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僅幾天前，你跟朋友提馬yuan，即便對方是知識分子，他第一時間多半會以為你說的那位為漢語詞典貢獻了“老當益壯”“馬革裹屍”等成語的東漢伏波將軍，輸入法就更是這樣了。
然而幾天內，這個詞的語義在中文互聯網上就變了，馬原，這位其實已經有點過氣了的先鋒派作家，突然成為全網熱議的焦點。一時間談他的人比讀他書的人多出了好幾個數量級，而這一切的原因，僅僅是因為《人物》一篇看似很平常的文章《城堡裏的馬原》。
其實以新聞專業的眼光去看，《城堡裏的馬原》這篇報道的出圈簡直匪夷所思。因為它寫的是一個純文學圈的人物，用的寫作手法，更是已經隨著紙媒沒落已久的人物特寫題材，文章讀了三分之一，你都未必能get到作者想說的爆點在哪裏。這麽一篇文章居然能在互聯網上大殺特殺，大約就相當於生物學界有人告訴你寒武紀製霸海洋的古生物奇蝦突然重現世間，並且還大殺特殺，把鯨魚、鯊魚都滅了那個感覺。
但這個奇跡還真就發生了，因為《城》一文通過它看似文學化的語言，向讀者展現了作家馬原這樣一個不為人知的形象——作為自己修建的“城堡”領主，馬原在他的家人麵前是個“孤獨的專製暴君”，他對妻兒固執己見，強行要求她們按照自己理解的“舒適”的方式去生活：小他二十幾歲的妻子早早隨他過上了離群索居的隱士生活，還包攬了這個孤獨城堡裏的所有家務。而他的小兒子馬格因為生活在這座“城堡”裏，父親不讓他上學，不給他按正規醫療治療心髒病，以至於他早早就猝死了。
如果《城堡》一文中所描述的這些情節是真實的話，那麽作家馬原的形象，四舍五入一下，大約相當於一個最典型的渣男。對不起老婆也對不起孩子。
而這個形象的致命之處在於它能讓所有受眾都共情到深惡痛絕——
如果你是個女人，那你一定害怕遇上這樣一個極度以自我為中心的丈夫。
如果你是個男人，那你多半也會極端厭惡這樣一個家庭暴君式的父親。
而中國人又是信奉家醜不可外揚的，很少有人真的能決然到直接對著自己的丈夫和父親開撕，所以《城》中描寫的那個馬原，不管真實與否，都成了大家心中最完美的發泄對丈夫和父親陰影的靶子。大家都有衝動去轉發評論這篇文章，然後在評論中情不自禁的吐槽一句“這渣男真xxxx”。
憤怒來源於恐懼，當我們這樣吐槽馬原的時候，我們所懼怕的是在自己父親或丈夫的身上看到這樣的影子。
於是馬原就這麽作為一個所有人對自己夢魘中可惡丈夫或父親的代用品成功破圈了。
寫了一輩子小說的他估計做夢也沒想到，他這輩子塑造的最廣為人知、“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居然是他自己——雖然肯定不是以他想要的那個方式。
我對中國當代文學非常不感冒，所以馬原以及他同期的餘華、格非等人的文字，我甚少讀。所以這裏無心替他做辨析，討論《城堡》一文中那個過於成功撒旦型父親、丈夫的形象，與馬原本原差距有多少。但我覺得有一個的現象很有意思，那就是這場“馬原風波”讓很多公眾，好像剛剛認識到一件尋常事：一個文章寫得好的人，未必就是一個好人，恰恰相反，他可能很自私。
是的，我有一個判斷，寫出來估計會得罪所有碼字的同行——我覺得以世俗眼光來看，作家這個行當裏的自私者濃度，不僅不低於，而且八成高於普通人。甚至可以說自私就是寫作必備的天賦和工傷。
這種判斷基於這樣一個事實：當一個作者想要寫出真正的好作品，他必須進入一種自我肯定、自我滿足的“心流”當中，唯有進入這種心流，他才能夠自信的表達出他的所思所想。一個容易被他人的意見和思想所幹擾，甚至在表達時也過分顧慮他人感受的人，是注定難以寫出好文章的。因為他會在這個本屬於自己的舞台上“怯場”。
所以一個能寫出好文章的人，很有可能同時是一個沉浸在自己世界裏的人，而一個過度沉浸在自己世界裏的人有時從某種角度來說，就是個自私的人。詩文這樣更偏文學化的創作就更是如此。
“寒鴉飛數點,流水繞孤村。斜陽欲落處,一望黯消魂。”這詩很美吧？但寫這詩的人名叫楊廣，把隋朝搞亡的那個隋煬帝，你看楊廣這個人一生就是那種典型的以自我為中心，“我的大業很大，你們忍一下”的那種風格。
不僅中國如此，國外其實也一樣，以前看《浮士德》，覺得作者怎麽把這麽一個PUA少女的渣男寫進天堂裏去呢，可是後來讀了歌德傳才發現，原來作者歌德居然就是這麽一個以自我感情為中心的人。《歌德情史》看了讓人覺得生氣，但你真的看過歌德的人生，你會發現《歌德情史》是極度美化了他的形象，真實曆史上的歌德一生戀愛有史可查的就有十數次之多，且多數場合下的行為，絕對堪稱渣男中的戰鬥機。
所以好作家未必是好人，甚至以常人眼光去看，好作家可能是混蛋的概率遠遠大於常人。我想這個判斷是大體無錯的。
但問題在於，為什麽很多人似乎剛剛覺察到這一點。
馬原“火”了以後，我看到有些作者拿他跟顧城相比較，自稱“長不大的孩子”的顧城，當年為了追求自己的妻子謝燁，不惜在人家家門口拜棺材，以死逼迫對方嫁給自己。可是真等對方嫁給自己之後，卻家庭暴力並公然婚內出軌、最後自殺前還要拉上自己的妻子做墊背，硬生生用斧頭砍死了妻子，留下一個小兒子，拋棄在異國他鄉。
如果拋開顧城的詩人身份不論，顧城這個渣男的程度，簡直達到了喪心病狂的程度。
《城堡》裏描寫的馬原即便是真實的，跟顧城一比都簡直算是個陽光暖男。
但讓今天的我們回望感到奇怪的是，當年顧城殺妻並自殺之後，社會對他的聲討和憤怒似乎反而沒有今天對馬原那麽洶湧，人們依然吟誦他的“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奉之為名句。顧城的父親甚至還一直寫詩。
你可以想象一下，這樣一起惡性案件如果發生在今天，受眾會怎麽看。我猜顧城的所有詩作、甚至整個朦朧詩派都會受到牽累，人們一提起顧城、一提起他的朦朧詩，想到的會不是那個詩人，而是那個極品渣男、殺人犯。
但這一切沒有發生在當年的顧城身上，而是發生在今天的馬原身上，這不奇怪麽？
我覺得，這些年來，公眾對於一個作家道德標準的要求，其實是不斷提高的。最典型的例子，比如寫哲學散文的周國平和寫文化散文的餘秋雨。這兩個人在我小時候，那還是國內幾乎最受追捧的散文大家，新書一出版就一定會擺在各大書店的前台，賣到手軟那種。但自九十年代末期以後，這兩個人的公眾形象，都在發生了緩慢卻不可逆的變化，他們對待妻兒的態度問題和一些公開表態，屢屢遭受了大眾的嘲笑。以至於現如今，很多人可能都不願意再承認自己年輕時候常看餘秋雨、周國平了——雖然這其實是我們童年否認不了的事實。
這不讓人感到奇怪麽？餘秋雨和周國平，還是那個餘秋雨和周國平，他們的文章、他們的私生活，其實一直擺在那裏，並沒有發生任何變化。但公眾對他們的評價變化，卻是翻天覆地的。
於是我們需要一個解釋，為什麽？
我覺得，這事兒應該歸因於互聯網，是互聯網導致的“寫作權”的扁平化，讓“作家”這個曾經似乎很神聖的職業，逐漸走下了神壇。
在90年代顧城自殺、餘秋雨、周國平走紅的那個時代，寫作還是一件很高大上、很“艱難”的職業，一個人必須青燈古卷的寫文，投稿被編輯看中，排版印刷成書籍、報刊，再被讀者看到才能夠成為作家。
那個時候，作家是一種高居雲端的存在，既然是特殊的人，人們當然就更願意用不同的眼光去審視他們。
但互聯網時代以後，一切都變了，作家不再是那種高高在上的特殊職業，而成了一種很稀鬆平常的工作，你推開電腦、碼上幾個字，點擊發布，如果有了閱讀量，你就是個作家。甚至打開手機攝像頭，即興說上一段，如果活了，你也是x音網紅。在這個人人都是讀者，人人也都可能因為爆款一夜成為“作家”的年代。這個職業還有什麽特殊意義呢？
沒有了。作家這個職業褪去了它的光環。
於是人們就會願意用一種普通人的眼光重新審視作家、詩人們。而當退去光環後，人們會發現，原來作家裏，也有馬原這樣的怪人。
是的，我覺得這才是《城堡》這篇文章之所以轟動最大的原因所在——它所描寫的人物，不再是“作家馬原”，而是一個碰巧以寫小說成名的普通人馬原，而去除了“作家”這層濾鏡光環之後，很多過去可以解釋為“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的行為，現在變得不可饒恕了。
這讓我想起了尼爾·波茲曼寫的那本《童年的消失》，在這本書中，波茲曼談到傳媒變革對大眾的影響，他認為傳播途徑從書籍報刊向廣播電視的轉變，讓文字構建的成年人的“隱秘世界”對兒童不再神秘了。傳媒變革取消了童年與成年的邊界，讓人類的童年消失了。導致了社會的幼稚和膚淺。
同理，我們似乎可以說，如今的傳媒變革——書籍、報刊、廣播、電視向互聯網的轉變，也取消了作者與受眾之間的邊界，讓“作家”這個曾經閃閃發光的身份，消失了。
那麽這場變革，會產生的效果是什麽？
如同波茲曼認為“童年的消失”並不意味著童年幼稚與膚淺的消失，反而導致了“童年病”（或者用我們更熟悉的詞：巨嬰病）的泛化一樣。我們也不能認為，作家這個特殊身份的消失，也一定不意味著作家容易犯的那種“作家自私症”的消失，反而會造成它的泛化——互聯網讓我們每個人都成了作家，打開手機，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在自己的邏輯裏言說，或者如同《城堡》這篇文章所說的，成為自己城堡裏的孤獨而專斷的領主。
實際上，這樣的事情可能已經在發生了，翻翻你的朋友圈，你會發現有很多人越來越沉浸在自己的言說當中，無論多麽奇異的邏輯都有人信奉，自得其樂，且毫不自知。
所以我們痛罵、嘲笑、諷刺馬原，但也許我們每個人都是不同程度的馬原，信息革命，讓曾經作家更易患的“自私症”泛化了。
《城堡裏的馬原》，我覺得它並不隻是一篇描寫一個丈夫和父親的文字，它更像一個時代的寓言——也許我們每個人，都會生活在自己的城堡裏，願我們不要成為那個城堡裏、隻活在自己世界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