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成都鐵路公安局針對一起案件的“互毆”認定引發網絡關注。

5月2日，一女子發布視頻稱，當天其乘坐C6276次列車，途中因製止“熊孩子”撞椅背遭到對方家長掌摑，並進行反擊，最終，警方認定雙方構成“互毆”。

該女子的《行政處罰決定書》中寫道“……發生爭吵，進而互相用手毆打對方”，並對其處以200元罰款的行政處罰；對“熊孩子”家長處以500元罰款的行政處罰。

5月7日，該女子再次發文稱，目前她正提起行政複議，堅持不和解。

而該事件的核心爭議點，在於警方的“互毆”認定和行政處罰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高鐵上製止“熊孩子” 女子遭家長掌摑後還擊

5月2日，一女子發布視頻稱，當天其獨自乘坐高鐵，在其後排坐了5個人，其中兩個大人三個小孩。

列車行進過程中，孩子一直在玩遊戲，其間多次撞擊其所坐椅背。該女子稱，由於無法忍耐孩子多次撞擊其椅背的行為而回頭製止。而其製止孩子的行為引起孩子家長不滿，雙方因此起了爭執。爭執中，孩子家長扇了該女子一巴掌，該女子也進行了還擊。

據媒體報道，當日女子乘坐的是C6276次列車，列車始發站為峨眉山，終點站為廣元。

5月3日，孩子家長報警，上述涉事女子被傳喚。該女子認為孩子父母有錯在先，還先動口罵人並且動手打人，應是主要責任方，因此拒絕和解。

最終，警方認定雙方構成“互毆”，對上述被打後還手的女子處以200元罰款的行政處罰，對孩子家長處以500元罰款的行政處罰。

7日淩晨，當事女子再次在網上發視頻表示，已經在申請行政複議。

三個疑問需要厘清

該處罰結果公布後，立刻引起熱議，輿論近乎“一邊倒”地支持該女子不要和解，要複議。

梳理中我們發現，此事還有一些疑問需要厘清，以讓公平正義能被大家看得見、聽得懂。

一、什麽是互毆？

實際上，該案之所以引起廣泛討論，關鍵還是在於警方給予該案性質的認定——互毆。

通常認為，“互毆”即相互鬥毆，是指參與者在鬥毆意圖、傷害故意的支配下積極實施的互相侵害的行為。有學者將互毆區分為真正的互毆和非真正的互毆，前者指雙方事先約定的相互攻擊行為，後者則非基於雙方事先約定，也是司法實踐中對其與正當防衛作出區分的難點所在。

另外，聯係聚眾鬥毆罪的相關規定，有利於更好地理解“互毆”的概念。根據《辦理聚眾鬥毆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意見》，聚眾鬥毆罪是指拉幫結夥，人數一般達三人以上，有聚眾鬥毆故意的互相鬥毆的行為；通常表現為報複他人、爭霸一方或其他不正當動機而成幫結夥地鬥毆，往往造成嚴重後果。具有“互毆”故意是構成聚眾鬥毆罪的基礎，嚴重互毆可能升級為聚眾鬥毆，構成犯罪。

二、如何區分正當防衛與“互毆”？

根據我國刑法規定，正當防衛是指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製止不法侵害的行為。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不負刑事責任。通常認為，構成正當防衛需滿足起因條件、時間條件、主觀條件、對象條件、限度條件等五個條件。我國民法典也明確規定，“因正當防衛造成損害的，不承擔民事責任”。

事實上，“互毆泛化”問題存在良久，盡管理論與實務界作出了諸多改變的努力，將案件認定為互毆而否定正當防衛仍是司法實踐的慣常做法。對此，今年3月，最高檢與公安部聯合印發《關於依法妥善辦理輕傷害案件的指導意見》，作出了進一步規定。

《意見》明確提出“準確區分正當防衛與互毆型故意傷害”，並指出，“因瑣事發生爭執，雙方均不能保持克製而引發打鬥，對於過錯的一方先動手且手段明顯過激，或者一方先動手，在對方努力避免衝突的情況下仍繼續侵害，還擊一方造成對方傷害的，一般應當認定為正當防衛”，“要堅持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綜合考察案發起因、對衝突升級是否有過錯、是否使用或者準備使用凶器、是否采用明顯不相當的暴力、是否糾集他人參與打鬥等客觀情節，準確判斷犯罪嫌疑人的主觀意圖和行為性質。”

三、該事件能否認定為互毆？

具體到此次事件，同濟大學法學院教授金澤剛認為：一方麵，從互毆的認定角度而言，欠缺認定依據。

其一，案發起因乃“熊孩子”在高鐵上的吵鬧、踢椅背等不良行為，對於這種不滿8周歲的無民事行為能力的孩子，其監護人應當擔負預防和製止不良行為、進行合理管教的監護責任。

其二，家長方對衝突升級具有過錯，從對孩子在公共場合的不良行為監管不力，到被指責後率先辱罵他人，再到直接動手打人，每一次的矛盾升級點都在於家長方。

其三，家長方作為有過錯一方“先動手”，且以多欺少，采用當眾掌摑的過激手段。

其四，女子言語冷靜，且待工作人員來了後便坐下，體現了其在努力避免衝突。

另一方麵，從正當防衛的認定角度而言，答案則應是肯定的。

女子正是在“熊孩子”家長動手後且其後繼續舉起水瓶意圖攻擊時反擊，反擊行為具有避免自己受到進一步侵害的主客觀性，符合正當防衛的要件。女子的行為具有被動性和防衛性，不同於互毆行為的主動性與不法侵害性。

專家：“各打五十大板”合法不合理

事實上，像這種非惡性的，危害小的事件，警方一般會建議雙方進行和解，和解後不一定會進行行政處罰。但行政處罰一經下達，相關信息會在公安機關的係統內登記，而且這個違法記錄是伴隨終身的。

該案件中，孩子在公共場所吵鬧、撞擊前排乘客椅背的行為其實是孩子家長監管、教育不到位，可以被認為是有錯在先。在受擾乘客（也就是該事件涉事女子）提出不滿而製止時，孩子父母不但沒有正確引導、教育，反而出口辱罵、動手打人，如此行為也著實讓人難以認同。這也是輿論對該案件認定、處罰結果不滿的重要原因。

金澤剛認為，案件已經引起廣泛討論，有關機關更應嚴格依法界分、對相關行為作出準確認定以及公正處罰，“各打五十大板”與過於注重和解的辦案思維或許合法，但絕對不合理，不利於鼓勵人們勇敢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與建設法治社會的要求相悖。

金澤剛稱，寬容反擊者，是公平正義的應有之義。在司法實踐中應當明確，適度反擊不屬於互毆，不應給予反擊者處罰。該事件的處置結果或成為懲治“高鐵鬧”“機鬧”事件的風向標，賦予更多人站出來製止不良行為、不法侵害的勇氣，以及維護自己和他人合法權益的決心。

總之，“女子遭掌摑還手”被認定為互毆，如何讓公眾信服，也許還要厘清一些疑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