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發布了《和楊永信戰鬥的人們》以來，我們不斷接到網戒中心家長們的來電。她們飽含憤怒，大部分人拒絕溝通。我們從大量來電裏找出了幾位願意溝通的家長，又專程拜訪了一位上海的母親。通過篩選出有價值的、從未向外界公開過的信息，我們試圖通過這篇文章，還原出這些父母的形象。
編者按：昨天，我們采訪了周齊，他在15年前被父母送進臨沂四院，如今決定起訴楊永信。采訪過程中，他提到了家委會，一個由家長組成的團體，家委會在網上攻擊揭發楊永信的人，還會奔赴全國各地把逃跑的人抓回網戒中心。
2017年，在發出《和楊永信戰鬥的人們》等文章後，觸樂收到了無數家長的電話。這些家長把孩子送去網戒中心，並且發自內心地認為孩子被楊永信“治好”了。
很多時候，當我們敘述楊永信、網戒中心和被送進去的人們時，“家長”的形象往往是單薄的，他們看上去好像都是愚昧又無知，粗俗又凶殘，是楊永信的幫凶，害了孩子也害了自己。
家長都是這樣的嗎？當年，以電話聯係為契機，我們回訪了幾位願意進行基本溝通的家長。出於某些原因，這篇采訪文章沒能在預定的時間出現在它應該出現的地方，詳細原因我們寫在了今天的觸樂夜話當中。請注意，這篇文章在6年前已經寫好，文章語境中的“現在”“當下”大多指的是2017年3月底的時間點。
如今，在聽過周齊的講述之後，我們選擇將它發布出來。
前言：
那天是小唐的好日子。一個月前，他砸壞了家裏的電視機，不知為什麽，父親竟然說要給他買台新電腦。那天是2014年11月9號，一個適合外出的星期天。小唐以為父親要帶他去電腦城，但最後他被帶到了臨沂網戒中心。
小唐在網戒中心接受了20個月的治療，直到2016年7月，他被批準出院。在小唐住院的那段時間裏，臨沂網戒中心和楊永信再度受到媒體關注，然後熱潮又再度沉寂下去。又過了幾個月，他的父親唐學禮先生撥通了我們的電話。他想要投訴《和楊永信戰鬥的人們》。
2017年3月20日，觸樂發表了《和楊永信戰鬥的人們》。從第二天開始，無數憤怒的家長打來電話。這些電話大部分來自於山東，女性居多。電話通常以“我是一個臨沂網戒中心的孩子家長”開頭，然後是一段憤怒的批評，最後以“你們立即刪除文章”結束。很多人會在機械地重複一段說辭（包括“讓你們以後斷子絕孫，讓我看看你們的心是紅的還是黑的”）後掛掉電話，但仍然有極少數家長並不拒絕基本溝通。
長久以來，幾乎沒有媒體能接觸到臨沂網戒中心的孩子家長，他們和外界幾乎隔離。大多數媒體的采訪往往在網戒中心內，在其他家長的注視和“大愛流淌”的氛圍下進行。借助這個機會，我們挑出了為數不多的家長，以觸樂“某位領導”的身份進行回訪。在文章原本預定發表的前一天（2017年3月底），我們還赴外地拜訪了一位曾將孩子送入網戒中心的家長。這幾位家長的回憶與自述，以及從大量家長來電中篩選出的有價值的、從未向外界公開過的信息，構成了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
需要申明的是，為了保護受訪者，我們把所有素材進行了打亂和模糊處理，你們不會從文章中發現他們是誰。實際上，你們可以將他們看成是3類家長群體的代表人物。
1
“我們的孩子也是有心理問題的，也是上網成癮，打爹罵娘，就是有嚴重的心理疾病。”
——摘自3月27日的電話錄音
3年前，14歲的小唐念初一。五年級時，他的父母離婚了，小唐這兩年一直和父親唐學禮住在一起。唐學禮某天下班回家，一開門就聽到“非常刺耳的聲音”。他走進孩子房間，小唐正在看直播（或是動畫片，采訪過程中，唐學禮始終沒能分清楚這兩者的區別）。唐學禮感覺自己“仿佛聽到了一陣哀樂”，他指責小唐：“你聽的這東西跟死人聽的一樣。”
唐學禮說小唐在之後“變成了一個惡魔”。小唐開始瘋狂地砸東西，先砸桌子，再砸板凳，然後砸了放在客廳裏的電視機。唐學禮攔不住他，隻好躲進自己房間。之後他試圖同孩子和解，卻沒有效果。當天半夜，正在睡覺的唐學禮被一聲巨響驚醒，小唐拿板凳把他的房門給砸了。
唐學禮承認，“孩子走到這個情況，肯定跟離婚、跟他媽媽走，有很大的關係”。有一次他下班回家，發現小唐正躲在屋子裏哭，小唐告訴爸爸：“在學校裏，同學都看不起我，因為我沒有媽媽。”唐學禮對我說，臨沂網戒中心裏因父母離婚和再婚導致的問題兒童比例不少。
唐學禮不願告訴我離婚的原因，他覺得“太複雜了，說不清楚”。他承認自己管不了兒子。在唐學禮的描述裏，小唐每天都要玩電腦到12點。他勸兒子睡覺，“兒子一聽就發火，一發火就砸東西”，最後砸了電視機。
唐學禮最終決定將兒子送往臨沂網戒中心。他是臨沂本地人，有個親戚在網戒中心裏工作，他“從中心成立就知道那裏”。唐學禮知道小唐肯定不願意，所以騙他說去買電腦。在網戒中心工作人員的幫助下，他的孩子“去了以後就出不來了”。
唐學禮說，網戒中心當時有100多個孩子。除了“玩遊戲成癮”的，還有打架鬥毆的，有不上學的。像小唐這樣因為“看動畫片進去的”比例也不少。最嚴重的孩子是因為“販毒和賣淫導致入院”。我問唐學禮：“販毒和賣淫的為什麽歸網戒中心管？”他支支吾吾，覺得“除了殺人放火，這裏麵什麽孩子都有，本來就是問題兒童紮堆的地方”。
由於“上網”“打爹罵娘”“砸電視機”等原因，許多家長在感覺自己走投無路的情況下，通過“朋友介紹”或是“媒體傳播”，將孩子送入了類似臨沂網戒中心的機構（圖/小羅）
2
小康比小唐大一歲，來自山東濱州，他的母親趙友愛提到兒子用到的第一個詞是“打爹罵娘”。
這個詞出現在家長口中的頻率很高，幾乎所有家長在向我描述孩子的狀態時都會使用，與之相匹配的還有“拒絕溝通”和“無法交流”。一個孩子告訴我，這些詞都是點評師在點評課上教給家長的，家長們喜歡用這些不精確的形容詞給自己的孩子下一個總結性定義。
小康從小學起開始玩遊戲，那時候“還能控製”。問題出現在初一，小康迷上了一款網絡遊戲。自從玩上了這款被趙友愛認為是由林熊貓開發的遊戲以後，小康就再也“不受控製”了。
小康先是逃課，繼而不想上學。到了高一，基本就在打遊戲中度日。“你說他這麽小，不上學能行嗎？我們想管他，他網癮那麽大，能不和你急嗎？”急了的小康開始和父母動手，最終在一次衝突中，小康打了母親。
趙友愛說，他們夫妻後來被兒子打到“不能在家裏住”。小康爸爸住到了單位裏，趙友愛去了朋友家。“你說在家吧，看孩子那個樣，我們睡不著，讓他去網吧也不放心。”趙友愛夫婦給兒子在家裏裝上了電腦，想著既然攔不住他玩遊戲，至少讓他在家玩，否則“他在外麵還要和人打架”。
趙友愛覺得他們夫妻倆都挺關心小康的，但“孩子脾氣比較急，我也比較急，然後就經常吵架”。她覺得自己從不寵溺小孩，可是“也不知道怎麽回事，反正就變成這樣了”。她承認自己不知道該怎麽教育。“在家裏，咱父母就是這樣教育咱的，咱不知不覺就把父母那一套又學來了……”
她從父母那裏接受到的教育方式是打罵，他們夫妻之間也用吵架作為溝通方式，自然而然就用打罵對待孩子。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這似乎是有效的。隻是當孩子長大到“能打得過他們”時，這種教育方式失效了，她感到很痛苦。“你想想，俺那時候都沒法活了，俺都活不下去了啊。”最嚴重的時候，他們夫婦“死的心都有”。
趙友愛不停向我重複當時的感覺：“根本沒法管啊，管不了。”她覺得孩子走偏了。不過每次，當我試圖詢問小康“走偏”的具體細節時，她都會下意識地回避。“現在也不是追究這個問題的時候，你也別說了，知道嗎？別問這些了。”
親戚朋友們知道了情況，開始幫他們想辦法。最後，一個有過相同經曆，而且已經“成功治愈孩子”的家長給趙友愛指了一條路——臨沂網戒中心。
趙友愛突然不願意說下去了。一提到網戒中心，她的情緒就非常激動，夾雜著大段方言的語句冒了出來：“現在也不是追究這個問題的時候，現在就是說，那個微博什麽時候刪除？”
3
為了驗證“戒網癮”的可靠性。趙友愛和丈夫考察了很多地方：“濟南有一家，北京有一家也看了，反正好幾個地方，我都看了。”他們考察了一周時間，最後還是選中了臨沂，因為隻有這個地方“家長可以陪著”，而且“是公立醫院，可以報銷”。
大部分家長對“24小時陪同”表現出認可，趙友愛覺得這是這個網戒中心最主要的優點。“有些網戒中心裏麵說是有老師，其實都是教官。”她聽別人說，“娃在裏麵，要是不聽話，他（教官）就會打你。”她覺得小康性格太衝動，在裏麵肯定會受苦。“你看他在學校的時候都跟老師打架呢，（到了網戒中心）肯定不服從管理。”
“我覺得家長陪護是有好處的，雙方可以平心靜氣地相處和交流。”2008年曾在網戒中心“接受治療”的王濤這樣說。但相處也會帶來一個問題，那就是猜疑。在臨沂網戒中心，送進來的孩子們被稱為“盟友”。楊永信和家長掌握著是否讓盟友們出院的權力，在這個前提下，孩子和家長之間天然無法平等，“交流”也就無從談起。王濤覺得網戒中心裏的孩子實際上像犯人一樣，“順從、奉承、討好教官，期望‘提前出獄’”。
孩子要表現出“我確實改變好了，快帶我出去”的樣子，卻不能說出來，否則就是“忽悠家長”，會受到懲罰。“家長要猜測孩子是不是真的改變好了。”王濤說。他認為，這讓本應最親近的家人之間沒了信任。
許多家長以為，隻要和孩子24小時在一起，就能保證他們不受到任何傷害，但盟友告訴我們，他們隻是受傷以後不敢說，因為說了會受到更多懲罰（圖/小羅）
“在網戒中心，最大的權威是楊永信，家長和孩子需要分別向楊永信證明自己的改變和忠誠。”心理學從業者、一線教師夏紅堂告訴我，“在這種巨大的壓力下，家長和孩子的思維都變得狹窄，他們似乎隻看到了一條路，那就是“做楊叔說對的事”，而失去了個人判斷。
在這種氛圍下，家長成了這一體係最堅定的支持者。網戒中心鼓勵匯報，王濤曾經看到過一個孩子偷偷對媽媽說：“我受不了，你們帶我出去，我回家聽話。”結果，他媽就去找楊永信，回來就把那個孩子拉去電了。“我偷偷地告訴你的事，你去給楊永信說了。”王濤說，“楊永信反過來就拉走他們，你覺得孩子以後還能信任家長嗎？”
幾乎所有家長都會向我講述他們是如何放下工作陪護孩子的，這被家長們認為是一種付出，一種犧牲，一種決心和信念的表達。他們看著自己的孩子逐漸“改善”，並為之欣慰。但幾乎每個被采訪的孩子對那裏最深刻的回憶，都是父母看著自己被懲罰後無動於衷的表情。很多家長因為擔心孩子被傷害而進行陪護，可他們不清楚的是，讓孩子最受傷的卻是自己。
2015年10月的某一天，趙友愛夫婦謊稱帶小康出去旅遊，在某一個周末，將小康騙進了網戒中心。他們在那裏住到了第二年9月份。
4
帶著孩子離開網戒中心7年的莊文明對網戒中心有不同的感受。2010年，家在上海的莊文明親自送孩子入院。她帶了幾床被褥，告訴孩子是去走親戚。她老公開了一夜車，第二天早上，孩子在後座上醒來，發現自己到了臨沂。
莊文明不願多談把孩子送進去的原因，因為“那都是過去的事了”。幾個月後，或者說“還不夠一個療程”，莊文明就選擇帶著孩子離開。
“楊永信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他也很有能力。”在一家銷售磁療床墊的連鎖店裏，年近60的莊文明對我說：“那裏的氛圍就是楊叔是老大，他刻意打造了那麽一個環境，他是絕對的權威，家長要是行的話，你怎麽到這裏來了？”她認為楊永信利用家長的無知體現自己在“戒網癮”方麵的權威性，“你（家長）跑到這裏來就是一個失敗者，你這也不行，那也不行。”
網戒中心為很多家長提供了“解決家庭問題”的方法。這種方法簡單、直接，而且對他們來說“有效”。包括點評課在內的程序設計強化了家長們對“楊叔”和“心理學醫生”的崇拜。“你得依靠我啊，你到我這裏來，我是專家。你看我這麽多案例，這本書、那本書……是吧，所以你就老實聽話，你就全都交給我就行了。”
趙友愛沒想過這些，她覺得：“哎呀，對我來說，楊叔就是個活菩薩啊……就是大恩人啊……”
網戒中心的教育甚至改變了趙友愛夫婦的性格。返回老家後，親戚朋友發現，他們夫妻倆就像變了一個人。“我平時脾氣急啊，你知道吧，看到孩子不對，我就亂發脾氣，我們夫妻兩個也打架。”但是現在“全家都不再吵架了”。她在電話裏的聲音有點羞澀：“為了孩子（去了網戒中心），我們全家的收益太大了。”
5
20個月的住院治療對唐學禮的改變同樣明顯。他覺得自己學到了教育孩子的新方式，“不能急，哪怕他做錯了，也不要發火”。他認為自己孩子現在不砸東西，跟同學相處也很愉快。家裏聽不到“哀樂”，唐學禮感到很滿意。
唐學禮現在利用“磕操”讓孩子發現自己的錯誤。“這個磕操，你可能在網上見過。網上有一個‘108拜’，就是那個動作。”
孩子們最終變成了父母和楊叔喜歡的樣子，但沒人問過孩子自己喜不喜歡這樣，孩子隻被告知：“這樣是對的，你以前是錯的。”（圖/小羅）
我在網上搜索“108拜”，資料顯示，這一儀式“源自老祖宗的跪拜大禮”，一共有11個步驟。從站立到舉高雙手，到合掌，然後跪下，全身匍匐在地，然後支撐身體，再起身。熟練的人可以在30分鍾內完成108拜，108拜的意思是，虔誠的佛教徒每天都會在家中拜108次。
唐學禮覺得磕操的目的是為了讓孩子靜下來。“在中心我見過一天磕了3000個的。”但這種情況很少，大部分人一天1000個。孩子犯了錯誤，唐學禮不再打罵，而是“那你磕操去吧”。他對效果很滿意，“孩子一下子就聽話了”。
很多人認為在網戒中心改變的隻有孩子，但除了孩子，被改變的還有家長。很多家長對這種“教育方法”接受起來甚至更積極、更順從、更舒適。這是一套絕妙的東西，精髓是家長和孩子同時受到“教育”的點評課。網戒中心使用“電擊”作為懲罰，恐嚇孩子合作。對家長則更加簡單，家長們對過去的生活充滿恐懼，並無限期待孩子的“改變”，這成了他們積極參與點評課的動力來源。
對孩子進行積極鼓勵及引導，已經是城市人群中成為通識的教育方法，但在網戒中心裏，當楊永信一邊告訴家長要“尊重”，一邊通過非人道的手段懲罰孩子時，這些家長們才發現表揚會得到“如此明顯的效果”。也許在此之前，這些孩子甚至無法得到基本的尊重。
6
阿倫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書中據此提出了“平庸之惡”的概念。她認為罪惡分為兩種，一種是“極端之惡”，另一種是參與者的“平庸之惡”。
阿倫特把“平庸之惡”定義為“一個人由於缺乏思考或選擇不思考而犯下的罪惡”，一個人越膚淺，越容易向罪惡妥協。由此，她覺得，思考是一種選擇，而放棄思考，則是一種道德罪責。
“我想強調一點，家長們不是‘沒有思考能力’，而是‘放棄思考’。因為思考之後會帶來痛苦，可能還會帶來自我譴責、懊惱、失望等等負麵情緒，所以他們選擇還是相信在這裏是對的。”夏紅堂說，“麵對暴行和人身傷害，不作為本身已經是惡，更何況作為幫凶呢？”
“我懷疑這些家長身上有一個共性，他們從小的家庭環境或社區環境可能讓他們習慣了有一個絕對權威的存在。他們隻要聽從就可以了，乖乖的就不會有事，不乖的會被狼叼走。”夏紅堂告訴我。
唐學禮和趙友愛都認為社會上的新聞報道“隻報那些沒改變好的孩子”，趙友愛覺得：”如果改變好了，怎麽會說網戒中心不好呢？”這一想法提供了一種類似“公理”的東西：網戒中心永遠正確，凡是不認同網戒中心的，就是沒改變好的。在趙友愛眼裏，“網戒中心很好”是個不需討論的先決條件。
7
唐學禮同樣是這套係統的擁護者和受益者。
網戒中心通過一套被唐學禮稱為“中心模式”的東西把人培養成完美性格。“簡單來說，中心模式就是一個接近完美的性格模型，然後（朝這個方向）塑造你的孩子。”
在網戒中心，“完美性格”並不是指“讓性格有問題的孩子恢複健康”（雖然在很多家長看起來，這二者並沒有什麽區別），而是讓所有孩子都朝著一個唯一的、優秀的、最接近“完美”的性格邁進。“唐學禮因此認為，網戒中心對社會意義重大。“有一個博士，清華大學的文學博士曾經說過，楊永信應該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因為這段來源不明的發言，唐學禮得出了“攻擊網戒中心的都是境外勢力”的結論，他覺得外國人可能看到了網戒中心利國利民的潛力，因此想要“扼殺”掉它。
每天上午8點到12點，網戒中心會給所有家長跟孩子一起講課。“早晨起來，每天看那個《弟子規》《三字經》，然後唱歌。唐學禮最開始沒什麽感覺，後來隻唱半個小時，他就會熱淚盈眶。他覺得自己獲得了一種精神力量，覺得自己應該好好去生活，好好去努力，掙錢養家，“腦子裏到處冒出這樣的想法”。
“氛圍是能改變人的。”王濤說。在他的印象裏，網戒中心的點評課對孩子來說就是“打雞血”，而對家長而言則是“楊是絕對的權威”。“如果你現在在大街上喊誰誰誰萬歲，別人一定覺得你瘋了，但是在那裏說‘楊叔萬歲’就像見麵說‘你好’一樣正常……家長也會這麽喊，尤其是當大家跪在地上哭的時候，一直會有類似的聲音，此起彼伏。”
這套課程對唐學禮產生了明顯的作用，他自己在網戒中心開始感到很“振奮”，但他的孩子卻沒有什麽變化，唐學禮每天都看兒子寫的日記。他覺得小唐“一肚子怨氣”，就跟觸樂之前發表過的文章裏說的一樣，“很消極，沒有正能量”。這讓他非常困惑，正常情況下，網戒中心的一個療程為半年左右，可小唐在前14個月裏不但不夠“振奮”，而且冥頑不靈。在這種情況下，臨沂網戒中心對小唐實施了獨有的“治療”手段——電擊。
有一個孩子在網戒中心裏待了4年。唐學禮覺得，“這孩子再有4年也不一定出院”，因為他覺得孩子家長也需要治療。他對治療的目的的理解十分樸素——為了家族。“如果父母性格不好，男家長可能影響兩三代人，女家長可能影響八九代人。”唐學禮說，“不是有一句老話嗎？娶錯一門妻，帶壞八代根。”
他甚至覺得這種模式應該向全社會推廣，因為糟糕的父母會導致“二三百年之內，你那個家族不會出現什麽人才”。如果一家人“花10年到20年在裏麵住著，保證你（將來的）子孫都很正常，那這很劃算”。
如果通過4到8年的“治療”，可保2到8代人“平安”，那可真是“大好事”（圖/小羅）
8
網戒中心曾希望莊文明能進入家委會，她覺得原因是看中了她的“大城市背景，以及就讀於名牌大學的兒子”。她的孩子得知這個消息後，私下告訴她“不許當”。她自己也從來沒想過成為家委會成員。
她覺得家委會就是楊叔的喉舌。“家委會就是一個，必須得貫徹他（楊永信）的思想和意誌（的組織）嘛，是吧。選家委的時候就選認同（他）的衝在前麵，然後他自己就可以進退自如。”
網戒中心試圖通過家委會不斷擴大生源。很多家長會把網戒中心介紹給朋友或“病友”。他們還會在內部分享成功經驗。“你介紹誰來了？”“我介紹張三，他介紹李四，李四的媽媽是我同事，王五是我的弟弟、妹妹……”
有些家長會跑到孩子的學校裏去宣傳。他們找到老師，直接問：“你們學生裏麵有沒有網癮的？我給你介紹一個好地方。”老師要是說有，他們就陸續找到有問題的孩子父母，告訴他們“楊叔怎麽好，網戒中心怎麽好”。在點評課上，這被視為一種積極行為。當家長做了這樣的發言後，會有人說：“我們為這個家長鼓掌。”然後所有家長們一起熱烈鼓掌。不過，從沒有人給莊文明鼓過掌。
盡管介紹其他盟友入院似乎不會給家長帶來實際好處，但家長們仍然樂此不疲，因為介紹盟友入院會得到認同感。“你至少待在那順氣兒吧。”莊文明覺得這就相當於做三好學生，“隻要你不遲到、不早退，盡管老師不會給你金錢上的獎勵，也會對你關愛有加，給你的眼神都不一樣。”
網戒中心還有一套更高級的理論作為指導方針，“你們作為已經沒有網癮的孩子（家長），你就不想幫助其他人嗎？你為什麽不讓有網癮的孩子到我們這來，接受我們的幫助呢？”有些家長甚至在孩子離開網戒中心後仍然留在那裏工作，因為“我的孩子變好了，還有那麽多走偏的孩子，我也得幫這些孩子”。
莊文明無法認同這套理論，她甚至對家委會的存在本身都覺得荒唐。部分孩子入院時簽訂的協議由家委會代理，莊文明覺得莫名其妙，“你跟我簽，上麵就寫著，家委會，某某某，可你是誰啊？”
但她也同時承認，“楊永信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他也很有能力”。家委會有時甚至會代收入院費，沒有人敢貪汙，不但因為“家委的人本身就認同他”，還在於“楊永信善於控製人心”。
9
在送兒子進來之前，唐學禮就知道電擊的存在。因為他有一個在網戒中心裏工作的朋友。他想象中的電擊就跟警棍一樣，“你不聽話，戳一下就聽話了”。他覺得這樣很好。“你拿電棍戳兩下，他就上學了，那不是很好嗎？”
但事實和他的想象不太一樣。唐學禮從沒進過實施電擊的13號室，隻見過其他孩子在電擊前後的表現。“好多小孩做那個就嚇哭了，嚇得哇哇地哭。”但小唐卻是“笑著進笑著出”。他曾問小唐那是什麽感覺，小唐說：“不疼，但很難受。”唐學禮因此認為，電擊對有些人有用，有些人沒用。總體來說，他覺得電擊隻是輔助工具，“真正起作用的是每天都上心理課，這是最重要的”。
唐學禮還覺得，網戒中心做的是“利國利民、功德無量的事”。至於電擊，那隻是一把“尚方寶劍”。“孩子天不怕地不怕，如果你讓他怕一個東西，放在那裏，不聽話的時候，‘啪’一下，他就聽話了，它就是管用的。”
小唐現在已經出院，但每晚放學後，還是要去網戒中心待到八九點。唐學禮覺得那邊的氛圍更好，也有助於小唐“固化一下”。唐學禮就住在臨沂，這提供了不少便利。“這是網戒中心的一個特色吧。怎麽說呢，孩子出院以後，從病態轉為一個正常孩子，他有一個過渡過程。”唐學禮覺得這個環節很好。
唐學禮現在覺得一切都好。孩子不砸東西了，“人也比以前開朗了許多”。他最後一次離開網戒中心時，有幾個家長帶著孩子在門口哭。因為《未成年保護條例》的修改，國家不再允許類似機構對未成年人進行治療，這些家長感到絕望，他們覺得自己的孩子恐怕沒救了。唐學禮也為他們感到惋惜，因為“等成年再治療，人已經定型了”。
“有些人智商很高，上了很多學，但他成就的事業不大。有些人吧，他學曆也不高，大字還不識，但是他成就了很大的事業。”唐學禮問我，“你知不知道他們之間的差別在哪？”然後自己回答：“差別在於教育方式。網戒中心讓你先成人，後成才。”在網戒中心將近兩年，唐學禮覺得那裏充滿了“感恩和愛”。
10
趙友愛在網戒中心感受最深的是“正能量”。盡管她沒能舉出任何事例，但這種感受體現在了她使用這個詞的頻率上。我和她的對話持續了54分鍾，她提到6次這個詞。
除了“正能量”以外，她記憶最深刻的是上點評課。“《弟子規》啊，《三字經》啊，讓你全都在那學。”每天還要自我反省。“哪一天學得好，哪一天學得不好，都要總結。”趙友愛認為，“網戒中心裏的這個教育，可以說是一個國學了。”
盡管多數家長都會頻繁提及“國學”，但他們對這兩個字的認知全部來源於點評課上講授的《弟子規》與《三字經》（圖/小羅）
前幾個月，“小康表麵上不表現出來，但心裏麵是不服的”。三四個月以後，她感覺兒子有了明顯變化。首先是明辨是非了。在出院後的某次交談中，小康向母親坦白：“實際上我心裏也很煩，我也不想上癮，但我就是出不來，我無法自拔。”而在網戒中心裏的“時間一長”，他就明白“打遊戲是有害的，就沒癮了”。
小康在網戒中心待了接近一年。趙友愛覺得效果不錯，她偶爾甚至反思自己：“我的脾氣比較急，我一急就發脾氣。”她覺得這可能是造成孩子網癮的主要原因。
她動了感情：“俺多麽不容易啊，（楊永信）拯救了俺全家啊，這地方救了我們全家。”她接著由衷地表達了不滿，“所以你們那個微博，唉喲，俺就是不懂，你們為什麽要寫這個啊。”
趙友愛真心地為那些“沒改變好”的孩子而哀歎。對趙友愛來說，那些走偏的孩子“也很可惜”，她覺得網戒中心不能倒，在網戒中心的孩子自不必說，對那些已經離開網戒中心的孩子而言，中心讓他們保持敬畏，因為“又走偏了，隨時還能被送進去，就不敢走偏了”。
她真心地認為小康以前“成了一個魔鬼”，是網戒中心救了她全家。2016年9月，為了能讓小康在新學期上學，他們從臨沂返回老家。她說小康的狀態穩定，他不打遊戲，也不打父母了。趙友愛覺得“孩子不但很好，而且比以前還要好了”。
在趙友愛的家鄉，把孩子送往臨沂的就有六七個。這些家長都是通過相互打聽、相互推薦，最後把孩子送到網戒中心的。有些人的孩子已經重新上學，有些已經參加工作。她說：“我就是想澄清，沒有電擊這件事，也沒有懲罰。裏頭就是充滿愛的地方，充滿正能量。”
王濤告訴我：“我打賭她一年後不會這麽說。”他覺得小康現在還處於“打雞血的狀態”，而網戒中心對親情的破壞是不可逆的。“當時我接受采訪的時候，就說過永遠也不會原諒父母，我相信有像我一樣想法的人應該不在少數……拋開一切不談，孩子在家長的麵前始終會有恐懼感。本應是家人啊，最親密無間的關係，竟然會有恐懼夾雜其中，這就是家長想得到的聽話的孩子麽？”
當然，趙友愛現在的心情很好，她覺得自己輕鬆又滿足。在聊天的最後，說出再見的那一刻，她長長地鬆了一口氣，既像自言自語，又像感慨地說：“還好有這麽個地方來救我們啊，沒這個地方怎麽辦，日子都過不下去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