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脫口秀圈近日因“作風優良，能打勝仗”引起熱議，有網友戲稱，中國言論審查太苛刻，想搞脫口秀“要麽管住嘴，要麽邁開腿（潤至自由世界）”。脫口秀演員們如何看待不斷收緊的審查紅線？脫口秀在兩岸又有何差異？DW訪問了4位曾在兩岸演出的脫口秀演員，請他們將“脫口秀在中國”的包袱一一抖開。

台灣脫口秀演員東區德曾於2018至2019年與中國“麻花喜劇”簽約、常駐北京演出。他在House事件爆發後登入微信，卻發現他所加入的眾多脫口秀群組都對此諱莫如深。

“脫口秀群這麽多喔，沒半個人討論這事。”現年40歲的東區德告訴DW，他個人對中國政府的做法並不意外，令他驚訝的是House竟然在北京脫稿演出。

“這個圈的潛規則就是這樣，這些（敏感的）東西都不能講。”東區德說，他在中國時，演出逐字稿就須經當局審批、通過才能上台，House提交的稿件裏若涉及軍方，根本不可能通過，且在“天子腳下的北京”搞脫口秀的演員和觀眾，都是自我審查最嚴重的。

他說：“你看池子連在北美講（清零段子）都會出事了，何況他在北京講。北美那麽遠唉！北京在天子腳下，那一定是最敏感的地方”，“所以我也不曉得為什麽House敢在北京脫稿，真的很有種”。

另一位在兩岸均有表演經驗的脫口秀演員A，則對此表達了不同的看法。他說，這次事件爆發後，其實中國有不少業界人士都在微信朋友圈等空間發文聲援，其中咖位比較大的發文後，整個小紅書、微博號就“不見了”，咖位比較小的則相對肆無忌憚，“因為覺得言論審查管不到他”。

A進一步補充，對於House這次所觸及的敏感議題、或是腥膻色等“特殊題材”，中國有一派脫口秀演員很是不以為然，認為靠這種獵奇題材才能逗笑觀眾是嘩眾取寵、有失水準，“但他對此有負麵情緒是一回事，他也不喜歡頭上懸著一個仲裁者⋯⋯大家會覺得，我們平常互罵傻逼、我說你沒水準，是我們自己的事情，但今天有一個大法官（指中國當局）是另一件事”。

盡管中國脫口秀圈對此事的懲處不甚認同，中國演員們似乎對“笑果出事”並不意外。A坦言，脫口秀行業近年在中國竄起太快，笑果文化又是其中一枝獨秀、最樹大招風的公司，“在這之前就基本已經被（中國政府）盯上了”。

他舉之前陸續遭中國當局打擊的教培、直播、移動支付等行業為例，若有一個行業在中國飛速發展，“那個行業的領頭公司，基本上就要先跪在地上歇歇、流血流個3年”，脫口秀在中國火了好幾年，已邁入漸無新意的窘境，又出現收入極高的明星和公司，“大家都知道總有一天主管機關會想要查這個事的，今天如果不是因為House，可能也會因為下一個人”，House隻是“剛好踩在了高壓在線”，引此成了當局殺雞儆猴的範例。

中國特色脫口秀——“管住嘴”的藝術

至於所謂的“高壓線”，A根據他手上的一份“官方規章”告訴DW，中國當局列了十大脫口秀演員不可觸及的敏感題材，如“不可反對憲法基本原則”、“不可煽動民族或宗教仇恨、歧視”、“不可危害社會穩定、公序良俗”等，多是近年在網絡、人工智能等領域也被政府控管的“經典內容”，而 House 的情況正是違反了“不可危害國家統一、主權及領土完整，傷害國家榮譽利益”這一條。

曾在上海講過英語脫口秀的28歲外籍演員B則告訴DW，大約7、8年前，他剛開始在中國做脫口秀的時候，就知道不能議論政府和“3個T——台灣（Taiwan）、西藏（Tibet）、天安門廣場（Tiananmen Square）”等敏感題材，但現在這些紅線“已經變得太多了，他們（中國當局）不斷加長被認為是不當內容的題材清單……隻要你碰到這些題材，他們就能以此為藉口封殺你。”

B解釋，在上海若是講開放麥（open mic，不論業餘或專業喜劇演員均可上台練功的輕鬆場合）等不售票的免費演出，或是觀眾在約30至40人左右的小型場次，並不需要事前經文旅局審批；但若是講商演或100位以上觀眾的大型場次，就需要在演出前約一個月提交段子的逐字稿，以及一支不帶感情的讀稿影片。

“他們（文旅局）如果人力夠的話，會派人去坐在現場觀眾裏，對著你交的稿子一字一句確認你沒有脫稿。你要是脫稿、或說出任何冒犯（政府）的話，就是至少2萬起跳的罰款。”東區德說，有時這些官方人員還會帶著錄影機在觀眾席後方，全程錄影。

綜合幾位受訪者提供的資訊，中國各城市審批所需的時間不盡相同，有的甚至長達半年，因此很多脫口秀演員表演的都是近則1年前、遠則3年前就開始重複利用的段子。此外，受訪者們表示，脫口秀產業近年在中國發展很快、俱樂部太多了，主管機關其實無力場場都派員監督，但演員們除會自我審查外，若是不慎談及敏感議題，下台後也會被俱樂部主理人或同業提醒。

東區德說，不論演出大小、是否售票、是否需要事前審批，演員都會避免談到敏感言論：“隻要有一個觀眾是小粉紅，他有意見、主動向當局舉報了，除了你這個演員遭殃以外”，俱樂部、主辦單位、場地方都會遭殃，因此中國脫口秀圈有一種“別幹這種害人害己的事情”、“嚴以律己，自律律人”的潛在共識。

A也稱，“因為上麵有個大家長會管”，所以包含他自己在內的演員，多半抱著“不要做一些會被抓的事”的乖寶寶心態，會約束自己“就專心做表演”；但也有少數叛逆的演員自認肩負“言論自由鬥士”的責任，會有意識地挑戰這些紅線，認為“就是要在這個（底線）上蹦迪，我才是一個我認為的脫口秀演員”。A因此推斷，House 此次出事的8個字並非脫口而出，“我覺得就是（House）自己想要去挑戰（底線）”。

綁著紅線跳舞的演員

東區德表示，在“有關當局的政策、政治、敏感時事，肯定是不能碰”的情況下，其實在中國做脫口秀的題材十分受限，隻能圍繞著“生活觀察、感情等一般民眾有共鳴的題材”，盡力做無米之炊。東區德說，中國的喜劇演員在有限的範圍內“還是玩出了花”，令他十分佩服：“他們（中國演員）可能很習慣了，但我們（台灣演員）已經習慣更自由了，所以對我來說就很痛苦。”

另一位同樣在上海講過英語脫口秀的演員C也表示，中國的言論審查對他的表演影響甚巨，“因為我自己的笑話都是在講政治，而且嚴重幾百倍”。他說，即使在上海講尺度相對寬鬆、不售票的英語脫口秀，題材也備受局限，“大家都在講這些情情愛愛啊、Tinder（交友軟件）、date（約會）什麽的”，但他的笑話基本上“除了政治就是性”，因此他在中國演出很是綁手綁腳：“我可能要自我審查很多內容，但我有很多punch line（關鍵笑點句）都是政治內容，我全部去掉，它的好笑程度大概就減了60%。”

C透露，他曾將一支談及政治的演出片段放到網絡上，本想著“在邊緣遊走而已，應該沒有踩到那條線吧”，卻招來許多網民的謾罵、甚至收到死亡威脅；House的出事更讓已經不在中國演出的他，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段子，有些內容他以後“不會再講了。”

同樣曾在上海做英語脫口秀的B則深切感受到自己作為一個外籍演員，在舞台上有更多掣肘之處。B回憶，他第一次感受到文旅局開始打壓脫口秀，是2020年中國知名脫口秀演員卡姆因吸食大麻被判刑之後。當時，即使B的段子都圍繞著他對中國的喜愛、並未抨擊中國政府，仍一度被許多俱樂部暫停登台，隻能轉入地下、做小型演出：“中國政府不喜歡有個外國人站在台上、握著麥克風對一群中國人講話，他們會覺得我是要宣揚反中共的思想”。

時序推進到2021、2022年，對外國演員的限製鬆綁，B逐漸可以回到大型舞台，乍看之下，英語脫口秀也在中國發展得還不錯，但他的心頭總是懸著一份擔憂。他說，因為脫口秀是源自西方的表演形式，很不受中國當局待見，誰也不知道這個產業何時會被完全封禁。而中國永無止境、越發收緊的審查，也令他十分擔憂仍在當地演出的同業的處境：“你如果是個喜劇演員，站上台想講個脫口秀、度過一段歡樂時光，但有一個中共派來的蠢蛋在台下，隨時等著挑你刺、把你拉下台⋯⋯未來幾個月會是多麽不舒服的情景，你也永遠不會知道觸發下一場打壓、甚至全麵封殺的會是什麽（題材）。”

“每個脫口秀演員都知道不要提天安門、不要提台灣，但不能講的題材列都列不完，你到底還有什麽（題材）能寫？還有什麽是能開玩笑的？作為一個喜劇演員，你的第一要務應該是考慮‘這個題材會好笑嗎？’，而不是‘這個題材會不會把我送進大牢、或毀掉我的事業’。”B說，中國缺乏“言論自由”已不是新聞，如今連“表達自由”都失去，中國脫口秀的發展前景令他十分悲觀。

以政治梗見長的C也表示，脫口秀作為“冒犯的藝術”仍能在言論審查嚴苛的中國崛起，就是因為中國觀眾“有這個需求”，如今山雨欲來、這個藝術形式眼看著就要被打壓，令他覺得“唯一限製中國的，就是中國自己”。C說，中國人多、藝術工作者也多，明明有那麽多的創意，但“現在不隻是官方要審查你，你怕被舉報所以你要自我審查，又要相互審查，就跟文革一樣”，創意、脫口秀沒有生存的空間。笑果出事後幾天，中國多地也臨時取消海外藝術家的演出。此事在C看來就是一個“文化娛樂產業越收越緊”的風向標，未來恐怕也將在中國藝文圈，引發廣泛的寒蟬效應。

脫口秀“邁開腿”是何模樣？

4位在兩岸都有表演經驗的受訪者表示，兩岸脫口秀圈的差異可概歸為兩大點——經濟規模和題材。

東區德與另2位在中國接過商演的演員表示，中國的市場吞吐量、資金規模較大，足以支撐整個脫口秀、甚至即興劇等其他周邊戲劇產業在過去幾年內迅速崛起。過去10年內，中國各大城市的脫口秀俱樂部如雨後春筍般爆發式成長，即使已有大量創作者趨之若鶩、投入做脫口秀演員，整個產業的需求仍遠大於供給，即使是三四線的演員，“一個月能也接十幾場商演”，對很多不求成為巨星或富翁的演員來說，能有講脫口秀這樣一份全職維生、社會好感度也相對高的職業，已經十分足夠。

相較之下，台灣的脫口秀產業仍在發展中，除了1、2位當紅明星演員外，很少有能以此為全職的演員。平時在社會上，演員若亮出“兼職脫口秀從業者”的身份，也許會因為“有一個特別的興趣”而獲得“這個人很酷”的讚賞，但演員若辭去正職、全心投入脫口秀創作，則往往會收到“你的生活維持得下去嗎？”的擔憂目光。

題材方麵，除了文化差異讓一些笑點無法在兩岸共用之外，所有受訪者都表示，在中國和台灣講脫口秀的一大不同之處，就是“選材的背後考量”。

東區德表示，“台灣真的是超級自由，你愛講啥都行”，不會有敏感紅線需要考慮，但這並不代表他在台灣講脫口秀就能毫無顧忌。他說，喜劇演員對於“觀眾緣”、“觀眾認同”還是有某種程度上的追求，因此他在選材時，會避免揶揄“防疫政策”、“名人自殺”等可能引起觀眾反感的話題，或是在篩選要放上網的演出片段時，舍棄某些爭議、勁爆的話題，將笑點留在現場就好。

東區德說，台灣演員有這樣的考量，也許也可以被視為一種自我審查，但“台灣的自我審查機製不在於什麽話題不能講，而在於什麽東西會過度政治不正確、觀眾無法接受”，美國社會現在也盛行“取消文化”（網友因公眾人物所言不符合自己所認同的政治正確，而在社群上對其抵製的網絡放逐行為），這是所有自由世界的演員都會考量的。但他也補充，演員在中國沒有自我審查好的後果，絕對比在台灣嚴重。

他說：“中國演員被封殺，就是真的完全沒有俱樂部找你，你完全在這個圈子混不下去、就得去別的地方幹活了。”外籍演員B則表示，在西方的取消文化之下，“如果你發了一則（冒犯人）的推特，可能會掉幾個粉，但你不會因此被關進大牢、被奪走財產。”

此外，兩位曾在上海演出過英語脫口秀的演員都表示，他們在台灣表演的自我審查動機倒與觀眾緣無關，唯一的考量點隻在於“這個笑話能把台下的觀眾逗笑嗎？”。他們分別告訴DW，他們在台灣經常會視現場觀眾組成，去機動性地調整段子——如果現場以“講英語的外國觀眾”為主，他們就會使用“髒一點”、較為挑戰尺度的語言，甚至融入一些調侃台灣的笑點；若台下多是講台灣、亞洲麵孔為主，他們則傾向走“闔家歡”路線，也會預期“若調侃台灣可能會有觀眾覺得被冒犯”。整體而言，在台灣演出時，更像是他們的段子作為商品進入自由市場，一切以“市場價值”、“段子效果”去考量，而不需要思考敏感紅線因素。

C告訴DW，“笑”是衝破所有規範、既定價值的本能行為，脫口秀藉“不斷地冒犯”引出“笑”的喜劇，正是它與其他藝術、娛樂形式的不同之處，“就像搖滾或龐克樂，它就是一個很叛逆的東西，你不可能去塑造一個在中共領導下的搖滾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