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經濟”確實為一些勞動者提供了更多的靈活工作機會，但“不穩定性”和“不安全性”也是這種高度靈活性的代價。
作者 | 段誌飛
題圖 | 翟硯軍
過去，大部分“打工人”都希望成為全職員工，做穩定的全職工作，他們有穩定且持續增長的收入、福利待遇，以及公司發放的退休金。如今，越來越多的“打工人”，不僅很少可以沿著這種預先設定好的職業通道慢慢上升，甚至正麵臨著一場工作領域的重大變革。
此前，全球自由職業者平台Upwork發布了“Freelance Forward
2022”報告，這是目前對美國自由勞動力最全麵的研究。該研究發現，超過6000萬名美國人從事自由職業工作，占整個美國勞動力的39%。
近年來，即時出行、即時送餐、互聯網家政服務、按需軟件開發、在線勞動眾包等新興行業，已經發展成為世界各地經濟的重要新生力量，尤其是繼新冠疫情之後，“零工經濟”可以說是來勢洶湧。在達拉斯舉行的“2022年零工經濟合作峰會”上，人力資源行業分析公司SIA的總裁巴裏·阿辛列舉了塑造零工經濟的35個趨勢和創新。
（圖/《我，到點下班》）
其中一個關鍵趨勢就是，“零工經濟”正在全球範圍內增長，並且創造了5.2萬億美元的總產值。根據歐盟委員會統計，歐盟目前有超過2800萬人通過數字平台工作；日本內閣府公布的數據顯示，日本臨時就業者人數已經超過了2100萬人（2022年）。而在中國，據中國政府網數據，2021年，我國靈活就業規模已達到2億人之多。
“零工經濟”的蔓延，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已經成為了一個世界性的現象。美國學者黛安娜·馬爾卡希在《零工經濟》一書中這樣描述零工經濟時代新的工作方式：用時間短、靈活的工作形式，取代朝九晚五的傳統工作形式，包括自由職業者、獨立合同工、兼職雇員，以及基於項目的工人或其他臨時工。
如今，“零工經濟”對傳統工作方式的影響才剛剛開始，全世界“打工人”都將麵對的，除了生活的更多可能性，還有為這種可能性所要承擔的風險。
告別“三段式”人生
早在20世紀70年代，世界經濟危機的爆發帶來了滯脹影響，西方各國失業率持續升高，通貨膨脹嚴重推動了整個“零工經濟”行業的快速興起，到1995年，美國臨時就業人口達到了600多萬人。
隨著21世紀互聯網的興起，亞馬遜的MTurk吸引了大量的創業團隊建立線上平台和移動應用。這些平台將工作任務外包出去，對於接受任務的勞動者而言，似乎沒有任何限製，從為視頻製作素材、添加字幕，到小的編程工作，平台創建了一種新型的“微工作”。
如今，原本小眾的“眾包”已經成為全球趨勢，一些企業的名字迅速傳遍了千家萬戶，如優步（Uber）、滴滴（Didi）等手機出行應用，還有美食來（Foodora）、美團（Meituan）等外賣應用，以及家政助手（Helpling）和任務兔（TaskRabbit）等兼職平台。
（圖/《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
數字平台使得自由職業者和零工勞動者與潛在的客戶聯係了起來。在平台的幫助下，無論是在沙漠裏舉行一場生日派對，抑或是把能烹飪美食的廚師請到自己家裏來，隻要是能想到的，似乎一切都有可能。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謝富勝在其研究中指出，“零工經濟”是在數字平台推動下“計件工資”的再現，而“零工經濟”之所以短短數年在全球範圍內出現爆發式增長，是因為從服務端到需求端，都同時按下了關鍵的啟動按鈕。
實際上，不同程度的裁員、失業潮，也導致越來越多的人在尋找其他收入來源，從而使得零工的數量出現了激增。同樣，出行的限製，也催生了越來越多的服務需求，例如數字客戶體驗中的線上助理。此外，人們更加重視生活方式而不是收入，“零工”讓越來越多的自由職業者告別了“三段式”的人生。
從雇主的角度來看，“零工經濟”有利於那些負擔不起或不需要全職員工的企業為特定項目雇用兼職工或臨時工。在全球經濟衰退期間，使用替代的按需勞動力變得越來越受歡迎。
謝富勝表示，“零工經濟”的迅速崛起和巨大成功，在社會上和學界中催生了這樣一種主流觀點：基於數字平台的“零工經濟”既使得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微型企業家”——他們運用知識和網絡實現個人理想中的職業成功，也使得企業可以根據用工需求“購買”工人勞動，降低用工成本、提高企業效率，從而實現了“勞資雙贏”。
然而，未經規製的“零工經濟”在為勞動者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機會的同時，也使得風險和成本被更容易地轉嫁給勞動者。
高度靈活性的代價
“零工經濟”在受到讚美的同時，也引來了同等程度的擔憂。國外越來越多的政策報告和媒體文章，都呈現出另一種更加黑暗的圖景，就像月球的表麵總有光亮麵和陰暗麵之分。牛津大學莫德林學院教授傑裏米亞斯·普拉斯在《零工經濟的未來》中指出，“零工經濟”確實為一些勞動者提供了更多的靈活工作機會，但“不穩定性”和“不安全性”也是這種高度靈活性的代價。
隨著零工勞動者的日漸增多，甚至快於用戶需求的增長，平均能夠分到的工作和酬勞也就越來越低。在並不妨礙平台盈利和增加成本的前提下，“逐底競爭”令零工勞動者不得不增加自己的勞動時間，主動選擇工作和生活間界限越來越模糊的“自我剝削”，日益陷入不穩定化的生存困境。
（圖/視覺中國）
20世紀90年代，國際勞工大會通過《私營就業機構公約》為各國的勞務派遣關係等零工形式人力服務提供了法律規範保護。長久以來，全世界的司法係統也都在努力為服務方提供保障，避免“零工經濟”陷入極端的商品化形式，變成狡黠的資本剝削。
實際上，零工勞動者是依靠平台的大數據進行接單的，在這種情況下，平台和勞動者的關係到底是承攬關係，還是勞動關係，尚沒有明確界定，因此這也就成為了政策和輿論關注的焦點，規製也存在難度。
對於近十年來才出現的平台用工，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吳清軍認為：“如果是承攬關係，那就無所謂勞動權益保護；如果是勞動關係，就涉及勞動者權益保護問題，包括勞工標準及社保等一係列問題。”
在傑裏米亞斯·普拉斯看來，人們如果要維持勞動力市場中的靈活性，同時還要解決它帶來的不安全感，那麽就必須承認按需服務的“零工”與一般的合同式雇傭工作一樣，並進行相應的管理。因為隻有納入“雇傭法”的範圍，零工勞動者才可能享有基本的權利保障，例如從最低工資權利到反歧視保護。
也就是說，零工勞動者如果同意服從雇主的命令，那麽作為回報，他們也應該享有一係列的保護性準則。比如優步（Uber）、滴滴（Didi）等打車平台對網約車司機的管理製度，實際上與一般企業並沒有本質的區別，那麽對零工勞動者的基本保護也不應該差別對待。如此看來，對於整個社會而言，全世界都很難否認經濟活動帶來的整體收益，但是如何平等地分配，才是社會各界最終要解決的問題。
2022年6月2日， 上海。一名男子在地鐵車廂裏用筆記本電腦工作。（ 圖/ 視覺中國）
什麽時候可以不工作？
黛安娜·馬爾卡希在她的《零工經濟》一書中，直言所謂的“安全感”是一種迷信，甚至提出了駕馭“零工經濟”的十大準則。如今，“零工經濟”確實離我們的生活越來越近了，當沒有一份穩定工作和一份穩定且持續增長的收入作為堅實基礎的時候，想要順利地完成一個普通人的人生軌跡當然會更具挑戰性，但這並不意味著，既穩定又安全的傳統退休生活能真正像過去那樣，讓一個人“按時”停止他的工作，尤其是很多國家的社會保障基金，已經介於不可靠與破產之間。
如此，“零工經濟”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就是我們能否停止工作，以及何時能夠停止。黛安娜·馬爾卡希對此表示，首先，零工勞動者當然有權利停止自己的工作，而且也會比預期擁有更多的休息時間，隻是需要規劃和有意義地利用這些時間，將重要的獲取收入的時間，排入日程表中。
（圖/Unsplash）
此外，摒棄“節省一杯咖啡錢”的理財思路，也變得尤為重要。而更重要的是，需要轉變“嬰兒潮一代人”的思維方式，即用最少的債務和最大的靈活性，來獲取自己想要的物品的“使用權”，而非“所有權”。
黛安娜·馬爾卡希指出，如果全職工作不再是“打工人”構建職業生涯、個人發展或財務生活的可靠保障，那麽想要適應未來的“零工經濟”，就需要我們從消費觀念開始，對自己的生活方式重新做一次審視。“打工人”的終點當然是退休，而為退休進行儲蓄，也是近年來才出現的現象，甚至全世界許多地方都紛紛出台了“延遲退休”政策。
在黛安娜·馬爾卡希看來，如果零工勞動者掙不來更多錢為自己養老，那麽把工作時間拉長，甚至晚些退休，也未嚐不可。降低工作頻率，你也可以節省出更多的時間，好好照顧自己的生活。當然，在“零工經濟”中，退休也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停止工作”和“開始休閑”，而是工作與休閑混合的延續，是一種更為流暢甚至更為平衡的生活方式。
我們甚至可以利用零工與零工之間、工作與工作的間隔時間，來追求前幾代人推遲到退休後才能去追求的目標。譬如，去旅行，甚至去自己想去的地方生活，而不是僅僅隻是把這些放到職業生涯的盡頭。
不要把旅行放在職業生涯的盡頭。（圖/pexels）
“零工經濟”在社會的變革中，或許還要經曆漫長的打磨，需要一代人甚至幾代人去適應，但是與時俱進是人類的優良品質。正如海倫·凱勒所說：“躲避危難最終並不比從容麵對更加安全，人生要麽是一場果敢的冒險，要麽就隻是一場空。”
原標題：零工時代：是自由的個體，還是危險的“打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