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祥洛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近日，“重慶姐弟墜亡案”二審宣判，生父張波和他的女朋友葉誠塵均維持死刑原判。重慶高院強調兩被告都是主犯，特別卑劣特別殘忍特別惡劣特別嚴重，應當依法從嚴懲處。有網民評論說“大快人心，死不足惜”，這也代表了大部分人的心聲。

與此類似的還有勞榮枝案，她被認定和法子英同為共同犯罪的主犯，極其惡劣極其嚴重。法子英多年前已經被執行死刑，而勞榮枝的死刑判決正在最高人民法院進行核準。網友同樣評論：“快點槍斃吧，真的，累了。”

這是兩個類似的死刑案件，都屬於共同犯罪，都挑戰人性和倫理的極限，都具備“特別”和“極其”的特征，人們關心的是：凶手是否會走向同樣的結局——死刑立即執行。因為按照我國死刑判決的不成文慣例，對於多名被告人共同致死一名被害人的案件，最多會判一個死刑。那麽，多名被告人致死多名被害人，又全部認定為主犯的，是否會全部執行死刑？



雖然這樣的案件即使全部槍斃也看上去合法又合情，但是，被告人是否存在“可殺可不殺”的空間呢？基於我國“嚴格控製和慎重適用死刑”的政策，司法工作者必須確保死刑案件的每個細節都經得起曆史檢驗、人民檢驗和法律檢驗，真正辦成“鐵案”。這也是我們討論此案的原因。



主犯的認定

共同犯罪的死刑案件，意味著多人參與，各負其責。那麽誰是主犯，誰是從犯？各自的責任是什麽？這是法院必須清楚認定的事實。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0年發布的《關於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幹意見》中針對一個案件有多名主犯的情形，特別指出：應在主犯中進一步區分出罪行最為嚴重者。對此，最高院還進一步解釋，對於共同犯罪、同時可能判處二人甚至多人死刑的案件，應當仔細區分、綜合判定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及其人身危險性，實行區別對待。

這些司法解釋，似乎給了被告人葉誠塵一線生機。她的辯護人指出，葉並沒有逼迫張波去殺害幼童，案發時她不在現場，應當被認定為從犯。但這一辯護意見，法院並不采納。法院在判決書中認定，葉多次催促張波殺死小孩，並在張波猶豫不決的情況下進行逼迫，最終促使張波殺人，與張波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相當。因此，審判機關已經正麵回應了兩名主犯各自的作用問題，也就是不相上下。



但是，在司法實踐中也出現過因為區分主犯之間的罪責確有困難，就直接對兩名被告人均判處死刑的做法。這種做法並不妥當，要準確適用死刑，就應從多種角度進一步區分主犯之間的罪責大小。

那麽，“重慶姐弟墜亡案”中對於兩主犯的地位、作用的認定，是屬於已經達到了證據確實、充分的標準，還是有點勉強呢？對此，控辯雙方當然有不同的認識。

例如，張波屬於有完全判斷能力的成年人，即使葉誠塵對其施加壓力，是否可認定葉就與張波的犯罪作用相當呢？

但無論認為葉罪大惡極還是認為主要責任在張，有一個共同底線就是，既然要適用死刑，就必須有最高標準和最嚴要求。

此處需要提及的，還有女性在共同犯罪中的形象。女人在傳統文化中通常被塑造成兩種形象：天使和魔鬼。天使，是按照男性的標準和要求設計出來的。這類女性仿佛天使般完美而又永恒，但她們是以男性為中心的，雖然美麗，卻並非自己的主人。她們往往美貌、忠貞、有情有義，她們必定一切為了男人。這種想象在電視劇《狂飆》中有所體現。大嫂的故事提前謝幕，給觀眾留下了無限遐想。高啟強說“沒有她，我什麽都不是。”男人心目中有一個愛之至深又有情有義的女人，在該出現的時候出現，離開之後就永遠幻化為那朵紅玫瑰。

另外一種傾向是把女性塑造為魔鬼，這類女性形象通常具有某些瘋狂或者變態的特征，她們必定是男性走向墮落或者犯罪的誘惑。《水滸傳》裏塑造的不是淫婦就是男人婆，似乎這樣就可以替那些殺人如麻的男性開脫罪責。而好萊塢也經常翻拍這樣的故事類型：某小三喪失理智，不願放過男主。撥打騷擾電話、燒毀他的汽車、拐走他的小孩，最後持刀闖入家中想殺了男主的妻子。這一係列的行為都讓我們不斷地強化這樣的印象：壞女人如此歇斯底裏、可怕、恐怖。影片最後，小三罪有應得，被男主的妻子一槍打死，這個家庭恢複了往日的平靜。



這種故事類型可以讓我們看到，女性在影像中或者共同犯罪裏的作用有可能會被妖魔化，而一旦這種印象被放大強化，會不會影響到對她們的判罰呢？

在勞榮枝的案件中，尚有其庭審的視頻爆出，公眾似乎還能對其人格予以評判，但在“重慶姐弟墜亡案”中，葉誠塵卻一直是個隱身者，這也讓我們無從判斷，其究竟就是喪心病狂者，還是被輿論所妖魔化了。

法律人在此類案件中能做的，是如其所是地看待她們的罪與罰，而不是把一些傳統社會的刻板印象捕風捉影到女性被告人的身上。



死刑案件為何值得關注？

我國的死刑政策是——雖然還不能廢除死刑，但應逐步減少適用，凡是可殺可不殺的，一律不殺。為什麽還不能廢除呢？這可能是死刑唯一的正麵意義，它能實現報應，殺人就要償命，從而平複受害者及其家屬的仇恨。墜亡孩子的母親有一句話讓人淚下：“為了孩子，我必須看到你們死，不惜任何代價。”



反對死刑或者減少死刑的第一個理由是實用主義的，那就是死刑可能會錯殺。“一顆腦袋落地，曆史證明是接不起來的。”這話多麽樸實，想想也對。如果沒判死刑，有的案子還有回歸公正的可能性；如果已經槍斃了，可能就是無法挽回的錯誤。

第二個理由還是功利性的，就是威懾犯罪的關鍵在於懲罰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不是懲罰的強度。壞人是要懲罰的，有罪必罰，可以用自由刑去罰，嚴重的可以無期加限製減刑，但沒必要使用死刑。因為死刑本身並不能有效地震懾犯罪，換言之，殺人殺不出敬畏心。但這一點和大多數人的直覺並不相符。大部分人仍然覺得，隻要多死一些壞人，這個世界就會變好。

第三個理由，就是死刑本身的正當性：國家可以合法地殺人嗎？這個問題同樣見仁見智。我國《刑（八）》廢除了13個罪名的死刑，《刑（九）》廢除了11個罪名的死刑，法律正在改變。最高院作為死刑複核機關，可以說是現代的生死判官，他們的工作就是確保死刑這一最嚴厲的刑罰，真正隻適用於極少數罪行極其嚴重、不堪教育改造的犯罪分子，同時在事實認定、證據審查和法律適用、政策把握上不出絲毫差錯。

那公眾的認知會如何改變呢？經濟發展、個人受教育程度、社會治安可以推動。另一方麵，也許本文中提到的那些引起社會關注的刑事案件，也可以讓人們再度審視，正義是不是一定需要死刑才能實現？



法院已經做出二審判決，法律界和公眾都得尊重，並等待複核結果。此刻，我們可以重溫最高院當年在司法解釋中的一句話：不能得出唯一結論的，不能適用死刑，無論麵臨多大的壓力。

不管怎麽樣，對於死刑案件有討論就是很好的事情，哪怕隻是想想“這事兒到底誰的錯更多呢？兩個人都該殺嗎？”這樣的問題。在檢視這些死刑案件的過程中，在情感被宣泄之後，在正義被實現之後，新的社會認知就會慢慢浮出水麵，並且越來越清晰。

本文係鳳凰網評論部特約原創稿件，僅代表作者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