闖進浙江村，六年田野寫就一本人類學經典，少年成名。走進牛津，調查IT產業全球獵身的體係，享譽全球。當中國人像蜂鳥，振動翅膀懸在空中，人類學家項飆回過頭來，與國人對話，一句對內卷的洞察，一本《把自己作為方法》，一段長時間對“附近”的重新發現，項飆仍然溫暖而精確，在人類學的原野裏追尋修複社會的辦法。
項飆的微信很神秘，需要郵件和他聯係。急事會回複得快一些，不著急的事大概等上兩三天會得到回應。他總會回複你。有時回得簡短些，如果信寫得真摯且提出了一兩個好問題，這位忙碌的人類學家，就會寫一封長長的回信。
約項飆是在2023年元旦之前，原定2小時的線上對話持續了4個小時，從下午四點直到天色漆黑，我不得不起身去開燈的時候，跟項飆說抱歉，他回以一張笑臉，說：“沒關係，我也有機會可以整理（過去）。”而我知曉，6小時的時差，在德國柏林的他沒有吃早飯，是餓著肚子在和我聊天。
項飆並非不疲憊。
過去的七八年，項飆受到了國內讀者的極大歡迎，他頻繁地出現在媒體上與不同的人對話，也在2022年展開了更多與青年的小範圍對話，就我此前參加的幾次，有一次連續對話的時間甚至超過了10小時。看得出項飆已經累了，線上會議的視頻小框裏，他的短發被自己薅得很亂，但眼睛還是發亮。
疲憊是軀體的疲憊，項飆確信自己來到了一個史無前例的關口。
通過網絡，他第一次看見年輕人們向思想展現了如此巨大的渴求，渴求更多的社會科學工作者直接和自己平等、坦白地交流。他們渴求的或許並不是知識，因為那一搜即得，他們渴望的是思想，“思想和句子最大的區別，在於句子是寫在平麵上的光滑的一個陳述，思想是背後一套生命體驗的展開”。
項飆
但有朋友勸項飆，“珍惜羽毛”。他年少成名，不管是《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還是《全球“獵身”：世界信息產業和印度的技術勞工》，這兩本人類學名著，早已奠定了他的學術地位。互聯網是危險之地，情緒極不穩定，他何必要涉足？
項飆是另外一種想法。
和更多、更多的人對話，是項飆現在的工作。他甚至覺得不足，時間不夠，他的目標是通過反複的對話、通過大眾媒體來收集、了解“人類共同的焦慮”，最後引領德國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的社會人類學者們探索出一套“為生活的人類學”，向當代人提供一套麵對自己的焦慮的工具。
對話、反饋、往複。尋找人類共同的焦慮，建立一條嶄新的學術路徑，通往“為生活的人類學”。
對於項飆來說，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這是一位學者的一種敏感的嗅覺，如同30年前的清晨他從北大出發、坐上公交，一路走一路問，最後在夜幕降臨時找到“浙江村”一樣，如同20多年前他在悉尼的海邊決定推翻此前一年多的調研，重新確定“全球獵身”的方向一樣，這一次，項飆有新的熱情。
“夕陽落下時，思想升起。”項飆和南風窗的對話，持續進入夜幕。
一瞬間，我有一種感覺，與其說是我正在采訪項飆，不如說，作為記者的我也進入了他這一場漫長的對話方式的田野調查之中。我們當下的這一環，是瞬間，也將是長遠，也許會引導出更多的對話來。
「2022年度思想者」項飆獲獎感言
兩封信
19歲的項飆很不滿意。
當時是1991年，項飆結束了一年軍訓，正式開始北大生活。他從北京寫信給溫州老家的媽媽，抱怨北大社會學係一年級的課程多是舶來的理論，不關心身邊的世界，“和實際情況沒有關係”。媽媽給他回信，說她們年輕時候什麽都學蘇聯，現在什麽都學西方。這次通信，意外地啟發了項飆。
他花了一個周末、兩個晚上，寫就一封一萬多字的長信，遞給北大社會學係主任王思斌。
這封信名叫《關於課程設置的若幹建議》。
這是一封思考的激情所帶來的諫言，洋洋灑灑，所思即所寫。但特別在於，信中還有一句話，大意是說：
“我給您這些建議，不是說係裏應該根據這個方案來改革，隻是通過我的建議來形成一個參照物，以此映射出現在的問題。”
年輕的項飆，太有分寸。
一句話，一麵很小心地厘清了學生和係主任的責任邊界，是在各自的位置上來尋求合作，另一麵，這句話的核心是調動對方的思考，讓係主任自己意識到問題，並參與進來。
一個大一學生竟有這樣的思考和表達，王思斌感到興奮。他把信拿去在係裏老師之間傳閱，激起了討論。
項飆，1972年出生於溫州市，1990年保送北京大學
但50歲的項飆回憶當年，對此並不十分得意。年少有分寸，一麵是愛思考，另一麵是小心翼翼和不放鬆。
他也是在博士畢業後遇到自己的愛人時，才從另一半身上看到，一個在有充分安全感的環境中長大的孩子是個什麽樣。她成年後那樣率真，是項飆所缺失、羨慕的。
項飆的童年，受外公的影響很大。從進校門的第一天起，他就好像比同齡人要看起來老成，因此被老師倚重。暗地裏，小項飆卻始終對人際交往有一種“緊張感”。
項飆說自己年少時有一個愛好，是寫物件使用說明書。盡管項飆自稱是一個生活中極其笨拙的人，但是年少時，他卻趴在桌上寫過一張又一張的說明書，這個電器如何使用，那一個茶壺是如何被製作的。
項飆沉浸其中。
把一個實踐的內容用文字說明清楚，對於他來說是一種挑戰的遊戲。
或許，項飆的善思和多慮，是從童年起便不斷刻進骨子裏的。這是他的性格，在某種程度上，也促成了他的木秀於林，“少年傳奇”。
1990年的北大是寂靜的。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之後，北大重新有了思想開放的氛圍，卻沒有太濃的學術氛圍。
也因此，項飆意外獲得了“野生的機會”。他一聽說北京有個“浙江村”，裏麵全都是溫州來的服裝生意人，就產生了興趣，自己探路找了過去。
後麵的五六年，他在北大和大紅門之間往返，課若不愛上就不上，經常一去就是一個多星期，泡在“浙江村”裏。
在這些日益紅火，卻始終沒能取得合法資質的服裝市場裏，溫州商戶們展現出一股野蠻生長的韌勁。他們信任這位北大來的“溫州小兄弟”，和他打得火熱。甚至一度，在北大與京溫服裝市場之間，由項飆牽線，合作建立起了一個愛心小組，幫助浙江村追求安定，改善形象。
1990年代初北京“浙江村”內的菜市場 / 項飆 攝
另一封信，就和“浙江村”有關。
其實也算不上是信，它全名叫作《關於在京溫服裝市場內共建愛心活動並敦請市場治安小組改善作風的建議》。
這是1995年，大學四年級的項飆，聯合北大同學寫就的一封“對話”申請，起因是商戶在市場裏被治安小組毆打，他們要幫助商戶維權。
連夜寫好了這封信，項飆和同學們第二天冒著大雨趕往浙江村，卻在決定去不去公安局遞交信件之前，與商戶出現了分歧。
相比於這一封訴諸法律、理性的信件，商戶們更想找到一個“靠山”。他們不敢去和公安對話，認為這是惹事，是“去公安局掛號”。
此時，商戶們意圖彰顯，原來他們所渴求的，是項飆通過北大，幫助他們鏈接更多的社會資源，來幫助自己渡過難關。
最終，合作破裂，維權告吹。
幾乎抱著當年寫信給係主任的同等熱情，項飆和同學一起寫了這第二封《建議》，卻被溫州商人們一盆冷水淋下。
項飆似乎能感覺到，自己北大學生的身份，或許成為了溫州商戶們求生存過程中一個可以“被利用”的對象。
《溫州一家人》劇照
但項飆沒有太挫敗。
一方麵，浙江村彼時正處於存與亡的博弈中，一切都在極速變化，這次維權之後，市場和商戶們聚居的院子很快麵臨著“大清理”，成千上萬人將居無定所。這一陣狂風，又把項飆吹到了另一堆事情裏，他實在來不及對一次失敗有過多情緒。
另一方麵，項飆理解商戶們。
在那一次維權失敗之後，他和商戶們的關係反而變得更緊密了一些。“也不是說他們真的希望通過我得到什麽，而是他們認為我有他們沒有的一些東西，他們信任我，覺得可以和我一起行動。”
即使隻是一個大四的學生，項飆對社會的複雜性已經有了一定的認識。他換位思考，認為商戶們如此“利用”他，對於他們來說是合理的，而項飆並不介意。
“可能我比較早熟。”項飆對我回憶道。
“也有可能是因為我對浙江村有一個基本的正麵的判斷。這麽一群農民大老遠來到北京，用自己的雙手打天下，不管他怎麽打，都有曆史的必然性和正義性在裏頭。因為知曉他們艱難的過程，我不會用一種純粹的外在性的東西來評判他們。”
“一隻雞”
《跨越邊界的社區》成書於1998年。項飆的這本書一出現，就受到了外界極隆重的稱讚，如今亦被國際上認為是中國人類學的代表性著作。
而當年，項飆不過26歲。
這一年，項飆碩士畢業，受邀免試進入牛津大學讀博士。
坐上去英國的飛機時，項飆的心情未必不昂揚。他和朋友們開玩笑時說的是，一定要去西方“取回真經”，他了解中國社會科學當前自產自銷的家庭作坊格局，所以他在出發時已經打定主意，一定要在國外做一個“非中國”的人類學案例研究，代表中國學者加入世界知識話語生產體係中去。
但到牛津的第一年，陰雲低垂。
因為英文困難，項飆逃避聽課和各種討論會。出生於七十年代的中國的他，相比於外國同學，知識麵匱乏，而理論閱讀更從來不是項飆的強項。
項飆不斷給自己加壓，整整一年，他瘋狂地閱讀，近乎於用眼睛掃描書籍，抄錄短語，為博士一年級“成為博士候選人”的答辯而拚命準備論文。
離群索居，埋頭讀書，似懂非懂，生吞硬咽。
這整整一年裏，項飆隻與父母打過兩次電話。
關於這一段牛津記憶，在項飆後來的《全球獵身》一書中有很詳細的講敘：
“我相信我（博士一年級）的長篇報告，一定會在牛津大學人類學學院——世界上最古老的人類學係——的百年曆史上留下一筆。在答辯過程中，一位主考官兩次忍不住脫口而出‘outrageous’（氣死我了）。氣過之後，兩位主考官還是咬咬牙讓我過。主考官們的答辯報告指出，我本來沒有資格成為博士候選人的，‘但是經過思考之後，我們認為讓這個學生重寫他的報告也不會有什麽益處。我們因此決定讓他先去澳大利亞調查試試看。’係辦公室看了這個報告不免驚慌，和我聯係要談話，幸虧我當時已經到了澳大利亞。”
逃過一劫，項飆開始了他在悉尼的印度籍IT民工的研究。
可逃去悉尼，這一年，仍舊是難熬的。
項飆沒有錢，總是吃玉米，電腦也叫人偷過一次，裏麵記載著他整整6個月在調研全部的資料、筆記。
但最要命的，還是調研沒有頭緒。項飆按照自己在牛津時作匯報的方向，“離散於國外的空間”，來對居住在澳大利亞的印度人展開調研。但越調研，越迷惑，別人經常不知道項飆為什麽這樣問，也不知道該怎麽回答。他不斷地遇見采訪對象的尷尬和回避，但卻不斷強迫自己百折不撓，繼續問下去。
硬扛了一年多，項飆說自己的腦子裏“已經是糨糊一桶”。
而就在2001年2月的一個下午，他在悉尼灣邊散步，任由被采訪者的故事在自己的腦中回放……突然茅塞頓開。
當他將目光放在印度IT工人們的“流動”上，尤其是他們的勞力輸出過程，項飆感覺，這，才是他所見到的印度IT從業者們真正關心的問題。他決定放棄“離散於國外的空間”，這一個原本是向歐美人類學跟風的主題。
全球“獵身”，這個想法出現了。
獵身，對應著的是獵頭。被勞力行帶到澳洲、送往歐美的印度人，並非是一些尖端的IT人才，而大部分隻能稱為IT工人。想到要關注印度IT工人勞力輸出的具體過程，項飆興奮至極，他感覺自己摸到了，一個原本看不見的故事，突然在他心目中清晰可見。
豁然開朗。
由此，一切都變了。
印度IT業空前發展的時期，也是IT人才以空前數量和速度外流的時期
印度朋友們會主動來找項飆講故事，他們也渴望聽到項飆最直接的想法。項飆如同在浙江村一樣，被朋友們卷入到了更深的田野裏，他和十幾個印度IT職員，一起睡在蟑螂爬過的地板上，通過采訪，認識了越來越多的人。甚至有勞力行的老板，邀請項飆以牛津大學的名頭，幫助他去往韓國開拓業務，發展韓國籍IT工人。
2001年6月，項飆離開澳大利亞，去往海得拉巴。在這個南印度IT工人聚集的中心城市，項飆采訪順利，收獲頗豐。
不幸的是，路上，項飆病了。急性肝炎擊倒了這個29歲的年輕人。
海得拉巴的公立醫院人太多，住不進去，私立醫院價格又太貴，項飆支付不起。病痛纏身，無法治療，項飆忍不住哭了。
項飆描述當時的處境：“看到自己成為這個私有化浪潮中不平等全球化發展格局下的受害者，有病不得治……”
我問項飆：“為什麽這麽疼了，您還顧得上想這些？”
項飆不解。
他以為所有人都會這樣想，“以求自保”。
“你要把自己對象化，把自己當作一個群體裏麵的一部分，一個大結構中的一份子，然後去看這件事。生命最可怕的不是災難，而是不可解釋的災難，你一定要去想，去了解這個事是怎麽發生的。人隻要思考，就不是逃避。當然，對於我的病來說，思考也是轉移注意力。”
項飆很認真地說：“這是最好的雞湯。最好的雞湯就是把自己這隻雞，看作是雞群裏的一隻，一起來燉。”
我實在忍不住追問，項飆是否曾經意識到自己身上有一種幽默感。
項飆沒有直接回應。但是他跟我講了一個溫州舅公的故事。身為高級工程師的舅公，在“文革”中被批鬥得很厲害，別人把他裝扮成一頭牛的樣子，還貼上了一條尾巴。夏天，蚊子來了，他說自己剛好用這個尾巴去繞一繞，哎呦，蚊子走了，而且別人覺得他真的看起來像頭牛了。項飆反而覺得他的舅公身上有幽默。
“逃避是產生不了幽默的，幽默一定是要抓住這個矛盾的，因為幽默來自矛盾。然後你要用一種新的視角去看這個矛盾……”相比於向還不太熟悉的記者承認自己是否幽默，項飆更願意分析，分析幽默是什麽，幽默如何產生。
為生活的人類學
當學生，項飆一路都太順了。從北大到牛津，從碩士論文《跨越邊界的社區》到博士論文《全球“獵身”》，後者在2006年出版之後不久，又拿到了美國人類學學會頒發的安東尼·利茲獎。30歲出頭，他留在牛津任教。
但此後十年，項飆陷入到了一種彷徨中。
博士論文的成功，仍舊在於它是一個寫得很好的案例。項飆苦惱自己無法在博士畢業之後，迅速地從一個案例研究者轉化成一個擁有自己世界觀的思想者。
算不上痛苦，但項飆覺得博士畢業之後那十年，比剛入牛津、去悉尼的那兩年要艱難太多。不再是基於學業壓力的奮力追趕，而是找不到新的方向。
“從國內教育出來，到英國的主流環境，對於世界上的種種發展，我能掌握的程度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不能形成一個自己的主體性，我怎麽看世界，我跟世界什麽關係，我都想不清楚。”
當然是可以繼續去做案例，許多人也都是這樣做的。
但做一個案例接近十年，再做兩三個，就該退休了。“一輩子也就是這樣了。”項飆不甘心。他不願一輩子隻做一個案例分析者，他想由此轉入一個真正的思想者。
而且，就算是做案例，項飆也不得不承認，伴隨著青春的那股融入田野的熱情天性在消失，另一種基於學理對自己的約束卻在滋生，當他一天年長於一天，可能再也做不出當年在“浙江村”裏那樣完全把自己泡進去的案例分析了。從2004年開始做中國東北人向全球移民的案例，至今書稿寫過四五遍，仍舊“拿不出手”，無法出版。
當年台灣學者陳光興的一句無端的斷言，認為項飆這輩子可能再也寫不出超越《跨越邊界的社區》的書，怕是要一語成讖，成為一種“年少成名的詛咒”。
《跨越邊界的社區》是豆瓣熱門人類學圖書之一
苦悶，似乎是必然的苦悶。
“縮水”。項飆這樣形容那十年的自己。
倒沒有一個真的瞬間，比如照到鏡子看到自己變得幹癟之類的戲劇場景，一切都悄無聲息。項飆仍是日常上課，也參與比較豐富的社會和學術活動，但他就是有一種無形的感受，“覺得自己變得比較縮水，比較幹，好像身形、走路的姿勢都縮起來了，你知道吧？”“包括大腦的整個空間，似乎都在萎縮。”
或許一個側影，可以展現出項飆在牛津的生活。
有將近20年，包括後來任教的時間裏，項飆在牛津小鎮都沒有物理意義上的家。
每一個新學期，都新租一次房子，或者直接住在學生宿舍，他在牛津過著一種“流浪者”般的極簡生活。學期結束，他回日本或新加坡，每年有小半時間與妻子女兒共度。
項飆的視角開始有了一些轉變。
他反思自己為什麽在浙江村的六年田野中忽略了女性的視角，反思在全球獵身中因為太想把事情一口氣講清楚而忽略了許多個體的差異，他批判自己在成長曆程中形成的擅長獨口闡述、而缺少民主的思維……
直到2014年，連年的苦悶有了一絲縫隙。
這一年冬天，界麵新聞的記者郭玉潔找到項飆，做了一篇采訪，叫作《中國人就像蜂鳥，震動翅膀懸浮在空中》。
項飆至今不知道為什麽會有記者找到自己，他離開祖國時是1998年，整個北大隻有東門外的物理樓有機房可以寫電子郵件。這些年沒有QQ和微信，他和中文世界已經喪失了大部分的聯係。
或許，是恰逢中文社交媒體的蓬勃期，國內的年輕人們對新的內容、對理論有了更大的渴求吧。項飆猜測。
那一篇對話裏，項飆其實和郭玉潔講了很多，關於他的幾個重要階段的研究，但最後被寫進標題裏的偏是“蜂鳥”的概念，是“懸浮”。
“為什麽是蜂鳥的形象那麽突出，是因為我說蜂鳥，其實也是在說我自己。”項飆說。
博士畢業之後的許多年，他拚命學，太想轉化成為一個真正的思想者，得到學術界的再一次認可。為了遙遠的目標把自己懸在空中，不關心短時間裏的事，隻有一個長遠的目標。做事也是根據別人的模式去做，並非發自內心。項飆感到焦慮、疲累。
似乎是那篇文章傳開了，項飆連續收到許多年未曾聯係的老朋友的郵件，他們看到了那篇采訪，有共鳴，也有思考。
打開自己，項飆卻得到了更多人的反饋。與此同時，項飆也看見年輕人們對思想的渴求，意識到讓別人看到一個學者真實的思考過程，比向他們灌輸道理，要更具思想衝擊力得多。
2017年，項飆在《跨越邊界的社區》第二次再版時，再一次修改了文本。這一次和2003年出英文版時的修改完全不同，當年在牛津求學的項飆，麵對西方學術規範完全喪失了自信，他把1998年的原版書中三分之一的細節內容都刪掉了。但這一年，項飆卻把那些因羞憤刪掉的珍貴內容，給搶救了回來。
項飆的自信回來了，他對於世界的敏感，看見的能力也在逐漸被修複。
更多的對話開始了。
隨後是《十三邀》中的許知遠，《把自己作為方法》中的吳琦，背後的編輯羅丹妮。還有更多的媒體、大眾。
以對話為節點，促發了項飆更多的思考，他提出的概念，也從“懸浮”到了“附近的消失”。
項飆在《十三邀》的訪談中指出，現代社會有“消滅附近”的趨勢
如果說，懸浮是一個人的生活不考慮短時段的感受，隻考慮長時段的目標，那麽附近的消失，就是時間對空間的吞噬，是一個人瞄準遠方，卻喪失腳下，是項飆把對時間的思考轉化到了空間上。
但不管是懸浮，還是附近的消失，項飆所指向的都是人類共同的焦慮。
項飆逐漸生發出一個想法：何不通過大眾媒體、通過互聯網，與公眾一起做一場更漫長的田野，如同女性主義從性別關係這麽一個具體的問題出發，隨之擁有了改寫人類曆史的力量那樣，或許“人類共同的焦慮”是一個人類學研究路徑的新的入口。
在離開牛津前的最後兩年，已經提出“附近”的學理概念之後，項飆終於切身感受到了一次“附近”。
他的妻子和女兒來到了英國。因為女兒上學，項飆開始接觸小鎮社會，他第一次擁有了鄰居、認識學生家長，他第一次發現，牛津小鎮的生活竟然如此方便，女兒上學、遊泳、滑冰……都是可以步行走到的地方。
最為感慨的，是過去寫論文苦悶時去一圈圈散步的田野，如今成為了和女兒一起走過的田野。感覺完全不一樣了。
2021年9月，項飆接受德國馬克思·普朗克學會的邀請，去擔任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所長一職。他帶著家人，從英國牛津搬家到了德國柏林。
每一周，他都要坐上火車，去哈勒的馬普所上班，待上三四天再回來。在那裏，他將要穿過一條長廊，長廊一端是一個很現代的建築，另一端則是一棟古老的別墅。他的辦公室，在老別墅裏最中間的那兩間。
角色的轉化，項飆仍在適應之中。雖然仍舊像少年時一樣，對人與人的交流保持著淡淡的緊張，但他的處理方式已經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似乎變得更主動一些。
在馬普所的工作，與項飆麵對中國大眾的“對話”，幾乎是兩個麵向的。一個有著更顯著的國際視野，另一個則關注具體的人和事。項飆常在中文通信之前提醒對方，“請你講一些具體的事情，以便於我們的對話”。
但他不光在中文媒體中頻頻出現，不知疲倦，也與身邊的學生、學者合作建立了“看見附近”的研討小組，輻射世界各地。
或許，馬普所的長遠研究路徑，和項飆對當下國人具體焦慮的捕捉，有著某種內在的聯係。隻是到底有無聯係、何種聯係，如何聯係，以及將來怎樣發展成思想的工具，隻能留待這位人類學者接下來幾十年的闡述。
進入這座百年曆史的馬普學會，坐在老別墅的正中央時，項飆想必已經下決心要承擔起一段曆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