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8月15日，中土集團尼日利亞公司總經理李慶勇在尼日利亞拉各斯州伊阿洛杜市被當地大酋長授予“皇家築路匠”酋長稱號。圖源：新華網

中非人文交流是中非關係和中非合作行穩致遠的基礎。習近平主席高度重視中非人文交流的基礎地位和戰略意義，並在多個場合作出重要指示。中非之間的人文交流既需要政府引導，也需要中非社會各界參與，從而推動雙向民間交往，實現“文化饋贈、文化互鑒和文化融合”。習近平主席曾強調，中非關係根基和血脈在人民，“隻有雙方人民熱情參與，中非友誼才能永葆生機活力，中非合作基礎才能不斷鞏固”。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主席進一步呼籲“促進各國人民相知相親，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衝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非洲的華人和中國企業身處中非民間交往的第一線，是中非人文交流的重要參與者。據不完全統計，非洲的中國企業已超3 500家，在非華人已達100萬之多。這些華人主要從事與工程建設和投資貿易相關的經濟活動，其中不乏事業有成、造福當地發展並擁有較大社會影響力的人士。

近些年來，國內外媒體上頻現非洲華人酋長的報道，國內自媒體和各類短視頻平台上也有相關谘詢和評論。然而，這些報道充斥著大量吸人眼球的內容，甚至不實信息。國內外學界對非洲華人的曆史和現狀已有較多研究，這些研究涉及非洲華人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的各方麵，涵蓋了大多數非洲國家案例，有助於我們了解非洲華人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的全貌及其在當地的影響。但迄今為止，學界對於華人酋長現象缺乏係統和深度研究。鑒此，本文試圖對非洲華人酋長出現的背景、數量、特點、類型，以及在非洲當地的社會反響進行分析。筆者係統收集了150餘份國內外媒體對非洲華人酋長的報道，統計出24位華人酋長（參見表1），分布在尼日利亞、加納、喀麥隆和利比裏亞等西非國家。中文資料主要來自新聞和電視台報道，涉及華人酋長的生平事跡和訪談；外文資料主要是非洲國家的英文和法文報道，涉及當地社會對華人酋長的反響。此外，本文借鑒了國際學界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非洲酋長製複興和外籍酋長的相關研究，試圖在非洲社會經濟轉型中來理解華人酋長現象，進而超越中非關係的簡單敘事和以華人為中心的單一分析視角。研究非洲華人酋長現象不僅可窺見華人在非洲的融入程度及其對當地的社會經濟影響，也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代非洲國家的政治和社會變遷。

1 非洲華人酋長產生的社會背景

華人酋長的出現是中非經貿與人文交流不斷深入的結果，也是華人促進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的寫照。不過，如果在解讀該現象時隻關注中國對非洲發展貢獻和華人在非洲的作為，有一定局限性，因為它無法解釋為何華人酋長集中在西非以及為何當地授予華人“酋長”而非其他榮譽頭銜。此類解讀還可能使人產生中國人積極尋求非洲酋長頭銜、擴大影響力的片麵印象，既容易助長負麵論調，也會忽視非洲能動性和自主性。因此，本文從近30餘年來非洲酋長製轉型和西非酋長製的開放性來分析華人酋長出現的社會背景。

（一）20世紀90年代以來非洲酋長製的複興

眾所周知，酋長製是非洲國家民族傳統和政治製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簡言之，傳統的“酋長製”是指通過世襲方式任命族群領袖並通過習慣法對族群進行統治的一種政治製度。雖然非洲酋長製在殖民統治前就存在，但其作為一種固化的政治和法律製度很大程度上是殖民統治的“創造”，歐洲殖民者通過利用和扭曲酋長製度和親族關係實現統治與剝削。因此，非洲國家獨立後“酋長製”一度被認為是落後的殖民統治殘餘，很多國家明令廢除酋長製或禁止酋長參與國家政治。

20世紀90年代以來非洲酋長製出現明顯複興。例如，加納政府以憲法形式保障酋長土地分配權；莫桑比克政府通過立法賦予酋長在司法、警察、稅收、人口登記、分配土地和實施經濟開發項目的權力；新南非以憲法形式承認傳統領袖王權，並賦予其參與立法的權力。20世紀60年代非洲國家獨立時，約15%的國家以憲法形式明確保護酋長製度，這一比例到2010年增至24%。酋長製的複興不僅體現在政府法規政策上，非洲民眾也非常認可酋長的職責。非洲晴雨表曾有民調顯示，64%的非洲受訪民眾表達了對酋長的信任，遠高於總統、地方議員和國會議員的信任度，他們認為酋長有利於促進當地的和平、發展和民主。



▲對傳統領導人、民選總統、地方議員和國會議員的信任（22個非洲國家，2019/2021）。圖源：非洲晴雨表

非洲酋長製的複興有三方麵結構性原因，即冷戰後非洲民主化進程、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以及國際發展新範式的興起。首先，在選舉民主體製下，非洲酋長成為連接政客與選民的橋梁。研究表明，酋長對選舉候選人的認可不僅能幫助候選人及其政黨獲取選票，也會促進政客當選後履行承諾，提高選舉體製的回應能力。其次，始於20世紀8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以“經濟結構調整計劃”為代表）迫使非洲國家從經濟管理中收縮，政府用於社會福利供給和促進地方發展方麵的支出大幅削減。酋長開始創造性地使用土地資源和傳統身份，通過企業化和商品化的方式參與市場經濟，為社區提供發展紅利和社會福利，填補國家治理收縮後的空白，有學者將此過程描述為國家職能的“外包”。再次，國際發展機構在新的國際援助和發展範式的指引下，避開中央政府，深入地方開展項目，客觀上強化了傳統權威的作用。在這一背景下，酋長們作為地方精英團體積極發揮自身能動性，利用與大企業以及國際發展機構的合作，參與地方治理和發展轉型，進而增強傳統權威合法性和治理有效性。

（二）非洲酋長製的開放性和吸納能力

非洲酋長製複興過程中，西非國家酋長不僅在推動地方發展和社會治理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展現出極強的開放性。其開放性至少有3個因素值得重視。其一，從曆史上看，數世紀的歐洲與西非貿易促進了西非社會的開放性。據喬治·布魯克斯（George Brooks）的研究，自15世紀開始西非社會就在一定程度上吸納了歐洲商販和歐非混血後代，允許其按照本地習俗租住土地，娶當地人為妻並在沿海定居，歐非混血成為歐非貿易重要的中間商。其二，西非地區是英國間接統治最具代表性的地區。殖民政府不僅扶持酋長階層，還在沒有酋長傳統的地區強行任命“委任酋長”。該政策打破了酋長世襲的前提條件，弱化了其神聖性，使得有聲望地位的人可以謀求酋長頭銜，成為國家政權與基層民眾的中間人，並導致部分地區酋長頭銜過快增長。其三，當代西非酋長製在麵臨國家治理失序和發展困境時展現出的能動性也是關鍵。現以加納和尼日利亞出現的“發展酋長”（Nkosuohene/hemaa）、“海歸酋長”（return chief）和“移民酋長”（diaspora chief）三種新機製說明西非酋長製的開放性和對外籍酋長的吸納能力。

1. 發展酋長機製

加納的發展酋長最具代表性。加納獨立後，恩克魯瑪政府曾試圖限製酋長權力甚至考慮廢除酋長製，但在國內遭到了巨大阻力，未能實施。在20世紀80年代的轉型中，加納酋長的核心職能開始轉向發展，其地位也愈加重要。1992年，加納第四共和國憲法進一步明確保障酋長權力。事實上，加納的發展酋長來自南部阿散蒂地區的特維語“Nkosuo”一詞，意為“進步和持續發展”。發展酋長理念可追溯至1985年，當時的阿散蒂國王瓦勒二世（Otomfuo Opoku Ware II）認為經濟發展是當務之急，他受到西方國家政府設立國際發展署的啟發，下令在轄區設置發展酋長，由有作為的個人擔任，賦予他們動員當地資源和人力的權限。著名商人奧賽（E.K.Osei）成為第一位被任命為發展酋長的阿散蒂人。此後，獲封發展酋長的不僅有當地人，還有海外非洲裔和歐美白人。由於海外非洲裔往往使人聯想到奴隸貿易和黑奴身份，歐美白人則更是異族，但阿散蒂法規和習俗禁止公開討論他人身世來源和身份。一句阿散蒂諺語清晰表達了這種習俗，即“沒有人有資格對他人非自由的身世或非阿散蒂人的身份指指點點”。這種包容理念強調人本身對社會的價值，反映出阿散蒂社會的國際開放性和吸納能力。阿散蒂社會的主體是阿肯族人，到了20世紀90年代,發展酋長機製也被加納南部其他民族所采納。

加納的發展酋長應有數百人之多，外籍人士隻占一部分。據統計，截至2006年加納至少給54位外國人授予了發展酋長頭銜，其中包括14名美國人、11名荷蘭人、7名英國人、7名德國人、5名瑞士人、3名日本人、2名奧地利人、2名加拿大人，以及澳大利亞人、比利時人和牙買加人各1名。2012年，加納外籍酋長的數量增長至70人左右。這些酋長中既有企業家，也有在外國政府任職的官員，還包括學者、音樂家等專業人士。近年，在加納的傳統節日慶典上常有白人外賓被授予酋長頭銜，但不少外籍發展型酋長沒能履行發展責任，加納民眾開始質疑酋長頭銜被濫用的現象

與加納不同，尼日利亞並未出現統一的“發展酋長”稱號，而是呈現出高度分散性，酋長頭銜種類繁多，但大多是為促進地方發展而設立。尼日利亞在殖民時期是英國間接統治最重要的試驗場。英國殖民者不僅利用了豪薩—富拉尼人的酋長統治尼日利亞北部穆斯林，還在東南部沒有酋長傳統的伊博人中設立“委任酋長”，實現統治和剝削。殖民政策扭曲了尼日利亞民族傳統，給獨立後的民族建構帶來嚴重挑戰。酋長製常被認為是尼日利亞政治動蕩的根源之一，其獨立後的內戰和政變都與三大族群（即豪薩—富拉尼族、約魯巴族和伊博族）的地方民族主義有關。因此，1999年尼日利亞新憲法沒有對酋長製作出明確規定，這一方麵意味著聯邦憲法沒有給予酋長正式的法律保障和政治權力，同時也意味著酋長製在州級和地方層麵享有很大的自主性與靈活性。

尼日利亞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政治經濟危機的衝擊下，酋長在促進地方發展方麵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當時就已經有大量富商名流被封榮譽酋長，該做法在近20年則更加盛行。尼日利亞前總統奧巴桑喬和布哈裏都曾被授予酋長稱號。而社會精英對酋長身份的狂熱追逐滋生了賄買酋長和濫用頭銜的現象，損害了傳統酋長的威望和價值。在看到頒發酋長現象背後的精英網絡、權力尋租和地方民族主義的同時，我們也必須認識到酋長對發展的促進作用。例如，約魯巴族酋長和社會精英經常通過傳統儀式和節日慶典募集發展資金、建立社區銀行以及投資社區基礎設施建設在此類發展倡議中，酋長不僅動員當地社會團體，也愈加重視海外移民的經濟動員能力。這表明酋長的權力範圍不僅局限在當地，他們也可通過海外移民網絡將權力輻射至全球。

考慮到尼日利亞人口規模以及其酋長製的分權特點，該國外籍酋長尚未有統計數據。不過，其數量應該遠超加納，至少是數百人規模。這其中既包括對尼日利亞國家和地方發展做出直接或間接貢獻的外籍人士，也包括在文化研究和人文交流等方麵有突出貢獻的外國學者和專家。在美洲，很多來自巴西、古巴和美國佛羅裏達州的非洲裔人士非常熱衷於在尼日利亞謀求酋長頭銜，進而增強其在海外非洲裔中的宗教和文化權威。尼日利亞外籍酋長中不乏歐美知名學者。伯明翰大學榮休教授、約魯巴文化研究著名英國學者凱琳·巴伯（Karin Barber）因其傑出的學術貢獻被約魯巴族封為“智慧之母”酋長（約魯巴語為“Iyamoye of Okuku”）。2019年，田納西大學的羅薩琳德·哈克特（Rosalind Hackett）、楊百翰大學的科爾·杜倫（Cole Durham）以及威爾士卡迪夫大學的馬克·希爾（Mark Hill）三位教授因在約魯巴宗教和法律方麵的研究貢獻被約魯巴族封為榮譽酋長。截至2023年初，還未有華人學者因研究尼日利亞文化而獲封此類酋長稱號。

2. 海歸酋長機製

與“發展酋長”相關的現象是“海歸酋長”的湧現。事實上，這兩個群體高度重合，絕大多數海歸酋長擔任的就是發展酋長。在加納，海外移民傳統由來已久。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政治經濟危機進一步迫使大量加納人背井離鄉。據國際移民組織估算，至2010年前後，約有150萬~300萬加納人生活在海外，集中在非洲、歐洲和北美地區。在過去20年中，加納政府開始呼召海外僑民歸國，促進國家發展。與本土酋長相比，海歸酋長促進地方發展方麵具有獨特優勢，他們通常有歐美名校教育背景，熟悉西方社會，善於與國際發展機構和非政府組織合作，且在海外非洲裔群體中擁有聲望、人脈和動員能力。阿散蒂國王奧塞圖圖二世（Otumfuo Nana Osei Tutu II）和阿切姆·阿布阿誇（Akyem Abuakwa）國王奧弗裏帕寧二世（Osagyefuo Amoatia Ofori Panin II) 是阿肯族人最有威望的兩位大酋長，兩人都有長期海外經曆，可視為海歸酋長。在尼日利亞，海歸酋長也較為普遍。例如，伊博族海外移民散居全球各地，他們當中很多人積極為家鄉發展提供財力支持，並借此獲取酋長頭銜以得到社會認可，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榮歸故裏。

3. 移民酋長機製

在西非的大城市裏，當地大酋長經常會設立“移民酋長”。這一做法在尼日利亞尤為典型。此處的“移民”並非指外國人或移居國外的尼日利亞人，而是指尼日利亞國內“移民”，即移居他鄉的“外地人”。外地人通常會在移居城市裏設立類似同鄉會的本族人社團，其領袖則會被推舉為酋長來領導族人，協調與當地人之間的糾紛。移民酋長傳統可追溯至英國殖民統治時期，但英國殖民當局分而治之的策略限製了族群混居和傳統權威重疊的情況，因此移民酋長大規模出現是在非洲國家獨立後。以北方大城市卡諾（Kano）為例，該市主體人口是豪薩—富拉尼人，1974年卡諾出現第一個移民酋長，即約魯巴族移民社區酋長（Oba），1988年當地伊博族移民也推舉出自己的酋長（Eze）。隨著過去幾十年快速的城市化，尼日利亞大都市裏湧現大批“移民酋長”，但在不同地區名稱有差異。例如，在卡諾的移民酋長通常會被冠以“領袖”稱號（即豪薩語“wakili”）。

與世襲酋長不同，移民酋長大多是成功商人或企業家，不具備與生俱來的家族權威。因此，他們需努力獲得三重認可，即移民社區認可、當地酋長認可和祖籍地酋長認可。據荷蘭萊頓大學學者大衛·艾爾哈特（David Ehrhardt）研究，移民酋長不僅能借助酋長身份實現向上的社會流動，他們作為代表也會被當地酋長會議接納，參與當地社區治理，為本族移民爭取發展資源。與此同時，移民酋長製度也可能會固化少數族裔的“外地人”身份，並將其參與治理的方式限製在非正式權力框架之內，長期而言或會影響移民融入當地社會的程度。在卡諾獲封“華人領袖”酋長的張光宇就是典型的移民酋長。換言之，當地酋長將原用於外鄉移民的製度創造性地用於外籍移民，一方麵加強對外籍人士的管理，同時利用外籍人士的資源促進當地發展。

綜上所述，“發展酋長”“海歸酋長”和“移民酋長”等新機製體現出西非國家酋長製轉型中在吸納海外發展資源、維係社會秩序等方麵的創造性和開放性。正是這種開放性和吸納能力使得西非社會能將酋長頭銜賦予包括華人在內的“外人”。事實上，從數量上看，華人酋長隻占西非國家外籍酋長的一小部分。加納2012年有據可查的外籍酋長至少為70人，而公開報道的華人酋長僅為2人；在尼日利亞，華人酋長僅有21人，但其外籍酋長達數百甚至上千人。因此，西非華人酋長並非孤立現象，有著深厚而獨特的社會背景。

2 非洲華人酋長的規模和類型

華人移居非洲的曆史可追溯至17世紀，但華人在非洲獲封酋長則是新現象。近年，華人能在西非獲得酋長頭銜當然離不開他們對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的突出貢獻。我們可以通過分析華人酋長的規模和類型來認識他們在當地的作為和貢獻。

（一）非洲華人酋長的數量與特點

媒體常將2001年在尼日利亞獲封的胡介國誤傳為“非洲首位華人酋長”甚至是“非洲唯一的華人酋長”。事實上，非洲第一位華人酋長是原籍上海的香港商人朱南揚（Eric N.Y.Chu）。朱南楊自幼在中國內地接受教育，20世紀60年代到香港開辦搪瓷廠，70年代前往尼日利亞投資，在尼日利亞華人“四大家族”之稱的董氏集團搪瓷廠擔任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朱南揚辛勤耕耘尼日利亞市場，即使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經濟困難時期也沒有放棄，與該國人民和政府建立了密切合作關係，為當地創造了許多就業機會。1986年7月19日，朱南楊被拉各斯市伊克賈工業區土王莫莫杜·伊洛任命為該工業區酋長，並獲得酋長中最高級的“伊克賈區首席工商長老”的勳銜，成為獲得此酋長職位的第一位華人。

胡介國是有據可查的第二位華人酋長。他出生在上海，於20世紀六七十年代隨父親來到尼日利亞。1997年，胡介國斥資800萬美元在拉各斯興建金門大酒樓，號稱全非洲最豪華酒店，時至今日它也是拉各斯最為知名的華人酒店和地標建築。胡介國熱心當地發展，積極推動中尼經貿合作。2001年，尼日利亞大酋長埃米爾任命胡介國為終身製酋長。胡介國將自己的頭銜命名為 “服務總管”（baba ase）。他在接受采訪時說道，“[酋長]的任命不通過競選，主要看其在當地的影響和貢獻。酋長不參政，隻是議政，不領薪水……最大殊榮就是很受尊重，可隨時見州長、總統，在地方上有很大號召力……對外國人來說，這更是一種榮譽。”

自胡介國之後，非洲華人酋長數量增速加快。截至2023年3月底，至少有24位華人獲封酋長。通過分析各位華人酋長的經曆，可總結出5個特點。其一，華人獲封酋長主要發生在2001年以後，特別集中於2012年至2022年，這十年間共有16位華人獲封。其二，華人獲封酋長主要在西非國家，特別是尼日利亞，有21位（含3位在尼日利亞和別國獲封的“雙料酋長”）。其三，華人酋長中民營商人數量略超國有中資企業代表。獲封的民營商人12名，國有中資企業和單位派駐的工作人員為10名。私營商人大多來自中國南方，尤以浙江商人為主，其餘來自上海、福建等地。其四，有7位華人同時擁有兩個或兩個以上酋長稱號，既包括在兩個國家獲封，也包括在同一國家不同地區獲封的情形。例如，河北保定的劉建軍在科特迪瓦和尼日利亞均獲封酋長稱號；浙江溫州商人倪孟曉被尼日利亞的伊博族和約魯巴族兩大民族封為酋長；北京華遠衛士保安服務集團的鄭曉鵬分別在尼日利亞和加納兩國獲得酋長封號。其五，華人酋長絕大多數為男性，女性僅一人，即倬億國際集團（Choice International）董事長陳秀霞女士（Diana Chen）。倬億國際集團是在尼日利亞經營中國品牌商品的運營商，主要銷售格力空調、廣汽傳祺乘用車和郎特品牌家用電器，在尼日利亞市場可謂家喻戶曉。2015年，陳秀霞首次在拉各斯州奧肖迪（Oshodi）榮獲酋長頭銜——“奧肖迪的財富之母”（The Iyalaje of Oshodi）。此後，陳秀霞於2016年在翁多州（Ondo）和2021年在拉各斯州伊魯王國（Iru Land）又兩度獲封，是華人獲封次數最多的酋長，共計3次。

（二）華人酋長的類型

華人獲封酋長的根本原因是在發展方麵的貢獻，因此整體上華人酋長可被視為“發展型”酋長。從他們發展貢獻領域看，大體可分為四大類型。第一類是“基建酋長”。此類酋長獲封原因是他們對當地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發展的積極貢獻，特別集中在發電站、道路和油氣設施建設等領域。例如，山東電建三公司的項目經理房一波參與建設了尼日利亞奧貢州（Ogun）帕帕蘭多（Papalanto）燃機電站，解決了帕帕蘭多鎮居民用電難的問題。該地區大酋長授予房一波“拜裏阿姆”酋長稱號，意為“光明使者”，成為當地26位酋長之一（含4位外籍酋長）。2012年，中土集團尼日利亞公司總經理曹保剛被尼日利亞阿誇伊博州烏友地區（Uyo）和十字河伊科姆地區（Ikom）的酋長委員會分別授予酋長稱號，頭銜是“基礎設施發展與進步”酋長。在尼日利亞工作期間，曹保剛帶領團隊參與了多項道路、鐵路和樓宇建設，並於2014年簽下了近120億美元的尼日利亞沿海鐵路項目，成為中國當時最大的海外工程。2015年8月15日，中土集團尼日利亞公司總經理李慶勇在尼日利亞拉各斯州伊阿洛杜市被當地大酋長授予“皇家築路匠”酋長稱號，以表彰其對當地交通和道路建設的傑出貢獻。2019年，時任中土集團尼日利亞公司事業部經理的孔濤被尼日利亞布吉瓦地區大酋長封為“工程主管”酋長（豪薩語為“Wakilin Ayyuka”）。2015年11月，中國四達時代集團尼日利亞首席執行官劉金泉被當地伊博族人授予“恩庫努祖”酋長頭銜，意為“擁有先進技術的酋長”，原因就在於四達時代數字基站建設使得尼日利亞南部觀眾可收看到質高價廉的電視節目。

“基建酋長”不僅是一項個人榮譽，更是代表了參與非洲基礎設施建設的廣大中資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的貢獻。例如，中土集團尼日利亞公司的4任總經理均獲封酋長稱號，可見中土集團在非洲基建領域的經濟貢獻和社會影響力。孔濤在采訪中坦言，在尼日利亞接受酋長稱號經過中土集團批準，“這份榮譽不是我一個人創造的，這成績背後有無數中方員工前赴後繼、堅守海外的犧牲，也有無數當地員工嘔心瀝血、不舍晝夜的付出。在項目實施過程中，我們的口號是‘與尼日利亞共成長’”。此外，中集宏圖的劉誌勇獲封酋長時，西非主要華文媒體《西非華聲報》評論道：“兩次被當地部族加封酋長，不僅是劉智勇經理本人的榮譽，更是中集宏圖和所有在非中國企業的榮譽。”因此，可以預見的是，隨著中資企業繼續在非洲基建和發展領域做出更大貢獻，在非洲還將湧現出更多華人“基建酋長”，助力中非在基建領域的合作與發展。

第二類是“僑領酋長”。“僑領酋長”與“基建酋長”存在明顯差異。一是他們主要是民營工商業者，大多從事貿易、服務與製造業，而非基礎設施建設；二是他們在當地居住工作時間長，在華人社群中具有影響力和公信力，扮演僑領角色；三是他們通常工作和生活於經濟活躍、華商相對聚集的大城市，代表日益壯大的華人工商業群體。“僑領酋長”身負雙重使命：負責管理華人社區內部事務，協調華商與當地商人及客戶的利益糾紛和衝突；作為中非經貿往來的橋梁，吸引華人投資為當地發展貢獻力量。2004年，來自浙江舟山的孫國平被尼日利亞政府授予“華人酋長”稱號。孫國平是尼日利亞拉各斯中國商城董事長，也是拉各斯中國工商聯合會副會長，其掌管的中國商城是拉各斯乃至整個西非最大的“中國製造”商品集散中心，為當地華商提供了極大便利，成為集中國商品、中國商人和中國商貿場所於一體的中國名片。同樣，2019年在尼日利亞北部城市卡諾獲封的浙江商人張光宇也是“僑領酋長”的代表。張光宇最初來到尼日利亞從事服裝和電子產品的外貿生意，後來在當地興辦實業，創辦飲料加工廠。張光宇獲封的酋長稱號為“卡諾華人主管”或“卡諾華人領袖”（Wakilin Yan China Kano）。在麵對質疑時，力主冊封張光宇的卡諾州埃米爾回應道，“如今卡諾中國人越來越多，需要有人負責管理華人社區事務，協調非洲商人與中國商人之間的糾紛。讓中國人擔任酋長，是以開放的心態來擁抱世界（的一種方式）”。張光宇獲封後，很快成立尼日利亞華商聯合會，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發起捐資救助活動，並積極推動紹興市與卡諾州友好城市建設。前文提及的胡介國以及2004年獲封的何烈輝等人由於在華商中的威望很高，也可視為“僑領酋長”。



▲尼日利亞拉各斯中國商城。圖源：互聯網

第三類是“個人商業酋長”。“個人商業酋長”在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和中非文化交流方麵的職能與“基建酋長”和“僑領酋長”有部分重合。其一，“個人商業酋長”與前兩類酋長一樣，其經營的商鋪或工廠通過引進商品和創造就業惠及當地民眾，他們也經常作為當地大酋長（或“土王”）的發展顧問建言獻策，協助招商引資。其二，“個人商業酋長”經過一定時間可能成為當地華人僑領，但在獲封時主要是因個人商業貢獻以及與當地政府或酋長的友好關係，而並非其突出的僑領身份和地位。例如，在尼日利亞和加納獲得“雙料酋長”的鄭曉鵬曾在非洲從事太陽能路燈和水泵建設，同時關注弱勢群體，積極參與公益事業。2018年鄭曉鵬正式獲封為伊博族酋長，即負責中非關係和發展的“皇家特使”（Onodebeze）。同樣，2019年在尼日利亞科吉州獲封酋長的“80後”幹嘉璿在當地創辦木材加工廠，雇傭200名當地員工，並協助浙江企業家前來投資帶動就業和經濟發展。其獲封的頭銜是“為巴吉多增添榮耀”（Gbeluniyi of Bagido Land）酋長。幹嘉璿不僅獲封酋長，爾後還被任命為尼日利亞青年協會科吉州西部分會會長，成為該州曆史上第一位出任青年協會會長的外國人。

第四類是“文教酋長”。與前三類酋長不同，“文教酋長”首要職能並非直接的經濟發展，其貢獻體現在教育、人才培養和文化交流等領域。截至2023年初，在文教領域獲封的華人酋長隻有餘章寶一人。餘章寶是廈門大學教授，外派擔任尼日利亞納姆迪·阿齊克韋大學孔子學院中方院長。2019年，餘章寶被阿南布拉州授予“大學第一友”（Ezi Oyi 1 of Unizik）榮譽酋長稱號，成為該州伊博族的第一位華人酋長。在任職兩年裏，餘章寶積極為當地培養人才，傳播中國文化。餘章寶在采訪中提到，“（加冕酋長）讓我感受到咱們中國人得到了當地人的認同和尊重，以後將有利於傳播中國文化。這個榮譽不僅屬於我，更屬於全體納姆迪·阿齊克韋大學孔院人。”

總體而言，絕大多數華人酋長有長期在非洲發展奮鬥的經曆，並非短期投資客或遊客。他們的封號各異，貢獻領域不同，但均因幫助當地發展獲得認可和社會影響力。華人酋長與其他外籍酋長存在明顯差異。其一，“基建酋長”是一大特色，其背後代表的大型中資國有企業是其他外籍酋長所不具備的，反映出中非合作的優勢和特點。其二，中國政府官員或前政要在非洲獲封酋長的隻有林鬆添大使一人，並且獲封的主因是中方在利比裏亞的基礎建設貢獻，可視為“基建酋長”。相比而言，獲封酋長的海外非洲裔群體中有不少在國外擔任官職的人士。例如，加納的外籍發展酋長就包括紐約州參議員露絲·哈塞爾-湯普森（Ruth Hassel-Thompson）和華盛頓市長安東尼·威廉姆斯（Anthony Williams），他倆均為非洲裔美國人。此外，2007年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在塞拉利昂被授予榮譽大酋長稱號。其三，與來自歐美的外籍酋長相比，華人酋長中女性、學者和藝術家比例較低。截至2006年，在加納的54名外籍酋長中，19人為女性，且有不少是音樂家和學者。本文統計的24位華人酋長中，女性和學者分別僅有一人，尚未有從事非洲語言、音樂和藝術研究的中國學者或專業人士獲封酋長。需要強調的是，獲封酋長並不意味著獲得“正式權力”（如立法和政府任職等權力），也不需要擁有東道國國籍，但酋長身份意味著他們得到了非洲國家“非正式權力”（酋長製）和當地社會的接納。獲封酋長有利於華人酋長個人及所屬單位的經營發展，但他們也肩負著管理華人社區、調解華人與當地人摩擦、為當地招商引資以及參與社會治理等多重責任。

3 非洲社會對華人酋長的反應

華人酋長及其背後所代表的華人社區和中資企業對非洲社會經濟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因此，非洲社會對華人酋長的總體評價是積極的，特別是對基建酋長和僑領酋長的評價，但在某些具體問題和特定個案中，也存在部分質疑和爭議。

（一）非洲社會對於華人酋長的積極評價

非洲社會對華人酋長的積極評價主要體現在國家和地方兩個層麵。首先，在國家層麵，部分華人酋長由於突出的社會經濟發展貢獻，不僅獲封酋長稱號，還被授予國家級榮譽獎項。例如，2004年胡介國被時任總統任命為經濟顧問，負責為尼日利亞中小企業發展出謀劃策。胡介國還曾獲得尼日利亞“2010/2011年度國家榮譽獎”。胡介國表示，“國家榮譽獎並不是頒發給我個人的，而是對紮根於尼日利亞幾代華人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肯定。”拉各斯中國商城董事長孫國平獲封酋長時是由德高望重的96歲的尼日利亞全國婦聯主席（她也是尼日利亞新當選總統博拉·提努布的母親）為其頒發“華人酋長”稱號，體現出他的影響力和社會認可度。來自浙江諸暨的企業家何烈輝自20世紀90年代在西非從事服裝貿易，2002年成立達之路集團，並將業務拓展至經濟特區的投資和運營。因其對中非經貿合作的貢獻，2004年1月5日，尼日利亞駐華大使館官員和駐華首席貿易代表特地前往浙江諸暨，代表尼日利亞政府授予其酋長頭銜。

部分華人酋長還在國家層麵促進中非民間交流。“雙料酋長”鄭曉鵬不僅在尼日利亞獲封酋長，還被該國政府任命為尼中友好協會副秘書長。該協會成立於1994年，是經尼日利亞外交部和聯邦信息文化部批準的非官方、非營利性組織，其宗旨是在平等互利基礎上增進尼中兩國政府、企業界和人民之間的友誼，是被中國官方承認、與中國人民友好協會對等的民間外交機構。華人酋長中唯一女性陳秀霞女士不僅三度獲封，而且因突出經濟貢獻獲得尼日利亞《先鋒報》評選的2021年度人物“最佳外國投資者獎”，是首位非尼日利亞裔獲此殊榮。《先鋒報》是尼日利亞最具影響力的官媒，其評選的年度人物旨在表彰對本國經濟發展、政治地位、民族文化作出卓越貢獻的個人，與陳秀霞同時獲獎的包括非洲開發銀行行長和尼日利亞國家石油公司集團總裁等重量級人物。陳秀霞也曾獲得尼日利亞汽車行業年度最佳首席執行官（Auto CEO of the Year）大獎，以表彰其對該國汽車行業的貢獻。陳秀霞還在尼日利亞成立了“一帶一路國際商事調解中心”，其公司也是中非民間商會尼日利亞代表處，積極促進尼中兩國經貿合作與商界交流。

其次，華人酋長在地方層麵贏得了酋長委員會和當地民眾的認可。部分華人酋長的貢獻不在拉各斯、阿克拉等大城市，而是集中於偏僻小鎮或農村地區。華人酋長在地方上獲得尊重的根本原因是其對當地發展的貢獻，他們建設的工程項目、道路、工廠以及帶動的就業是當地民眾能直接感知的。因此，當地酋長會議的表決以及民眾態度是檢驗其認可度的標尺。2007年，經過當地25位酋長討論後一致表決通過，山東電建項目經理房一波被授予“光明使者”酋長頭銜。酋長稱號拉近了他與當地民眾的距離，他在當地走訪時都會受到歡迎和擁護，有時村民還會跑來送水果等食物。同樣，2019年幹嘉璿在尼日利亞科吉州獲封酋長前向當地酋長會議匯報企業經營狀況和未來規劃，27位酋長全票決定授予其酋長稱號。科吉州治安狀況一般，常有綁架案發生，幹嘉璿曾主動承擔與綁匪交涉重任，保障人質平安歸來。當地人舉辦婚禮、葬禮或獲得博士學位等慶祝活動時，幹嘉璿也常被邀請出席。雖然部分當地人對冊封外國人提出質疑，但支持者們認為，“就是這個外國人，帶動了我們的經濟，帶動了我們的就業。”

華人酋長們也在地方上開展社會公益，履行社會責任。例如，孔濤2012年帶人在派佩村修建了3間全新校舍，確保村裏孩子能繼續上學讀書，派佩村小學也成了孔濤的定點幫扶學校，他經常和同事去開展愛心活動，當地人感激地稱他為“孔校長”。2013年，孔濤個人出資幫助當地人把一座破敗的清真寺修葺一新，還平整了通往勾薩中央垃圾處理場的道路，並為卡拉馬吉吉村的孩子們建了一個簡易足球場。此外，來自福建福清的鄭嶽峰自2015年開始在尼日利亞經營木材和金礦生意，與拉各斯州的奧喬王國（Ojo Kingdom）大酋長有密切合作。為了回饋社會，2019年他為當地捐款建了一座學校，完工後當地酋長為了表彰其貢獻，授予他“嘉惠鄉裏”（Gbobaniyi）酋長稱號。鄭曉鵬在加納阿散蒂王國獲封發展酋長後積極為王國引入綠色農業，惠及農戶，他在參與王國節慶活動時民眾會主動伸手與其親近，以示膜拜和尊重。

（二） 部分非洲民眾對華人酋長的質疑

非洲社會對華人酋長也存在質疑，主要集中在3個層麵。其一是對華人酋長是否合格履職的質疑。雖然大多數華人酋長是榮譽性的，但有時會附加領地管理和谘詢職能。中資企業的華人酋長本職工作繁忙，對本土文化和社會事務也缺乏深度認知，容易忽視領地管理的職責。孔濤在采訪中透露他曾被當地大酋長“提醒”和“批評”。大酋長來電問詢他是否知曉外國人在其領地附近買地事宜，但他毫不知情。大酋長告誡他，“你是工程領袖酋長，你要履行你的職責，對你周邊的一草一木都要關注”。房一波也曾坦言，他作為酋長有協助大酋長管理領地民眾的職責，但因其是外國人，同當地民眾的交流、對土著文化的理解以及語言能力有欠缺，其主要精力還是放在本職工作上。非洲華人酋長基本屬於發展酋長，由於其頭銜是終身製，民眾對他們助力當地發展的期待同樣具有長期性。因此，倘若華人酋長的投資和發展舉措是短期行為，甚至經常不在當地出現，就容易引發批評。不過，此類批評並非針對華人酋長，其他外籍酋長也存在這種現象。

其二是對個別華人酋長獲封原因的質疑。最典型的案例發生在加納。2020年9月5日，木材商人孫強（音）在加納誇乎·阿貝提費（Kwahu-Abetifi）東部地區獲封“發展酋長”，同時被授予特維語名字“施惠者”（Ayeboafo）。孫強獲封後騎坐在加納民眾肩上遊行的照片在媒體上迅速傳播，社交媒體和網絡上出現了較為激烈的批評論調。一部分人認為“他既不是當地居民，也不是加納與外國人的混血，本地民眾對他一無所知，不適合擔任酋長。”更主要的批評是質疑孫強的經濟活動是出於“個人利益”而非“社區利益”。加納社交媒體知名評論家、曾留學中國多年的沃德·瑪亞（Wode Maya）走訪該地區後在“油管”平台發布視頻，認為孫強隻是在當地經營木材和礦產生意的私營業主，其獲封主因並非發展貢獻而是與當地酋長私交甚好，並且有生意方麵的合作。麵對社會批評，當地酋長阿昌蓬（Nana Kofi Achiampong）表示，孫強給當地建造了一所學校，捐贈了50袋水泥用於酋長宮殿建設，並成立了木材和木薯加工廠創造就業機會。迫於外界壓力，孫強最終公開宣布放棄酋長稱號，但表示會繼續致力於當地發展。這件事情反映出民眾對發展酋長的合法性和透明度有較高要求，他們將矛頭指向冊封的當地酋長，而非孫強本人。與此類似，2013年加納華人淘金風波中，很多批評也是針對給非法采金者開綠燈的地方酋長和官員。大多數華人發展酋長在當地擁有私營生意，如何平衡個體利益和社區利益，並做好正麵宣傳是他們麵臨的挑戰。

其三，西非地區是曆史上間接殖民統治的重要實施地，曆史記憶和族群政治也可能造成對外籍酋長的批評。這類質疑指向所有外籍酋長以及授權冊封的傳統權威，而非專門針對華人酋長。以喀麥隆為例，來自寧夏的“90後”李滿虎曾因基建工程在喀麥隆埃考克（Ekok）獲封酋長頭銜，但他獲封酋長的資訊在喀麥隆當地網絡上已無法查獲。2022年9月11日，龍星裝備公司（Longstar Equipment）總經理龍先生（Long，音譯）在喀麥隆獲封榮譽稱號，被當地媒體稱為喀麥隆曆史上首次獲封三級酋長（third degree chief）的外國人。該報道表明喀麥隆主流媒體並未記錄或承認李滿虎的“酋長”封號。但該事件立刻引發廣泛社會討論和質疑，當地酋長不得不通過喀麥隆國家電視台澄清，龍先生獲封的是“高級顧問”（Notable Advisor），而非實質性“酋長”。喀麥隆經曆過德國、法國和英國的殖民統治，“傳統酋長”是殖民統治的重要工具，這種曆史記憶使得民眾對外籍人士獲封酋長極為敏感，很容易引發所謂“新殖民主義”擔憂。與此同時，授予外籍投資客酋長頭銜客觀上也會引發不同民族之間對國家權力和外部發展資源的競爭。事實上，在尼日利亞和加納的媒體上也存在將華人酋長冠以 “新殖民主義”的批評論調，其背後邏輯未必是針對華人本身，而是殖民記憶和當代族群政治所引發的擔憂。加納和喀麥隆的案例表明，非洲酋長和民眾有著極強的自主性和能動性。一方麵，冊封決定權在非洲酋長而非華人，這與殖民時代的“委任酋長”有本質差別；另一方麵，非洲民眾的監督也可以左右外籍酋長任免，通過輿情對酋長作為進行問責，確保酋長服務於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