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曾率先揭發北京SARS疫情的外科醫生蔣彥永於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歲，這篇文章是《三聯生活周刊》在SARS疫情期間對蔣彥永醫生的采訪。
對很多人而言，蔣彥永或許還是個陌生的名字。蔣彥永是全中國600萬與SARS頑強鬥爭的醫務工作者中的一員，但這位老外科醫生用一種獨特的方式將自己與中國的抗擊SARS曆程維係在一起。在2003年中國抗“非典”曆史中，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記住這個名字。在國家利益、人民利益麵前，個人的作用可能是有限的。但蔣彥永感動我們的是他作為一個醫生對生命的那種崇高責任感。
——“你究竟為什麽這樣做？”自向外界公開他所了解的真實情況後，蔣彥永，這位72歲的老軍醫不止一次地被問起這個問題。
——“不這樣做，中國可能會多感染很多人，是要死人的。”說這話時候，一位曾采訪蔣彥永的記者清清楚楚地看到老人禁不住流下眼淚。“我是為了國家的利益，為了老百姓的利益。SARS也絕不是中國一個國家的事情。如果不能迅速控製，受害的不隻是北京、中國，也是全世界，所以我一定要說這個問題。”
對很多人而言，蔣彥永或許還是個陌生的名字。蔣彥永是全中國600萬與SARS頑強鬥爭的醫務工作者中的一員，但這位老外科醫生用一種獨特的方式將自己與中國的抗擊SARS曆程維係在一起。在2003年中國抗“非典”曆史中，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記住這個名字。
在國家利益、人民利益麵前，個人的作用可能是有限的。但蔣彥永感動我們的是他作為一個醫生對生命的那種崇高責任感。人民的生命高於一切，在這樣崇高的誓言麵前，蔣彥永、鍾南山，與許許多多甚至獻出了自己生命的白衣戰士站在一起。他沒有穿上隔離服，沒有站在臨床第一線，但在SARS開始蔓延，信息可能不通暢，可能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被感染，可能會有越來越多的生命遭到威脅，國家的信譽可能遭到危機的時刻，比他更了解情況的可能有上百人，但隻有他勇敢地站了出來。他是一名老軍人、一名共產黨員，他說:“在可能有越來越多的生命遭到威脅的時候，我自己的一切真是微不足道。”“我不是什麽英雄，隻要說蔣彥永是個說老實話的人就行了。我一直認為，人的生命最重要，講老實話最重要。”
蔣彥永在解釋他當初直麵現實的勇氣時說:“我之所以能直麵現實，是因為我相信我們的國家。因為國家如果能從我提供的這些情況吸取一定的教訓，因此建立好公共防疫製度，從SARS的挑戰與困境中站起來，獲得全世界人民的信任。”
一位外科醫生的非常四月
“我深深體會到要講真話、心裏話，雖是難上加難。但我一定堅持要講真話。講假話、講空話最容易，但我要做到絕不講假話。”（1997年，蔣彥永為母校建校80周年而編的《燕京大學史稿》寫的一段話）
“我是一名醫生，看到人命關天的事，我就要管。”
1931年出生的蔣彥永退休前是解放軍301醫院（解放軍總醫院）的“普通外科”主任。像很多中國人一樣，在SARS大規模影響產生之前的那一段時間，他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看美國攻打伊拉克的電視直播上。
其實3月初，蔣彥永就聽說有一位曾來過301醫院就診的病人，幾天後轉到302醫院，傳染了一批醫生、護士。消息傳回301，這邊的醫生才知道了有人得了“非典”，並且這種病的傳染能力特強。3月20日左右，301醫院的肝膽科、腦外科、呼吸科……開始不斷出現被感染病人。這個名為“SARS”的傳染病開始引起蔣彥永的關注，但作為一名不可能接觸到傳染病一線的外科醫生，他所知有限。
3月底，蔣彥永的大學同學、同在301醫院工作的一位醫學教授因咳血經檢查患了肺癌，轉到外科準備手術時，突然發高燒，肺部出現多片陰影。幾位專家會診疑為SARS，被單獨隔離在301醫院的ICU（重症監護室）。
當時，全軍SARS防治中心設在309醫院，這位教授的資料被送到那裏會診。蔣彥永一直不相信同學得了“非典”，打電話到309詢問專家何為“3+1”診斷標準。就在當天他意外得知，包括確認和疑似，309已有40個病人，6人死亡;隔了一天，這組數字為60個病人，7人死亡。這時候，蔣彥永知道302醫院也有了40個SARS病人。
4月3日下午，國務院新聞辦舉行記者招待會，時任衛生部長張文康公布“截止到3月31日”，“北京市12例，死亡3例”，並數次重複中國局部地區的非典型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製”。當時談笑風生的張文康給在場的記者和電視機前的普通百姓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宣布:“在中國工作、生活、旅遊都是安全的。”看到在新聞發布會現場有一名外國攝影記者戴著口罩，他又說:“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
坐在電視機前的蔣彥永在第一時間看到了這個講話，“12例”這個數字與他了解到的真實情況差距實在太大。“他給我打電話，問我們這裏的病人有多少，我把了解的情況告訴他，聽得出他特別生氣。他向我要院長家裏電話，說‘你們應該向院長匯報’。我怕他惹麻煩，沒敢給他，勸他先別著急。”在某軍隊醫院工作的一位醫生這樣回憶。
第二天，蔣彥永遇到了解放軍後勤部衛生部兩位前領導，談起前一天公布的數字，大家一致認為有問題。同一天（4月4日），301醫院也宣布有46個SARS病人，得知此訊，蔣彥永請醫院醫務部和門診部的有關人員去向上級反映。
“當時我們在電視上看到張文康的講話，都覺得很不應該，這個事情並不像他講的那樣輕描淡寫。當時醫院具體病人數我不知道，屬於保密，甚至有些在病房工作的人也不太清楚，隻有在第一線的人最了解。但我們確實知道，我們收了病人，而且工作人員正成批倒下。他（蔣彥永）向我了解我們那的情況，我們開始交換這方麵意見。我私下了解到一些情況告訴他，他也把他知道的告訴我。當時我們都很擔憂，因為這個病在廣東、香港已經大麵積流行，這時候如果不控製，很可能要在北京爆發。我們覺得當時的一些做法是錯誤的，但我們苦惱於隻能在底下議論。我沒想到他會采取這種方式表達出來。”與蔣彥永熟識的一位同在某軍隊醫院工作的老醫生說。
4月4日晚，蔣彥永坐在電腦前，寫了一封800字左右的信。在此之前，他再次核實了301、302以及309幾個軍隊醫院確診與疑似的SARS病人數分別是:46、40、60。因為對伊拉克戰爭報道的印象頗深，對媒體接觸不多的老醫生挑選了CCTV-4和鳳凰衛視兩家電視台，記下了電子信箱後，將信發了出去。
接下來的幾天沒有任何回應。短暫的沉寂後，4月8日，蔣彥永接到了第一位記者——《華爾街日報》記者的電話采訪。同一天稍晚，美國《時代》周刊（TIME）駐北京記者Susan
Jakes也聯係到蔣彥永，核實他確為郵件署名的“蔣醫生”後，對其進行了采訪。雖然在采訪時間上並未搶到第一點，但《時代》周刊迅速於當晚將采訪內容發布在網站上，日後Susan
Jakes也稱自己“很幸運”。
4月9日，蔣彥永一下子成為全球媒體追逐的焦點，家裏的三部電話被美聯社、德新社、法新社等要求采訪的媒體打爆。與此同時，《時代》周刊這篇題為《Beijing’s
SARS Attack（北京的SARS襲擊）》的文章也被翻譯成中文在網上廣為流傳。據音譯，文章中的Dr.Jiang
Yanyong也有了多種翻譯，許多人在互相詢問著“301的退休老軍醫”情況。對蔣彥永所稱的數字，衛生部門一直沒有正麵回應，既未承認也未否認。
4月9日，周三，每周的這天下午2點，蔣彥永要為醫院的進修生講課，但直到兩點半，要求采訪的媒體還讓他無法脫身。3點，蔣彥永又站在課堂上，他很平靜地告訴學生他所做的一切:給媒體寫信，接受《時代》周刊記者采訪，指出他知道的病人數字……當天晚上，301醫院有關領導找到蔣彥永，在首肯他反映情況的動機後，提醒他作為一個軍人應該遵守的紀律，不要擅自接受境外媒體采訪。蔣彥永向院方表示，以後有什麽事都會先向院的領導反映。
4月10日，WHO（世界衛生組織）公開批評北京的疫情報告係統:“北京隻有少數醫院每日匯報SARS病例。”WHO派專家組赴京調查;4月11日，北京被WHO重新定為疫區。但是衛生部並沒有宣布這一消息，而在此前一天的新聞發布會上，衛生部負責人繼續了樂觀的說法，表示“當天通報的疫情包括地方醫院和部隊醫院所有目前能夠確診的病例數字”，“這個數字是準確的”，“截至4月9日……北京市22例”。
蔣彥永不是傳染病醫生，但他以自己的方式始終關注著SARS災難。4月10日，蔣彥永在參加燕京校友會理事會時，從兒童醫院的胡亞美院士那兒得知:兒童醫院已有兩個患兒染上SARS，他們的母親也未能幸免，並且接上麵通知，以後各院對SARS病人要“就地消化”。當晚，協和醫院的一位教授告訴蔣彥永，芬蘭籍國際勞工組織官員阿羅因感染SARS在中國去世後，記者招待會上曾有人問，是否對與其接觸過的人采取措施。當時衛生部門的人答:“會進行嚴密的監測”。那位教授告訴蔣，實際上和他接觸過的人“還在到處跑”，根本沒人管。那位芬蘭人的秘書來看特需門診，就被診斷為SARS，因為協和也接到了“就地消化”的指示，但協和根本沒有接納隔離這類病人的條件。對這位秘書隻好暫時對付著把他隔離起來。所謂“就地消化”的原因，實際是因為北京兩個傳染病醫院（地壇、佑安）都已經收滿。
4月11日，蔣彥永將這些情況向院方做了介紹，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一、建議衛生部長引咎辭職;二、各醫院自己“消化”非典病人不符合處理傳染病的原則，“建議盡快將一些小醫院改為傳染病醫院，配備有經驗的醫生護士”。最後，蔣彥永再次表示，“如果確是我所反映的數字是錯的，我就可以馬上向世界發表聲明，我報錯了，我願意受處分。如果衛生部的數字不對，那就請衛生部加以糾正”。
4月12日，蔣彥永又向301醫院政治部遞交一封寫給衛生部負責人的信。信裏作簡單自我介紹後，再次對衛生部公布的數字提出意見，“請衛生部來人和我一起核實對我所提供的資料。如果我所提出的材料是錯誤的，我可以立刻向全世界發表聲明，我錯了，可以接受任何處分。如果衛生部所提供的材料不實，那就請衛生部公布正確數字。錯了要勇於承認錯誤。對人民健康、生命安全的事，來不得半點虛假、錯誤。我衷心地希望能有機會和你們一起研討此問題，使全國人民從中得益。”
4月14日晚，WHO一位專家通過翻譯打電話找到蔣彥永，希望向他了解軍隊醫院的情況，因為種種原因，WHO的官員並沒有與蔣彥永直接見麵。
4月16日，WHO舉行的新聞發布會後，先後有兩位記者給蔣彥永打電話，告之WHO官員確認了他此前向媒體公布的數字。
4月17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政治局會議上強調，任何人不得瞞報疫情。
4月20日，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確認，北京共確診SARS病例339例，疑似病例402人。同日，新華社發布消息:中共中央“免去張文康的衛生部黨組書記職務;免去孟學農的北京市委副書記、常委、委員職務”。
4月26日，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兼任衛生部部長。
“後來發生的這些事情告訴我們，蔣彥永做的是對的。與我認識的許多人都說，蔣彥永立功了。我知道他並不追求這些，但在人民心目中，他確實是功臣。在這個關係國家利益、人民利益的事件中，蔣教授盡到了他作為一個醫生應盡的責任。在當時可能信息不通暢的前提下，比他更了解情況的可能有上百人，但隻有他站了出來。我是一個傳染科大夫，這件事應該是我做的，而我沒有做，不但過去沒能做到，以後恐怕也難以做到。真的，我做不到……所以，他對我們也是精神上的刺激，我由衷地欽佩他。”說這些話時，蔣彥永的大學同學、72歲的朱純吾老醫生眼圈微微泛起了淚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