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故事FM
往期節目中搜索「紀錄片」這個關鍵詞，你會發現我們始終保有對真實世界的關注。除了「聲音紀錄片」，我們也開始嚐試用影像來記錄普通人的故事，視頻欄目「人生路口」就是我們的第一步。
無論是聲音還是影像，我們高興地發現，有一群人和我們一樣，都在試圖找到那些「不被看見」的人，記錄他們的生活、傳達屬於他們的真相，也因此，在
故事FM，我們希望有更多的優秀紀錄片作品被發現。機緣巧合，前兩天我們關注到了一場特殊的發布會，5 月 10 日，B站
專門為紀錄片內容舉辦的發布會，這在其他平台並不常見。與其說是發布會，這更像一場紀錄片行業創作者與從業者的大聚會，B站 發布了 36
部紀錄片作品，邀請主創們分享創作經驗。其中有這樣一部作品吸引了我們，《中國救護》，這是一部講述 120
急救醫護工作者的係列紀錄片。
我們每個人都聽到過 120
急救車忽近忽遠的警笛聲，在往期節目《我親曆的那些急救現場》中，我們曾邀請幾位急救現場的親曆者分享了他們的見聞，但你或許從來沒有在現場觀察過急救醫生的工作，從醫務人員的視角感受急救現場究竟發生了什麽，現在，B站
的《中國救護》提供了一個新的窗口。
在發布會之後，在我們采訪了《中國救護》的總導演任茹，以下是她的自述。
我叫任茹，是《中國救護》的總導演。這個項目從 2020 年開始籌備，最初是 B站
的製片人找到我，希望合作一部急救題材的紀錄片。出於對特殊職業的強烈好奇和對社會情緒、包括醫患關係等等的觀察，我們一起做了大量的調研，訪談了上百位一線急救工作者，最終敲定了三個城市、三輛急救車。2022
年 3 月我們正式開拍，在天津、杭州、重慶三個城市跟拍了三組急救醫護人員，跟著救護車出車將近 700 次，記錄下了 400 多個案例，最終選出其中 40 多個，做成了 9
集的紀錄片。
其實項目剛開始的時候我並不是總導演，但是拍著拍著我就把所有人都熬走了（笑），因為拍攝過程中的見聞，普通人實在是難以承受。比如我們在重慶的分組導演，一個馬上四十歲的大老爺們，有一天突然打電話來說他不想拍了，他想出家。後來我問原因，他說「今天接了一個患者，我們也奮力救他了，救護車送到醫院，醫生說你隻要交
15 萬做這個手術，治愈率就有
95%。但是這個人和他的家屬就說要放棄治療，沒有什麽原因，就是不治了。」這樣的事發生過不止一次，見多了之後，攝製組常常感到很無力。
也因此，我們更佩服急救醫護調整情緒、應對壓力的能力。他們的排班製被稱為「白夜休休」，就是一個白班加一個夜班，持續工作24小時之後休息2天。在我們跟拍期間，救護車忙的時候一個晚上要出警
13
趟，處理一單大概需要一個小時，醫護人員全部滿負荷工作，經常是把上一位患者送到醫院，還來不及回到急救調度中心，就要去下一個出警地點了。在這種高強度、連軸轉的崗位上，專注、冷靜是急救醫護人員最基本的素質，但據我們觀察，在職業素養的共性之外，急救醫生的性格可以說是千奇百怪。
比如說我們在杭州跟拍的急救醫生許媚。在片子裏你會看到，她最怕兩種案例：心肺複蘇和跳樓，其實她還怕狗，這樣一個看起來溫溫柔柔、有點嬌氣的人，其實反差巨大。
我還記得第一次見她的時候，我們浩浩蕩蕩十幾個人跑到杭州的急救中心站點去等她，正好碰上她出警回來，一進屋看到這麽多人，平常人也得愣一下吧？她就沒有，她進屋之後也沒理我們，先坐下劈裏啪啦把病例寫了，然後才把鍵盤一推，看著我們說：「什麽事？」我和
B站 的製片人對視了一眼，覺得這個人有點意思。
她就是這樣，在工作的時候非常幹脆和平靜，給人一種「事情來了我就弄」的感覺，先把問題解決了，驚訝或感慨都留到後麵去。後來過了挺久她才跟我們說：「其實那天你們這麽多人來，我還挺緊張的。」
她是一個天生的領袖，出警的時候風風火火，把白大褂往肩上一甩，像電影裏的發哥一樣，在應對緊急情況的時候，她永遠是沉著果斷的。
有一次我們跟著救護車出警，到地方的時候，患者已經沒有心跳呼吸了，他老婆在給他做心肺複蘇，小孩就在旁邊看著。這位男患者 36
歲，頭一天晚上還好好的，回家吃飯看電視睡覺。夜裏老婆陪孩子睡，他自己一個房間，第二天早晨老婆去叫他起床的時候，就發現人沒反應了。那時候是早上
7 點多，我們趕到的時候不到 8 點。
在我國每天有大概 1500 人死於心髒驟停，如果不能在黃金 4
分鍾之內進行心肺複蘇，患者就有一半以上幾率救不回來。那天我們到了以後，急救員第一時間上去做心肺複蘇，但許媚開燈一看，就讓急救員別按了，因為患者已經出現屍僵、屍斑了，推測死亡時間不超過兩小時。
平時我們在電影電視劇裏看到的親人去世的場麵，都是哭天搶地、不敢置信吧，但其實在這個案例裏，那位妻子當場是沒有任何反應的，她已經懵掉了，眼淚都流不出來——活生生的一個人，過了一夜就沒了，她想不明白這是怎麽發生的。他們的孩子
8 歲，見到許媚的時候說：「老師，我昨天晚上熬夜了，因為作業沒寫完。」他完全不知道家裏發生了什麽。
這個時候在現場的許媚就成為了主心骨，她照例拉了一個心電圖，然後出死亡調查表，指導家屬去社區開死亡證明、聯係殯儀館來接遺體。她一樣一樣告訴那位妻子，通知死者父母之後下一步做什麽、遺體如何處理、在家可以放幾天，直到後者慢慢冷靜下來，開始照做。
全過程中那個 8
歲的孩子都在家裏，許媚讓人把他帶離父親的事故現場，等孩子奶奶過來接手。直到這時，那孩子才有點意識到發生了什麽，他問奶奶：「我爸爸要死了嗎？」他還不明白死亡是什麽。
孩子奶奶說「怎麽會呢？你爸爸睡著了！」然後送孩子去上學。
現場全部處理好之後，我們離開了那戶人家，全過程中許媚都展現了一位急救醫生的專業素養。直到我們進了電梯，她才說了一句話「他和我一樣大。」又過了一會兒，我們回到救護車裏，許媚又說「孩子太小了。」
她自己有一個女兒，跟這家的孩子一樣大，很黏她。
我覺得許媚是一個矛盾體，她在現場的時候雷厲風行，說話聲音很大，但是遇到患者可能有癌症或者抑鬱症的情況，她的聲音就會突然壓低，很小心地把患者家屬帶到一邊詢問，因為她不確定患者本人是不是已經知道自己的情況，所以有需要的話，她願意幫助患者家屬暫時隱瞞壞消息，這就是她的一份體察。
不得不說，我們跟拍三組急救醫護的過程中，在他們身上發現了各個城市不同的氣質。比如許媚身上就有杭州人敢想敢拚但又清醒細膩的特質，另一組天津的急救醫生申潤坤和她的同事們則是充滿人情味的，我們在跟拍過程中也常常被天津人的豁達開朗打動。而在重慶，急救現場就通常是充滿戲劇性的，甚至可以說很狗血，能在山城當急救醫生的人，也不是一般人。
比如我們第一次見到重慶的急救醫生裴彧時，攝影機還沒架起來，他正在車禍現場為一個環衛工人處理傷口，結束之後走出救護車，發現肇事逃逸的司機又回來了，裴彧就把他臭罵了一頓。他指著那個人說「他穿得那麽明顯，你看不見他嗎？他的衣服都那麽亮了！你撞了他為什麽要跑？你為什麽不第一時間打
120？！」
裴彧是這樣的，嫉惡如仇，平常愛講冷笑話，到了現場就會嚴肅起來，甚至顯得有點嚴厲。但對環衛工人、外賣騎手這類相對弱勢的患者，他會有種特別的關注和關懷。
我們接過一個很古怪的案例：有人打
120，說路上有人被樹砸了。等我們趕到現場，發現那是在馬路邊的人行道上，有一棵很粗的樹，可能快一人合抱了，不知道為什麽突然倒下——就是沒有任何原因地，也看不到斷裂處有人為損壞的痕跡，就那樣倒了——剛好砸中了一個拾荒老太。
當時有很多人圍觀，我們還在驚訝這個事故是怎麽發生的，裴彧和他急救車上的搭檔已經去救治這個傷者了。幸好她隻是被壓住了腿，骨折了，但沒有其他大礙，保險起見，我們還是要送她去醫院做一些檢查，以免有當場無法發現的出血等等情況。
這期間裴彧一直沉默地忙著，在救護車上，他通常需要處理患者病情、安撫患者及家屬的情緒、詢問病史等等，還需要在進入醫院前用手機錄入患者的信息。那天，等做完所有的事情，他突然冒出一句「路上那麽多人走，不砸前麵、不砸後麵，偏偏砸中了她。」
麻繩專挑細處斷，每當遇到這樣的事，裴彧就會若有所思。
還有一次，我們跟著裴彧去了車禍現場，發現受傷的是一個很年輕的外賣騎手，這類事故通常是因為超速或者闖紅燈，加上重慶不禁摩，速度一快、受傷的幾率就更大。
當時裴彧在給騎手處理傷口，交警一直在旁邊訓斥這個騎手，裴彧陪著聽了全程，等現場全部處理完畢了，他才說了一句「你們看看，這個月多少起騎手事故了。」
又過了幾天，夜裏裴彧想點外賣，他突然就猶豫了：這麽晚了，天氣又不好，外賣騎手在送餐途中會不會出事故？
但他想了想，對我們說「其實也不要太介意晚上點外賣什麽的，感覺不好意思讓人送，因為所有這些在半夜還肯出來送外賣的人，他們一定是要養家的。他們需要這筆錢。」
裴彧出身醫生世家，從小在醫院環境裏長大，接觸的人也都是相對精英的群體，但在進入急救這一行之後，他很快就適應了現場的節奏。山城人愛打麻將，我們跟著裴彧跑了好多個麻將館，從裏麵拉走的腦卒中患者都是爺爺奶奶的年紀，有的半邊身體都不能動了，還要堅持把牌胡了再走，裴彧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一邊救死扶傷，一邊練出了一身跟三教九流打交道的本事。
他總能快準狠地解決主要矛盾，甚至在去醫院的路上就能根據患者的情況對接好合適的醫生。當然這跟重慶急救體係掛靠醫院的製度有關，相對於杭州、天津的急救中心獨立式運營，重慶的優勢在於急救醫生對本院醫療資源非常了解，所以能夠在最短時間內作出合理的調配；除此之外，我認為這種高效也跟裴彧本人的風格有關，他就像重慶這座城市，火爆中透著一股俠氣。
到今年五月，我們這部紀錄片就正式進入剪輯工作一周年了，在過去一年裏，我們瀏覽過 400
多份導演工作手記、梳理了幾千個小時的素材，看到了數不清的悲歡離合。我經常覺得拍攝過程中還是留下了很多遺憾，但沒辦法，紀錄片就是有缺憾的真實，在這過程中也幸好有
B站 的製片人和我們一起，把最關鍵和精華的部分保留在了正片裏。
120
急救車就像一個窗口，除了一線的急救工作者，我們還能看到成百上千個家庭的人生起落。因為這一切都太真實了，所以常常讓人深陷其中。
我最早是做真人秀的，就是帶明星出去玩的那種，主打一個快樂，每天就是變著花樣的玩遊戲、設計可愛道具、唱歌跳舞，當我開始做紀錄片之後，這些東西全都消失了。尤其是醫療題材的紀錄片，拍攝起來壓力尤其大，我們跟著三組急救醫護，在短時間內見證了太多人的生死時刻，這種「濃縮的真實」有時是能把人壓得透不過氣的。我同事有一次看著我說，他覺得我已經得了一段時間抑鬱症了。但也有一點好，就是因為一切都發生得太快了，我們每天跟著急救醫生連軸轉，他們出警的時候我們跟拍，他們休息的時候我們處理素材，這中間完全沒有喘息的機會和設計的空間，隻有真實，像暴雨一樣衝向我們。所以這是一部生猛、樸素的紀錄片，沒有「知識分子凝視」，隻有不加修飾的、每個人的人生。這部紀錄片跟我做過的很多項目都不一樣，它因為粗糲，反而自帶一種生命力。
隨著剪輯工作的推進，到今年初，我開始覺得《中國救護》這個項目對我來說是某種救贖。在我的生活遇到困難的時刻，我會想起這部片子裏的人，我想象他們會怎麽處理這些問題，這些平凡人給了我很大的力量。
我想這也是我們為什麽選擇記錄 120
急救醫護這個群體的一個重要原因。當你有生命危險的時候，急救醫生是第一個出現在你麵前的人，他們把人從鬼門關拉回來，送到醫院，從此就跟患者沒有聯係了，那些被他們救活的人甚至不知道他們的姓名，也來不及感謝他們。某種程度上說，急救醫護人員是一群「不被看見」的人，他們默默衝在第一線，救人、離開，沒有職稱評級，也沒有什麽晉升空間，這份工作除了需要醫術精湛，還有大量的搬抬、心肺複蘇等體力活，消耗很大，所以急救醫生的職業生涯往往也不如其他崗位上的醫生長久。正是這樣一群人，在我們遇到危險的時候趕到我們身邊，幫助我們活下去，在這部紀錄片裏，我希望他們被看見。
當然這是我的一腔熱情，急救醫生們自己都非常淡然。就像許媚說的「我爸爸是貨車司機，媽媽是列車員，他們都沒什麽文化，都是初中學曆，但是他們教我：人很簡單，就是活著，踏踏實實做事。隻要努力，日子就會好起來。」
目前，《中國救護》的後期工作還在進行中，作為 B站 紀錄片發布會重點推薦項目，全片第一集將於近期上線。
「在充滿不確定的時代，人們渴望追尋確定性，在真假難辨的時代，真實成了稀缺品。」B站 副董事長兼 COO
李旎在發布會上感歎道。也因此，我們更需要真實的表達。在紀錄片裏，透過創作者的眼睛，我們可以觀察到的世界前所未有的廣大，也正因此，從真實而來的欣喜、篤定，能幫助我們對抗對未知的恐懼、更踏實和有希望地生活下去。
讓我們珍視這份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