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三八“婦女節”，有一點和往年不同：很多人開始反感所謂“女神節”、“女生節”、“女王節”的說法，甚至對“婦女節”也有異議。
有讀者跟我說，“婦”字本身隱含著“工具化”的意味，因為“婦”字本意就是“灑掃庭院，家庭工具”，無論是從字源還是從曆史來看，都不難看到把女性工具化的色彩。既然如此，英語women直譯為“女人”、“女性”、 “女”更好，中性且無褒貶色彩。
這並不隻是摳字眼，應該說，對這些稱呼的敏感是一件好事，反映出女性主體意識的增強。然而，不同的人所敏感的點可能相去甚遠，有些人可能對“女神”的稱呼深感不適，但對“婦女”卻並不反感。
作家侯虹斌多年來一直在為女性主義呐喊，她在一篇《為什麽這個婦女節，“女神”不再是一種讚美了？》中就說，自己喜歡“國際勞動婦女節”這一全稱，這才是推動性別平等和社會進步的真正道路，而“女神節”則是一個消費主義的話語陷阱：
我們要的是平等的勞動權利，同等受尊重的價值，而不是為了打造成美貌的女神，成為被消費的客體。
不管是經濟上行，還是經濟不景氣，對女性來說，隻有勞動最光榮，艱難的路，才是最可靠的路。
這些話，當然也有道理，但說實話，給我的感覺是：相比起權力，她更警惕“消費主義”的侵蝕，然而她似乎沒有意識到，“勞動婦女節”本身也是一個話語陷阱。
為什麽這麽說？因為這一節日最初設立的目的，與其說是賦予女性權利，不如說是旨在動員出婦女的力量，促使她們為更宏大的目標努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全世界僅有四個國家的女性擁有選舉權：芬蘭、挪威、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但1914年大戰爆發後，參戰國不得不讓婦女走出廚房，去接替男性留下的崗位空缺、生產炮彈、參與戰地救護，如此等等。
既然國家需要她們，她們也確實做出了貢獻，那國家就不得不調動其積極性，為之賦權。因此，在一戰之後，各國都陸續開始開放婦女的選舉權。反過來，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都保持中立的瑞士，由於並無征召婦女勞工的戰爭壓力，女性晚至1974年才獲得選舉權。
這是很現實的事：戰爭期間，每個國家都要動員出自己的全部力量才能獲勝，即便是二戰時的美國，也不得不讓更多女性參與工作，因為數百萬男人都去打仗了，勞動力嚴重短缺。要不然就很難解釋，以瑞士的發達程度，女性權利為何那麽晚才落實。
為什麽現代的“婦女節”由共產國際設立於1921年，原因就在這裏。從這個曆史脈絡來說，乍看是當時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更重視女性權益，但內在來看，則是這些國家的總動員機製需要把婦女、兒童等原本邊緣的社會群體，全都組織起來，激發其參與，從而更好地實現國家目標。
中國也是如此，現代曆程中對女性的解放、動員女性走出家門，都是為了國家需要，而不是女性權利本身。民國時期最早的一批托兒所、公共食堂，乍看是為了減輕女性負擔，但其實是為了讓職業女性可以更好地投身“抗戰建國”的工作，為國家服務，因為女性已經成為可動員的最重要人力資源之一。
深町英夫在《教養身體的政治》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樣的路徑，結果就是蘇聯女性模式最終獲勝：“‘蘇聯式’婦女確實是欲求‘解放’之婦女的勝利，但同時似乎也顯示出國家對家庭的勝利。”
當然，話說回來，這也是曆史性契機，不管國家的動機如何，女性順水推舟，也確實可以獲得一些在正常情況下很難獲得的權利。然而，這一模式隨之帶來一個問題，就是在社會革命未完成之前，女性將承受兩麵夾擊：
在性別分工仍未消除的情況下，或為獲得個人自由、或為生活所迫，多數婦女不得不苦於工作、家庭的雙重負擔。是故，兒童是“牽累”的慨歎，經常出現於婦女新生活運動的機關刊物上。（深町英夫《教養身體的政治》）
這裏的原因在於：蘇聯模式旨在動員女性這一重要人力資源，是為了“把女人當男人用”，想要她們加入勞工隊伍，利用其生產力，但對其私人生活中的家務、生育等的保障卻明顯不足。
其結果，到了1970年代，雖然僅有3%的蘇聯婦女認為隻生一個孩子最理想，但事實上隻有一個孩子的婦女卻高達64%，而一個孩子也沒有的婦女還占了17%。當時有位女作家的辛辣地諷刺：“蘇聯婦女被叫去參加生產，卻被剝奪了再生產。”——這是個雙關語，因為“再生產”也指“繁殖”。
標語是：“光榮屬於蘇維埃勞動婦女！”
當然，也許會有人說，女性地位提高了，生育率下降，這是很自然的事，因為女性有機會參與到社會更多方麵，才能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價值不能隻靠生育。何況，隨著女性自我價值和自主權利的提升，生育對女性的成本越來越高，不願被生孩子束縛也是獨立意識的體現，可說是“主觀上覺醒，客觀上有了選擇權”。
不可否認，女性自身的覺醒也很重要，但現在有一個普遍的誤區：女性有了生育自主權，就一定會少生或不生。其實未必，至少法國、瑞典的實踐相反，如果社會有足夠的保障，生幾個沒有後顧之憂，有些人真的喜歡孩子，現在的問題是她們想生都不敢生。
既要你走出家門努力工作，實現全社會的進步（隨便是什麽大目標），另一麵生育保障又很滯後，多生一度甚至還要受罰，那麽很自然的，人們會發現，在這樣的環境底下，少生或不生才是理性的選擇。因為生育成本都是自己承擔的，不然你請一年產假試試？回來工作就保不住了。
這就是當下女性所麵臨的現實。所謂“勞動婦女”，推崇的是“能成為生產力的那部分女性”，往往還隱含著“為國奉獻力量”的意味，是履行義務來換得榮譽，還不止是“通過自己的工作來賺錢”，這就是為什麽一個娛樂明星即便賺了很多錢，但好像總歸和“勞動婦女”的形象格格不入。
不僅如此，還有一點也非常值得警惕：“勞動”的話語，潛在地貶低了女性的其它工作，比如家務、照護家人，在全世界都是主要由女性承擔，但在國內的話語裏，幹這種活的隻是“家庭婦女”而非“勞動婦女”，因為“勞動”是指公共領域裏為國工作——在那個時代背景中，勞動=成為工人階級的一員。
實際上，英文隻是International Women’s Day（可直譯為“國際女性日”），“勞動”一詞是硬塞進去的。我當然支持女性參與工作來獲取應有的報酬、不受職業歧視，但到了如今這個時代，如果還覺得隻有“勞動婦女”才是有價值的，那恐怕難免會導致對女性其它大量勞作價值的否認。
更進一步說，我們也不應該把女性及其勞作分出三六九等。有位女性朋友說：“我很討厭婦女這個詞，從小就非常討厭，感覺就把女性分成了已婚、未婚、還能不能生。”她的直覺是對的，無論是“婦女”、“勞動婦女”還是“女神”，實際上都隻突出了“某一部分女性”，隻不過基於不同的訴求來彰顯這部分女性的價值，但這就潛在地忽視乃至貶低了其他女性。
“女神節”之所以令人反感，也在於此。它原本是商家創造的說法，因為“婦女”似乎顯得老土（讓人想起“中年婦女”），常常也不涵蓋作為重要消費者的未婚女性，但令人不適的是，這個詞在世俗意義上並不能代表全體女性，還帶著男性凝視的色彩。
對消費主義的警覺當然有其必要，但反過來說，資本的逐利也能推動滿足女性那些本應合理而不被看見的需求，在某些情況下，消費主義甚至是對女性的一種解放——女性有了自己的錢，想買什麽就買什麽，那本身就是一種不可低估的重要權利。
在那些女性權利已經得到較好保障的國家，人們關注的重心轉向消費主義的隱蔽操控，這很好理解；但在我們這裏，同樣的談論，卻難免有一種“前現代操心後現代弊端”的錯位感。不管怎麽說，消費主義還會討好消費者，權力可沒有這一說。
毫無疑問，身處兩麵夾擊中的女性肯定不易，不同話語也幾乎都有陷阱，但最重要的不是單純讚成或反對哪一種話語，而是看清自己的處境，反過來利用這些話語，最終通向自我解放。