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張豐
5月2日晚,一女子發布視頻講述自己從眉山乘坐高鐵到成都的遭遇。她的後排坐著一對父母和三個小孩,小孩子好動,用腳撞了很多次椅背。女孩提出抗議,並要求父母予以糾正,雙方發生衝突。
乘務人員過來處理的時候,小孩的母親掌摑了女孩一巴掌,女孩也予以還擊。後來,雙方都被請到警局處理。此事被定性為“互毆”,女孩堅決要求不和解,她被處以200元罰款,而對方則被罰款500元。
此事已經過去一周,在網上仍有熱烈的討論。一項23.4萬人參與的調查,有21.4萬人認為此事不能算“互毆”。看起來,至少在社交媒體上,網民認為這個處理“不公平”。
不管是從當事人受到的傷害程度、還是從警方處罰結果看,這起衝突都不算什麽“大事”。但是,這件小事卻引發了全民性的討論。很明顯,真正激發人們熱情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一種觀念的衝突。
在此之前,幾乎每隔一段時間,都會有反對高鐵、飛機上孩子吵鬧的新聞,甚至有一種聲音要求設立“親子車廂”,帶小孩的乘客集中坐在一起,這樣就可以避免吵鬧影響更多人。
不管種種訴求如何解決,把事由歸結於年輕人不喜歡小孩,甚至和社會的低生育率傾向聯係起來,很可能走偏了。而有些討論則走向另一個方向,此前還有一個熱搜話題,是討論乘坐高鐵時應不應該和鄰座交流——人們似乎在追求一個“絕對安靜”的環境,而傳統的火車旅行,人與人的交流則是常態。
也不止是在高鐵中,在城市生活中,還有類似版本的常見衝突:乘坐地鐵的時候,大聲說話、開手機外放也會受到提醒或抵製。這些衝突背後,是一種新“文化”:在城市化不斷深入的過程中,我們需要一個邊界感更明確,不打擾他人,陌生人之間互相尊重隱私和空間的生活方式。
人們會用不同的概念形容這種“新文化”:中產化、精致化、“士紳化”等等,其實它們的內核是一致的:更多尊重個體的選擇,尊重他人的感受,在這個基礎上約束自己的行為。
在中國,最能體現這種“文明升級”場景的就是高鐵。高鐵的普及對中國的影響是方方麵麵的,除了交通更快捷、舒適外,它也在塑造一種新的文明形態。
大城市的“高鐵站”和傳統的火車站有著根本區別,它們普遍根除了車站外亂糟糟的環境,乘坐高鐵與傳統火車也是完全不同的體驗,它根本上解決了抽煙、隨地吐痰的問題,也要求人們以一種新的禮儀來乘坐這種交通工具。更重要的是,高鐵比傳統火車票價貴得多,人們也會籲求配得上這種身份感的體驗,比如,不要大聲喧嘩,不要和鄰座聊天。
這種“新文化”的形成,自然會伴隨著與老習慣的衝突甚至紛爭。正是在不斷的爭論中,人們才達成最大程度的共識。而並不意外的,小孩的吵鬧是所有爭執場景中最典型的。
一方麵,小孩子有愛鬧的天性,也被教育係統鼓勵大聲說話,幼兒園的活動經常見到老師要孩子們“大聲說”;而另一方麵,小孩又被認為是“絕對無辜”的,這次事件那對夫妻第一時間的反應也是這樣,“他們隻是孩子……”
持“新文化”立場的人看來,他們不是孩子,而是“鏡子”,可以完整反映出“家長的教養”。不管是在高鐵還是飛機上,“熊孩子”在輿論中都是“舊秩序”的象征,人們並不是討厭孩子本身,而是厭惡孩子背後的家長態度。
但是和家長相比,孩子又是最理想的“管教對象”。他們是弱小的,容易成為大人情緒的替罪羊,他們又確實有可塑性,就像我們這個社會一樣。對孩子發火的人,內心中可能有強烈的對社會的期待以及失望。
這次女孩被掌摑事件,最讓人震動的一點,其實是她“堅決不同意和解”的態度。有些人認為,她不和解,是想給對方留下案底,甚至讓對方小孩將來不能考公務員。這明顯是一種過度解讀。
我認為這個女孩的情緒是一種憤懣,她真正想看到的是“正義得到聲張”,“文明得到尊重”。
當然,輿論的一邊倒,並不意味著女孩的遭遇是普遍的,不意味著這種“新文化”遇到普遍挑戰,而是相反,至少在高鐵上,女孩代表的“新文化”早已取得壓倒性優勢。以我自己的乘坐體驗看,高鐵上更常見的場景是每個人拿一部手機,對周圍的一切都漠不關心,陌生乘客之間也幾乎沒有閑聊。
或許,正是因為人們已經足夠“進步”,才讓偶爾發生的孩子吵鬧和撞座椅後背,顯得更刺耳、更難以容忍。
這個女孩的不妥協,也可以看作是“新文化”的堅持,她作為一個更現代、更文明的新生代,挨了一巴掌,這一巴掌得有個公允的說法,這可能才是公眾對此耿耿於懷的原因。
不管這個處罰最終是怎樣的,她都能接受,她要的是一種“真相的呈現”,讓世人看到是誰對誰錯,而每一個關注此事的人想想:如果是我,我應該怎麽做。
一方罰款200元,一方罰款500元,這樣的處罰認定是“雙方都有責任”,這也是中國人的傳統生活哲學,但在新舊文化衝突中,這種“勸和式處罰”卻很難息事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