
到了營地，範江濤讓夏爾巴帶著劉玲玲去找她的登山公司營地，自己又上去接謝如祥。
“你後不後悔？”他問謝如祥。
“不後悔，生命隻有一次。”
劉玲玲記不得自己營地的位置，隻好先留下休息，範江濤把睡袋給了她，自己穿著連體服躺在地上。
淩晨一點多，劉玲玲在帳篷中醒來，第一件事，是讓範江濤幫她找出手機裏的登頂照片，看看是幾點登頂的。
範江濤沉浸在無法登頂的懊惱中，沒有理她。謝如祥看出他情緒不好，勸他，“你和她較什麽勁，她就跟喝醉酒斷片兒了一樣。”但謝如祥也知道，對範江濤來說，沒登頂的遺憾要強烈得多。
5月19日早晨，範江濤醒來，發現夏爾巴從別的營地給他找來的睡袋上，寫著“木匠”兩個字——那是陳學斌的睡袋。“就像一個輪回”，他說，如果不是出發前聽說陳學斌遇難的消息，在途中看到劉玲玲，他也許不會有後麵的救援。而現在，陳的睡袋就蓋在他身上。後來，為劉玲玲提供登山服務的登山公司來人接走了她。
幾天後，在加德滿都的酒店，三人打過一次照麵。範江濤和劉玲玲，兩人誰也沒有和對方打招呼。謝如祥和劉玲玲交流了幾句，記得她說，身體恢複得挺好的。後來，劉玲玲給謝如祥發去短信，表示想請他們吃飯。5月26日，接受媒體采訪時，她說，“救命之恩，應當感謝。”
即使有過幾次高海拔救援的經驗，謝如祥也不得不承認，在珠峰8000米以上把人救活是一件極其偶然的事情——能救下劉玲玲是多個巧合的疊加：當時他和範江濤出發不久，氧氣和食物充足，他的夏爾巴體力好，劉玲玲身體素質不錯，以及他們願意放棄登頂。
在衝頂的裝備中，氧氣是最重要的。今年成功登頂的杜思凱回憶，他在下撤到8700米時，曾因缺氧出現短暫的幻覺，眼前出現“小溪”“河流”甚至“屋子“和“床”，他強忍住困意，“一旦睡過去，就再也醒不來了。”正因如此，5月16日，他在海拔7200米處遇到陳學斌時，特意提醒對方，一定要備足氧氣。當時，他正從C3營地下撤，陳學斌則是往C3方向走。
在珠峰做過多年登山服務的向導張寶龍說，範謝二人能夠放棄登頂，把氧氣給別人，這個選擇是非常牛的。如果沒有氧氣，即使劉玲玲在山上被人發現救援，她也可能因缺氧出現腦血栓等症狀。在張寶龍看來，在這樣的高度，被救是一種運氣，“（但）你不能把命放在別人手裏，一定要放在自己手裏，如果第二天沒人上，你豈不就死在那了？”
8K登山公司創始人、領隊拉克帕·夏爾巴在采訪中說，由於珠峰上天氣寒冷，加上一部分登山者身體素質不夠強壯，以及沒有做好充足的準備，造成今年傷亡情況比較多。據媒體5月30日報道，今年以來，已有12人確認在攀登珠峰過程中遇難，另有5人失蹤且失聯超過5天。若是這5人最終確認死亡，今年珠峰登山季累計遇難人數將達到17人，追平2014年17人的最高紀錄。
根據張寶龍的經驗，在珠峰衝頂過程中遇難，除了意外，準備和訓練不足是主要原因。劉玲玲報名的登山公司5月20日發布的登頂名單顯示，劉玲玲5月5日抵達加德滿都，13天完成珠峰登頂，而登珠峰的標準周期是40天。
和劉玲玲相比，陳學斌沒有那麽幸運。但實際上，高海拔登山的國際慣例是，生死有命，他人不負責。登山家科萊考爾在《進入空氣稀薄地帶》也提到：“一旦在‘死亡地帶’發生意外，即使是世界上最強壯的向導也可能無力拯救其顧客的生命。”
5月18日，陳學斌在失去意識前，幾名登山者先後和他有過短暫的交集。其中一名登山者回憶，自己在下撤到希拉裏台階時看到了穿紅色連體羽絨服趴在雪上的陳學斌，陳學斌說，自己雪盲了，什麽都看不見，“我的夏爾巴下去了，我要順著路繩自己慢慢爬下去”。陳學斌說，如果下去看到陳的登山隊，就讓其他人上來找他。
杜思凱認為，當時經過陳身邊的登山者們不是不想救，而是有心無力。希拉裏台階海拔8790米，臨近峰頂，下撤返回的登山者基本處於筋疲力盡的狀態，很難實施救援。除此之外，還需要多餘的氧氣。
“登山，決定撤退比堅持衝頂更有意義”，謝如祥說，這是大學時代老登山家們對他的教誨。退到大本營的那天，謝如祥發了條朋友圈：離開珠峰了，隻到了海拔8300多米，不準備再來了。“為什麽？因為在南坡碰到這種（救人）情況概率太大了，再遇到，又會忍不住救的。”謝如祥對深一度說。
他計劃明年或是之後去登珠峰北坡路線，和南坡路線相比，北坡的費用和報名的門檻都更高，需要報名者有8000米山峰的登頂證或登高證。
回國後，範江濤和謝如祥向兩名夏爾巴支付了一萬美金的救援費。在采訪中他們說，因為違反隊規，劉玲玲被湖南省登山隊開除。一種莫名的尷尬夾雜在三人中間，謝如祥知道，他們和劉玲玲的關係無法回到從前了。他也沒有再主動聯係劉玲玲，“這個時候聯係人家，好像是要問她要錢一樣”，他擔心救援這件事會成為她的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