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美國的最終目標是在政治上挫敗對手呢，還是生活在一個和平的世界裏？美國應該保持開放、寬宏大量和自由，隻有以身作則才最強大。https://t.co/A1USsdIRrT
— 紐約時報中文網 (@nytchinese) March 31, 2023
上海——去年大部分時間我都穿著紅內褲。
去年是中國的虎年，按照十二生肖也是我的本命年，傳統說法說厄運會找上門來。紅色內衣辟邪，因為據說中國的魔鬼怕紅色。
我照做了，但不管用。
去年是艱難的一年。因為嚴格的新冠“清零”政策，我們在2022年的大部分時間裏與世界隔絕。上海是我過去十年生活的地方，去年它經曆了一次特別痛苦的封城，從3月下旬起，我們被困在家中兩個月，想盡辦法購買日用品和食物。封城期間我們發現我妻子懷孕了，她是中國人。在對社區的工作人員軟硬兼施、又是威嚇又是求情後，他們才送我妻子去醫院做了產前檢查。
去年6月封城結束後，我終於出了家門，耀眼的陽光讓我睜不開眼睛，我突然發現中國已經變成了美國的敵人。國務卿布林肯稱中國是對“普世價值觀”的威脅，這個說法讓我想起了美國曾對蘇聯采取的遏製政策。那之後，政府的言辭變得更加強硬。今天，中國已被貼上了威脅美國“生存”的標簽；新冷戰之說甚囂塵上。
真的嗎？我們必須發動一場新冷戰嗎？
從上海這邊看，新冷戰的想法似乎很荒謬。生活在上海的人沉浸在美國文化中，從小到大接觸的是iPhone、星巴克咖啡和NBA賽事，有些人通過看美劇《老友記》(Friends)來提高英文口語水平，（上海甚至有一家以《老友記》為主題的咖啡館，裏麵的設計看上去就像是這部情景喜劇裏的咖啡館Central
Perk）。
我的中國朋友們去美國念書，聽美國流行音樂。我妻子在
YouTube上看美國網紅發的育兒視頻。這裏有許多古著店、紐約大學上海校區和一個名為“林肯爵士樂上海中心”的音樂俱樂部，上海不斷地刻意將自己與紐約做比較。中國許多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感受能力更接近美國人，而非他們的父輩（同樣，許多美國年輕人對中國的看法也比上一代人更友好）。
我在這兩個世界的交匯處工作。我編輯中國學者們寫的中國政治和經濟書籍的英文版，讓西方能夠了解他們的觀點。我們必須努力了解他們在想什麽，了解他們內在的恐懼、創傷、怨恨和代際衝突，這些東西影響了他們與我們的互動方式。
上海時髦的新餐廳外牆油漆下麵掩蓋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標語，有些仍依稀可見，有點像讓老一輩人走向偏執保守主義的心理傷疤。年輕的中國人對這些創傷幾乎毫無了解，政府的審查製度、加上人們不願談論過去，讓年輕人無法詳細了解中國不遠的過去的恐怖經曆。中國是一個多元化社會，人們對未來有著不同的看法，國家也在不斷地改造自身。
我經手編輯的那些書籍的作者是一些有影響力的中國學者，他們仍對美國、美國的價值觀和公民社會懷有深深的敬意。事實上，我認識的許多中國人對美國持久性的信心要高於我在美國的一些憂心忡忡的朋友們，後者對特朗普主義和他們認為對民主和自由價值觀的其他威脅焦慮不安。
從普林斯頓獲得博士學位的鄭永年教授是研究中國世界地位變化的專家，他告訴我，中國民族主義者關於中國崛起和美國衰落的觀點遠未得到中國人的普遍接受，“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繼續對美國持樂觀看法。”經濟學家姚洋提倡加強中國社會福利保障係統是受到威斯康星州進步政治人士羅伯特·拉福萊特想法的啟發，姚洋曾在該州攻讀博士學位。
一些最傑出的知識分子告訴我，他們厭惡中國網絡上的那些大V和社交媒體民族主義者，原因與我不喜歡福克斯新聞的原因相同：那些人是機會主義者，用謊言來削弱自己的國家。
在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左派、經濟自由主義者中，很難找到一個未曾深受美國的社會和文化影響的當代中國思想者。在中國的整個改革開放時期，美國一直是指路明燈，中國的改革開放始於20世紀70年代後期，仍在繼續改變著這個國家。對那些去過美國的人（通常是去讀書）來說，那往往是讓他們終生受益的經曆，讓他們滋生了把自己的國家變得更現代化、更強大、更美好的動力。
中國和美國的保守派們使用的修正主義曆史，揚言要把第一次冷戰期間令人擔憂的軍國主義及其政變和代理人衝突帶回來。美國人告訴自己，之所以贏得那場冷戰是因為我們是好人，這種簡單化的語言正在國會再現。
但是，我們隻能通過堅持我們的價值觀，才有希望繼續當好人，這些價值觀包括言論自由、寬宏大量，以及相信我們的文化經受得住挑戰。可悲的是，這些價值觀正在受到威脅。當一名國會議員懷疑自己的同事、華裔國會議員趙美心對美國是否忠誠時；當得克薩斯州立法機構將一項禁止中國學生在該州讀大學的法案提交討論時；當我們與菲律賓總統（腐敗殘暴的前獨裁者之子）小馬科斯這種靠不住的領導人加深關係、增加我們在菲律賓的軍事存在時，這些價值觀都在受到威脅。
我們可以贏得與中國的冷戰，但仍會失去一些讓我們之所以偉大的東西。雖然我們推翻了薩達姆·侯賽因，削弱了基地組織，但代價是通過擴大國家安全局的權力、實施《愛國者法案》、讓關塔那摩灣的膿瘡繼續惡化，減少了美國的自由。
美國在指責中國的缺點上想怎樣做都行。但我們的最終目標是在政治上挫敗對手，還是生活在一個和平的世界裏，讓我們能夠就氣候變化等實際問題進行合作？美國應該保持開放、寬宏大量和自由，隻有以身作則，才最強大。
我兒子去年11月在上海出生了，他是這兩個偉大國家交往的結晶。我抱著他時腦子裏想的是，是否會爆發一場戰爭或發生其他情況導致我們父子被驅逐出境，或迫使他的美國父親和中國母親做出某種痛苦選擇。中國人民依然熱情好客；陌生人有時會走過來對我說，他們很高興有外國人在他們的國家生活，或者說些“美國，第一！”之類的話。
這些令人愉快且鼓舞人心的時刻不一定會消失。但我們必須做出明智的選擇。因為一個氣球取消對中國的重要外交訪問是我們的選擇；讓這件事成為過去也可以是我們的選擇。
我最近剛剛回到上海——之前我回了一趟弗吉尼亞州，三年來第一次返回家鄉。令我寬慰的是，在那裏我沒有感覺到對中國的好戰情緒。許多人同意我的看法，即我們的現行政策和政治辭令不合情理。
也許我們將找到一條更好的前進道路。但我要把紅內褲放在手邊，以防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