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字獄盛行，自然也帶來告密成風。
統計過，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輯的《清代文字獄檔》共載85案，其中至少有22個案子，是因告密而人頭滾滾的，占1/4強。
其中有群眾舉報，也有同族同告、親親相告，甚至父子相告。最典型的，還是發生於乾隆四十六年的這一案：
1781年三月二十一日，寧國府太平縣(今安徽黃山)人焦祿，到縣衙向知縣周學元舉報其族人焦良先、焦永榜，說他們“捏造謗帖，指奸汙辱”。
就是編造謠言毀謗他，誣陷他跟人通奸。
這麽一件在今天看來很普通的民事案件，竟然驚動了乾隆皇帝。
因為焦祿呈上的作為物證的、據說是被舉報者所寫的“謗帖”，“內‘大不仁’三字之上寫有‘清朝’二字”。
聽起來有點繞。其實，就是謗帖上有“清朝大不仁”五個字，這五個字連上奏折的封疆大臣都不敢直接引用，隻能描述為“內‘大不仁’三字之上寫有‘清朝’二字”。
這就由普通的民事案件上升為悖逆大案了。
知縣周學元接到舉報，不敢怠慢，第一時間訊問告密者焦祿。焦祿供稱，族長焦良先等誣告他跟同族焦永榜之子焦滾來的未婚妻陳氏通奸，將此事寫成告帖，貼在焦氏祠堂門首，並將他逐出宗祠，而他火眼金睛，發現告帖裏有反動口號，立即將告帖揭下，到縣衙告發。
按大清律例，此事若查實，焦氏滅族，那是必須的。
好在知縣周學元多了個心眼，發現焦祿在回答問題時言語隱約，為弄清真相，他親赴焦村，秘密傳喚焦良先、焦永榜等當事人訊問。兩人供稱，“並無捏造謗帖之事”，事實是告密者焦祿跟焦永榜的未婚兒媳陳氏通奸致其懷孕，事發後按族規被逐出焦氏宗祠，沒想到竟反咬一口。
雙方各執一詞，周學元帶差人到焦祿家中搜查，一番翻箱倒櫃，雖沒查出什麽“不法字書”，卻搜到兩張狀稿，經筆跡比對，跟焦祿提供的那張“謗帖”同出一人之手，於是再次提審焦祿。焦祿見事情敗露，隻好招認那“謗帖”是他自己寫的，目的就是為了誣害焦良先等人。
案情明朗，焦祿雖是誣告，但“清朝大不仁”五字是他寫的，悖逆無疑。周學元不敢擅自處理，上報兩江總督兼安徽巡撫薩載。薩載接報，一刻都不敢拖延，即命周學元將全部涉事嫌犯提解到省會安慶，然後匯同安徽布政使、按察使三司會審。
這一審，涉案人員披露出更多細節：
誣告者焦祿，原名焦四六，是被誣告者焦永榜的族弟，兩家比鄰而居，常有來往。沒想到，焦祿居然跟焦永榜三子焦滾來的未婚妻陳氏通奸，致其懷孕。不僅如此，去年十二月初九晚，焦祿趁焦永榜父子不在，潛入他家，意圖強奸焦永榜次子的老婆楊氏。楊氏拚命叫喊，驚醒家婆，遂叫同族人將焦祿抓了現場，拷問出他跟陳氏通奸致孕之事。因為焦永榜父子不在，沒及時報官，焦永榜回來後，告知族長焦良先，匯同族中長老審問，焦祿承認了通奸事實。為免家醜外揚，焦永榜同意不報官，隻按族規將焦祿逐出宗祠了事。
宗族社會，被逐出宗祠，等於今天的“社死”。焦祿心懷忿恨，便捏造“謗帖”告密，想把族長焦良先等人搞死。
為謹慎起見，兩江總督薩載再次讓焦祿“當堂默寫”，結果“字畫相符”，證實那反動口號“清朝大不仁”確是他本人所寫，這才結了案。
按大清律例，焦祿之前已犯了和奸罪、強奸未遂罪，“和奸罪杖八十，有夫者杖九十，刁(誘)奸杖一百”；而強奸未遂，至少“杖一百流三千裏”。所以，如果受害者告官，兩罪並罰，他至少被打一百杖，並流放三千裏。基本上，能挺到流放地也生不如死了。而受害家屬及族長隻是將他逐出宗祠，雖有不希望家(族)醜外揚的初衷，對於焦祿來說，也是一種姑息。畢竟，撿了一條狗命，就算以後不能姓焦，也可以離開家鄉，到外地混口飯吃。
沒想到，受害家屬和族人的寬容，換來的竟然是報複性質的栽贓告密。
焦祿為什麽不誣告族長等人貪汙公款，或者反噬他們也跟良家婦女通奸什麽的，偏偏栽政治贓？
因為百姓都清楚，乾隆治下，“悖逆”罪是所有罪行的重中之重，能迅速引起自下至上的重視。
焦祿應該也沒想到，他的報複行為無異於搬石砸腳，讓他自己在和奸、強奸未遂之上，又加了一項誣告罪。
按大清律例，誣告反坐，“加所誣罪三等”。以什麽罪名告發別人，若查實是誣告，就按那個罪名加三等處罰誣告者。
但兩江總督薩載最後給焦祿定罪，什麽和奸、強奸(未遂)、誣告，那都不是事，罪名隻一個：大逆。
薩載在給乾隆的奏折上的量刑建議是：“比照大逆律淩遲處死……胞弟焦文學、子焦秀彩均照律例擬斬立決，幼子焦秀廣年僅七歲，母陳氏、妻胡氏照律解部給付功臣之家為奴……所有房產查明入官。”
乾隆先是在薩載的奏折上加朱批：“三法司核擬速奏。”四天後，三法司核準案情，乾隆再下旨：“焦祿即焦四六著即淩遲處死，其擬以緣坐之焦文學、焦秀彩著從寬改為斬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也就是說，誣告者焦祿因為寫了“清朝大不仁”五個字，不但自己被千刀萬剮，弟弟、兒子也人頭落地(從寬隻是多活倆月)，母親、妻子及七歲幼兒被發給官員為奴。
那麽，誣告之事會因此案而消減嗎？
按《清代文字獄檔》的記載，從時間上來看，焦祿案後，至少還有六起因告密而引發的文字獄案，其中有一起也被判明是誣告。
乾隆四十八年四月，河南固始縣百姓胡元傑向州府告密，說他發現該縣知縣戴如煌所著詩集《秋鶴近草》內有“悖逆詞語”。他舉了個例，說書中《登平台》一詩有“北口烽火，南渡旌旗”兩句，“隱存叛逆”，就是影射清兵入關，南明小朝廷成為漢人遙望的旗幟。
知州陳文緯接報，將《秋鶴近草》看了又看，都覺得所有詩句“並無違礙”。但他不敢擅自斷定，遂上報河南巡撫李世傑。李世傑匯同開封知府等官員一審再審，認為戴詩“不過詠懷古跡”，完全是胡元傑“附會解說”，“大肆狂吠”。
但事涉悖逆，李世傑也隻能上奏乾隆，並附上自己的定案建議：
查例載舉首詩文悖逆，若隻字句失檢，涉於疑似並無確實形跡，即以所誣之罪依律反坐。又名例律內載誣告叛逆未決者擬斬監候，不及妻子財產各項等語……(胡元傑)若照例擬斬監候，未足蔽辜，應請旨即行正法，以昭炯戒。(《清代文字獄檔》之《戴如煌<秋鶴近草>案》)
幾天後，乾隆批給三法司核擬結案：“戴如煌所刻詩章，並無違礙，庸無議。”
一錘定音，是誣告。
於是，誣告者胡元傑也被斬立決。
那麽，胡元傑誣告其知縣，也是為了報仇泄恨嗎？
倒不是。胡元傑本是教私塾的，可能教得不好，“失館窮愁”，沒書可教，窮困潦倒。他在被刑訊之後供認，誣告的目的：“實隻意圖訛詐，恐所首事不重大不能脅製官者多得銀錢，因而喪心病狂妄加注釋……”
為了訛詐知縣，怕舉報內容不夠重大，達不到目的，就將知縣的詩集“妄加注釋”。
從焦祿到胡元傑，再加上二十多年前的趙永德【傳送門】，乾隆治下為什麽會有這麽多誣告者？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乾隆一邊說著“朕從不以語言文字罪人”(《清代文字獄檔》之《謝濟世著書案》)，一邊嚴打思想“悖逆”罪，於是，此類相關舉報也就成了小人報複、訛詐的利器。
但從焦祿、胡元傑最後的下場也可看出，就算是在乾隆朝，告密者也並不都是一告一個準。若被查實誣告，也是要被律法加倍懲處的。
注：引文摘自《清代文字獄檔(增訂本)》之《焦祿謗帖案》及《戴如煌<秋鶴近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