聿文視界：習近平治下，革命大詞的回歸
鄧聿文 2023年5月29日
資料照：解放軍士兵列隊在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畫像以及他提出的“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口號前走過。（2015年8月22日）
脫口秀演員李昊石的所謂“辱軍”事件肇始於李昊石用“作風優良，能打勝仗”來形容野狗的生存能力強悍。而這兩個詞恰恰是習近平2013年為解放軍做的指示和要求，是隻能用於解放軍的專有詞語，不可將其意轉嫁挪作他用。
中國是個口號治國的社會，這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而是共產黨政權的一個共同特征。但是習近平上台後，在口號治國方麵勝過他的前任，除了毛澤東。他造了大量的政治“新詞”進入中國的政治生活，成了黨的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影響深遠。這些新詞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伴隨某個階段的國家發展目標和任務提出的，如中國夢、精準扶貧、供給側改革、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式現代化等，可算與時俱進；一類是要彰顯和維護中共統治及他個人權力的，如兩個維護、兩個確立、四個自信、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黨領導一切、偉大鬥爭、政治規矩、政治建設、根本遵循、關鍵少數，等等，帶有典型的習式特色。
資料照：一名男子走過北京街頭張貼的中國夢宣傳畫。（2017年4月4日）
從控製話語到控製思想和控製一切
奧維爾在他的《一九八四》這部小說中為我們虛構了一個極權國家大洋國，它的統治者“老大哥”和“英社黨”統治人民的一種方式是“新話”，黨的口號就是，“誰能控製話語，就能控製思想，誰能控製思想，就能控製一切”。新話是大洋國的官方語言，乃為控製人民思想而專門發明的。習“創造”的這些政治“新詞”也頻繁出現在黨的文件、報告、領導人講話、對外交流、報刊宣傳、幹部學習、學生課堂以及專家學者的演講與論文裏，成為黨在新時期的“新話”和意識形態，它們構成習近平思想的主要內容，也是中共向外輸出的“政治文化”。
習的政治“新詞”特別是後一類，可以把它們稱為革命詞語或革命大詞，因為它們本質上是一個革命黨的政治文化的言說表現。這類語詞人們耳熟能詳的還有人民領袖、舵手統帥、輿論鬥爭、自我革命、紅色文化、政治麵貌、政治安全、政治家辦報、曆史虛無主義、境外敵對勢力、忘我之心不死、我將無我。雖然有些革命語詞從毛時代就一直延續下來——就此而言，並非政治“新詞”，然而，到習這兒，他把這些革命語詞的含義複活了。
北京的中國共產黨曆史展覽館內習近平的照片與他的口號：“我將無我 不負人民”。（2022年10月12日）
革命黨以推翻一個舊世界為己任，革命文化和革命語言講究一種鮮明的政治導向性和強烈的鼓動性，訴諸人們的內在情感。這種革命文化和革命語言在文革走向極端，變成了一種革命的大詞，但也就失去了革命語言原本具有的活潑和情感性，幹癟無趣，內容空洞。如文革流行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繼續革命、大批判、臭老九、黑五類等。用一些研究者的話來說，文革時期的政治語言具有格式化、刻板化、標準化、粗野化的特征，強烈的政治色彩遮蔽了語言使用者的個體情感，導致語言內涵日益蒼白，表意功能日益弱化，語言活力日益萎縮；由於喪失了個性化語言的表達空間，也使得空話、套話、大話過多的現象盛行。
這種情況在今天又被複活。曾幾何時，鑒於革命語言在文革達到極致，讓人們對這種表達方式憎惡到極點。文革結束後，思想解凍，此類貌似崇高神聖的政治語言成了小說家和藝術家們無情嘲笑的對象。比如王朔和王小波的小說，就有大量這樣的描寫；尤其《編輯部的故事》和《我愛我家》這兩部室內情景喜劇，它們人物對話的基調建立在革命語言的反諷上，那些革命語言通過劇中人物“一本正經”地說出來，其內在的荒謬性立刻顯露無疑，引起觀眾強烈共鳴，達到消解這些政治語言意義的戲劇效果，以致它們成了中國情景喜劇的經典，至今不能超越。用今天當權者的標準看，無論是二王的小說，還是這兩部情景喜劇，對政治語言的肆意嘲弄，其對政權的冒犯，比李昊石事件要嚴重得多。可在當時，觀眾都沒把它當回事，審查機構也習以為常。這從一個側麵反映那個時代政治文化的相對寬鬆。
資料照：上海大學生在一幅宣傳習近平的大標語前照相後將一麵中共黨旗收起來。（2017年11月19日）
習運用革命語言駕輕就熟
然而，這一切隨著習近平的上台，煙消雲散。習對政治的嚴控，不是一步到位，而有個逐步發酵的過程，初期是試探性的，等到成為核心，權力穩固，就不再半遮半掩，而原形畢露。習在建立極權統治的這一過程中，一個重要的方麵就是重新借鑒和引入中共的革命文化和革命語言進入黨的政治生活。革命文化和革命語言當然從來不曾遠離中共，但在改革開放的大部分時間裏，由於要和西方接軌，它漸漸隱身。而習一直保留著他年輕時所受的革命意識形態尤其是文革話語的教育，這使他接受和運用這一套革命語言的表達方式，駕輕就熟，毫無違和感，並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稍稍加以改造，就能推陳出新。比如習愛在講話中引毛的詩詞，他曾在一次發言中說，昨天是“雄關漫道真如鐵”，今天是“人間正道是滄桑”，明天是“長風破浪會有時”，這就是典型的革命大詞，在毛那兒，這幾句詩還表現出一種革命浪漫主義和革命樂觀主義，但在習這兒，隻剩下一種不知所雲的裝腔作勢。
不過，要想革命語言和革命大詞在新的政治現實下成為中國流行的政治文化，就必須設立一層保護機製，對敢於譏諷、挑戰這種革命語言的行為，不管有意還是無意，都要進行打壓，讓人覺得革命大詞神聖不可侵犯，這也就是外界看到的，官方這些年來劃定的政治敏感詞越來越多的原因。若有人觸碰了這些敏感詞，輕得通報批評，重得判刑。李昊石不幸錯用了“作風優良，能打勝仗”這兩個革命大詞，把它用在不該用的對象身上。相對而言，這兩個詞本身不像“新時代”、“全過程民主”或者“憲政”、“人權”一類詞帶有很強的政治色彩，可由於被大眾默認為是解放軍的“專利”，也就不能有人對它隨意造次，其意思不能隨意被轉作他用，否則也是觸犯革命語言的政治禁忌。對人們來說，比起那些被明確圈定不能觸碰的政治敏感詞，此類詞語的運用要更加小心，因為在出問題前，誰也不知道它能不能被“冒犯”。
可以說，李昊石事件見證了革命語言和革命大詞的回歸。這是習近平時代的政治，它反映了一種令人窒息的現實。
鄧聿文——美國之音特約評論員，曾在中國做過記者，現居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