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對512地震的采訪報道為我的記者生涯劃上了句號。
十五年，人們對這場災難記憶深刻，但似乎又在刻意模糊。記者顯得不那麽重要了。
2018年，在地震發生的10年後，我去了當年未曾到達的映秀鎮，去了水磨鎮，也去了當年短暫停留的崇州、彭州。2019年，又前去了仍是當年未能前往的北川。
2018年，映秀的遇難同胞墓旁邊開滿了鮮花。
災難後的遺址和新建新建的家園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人去樓空的新家、或冷或熱的街邊農家樂，以及熱鬧的廣場舞和頗具時尚元素的商業廣告，都在傳遞著人們對地震的遺忘，是啊，怎麽能不遺忘呢？這符合大多數個體的心理，難以接受的事，就用遺忘來接受。
災區以外的人似乎遺忘得更快。當我希望把當年的采訪經曆和重訪感受與身邊的年輕人分享和探討時，他們不是顯示出厭煩，就是敷衍。當年，他們大多數人和在地震中遇難的學生年齡相仿，卻沒有經曆過生死，他們更願意去關注明星的婚姻和新開的美食。他們津津樂道的當年地震的話題也隻有“豬堅強”一類的八卦。
我不願把災難當做談資。災難帶來了短暫的凝聚和堅強，但失去了思考和珍惜也就丟掉了對生命的敬畏。
今年5月11日，我再次前往了四川什邡的紅白鎮。
“別去找了，都變了，連我們都不回去了，裏麵沒人了，去了沒啥意義。”這是當地老鄉對我的勸告。
現在，這個小鎮已經並入了鄰近的鎣華鎮。所有的房屋都已重建。
當年，鎮上的金河村是受災最嚴重的地方，地處一峽穀之中。地震讓大山“脫了一層皮”，山上的滾石在埋沒幾乎整個村莊的同時，也埋沒了許多已經跑出房屋的人。一支空降兵部隊在當地搶險。
現在那裏連廢墟都算不上，隻是一片荒野。不遠的場鎮進行了重建，房屋不錯，有樓上，有樓下，有院落和停車位，在城裏人看來算別墅級別了。但整個場鎮非常冷清和蕭條。薄霧彌漫在山間。一位大哥在鎮上用私家車偶爾拉客，用以貼補剛結婚的兒子的日用。大哥今年58歲，地震發生時和我現在年齡相仿，今年他兒子已經36了，做著一份收入並不豐裕的工作。
據他說，場鎮複建時大家住了接近兩年的帳篷和鐵皮房，複建後鎮上有3000多人。開始幾年，當地招商搞漂流和熊貓公園，吸引過一些遊客，但後來也逐漸淡了下來。
“上遊的礦企垮了，旅遊也不做了，每個人都需要生存，現在鎮上能出去的年輕人或有底子、能力和關係的都出去了，留下的都是老年人。小學裏隻有一百多名學生，一個年級連10個學生都沒有，能接走的都走了。”大哥說這話的時候平靜而無奈。
大哥的話從鎮上的冷清和蕭條中得到了印證。一個隻有幾百平米的文化廣場地麵已經起了青苔，廣場燈柱上全是關於防震救災的提示和宣傳；鎮畜牧獸醫站門口更是長出來了雜草；不少人家掛著旅館、民宿的招牌，但大門緊鎖，而門上也起了厚厚的灰塵，門鎖已經生鏽。幾家打著“特色菜”的餐廳，老板和員工自己兼職著食客。房屋出租的告示隨處可見，但打印告示的A4紙大多開始破爛。
“夏天這裏比外麵涼快，來避暑的人還是比較多的。”大哥說，旅館、民宿和私家房在那幾個月可以有些收益，平時基本無人問津。“不操心工作的話，倒是可以租一兩間房間住一段時間，當是療養，這裏空氣挺好，也不吵，就是看病不行，連個感冒都拿不下。”
在離場鎮兩公裏不到的地方，是一個叫“穿心店地震遺址”的廢棄村落。“這裏就是當年胡大爺說過那句——‘再大的困難都壓不倒英雄的中國人民’的地方”。汽車路過時，他順手指了一下一個小土坡，土坡已經長出綠植，隻是沒有任何標識。一個安裝多年，記錄當年情景照片和語錄的巨型廣告牌，最近被換成了什邡的旅遊廣告。而所謂的遺址，根本沒人來。
“你可以回去看看，但路不好走，最好有越野車，就是去了意義也不大。”鎮上一位開特產店的大姐在看過我當年拍攝的照片和得知我欲繼續向上遊探尋金河村的意圖後，有些不置可否地說。
“脫皮的山都長綠了，上麵一個人也沒有，你找不到當年的地方。”大姐說，08年地震發生時，他們一家都在成都，除了年近七旬的老公爹遭遇意外以外，其他家人都得以幸免。當年村子裏被掩埋於落石之下的人，不管是政府還是家人都放棄了找尋。“埋了幾十米，找不到的。”現在，村裏的人回去祭祀，隻能尋個大概的位置。
十五年了，生活有了新的開始，社會有了新的變化。但災難似乎並沒有帶來太多的反思和對生命的敬畏。
新家不是單單的居所和複建的建築，在經曆苦難之後應該去思考、去珍惜、去努力改變，對生命內涵的更新才是最重要的。
四一跋：
契訶夫在形容一塊土壤的肥沃時說：你把一根車轅種下去，來年春天就會長出一架馬車來。馬爾克斯借書中人之口誇耀一隻做工精巧的鳥籠時說：甚至根本不必在裏麵放上鳥，隻要在樹上一掛，它自己就會叫起來。可是，在中國，即使這土壤並不肥沃，來年春天也會被宣告長出了一架馬車；即使這鳥籠並不精巧，一旦掛在樹上，它同樣也會叫起來。
如果我們從汶川地震中得到的經驗，隻是“多難興邦”；如果我們從汶川地震中得到的教訓，隻是更加得心應手地對付“公民社會”；如果慈善救濟的社會動員，僅是依靠意識形態的豪情煽動；如果災後重建的社會組織，僅是訴諸全麵控製的行政手段；那麽十五年過去，災區隻是陌生人。
汶川地震十五周年，我們對過去的一切知道得太少，卻又忘記了太多。“沒有反思的眼淚隻是水”，而人們在淚跡風幹之後，隻能繼續奔忙在各自的路上，深刻的反思與執著的問責，縱非天方夜談，至少是奢談。充斥我們軀內的，隻是不無內疚的陌生感、苟延殘喘的正義感，還有難以抑製的無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