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遠舉
知名財經專欄作家，多家智庫研究員
近日社交媒體上熱議一則悲劇。四川一女子大學畢業後沒有找工作，被父母強製五年考公後沒有 " 上岸 "，接連受到失敗的打擊。其母親稱，女兒從去年開始出現了一些異常行為，最近和家人對話也經常答非所問，揚言自己是局長。醫生檢查後，確診精神分裂症。
多年考公務員成為新聞的，不僅僅這一起。雲南有位匡先生，30 出頭，夫妻 5 年考公考編百餘次。丈夫考上事業單位後又考公務員，妻子懷孕 5 月仍艱辛備考。他告訴記者要 " 考到不能考為止 "。媒體報道之後，也在網上引發一些議論。
考公考到精神分裂，這是特殊案例。但父母建議、督促、甚至強製子女考公務員，不是個案。不少年輕人在父母的壓力下，多年考公。" 父母喊我回老家考公務員 "，對很多在一線城市打拚的年輕人而言，這是他們抗拒的，但，也是他們的後路。
公務員成為父母眼中最好的職業？
那麽，為什麽父母都希望孩子考公務員？
毋庸諱言，現在是年輕人考公務員的高潮。中國第一波考公熱是在 2004 年前後，那時 " 非典 " 剛過去不久，經濟受到很大衝擊，社會掀起 " 考公 " 熱潮。第二波是在 2008 年的金融危機後，也是因為經濟受到影響，國考報名人數首次超過百萬，相比 2005 年翻了 4 倍。
但 2015 年前後，" 雙創 " 與移動互聯網浪潮興起，浮華的野心，驅動著年輕人投入創業、互聯網公司。賺錢機會多、發展機會多的時候，年輕人更願意去市場闖蕩。當下，就業大環境不景氣，年輕人就開始追求穩定，導致又一個新的考公高潮。
年輕人追求安穩，家長也會追求安穩。而且，家長會比子女更追求子女的安穩。
20 世紀 50 年代末期，美國的行為科學家弗雷德裏克 · 赫茨伯格提出了一個" 激勵與保健雙因素 "理論。赫茨伯格和他的助手通過調查訪問，試圖了解工作中造成員工不滿的因素有哪些。赫茨伯格發現，工資、工作崗位、福利、獎金、晉升、尊重等所發揮的作用並不一樣。
他將工資、福利、培訓等，稱為保健因素。當保健因素缺乏的時候，員工會產生不滿，會消極怠工，但當保健因素比較好的時候，隻能減少人們的不滿，但不會帶來滿足感，不會有激勵的作用。
他把晉升、獎金、表揚等，稱為激勵因素。當激勵因素提高時，人們會有滿足感，但激勵因素缺乏的時候，人們滿足感低，但是不會不滿。
順著這個思路分析，父母對子女的期待也可以大致分為兩類：
一類是保健因素，包括健康、平安、安定的生活；
一類是激勵因素，成功、發財、做人上人、美滿的愛情等等。
我們也可以將前者視為底線期待，後者視為巔峰成就期待。
父母當然希望子女好，但子女達成巔峰的好處，父母再怎麽都隔了一層，所以，往往都是底線期待。打個比方，子女的婚姻，子女能感受到愛情，但父母、親戚朋友是感受不到的，所以，他們就更看重經濟條件、性格等底線因素。
同樣的，父母當然希望子女能夠事業成功，創業發大財，但這是有風險的，所以他們就更希望子女安安穩穩，屬於風險厭惡型。這是人性的必然，例如就像再怎麽好賭的人，也不會教自己的孩子去賭。
在這種機製下，對父母來說，考公考編就是他們為子女所能設想的最好的職業選擇。在他們的理解中：公務員安穩、是鐵飯碗，不會被辭退；不用擔心失業還不上房貸；還有各種人脈，有利於自己的孩子解決托幼上學等問題。
當父母的喜歡這種確定性。至於錢多錢少，對父母不重要。而且，哪怕是基層公務員，工資不高，也不比一般人低，說不定一路升遷，那就更好。
父母控製欲過高總會導致悲劇
俞敏洪曾在一次演講中說，現代年輕人熱衷於考公考編，是因為年輕人樂於追求安穩，不願意為了難以把握的未來去冒險，在傳統文化的熏陶下，追求穩定的小農意識起到了很大的影響。當然，如今的編製內公務員崗位，社會地位較高，考公熱也代表年輕人對於權力和社會地位的一種追求。
這一代年輕人的家長，雖然經曆了改革開放，經曆了市場化改革，並且多多少少得到了時代紅利。但中國曾有著漫長年的計劃經濟曆史，以及更悠遠的王朝與農業文明曆史。雖然這些社會製度結構已經消逝，但仍然在心理上、觀念上沉澱下來。
一代人的觀念，並非僅僅根據自身的經曆產生，而是一種代代相傳的經驗在族群全體成員心理上的沉澱物。
然而，父母的這種控製，無論從過程還是結果來說，都未必能符合他們"良好的願望"。
人生幾十年，哪有一勞永逸的事，哪裏又有世外桃源呢？考編考公，注定隻是另一場人生掙紮。世界上沒有一份工作不辛苦，也沒有一處人事不複雜，所謂上岸，所謂穩定，其實很多時候不切實際。
現在就有地方讓公務員也要賣房，還有地方正清理編外人員，拖欠教師工資，某一天由於僧多粥少、出現精簡編製，也不是不可能。
另一方麵，很多父母喜歡控製子女的人生，強製安排子女的學習和職業選擇、過度幹涉子女的個人生活、限製社交活動。這種控製幾乎都會對子女的成長和發展產生負麵影響。
如果子女性格強，會產生反感和抵觸情緒，逆反心理下往往發生劇烈衝突，最後形同陌路。如果子女順從，會失去自我選擇的權利，影響子女的自我認知和自我實現，導致壓力與焦慮，出現自我否定和抑鬱症狀，甚至嚴重的心理健康問題。
哪怕正常地進入職場，被控製型的性格，也會影響其發展，影響收入，最後，反過來影響反哺父母的能力。
所以，父母為了滿足自己的控製欲，犧牲的是子女和自己的一生，無論後果輕重，這都是悲劇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